文/郭冰茹

在全球化语境和世界文学的格局中，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并以此构建中国文学的话语体系是当代文学的历史使命。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些年的文学创作，以书写重大现实题材来重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
借助创造性地转化文学传统，探索能够体现“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
利用“文体融合”或“综合写作”表达文学观念的新变。这些文学实践都体现出文学界构建中国文学话语体系的趋向和努力。广东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参与者，一方面显现出紧随当代文学走向的整体趋势，另一方面也以鲜明的地方性特征，努力讲好当代“岭南故事”，让“岭南故事”成为“中国故事”的有机组成。

一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曾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中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
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他的这一基本判断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回到文学本身”的呼声中受到一定的质疑，但很快，在文艺界对“纯文学”的反思，对社会现实、社会文明建设的关注中，重大题材、主旋律作品又回到创作者的视域中来，曾经被个人的情感、欲望、私密空间所拆解的宏大叙事得以重建。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意识形态对主旋律文艺作品的倡导从未间断，并提供了相应的制度支持和保障；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文学自身的自律性要求，显然过于执着“小我”的狭小空间，沉浸在人生无常或历史的虚无感中，会使文学失去把握现实的能力，失去升华的空间，进而失去文学本身的生命力。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重建宏大叙事成为开启文艺界讲述“中国故事”的新篇章，而广东文学也在这一脉络中凸显出自身的特点。

近年来，广东文学对宏大叙事的主要书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重大题材的处理。广东的纪实文学对现实生活的介入表现出一种特有的迅敏，《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岭南万户皆春色》等作品聚焦于小康社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扶贫攻坚这些新时代人们最关心的历史命题展开记录。作品的落脚点虽然是岭南，反映的却是时代的脉搏；
书写的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范，从中更透出开放兼容、务实进取的广东精神。

二是对革命历史的再次书写。这不仅体现在纪实性作品中，比如长篇报告文学《信仰——周恩来岭南纪事》《脚印——人民英雄麦贤得》《黎明之前——广州起义纪事》，也体现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比如庞贝的《乌江引》、王溱的《第一缕光》。这些作品既写出了革命者的理想、信仰、奋斗和牺牲，也写出了革命者的困境、挣扎和个人情感；
既写出了革命斗争的恢弘壮阔，也兼顾到日常生活的寻常细碎；
既有伟大中的平凡，也有平凡中的伟大。这些作品能够直面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塑造丰满生动的英雄形象，不仅在价值层面上表现出理想和信仰的崇高，在美学层面上显现出人性的崇高，也改变了碎片化的历史叙事方式，在一定意义上重建了整体性的历史观。

三是对现实的强烈关怀。非虚构写作在这方面有着独有的优势，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孙善文的《深圳买房记》、王国华的《街巷志：深圳体温》都是从写作者个人的观念、立场、感受出发，带着自身的困境和思考，书写“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生存感受。虽然都是以个人化的方式介入文学书写，但与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个人化写作”非常不同，这些非虚构写作并没有在个人经验上敲敲打打，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可以说是文学书写介入社会生活最尖锐也最有冲击力的方式。与非虚构写作相呼应的是小说创作，张欣的《千万与春住》、吴君的《晒米人家》、盛可以的《女工家记》等作品，都深入到了日常生活的肌理，在世俗的点滴中写出经济的飞速发展、现代文明的快速扩张带给人的复杂影响。这其中是混杂着伤感与茫然的奋斗、困顿与消沉的进取，现代生活的两面性在这些书写现实的文本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既叩问人性，也表达出一种试图建构现实生活诗意乌托邦的努力。

近年来的广东文学从不同角度重建宏大叙事，让“中国故事”再现了“历史创造者”的激情和理想主义的光辉。如果文学不仅仅被理解为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更被视为一种想象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式，那么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些年对宏大叙事的重建也就不完全是杰姆逊所说的服务于现实文化需要的“民族寓言”，而是当代中国在与历史和现实的不断对话中，确立并确认自身主体意识的话语方式，广东文学无疑深刻地参与其中。

二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当代文学一直是在回应西方现代性的冲击，或者说在“影响的焦虑”中讲述着“中国故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几乎同时出现的“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就分别从回到民族文化传统和积极学习西方两个向度，探寻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之路。随着“寻根”的落幕，“先锋”形式实验的无以为继，当代文学需要重新处理自身与文学传统的关系，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以及在创作中“先锋派”的集体转向，都在某种程度上显现出重新认识传统，创造性转化传统的迫切性。

