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凡 刘凯丽

从石河子下野地走出来的作家黄毅，怀着对新疆自然地理、历史文化以及人文风貌的深深眷恋，用心感知脚下火热的大地及其丰沛的内在，写下了《骨头的妙响》《新疆时间》《疼痛史》等多部富有深度与内涵的作品。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创作，作家黄毅都以高度敏锐的感知力和超乎寻常的语言功力表达着对时间本质的追问、对疼痛体验的思考、对历史记忆的回望。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散文集《新疆时间》和新近出版的散文集《疼痛史》可以说是黄毅的代表力作，通过两部散文作品，作家将时间的现在与过去对接，以此为基础把对宏大的地理空间的抒情性散文叙事转向越发微观的身体空间和精神空间。更有甚者，作家黄毅从个体的疼痛经验来书写整个人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疼痛经验，通过书写身体的疼痛、精神的疼痛，以及历史的疼痛，传递出作家乐观坚毅的生命意识以及诗意化的人生向度。

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谓作家情感的表现和内心世界的外化，在创作中作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身的情感经验和生活经历投射到文本中去。而对于作家黄毅来说，新疆见证了他的出生与成长，对新疆这片特定时空的体验让他的文学实践始终带有一种解剖式的自省和洋溢式的率性，在来回之间形成了颇具个性且又兼具共性的哲学思辨。正如黄毅自己所言：“我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下野地。和一些兵团作家谈起这个时，我说我是兵团下野地人，但和南疆的人在一起时，我又可以说自己是南疆的；
和石油系统的人在一起时，我也可以说自己是石油人。”进一步地说，黄毅和刘亮程、董立勃等以书写新疆为主要创作指向的作家一样，心中怀揣着对生长之地新疆的热爱与至诚，他们以不尽相同的文笔文风书写着脚下这片大地，借以不断展现独特的西部世界对个体成长和文化心理潜移默化的影响。

学者陈剑晖在《中国散文理论存在的问题及其跨越》中认为：“‘个人经历’是个人历史的真实记录，它是一种‘实在’是难以更改的，而‘个体经验’是对以往‘个人经历’的一种整合。它一方面已不具备‘个人经历’的即时性和临场感；
另一方面又加进了不少作者主观想象的成分。”简而言之，作家黄毅的人生与新疆有着难以割舍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他在多年的创作中始终以新疆为底色，通过出色的语言功底将个人的生活经历凝练成一篇篇抚慰人心的文学作品。从中学时代短跑六十米、一百米以及跳远记录的保持者到如今腰不能弯的病痛以及日渐衰老的生命状态，步入花甲之年的黄毅似乎经历了人生的一大波折。在散文集《疼痛史》中，作家讲述了其在中年遭遇腰痛和痛风两大病症之后难以计数的求医问药经历以及其间往来奔走的艰辛。在治疗身体上的疼痛时，也让他对精神的疼痛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疼痛不仅是肉体的疼痛，更为危险隐秘的是精神疼痛。但如果对疼痛做正向的思考，疼痛则能“让人守法知礼，让人温良恭俭让，让人心存敬畏”（散文集《疼痛史》）。在作家看来，疼痛是一个人的事情，因为疼痛无法言说也难以分担，无论是肉体的疼痛抑或是精神的疼痛，外人都无法真正做到感同身受。因而疼痛者就非常容易陷入一种孤独的甚或抑郁的心境，尤其在应对难缠的疾病中，一次又一次地求医问药，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后的绝望。在《失败，从不需要夸大》中，黄毅写道：“自从腰椎间盘的麻烦纠缠上我以后，我就开启了漫长的治疗模式，用艰苦卓绝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各种官方与民间，正规与野路子的医治方法用了不计其数，但收效甚微。”（散文集《疼痛史》）虽然求医问药多年不见成效，自己却还是怀有坚韧的希望，于是前往乌鲁木齐南山白杨沟拜访一位哈萨克族牧民医者。黄毅用现实的例证提供给人们一种独特的生活态度——与其妄图战胜疼痛，不如选择与疼痛握手言和。当然，疼痛也可以激发生的希望与活的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说，疼痛也是一种人生体验或说“财富”。在黄毅看来，自己是疼痛的产物，自己的一生也伴随着形形色色的疼痛。正是因为他对疼痛的“刻骨铭心”，让他对“疼痛”的知觉和表征产生了智性的哲思与体悟，从而使其迸发出更为坚毅也更强烈的生命意识。在黄毅的散文中，关于身体疼痛与精神痛苦等生命意识的诸般抒写，很大程度上源自作家对个体经验的诗性呈现与表达。

