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海英 赵功伟 胡墨绳

体质指数(BMI)增高与听力的关系尚存在争议。有研究认为较高的体质指数可以增加听力损失的风险[1],肥胖与所有频率听阈升高都有关系[2]。另一些研究却认为，肥胖与听力损失风险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Shargorodsky等,2010)。民航飞行员的工作具有一定特殊性，语言交流是飞行过程中陆空联系的重要方式，因此听力学评估是飞行员健康评估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保障飞行安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的目的是观察民航飞行员体质指数增高与各频率纯音听阈之间的关系，以提高飞行员对超重和肥胖相关危害的认识，加强飞行员对听力防护的意识。

1.1研究对象 收集2021年7月当月参加年度体检的Ⅰ类合格证飞行员1 110例(男1 097例，女13例)(2 220耳)为研究对象。年龄21～62岁,平均35.77±9.81岁。所有受试者既往均无因药物、肿瘤、炎症、外伤引起的耳部疾患史及手术史，无糖尿病及严重心脏病病史。本研究经中国民用航空局民用航空医学中心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

1.2研究方法

1.2.1BMI和分组 根据目前我国成人BMI标准[3]，将BMI<18.5 kg/m2、≥18.5 kg/m2且<24 kg/m2、≥24 kg/m2且<28 kg/m2、≥28 kg/m2分别划分为体重不足、体重正常、超重、肥胖四组。

1.2.2纯音听阈检测 在本底噪声低于30 dB A的隔声屏蔽室内进行纯音听阈测试，测试频率为250、500、1 000、2 000、3 000、4 000、6 000和8 000 Hz，分别由专业人员按照GB/T16403-1996 规定的方法进行双耳测试。计算500、1 000、2 000和4 000 Hz四个频率的气导听阈均值(PTA)。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1.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比较四组不同BMI民航飞行员的年龄、飞行时间、各频率纯音听阈及PTA，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两比较时行矫正检验标准(共4个组，矫正P<0.008 3)。采用偏相关分析(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PCA)分析BMI与上述指标的相关性。为了控制其他变量对听力指标的影响，将年龄、飞行时间作为分析的控制变量。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1四组不同BMI飞行员占比、年龄、飞行时间比较 1 110例民航I类飞行员中，BMI均值为24.09±2.76 kg/m2，平均飞行时间为6 324.36±6 494.42 h。超重、肥胖的比例分别为42.61%和7.39%。四组年龄和飞行时间均值比较结果见表1。随着BMI增高，年龄均值呈上升趋势，存在组间差异(P<0.05)，两两比较时，仅超重组与正常体重组年龄有统计学差异(矫正P=0.001)。飞行时间两两比较时，无明显组间差异(矫正P>0.008 3)。

表1 四组飞行员年龄和飞行时间比较

2.2四组不同BMI飞行员双耳各频率纯音听阈、语频听阈比较 由表2可见，双耳各频率纯音听阈及PTA在四组中均有明显差异(P<0.05)，与体重正常组相比，超重和肥胖组双耳多个频率的纯音听阈及PTA均明显升高(矫正P<0.008 3)(表2)。体重不足组双耳各频率纯音听阈及PTA较体重正常组均无明显差异(矫正P>0.008 3)。因为在民航招收飞行学员的听力标准和民航飞行员的年度体检听力标准中，对8 000 Hz听力均无特殊要求，故本研究中未关注该频率。

表2 四组飞行员双耳各频率纯音听阈和PTA比较

2.31 110例民航飞行员BMI与双耳各频率纯音听阈、PTA的偏相关分析 控制年龄及飞行时间对听力的影响，BMI与双耳纯音听阈的相关性总体上一致。BMI与右耳250、500、1 000、2 000、3 000 Hz纯音听阈均有明显相关性(P<0.05)，与4 000 Hz和6 000 Hz纯音听阈无相关性(P>0.05)；

BMI与左耳250、500、1 000 Hz纯音听阈均有明显相关性(P<0.05)，与2 000、3 000、4 000、6 000 Hz纯音听阈无相关性(P>0.05)。BMI与双耳PTA均有明显相关性(表3)。

表3 BMI与双耳各频率纯音听阈及PTA的偏相关分析结果

2.41 110例飞行员BMI与年龄、飞行时间的偏相关分析 控制年龄因素，BMI与飞行时间无明显相关性(r=-0.053，P>0.05)；
控制飞行时间因素，BMI与年龄有一定相关性(r=0.120，P<0.05)。

3.1民航飞行员超重和肥胖的现状 我国超过一半成人超重/肥胖[4]。本组民航飞行员中超重和肥胖的总占比与普通人群相比偏低，这可能与民航飞行员在从事该职业的首次体检时已将肥胖者排除在外有关。费翔[5]等的调查显示，中国民航飞行员肥胖率约为5.37%～7.58%，与本研究结果7.39%接近。印度民航飞行员超重和肥胖率分别为23.3%和46.3%[6],巴西则分别为53.7%和14.6%[7]，与本文研究结果差距较大，这可能与我国民航选拔体检制度和不同国家的肥胖分类标准有关。