回溯百年新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借助批判章回体小说来批判“旧传统”是新文学发轫之初新旧文化冲突的必然。但是，新文学这种对待“旧传统”的态度在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中发生了变化，茅盾对新文艺作品只能进入知识分子的阅读圈感到非常失望，认为新文艺应该学习旧小说讲故事的方法，以争取更广泛的读者。“旧传统”因此在“旧形式”的意义上得到了部分吸收和肯定。1940年代，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构建中强调“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民族形式”，民间的、传统的、本土的叙事资源再次在形式的意义上受到关注，利用“旧形式”创造“新内容”成为当时的普遍共识。然而，正如杰姆逊对艺术形式的分析，“当过去时代的形式因素被后起的文化体系重新购入新的文本时，它们的初始信息并没有被消灭，而是与后继的其他信息形成新的搭配关系，与它们构成全新的意义整体”。中国当代文学对“民族形式”的成功探索出自《小二黑结婚》《红旗谱》这类灵活化用传统叙事资源的作品，而非完全套用章回体形式讲述革命历史的“革命英雄传奇”。即便是新时期文学中的“寻根”，在写作方式上也多使用西方现代小说的叙事技巧，比如叙事时间的中断、停滞和跳跃，叙事人的视角越界，借助人物梦境、幻觉、潜意识塑造人物性格等。这都说明民间的、本土的文化资源逐渐超越了文艺界对“旧形式”的理解受到关注，而要讲好“中国故事”，探索属于中国自己的“民族形式”则需要我们将民族文化传统视为一个包含了内容、形式、审美、精神意蕴的意义整体。

1997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白门柳》可以视为广东文学中较早对文学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文学实践。小说写明末清初的社会巨变和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真实的历史人物都需要作者将承载明末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意义整体来表达。这部作品虽然没有借用章回体，但文中大量古典诗词营造出的意境，构成了古典文学传统与当代文学的对话空间。新近出版的《燕食记》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从岭南饮食风物着眼，写大湾区的世纪沧桑。李敬泽说：“《燕食记》里，时间流逝、人世翻新、众人熙来攘往，如梦华录、如上河图，这盛大人间中，舌上之味、耳边之声，最易消散，最难留住，也最具根性，最堪安居。”这一评价实际上也点出了《燕食记》与中国古典世情小说的渊源。

作为意义整体的“民族形式”当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作品的形式，当文学成为一种想象世界的方式时，地方性经验往往成为其中最重要的构成。近年来广东文学对地域文化、风土人情的描摹早已超越了当年“寻根文学”对地方色彩的认知，成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表达。郭小东的“中国往事”五部曲（《铜钵盂》《仁记巷》《光德里》《桃花渡》《十里红妆》）以家族史的方式，借商贸往来带出了潮汕地区的民俗风物和世态人情，这其中对银钱汇兑和侨批中蕴含的诚信与契约精神的书写，展现出传统的岭南文化中极具现代意识的部分。陈继明的《平安批》借潮汕地区侨批文化中的诚实守信、重情守义，将个人命运汇入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中，以一方人的道德情操写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卢欣的《华衣锦梦》选择的是粤剧服饰的制作技艺，并以戏服文化串联起祭祀、饮食、日常交往等社会民俗，写出广州近百年的市民生活史。还有梁凤莲的《赛龙夺锦》原是一首描述岭南端午龙舟竞渡的热闹场面的丝竹乐曲，作者将其用作书名，以历史的大视野为广东音乐的创始人和传承人立像，更是为百年流芳的广东音乐立传。这些作品对民风民俗的细腻勾画不仅成为“民族形式”的标识和体现，也传达出一种来自民间的坚忍不拔和自强不息，也正是这种地方风物和民族精神成为一种与全球化相对应的地方性知识，为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注入新时代的内容和意蕴。

作为“中国故事”的表达方式，当代文学对文学传统的利用，对地方风物的书写不仅是探索“民族形式”的需要，也是当代文学成为“中国制造”的文体需要。近些年广东文学的这些文本实践反映出当代中国在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不断对话中建构自身文化身份的一种努力。

三

讲好“中国故事”，才能有效地服务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分析了构成话语实践主体部分的陈述（statement）所具有的某种整体性特征，说它包含了对一个话语事件的界定和阐释、对其发展过程和各种对应关系的描述，以及对其结果和意义的评论，等等。在此，陈述本身不仅是一个被叙述的单位，同时也是一种功能。因此，当我们将“中国故事”视为一种陈述时，在关注其内容和形式（被叙述的单位）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基于这种文学生产带来的观念变化（功能）。换言之，也只有将“中国故事”视为一种“整体性”的陈述，才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当代文学之于中国话语建设的实践意义。

文学观念的变化与语境有关，也与经济发展状况有关。新时期以来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文化消费市场的成熟和作家创作主体性的增强，也促使文学生产过程中的写作观念、表现方式和审美追求从一元走向多元。这些转变直接冲击了既定的文体意识和雅俗边界，成为文学观念变化最直观的表达。