个体经验的言说不仅体现在作家对疼痛经验的历史记忆书写，还涵盖了个人对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的现代解析与探索。在《不可确定的羊》一文中，作家讲述自己在阿勒泰的山地遇到一只“戴乳罩的羊”，这其实是草原上的牧民为了获取更多的羊奶，让母羊戴上乳罩来控制母羊对小羊的哺乳。而在场的“我”十分感慨羊群绝不会因为一只戴乳罩的母羊而产生异样的目光，母羊“没有丝毫的羞怯和慌乱，更不会对我的无礼目光产生丝毫的愤怒”。淡定自若的“自我”和视而不见的外界眼光都让“我”从羊群这样的自然品质上联想到人类自身的行为与举止。此外，作家黄毅还通过目睹两只南疆大尾羊的“格斗”，引发了对人类与动物的一系列思考。羊本是性格温和甚至懦弱的动物，白羊和黑羊的格斗与角逐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制造出来的，这种无奈之举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某种欢悦。在两只羊较量的过程中，作家黄毅读出了羊所具备的光明磊落的品质，格斗彰显的是一种悲壮的古典英雄主义气概。

一些比较了解黄毅的作家、学者对其博学多闻的文学底蕴和语言功底印象深刻，作家周涛就曾认为黄毅有着骏马般的才华。而从个人创作经历来看，早年间从事诗歌写作，之后逐步涉猎散文、影视剧、基本上美术评论等多个向面的创作，黄毅由此也被誉为新疆文坛的“多面手”。无论是散文集《新疆时间》中对远阔山河、美食文化以及历史遗迹不遗余力地赞许，还是散文集《疼痛史》中对疼痛感受的有感而发，黄毅的散文语言自始至终体现出一种诗性的意义建构，正如评论家何英的评价：“这使得他的散文大多数时候近似赋，铺张扬厉，铺采摛文。诗人的炼句本能、想象的奇瑰、抒情主人公的主场意识、对具象的迷恋……黄毅是散文的古典派。”（散文集《疼痛史》代序）我们不难发现，黄毅的作品体现了其语言的诗性建构和华丽豪迈的文学笔法。在《新疆时间》中，作家将“诗赋欲丽”的风格发挥到相当的程度，他在对新疆的风情万物展开描述时，采用大量句式的排列铺陈和华丽的辞藻，使得其散文的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波澜壮阔的纵情豪迈和不凡气度。在对新疆的自然风光进行图景式的描写中，黄毅状物抒情，把新疆辽阔的大地视为坚毅果敢之男性的躯体，将昆仑山比作“骄傲的头颅”，将天山比作“隆起的肩头”，博格达峰和托木尔峰则为新疆大地的“二肱肌”，同时将塔里木河、额尔齐斯河视为“偾张的血脉”，将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看作“肌肉排列的胸腹”，将森林比作“茂密的络腮胡子”，将牛羊比作“肌体的汗珠”，等等。在这一段落的抒情叙事中，黄毅犹如大鹏展翅，张开浪漫想象的翅膀，运用连续铺排的句式，加之一系列生动贴切的拟人手法，行文之中飘溢着作家对新疆壮美山河的无比热爱与真情赞美。

陈剑晖在《中国散文理论存在的问题及其跨越》中曾指出：“散文的‘文化本体性’则是散文的基础。它是从诗、思、史三者融合的高度来要求散文。”作家黄毅散文的诗性语言同样体现在他自己在语言深层的自我反思与解剖，由而促使其散文具有“思”的纵深度。在《疼痛的缘起》中黄毅写道：“疼痛是肉体的哗变，灵魂的背叛，也是外部力量作用于精神而产生的不同梯次的震颤，是温暖的熄灭，甜蜜的稀释，美好的飘逝，健康的病变，阳光的黯淡，清风的污浊……”（散文集《疼痛史》）虽说疼痛是不可名状的存在，但黄毅通过智性的思考，用激扬的笔墨和非常具象化的辞藻将肉体的疼痛比较传神地呈现出来。我们不难发现，作家黄毅有着丰富的联想力、深厚的学识以及热烈的情感，因而其在散文叙事和抒情上呈现出近似汉赋一般的修饰与豪情。同为新疆走出来的散文家，刘亮程的散文在语言上与黄毅的散文就形成鲜明对比，曾有学者就指称刘亮程散文的语言风格是“裹挟着泥土气和牛粪味的诗性语言”，“精短而又不失细腻的短句式、短段落为其主要表征。如他散文中的段落，不少是由一句话或一个短语构成的”。而黄毅的散文往往篇幅宏大，尤以《不可确定的羊》《味蕾上的新疆》《乌鲁木齐读本》《新疆四季》等可见一斑，这种下笔万言的丰沛和气吞山河的壮阔让人惊叹。而实际上，刘亮程和黄毅都是由诗歌创作转向散文创作，但由于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和审美表达各有不同，故而形成了两人各自不同的语言风格。

在“诗”与“思”的基础上，黄毅的散文更具有一种历史及文化的厚度，其在行文中引经据典，时常体现出一种诗性意义上的“文化本体性”。在《野马》中，作家并不局限于讲述蒙古野马的回归故地，而是纵论古今，先从普尔热瓦尔斯克这座城市的历史开始写起，进而联想到珠穆朗玛峰和马可·波罗羊的命名，结尾处又引用印度的《奥义书》中对马的感人至深的赞美诗。在《想象月光下的唐王城》一文中，黄毅从月光下的图木舒克唐王城联想到《汉书》中对于这座唐王城的历史记载：这座古城在唐代时被置为郁头州州府，公元670年，吐蕃攻陷西域18州，郁头州为吐蕃所控。随后十几年间，唐王朝不断派兵收复郁头州，维护一方安宁。在公元692年，武威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恢复四镇，郁头州重见天日。可见在这片充满厚重历史感的土地上，和平得来是多么的不易。在散文的创作中，黄毅对历史、文化等知识可谓信手拈来，他可从一棵桑树遐想到拉失德汗王妃用桑树来制造三十二根弦的萨塔尔琴；
从喀纳斯湖边生活的图瓦人遥想到昔日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席卷欧亚；
从拜城联想到拥有深厚龟兹文化底蕴的克孜尔千佛洞历史……不得不说，黄毅的散文虽说在写景，其实也在写文化，在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中，穿插着对文明遗迹的追思和对历史的回溯。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辽阔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在天山南北的各族儿女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形成了文化相通、血脉交融、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可以说，这种“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氛围极大地影响到当代新疆作家的价值构筑和创作情感，在不同作家的叙事题材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彰显。对于作家黄毅来说，脚下的新疆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他对新疆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都有着更为深刻的感触与情愫。他用脚丈量新疆大地，用心灵体悟新疆风物，并且时刻不停地走在书写新疆的文学之路上。在他的诗歌、散文甚或影视剧中，新疆是其创作生命的底色和精神之源。新疆四季、新疆美食、新疆城市都构成了属于黄毅特有的“新疆风味”。作家黄毅在倾心书写诗意新疆的同时，不忘观照新疆自然地理中的民俗风情以及人文景观，更是通过对“疼痛”的智性思考来关注人类整体命运的精神脉络。