就文体意识而言，现代文学中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的文体四分法是知识界对中国传统“杂文学”的现代分类，每一种文体因此有了自己的文体标准和写作规范，但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文体之间依然遵循着“大体须有，定体则无”的原则。早年萧红就曾为自己的小说写法辩解过，她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这多少说明了文体之间的边界是流动的，是可以相互渗透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伴随着写作者文体意识的自觉，文学如何反映生活、如何书写现实、如何处理写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就不仅是技术问题，也表现为对文体边界的再认识。韩少功在讨论叙事艺术的危机时说，“我想可以尝试一种文史哲全部打通，不仅散文、随笔，各种文体皆可为我所用，合而为一。”祝勇在与敬文东关于《旧宫殿》的对话中也说“在今天，要想较为恰当地展示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的世界，综合写作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单一的文体模式在运用上十分单调和单薄，与历史的复杂性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21世纪以来不少文学创作都呈现出这种文体跨界的写作趋势，比如李洱的《应物兄》、王尧的《民谣》、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等。近些年的广东文学也回应了韩少功“为我所用”的文体意识。熊育群的《己卯年雨雪》是一部书写战争中的仇恨与宽恕、人情与人性、大历史与小命运的长篇小说，但作者同时也叠加了其他文体的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文体跨界的写作实践，通过将大量田野调查所获得的一手材料、阅读积累的相关知识以及收集整理的历史文献融入作品，这部有着鲜活人物和繁复故事的长篇小说也呈现出史传文的某种叙述风格。

不过，从文体意识上看，最具有文体开放性的是近些年引起广泛关注的“非虚构写作”。徐刚在《虚构性的质疑与写作的民主化》一文中对“非虚构写作”做了如下界定：“当它与文学‘嫁接’时，产生的是诸如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常见文类；
当它向新闻靠近时，则会呈现出类似深度报道、特稿和特写的艺术风貌；
而当它与社会人类学相关时，我们看到的则是田野调查、口述报告和民族志研究意义上的作品。由此，旅行笔记、个人日记、历史散文、社会调查、深度报道，甚至某种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都可构成非虚构写作的重要内容。”在非虚构写作方面，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成为广东文坛上的代表性作品。

文体意识方面的“综合写作”和“为我所用”同样表现在当代文学的内容生产上，这是因为文化市场的成熟赋予了文学作品以文化消费品的性质。换言之，如果“中国故事”不能为更广大的文化消费者提供精神上的滋养，那么文学中关于中国形象的表达、关于现实人生的反映将无以附丽。也正因如此，文学创作中的“怎么写”就不仅涉及写作层面的表现方式和叙事技巧，还需包含阅读层面的读者体验，反映在内容生产上便是严肃文学对通俗文学的类型征用。比如，麦家的“特情小说”以悬疑小说写理想信仰，写人性的崇高和伟大；
冯唐以“情色小说”写青春和梦想；
等等。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文化市场发展得更为成熟，张欣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写广州这座她居住的国际性大都会。那些俊男美女、香车宝马穿梭在公司商场、豪宅会所之间，上演着一幕幕欲望都市里的情感历险，图书市场直接将她的小说定位为“都市言情”。这些小说有着类型小说的物质外壳，却能深入到人性的细微之处，属于叫好又叫座的畅销书。此外，一些更年轻的写作者也尝试通过类型文学，以一种更敏锐的思辨力和想象力重新构建人与现实的总体性关系，这突出地反映在对科幻小说类型的利用和转化中。比如庞贝的《独角兽》、王威廉的《野未来》、黄金明的《幻想故事集》等，都以科幻小说的方式，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科技社会带给人类的种种伦理困境和心理冲击，这类作品可以说是对“科幻现实主义”的某种探索。另外，还有王十月的《如果末日无期》、陈崇正的《黑镜分身术》《猫头鹰》等，它们或者将科幻小说与创世神话融会，或者让科幻小说与乡村怪史连接，构成一个个虚实结合、神秘奇崛的文本空间，这些创作显现出写作者想要突破写作惯性，在文学领域重建一种“未来诗学”的努力。

随着主体经验、客观知识、大众审美等因素越来越自由地进入故事的讲述过程，传统的文体边界和雅俗壁垒也得到相应的调整。文学观念上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代文学的生产样貌，也为我们重新讲述和阐释“中国故事”提供了新的视角。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当代文学正在与历史的对话中重建宏大叙事，在与现代文明的交汇中探索民族形式，在文体融合和雅俗并举中呈现文学观念的变化，这些文本实践不断探索着“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也显现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一种趋向和努力，广东文学正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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