“在共同体之中，个体之间的关系即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共同体作为由个体结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建构了自我与他人密不可分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有时是无形的存在，但是无形不等于没有。意识到他人与自我无形中缔结的联系，是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学者谢刚和江震龙在《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与共同体诗学建构》中认为作家在文艺创作中体现的共同体意识能够生成民族文学伦理，他们把民族文学伦理大致分为政治伦理和审美伦理：“在政治伦理层面，民族文学伦理倡导‘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各族之间平等团结、共同发展；
个体与中华民族命运相连、荣辱与共；
个体与他人情感互通、认同共有。在审美伦理层面，民族文学伦理主张自我与他人的审美观念共生共荣，强调个体写作关怀他人的生存境遇、尊重他人的审美趣味。”更进一步地说，作家黄毅在多篇散文中呈现出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画面正是共同体意识在政治伦理和审美伦理的生动体现。

在《酒殇》中，作家黄毅以“酒”为引子，在充满柔情与酣畅的字里行间回忆起三位对酒当歌的蒙古族好友以及他们最后的殇痛归宿。在遥远的意大利佛罗伦萨，“我”重逢昔日的朋友巴登，然而身在异国他乡步态蹒跚的虚肿模样与多年前热情倜傥的少年巴登形成极大的反差——曾经的印象和如今的现况不禁让人唏嘘，在亲切的拥抱和无声的哭泣中两人再次挥手道别。而在“我”看来如同魏晋时期文士一般的阿尔木，能够在酒桌上吟咏一整段刘伶的《酒德颂》，在确诊为口腔癌之后，仍然对酒保持着超乎生死的喜爱，可半年之后又转移为咽喉癌，最后在北京撒手人寰；
老那则是一位酒桌上的沉默者，酒对他来说是能够赋予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本是一位在艺术领域造诣极高的木雕家，因为疾病的原因不能喝酒之后，老那也渐渐不再是原来的老那了。

如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黄毅的散文创作可谓别出心裁、匠心独运，其作品着力再现人与人之间亲如一家、肝胆相照的真心以待，其间体现的是一种具有博大胸襟和气魄的认同观。在散文集《疼痛史》中，作家通过对疼痛的共情认知和对个体经验的言说，构建一种超越性别、阶层等认知和惯性思维的文学世界观，而这样的“文学世界观”所彰显的共同体意识在其散文中进一步表现为人与人的共情意识：“在我看来，谁的疼痛都是我的疼痛，因此，我也希望我的疼痛是所有人的疼痛，把彼此的疼痛视为自己的疼痛。”（散文集《疼痛史》）黄毅将整个人类的疼痛与个人的疼痛视为等同，自觉担负起作家的社会使命，在所有人面前解剖自己的疼痛与脆弱，他的疼痛观与他的生命观和家国情怀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审思。

历经前期作品的波澜壮阔，黄毅在时间的打磨和心境的沧变之下，其散文逐渐变得醇厚，如同一坛美酒在岁月的酿造中渐渐变得层次丰富、淳甘馥馥。从书写地理空间的时间有别到身体空间的时间感受，黄毅的散文创作完成了从外部整体到内部个体的叙事转移，实现了他在散文叙事和抒情方面的重要突破。作家黄毅用充满诗性的语言和赋体化的文学笔法建构了美轮美奂的文学诗性空间，同时以诗情的高度、哲思的宽度和历史文化的深度构筑了其文学空间的多重维度。面对不同地域的民俗风情和自然生态，作家黄毅基于整个人类的考量进行共情感受，以尊重个性的共同体美学观展现了祖国各地的迷人风采。与此同时，黄毅也通过对童年记忆和个人命运的艺术再现，致敬了一代兵团人扎根兵团、艰苦创业、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前进史、奋斗史。在新时代的征程中，黄毅始终坚持以新疆为言说点，用自己的敏锐眼光去捕捉新疆风物，以个体经验向读者传递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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