3.2BMI对民航飞行员听力水平的影响 有研究认为，普通人群的超重和肥胖与听力损失风险增加相关[2]，BMI升高和腰围增加可能与听力损失的风险呈正相关[8]；
在调整饮食后，肥胖人群的听力损失发生率依然明显高于正常体重人群[9]。听力损失与肥胖之间关系的潜在机制可能是：过量的脂肪组织对毛细血管壁造成机械压力[10]，导致血管相对丰富的听觉系统受损。但是，Nuertey等[11]研究显示：在退休人群中，超重和肥胖者听力损失的患病率较正常体重者低。关于BMI对不同频率听力的影响，目前也存在争议。Croll等[12]认为，BMI与高频听力阈值升高呈正相关。但是Hu等[1]却认为，BMI升高与1 000 Hz听力损失有关。对土耳其飞行员的研究显示，高频听力损失与肥胖之间无统计学意义相关性[13]。

本研究中四组飞行员年龄和飞行时间比较的统计数据提示任意两组飞行员的飞行时间无差异，除超重组外年龄亦无差异。同时在进行偏相关统计分析时，以年龄和飞行时间作为控制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观察民航飞行员BMI与听力水平关系时，基本可以排除年龄和飞行时间对飞行员听力的影响。本研究发现飞行员BMI的增加与多个频率纯音听阈和PTA升高有关；
BMI与双耳250、500、1 000 Hz纯音听阈有明显相关性，这与Hu等[1]的研究结果相似；
在2 000、3 000 Hz两个频率，BMI与右耳纯音听阈有明显相关性，与左耳纯音听阈并无明显相关性；
BMI与双耳4 000、6 000 Hz听阈无明显相关性，这两个频率听阈值的升高可能更多与年龄、环境噪声等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有关[10]；
BMI与PTA具有相关性，PTA是反映语频平均听力水平的指标，在日常生活和交流中具有重要意义。Kim等[9]认为体重不足者听力损失患病率高于体重正常者，这与本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与本研究中体重不足组样本量较少有关。

BMI与听力的相关性的原因，可能是BMI升高导致脂质代谢紊乱、血管内皮功能障碍[14]、血液粘稠度增加、血管管腔变细，影响耳蜗微循环的血供和毛细胞的功能，导致听力下降。BMI与听力相关性在低频、部分中频纯音听阈以及PTA中表现更加明显的原因，可能与耳蜗解剖结构和生理功能有关：比如，耳蜗感受低频声音的部位在蜗顶区，耳蜗循环障碍会出现耳蜗缺血缺氧状态，导致内淋巴水肿，由于自蜗底向蜗顶基底膜劲度逐渐减小，内淋巴压力增加使各部位基底膜劲度相应增加，但对劲度较小的顶回基底膜影响最大，因而经常首先出现低频纯音听阈提高[15]；
另外，耳蜗血管纹毛细血管在接近耳蜗底回处最宽且最复杂, 越朝向顶回越狭窄且越简单(陈克光等,2012)，这也可能影响蜗顶区的功能。此外，飞行员经历频繁的气压变化，对内耳微循环会产生一定影响。

关于左右耳听力不一致、不对称的研究结果并不少见，陈雅丽等[16]发现汽车制造业工人左耳全频听力较右耳差，这种听力损失不对称可能与职业噪声暴露有关。民航飞行员BMI与听力相关性在2 000 Hz和3 000 Hz存在不对称现象的原因，可能与飞行员的职业用耳需求有关，民航飞行员从开始学习飞行到成为机长，大约需要十几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是坐在右侧驾驶座并且右耳使用耳机与地面保持联络，这可能是右耳听力受损明显的叠加因素。

3.3民航飞行员听力防护建议 民航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需要通过无线电陆空通话与地面保持联系，驾驶舱内有复合型噪声，需要飞行员具有较高的听力水平才能保证通讯无误、保障飞行安全。有证据表明，听力损失可导致飞行安全性下降，甚至飞行事故[17]，故民航飞行员的听力损失需要有针对性地早期防控。在本研究中，BMI增高与听力下降具有相关性，需要接受更密集的听力监测。对于年龄较大的飞行员，应更注重BMI管理和听力监测。对BMI较高的飞行员做好向正常BMI范围转归，并将听力保护的“窗口期”提前。因肥胖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密切相关,它们是突发性聋的危险因素，因此也要加强对民航飞行员慢性疾病的宣教和控制。

本研究调查了民航飞行员BMI分布情况以及BMI与听力的关系，有助于识别和评估潜在的危险因素，提前防控，避免和减少听力损失的发生，对提高飞行员生活质量、保障飞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根据民用航空医学规范，安全员和乘务员年度体检中无需进行纯音听阈检查，BMI与听力水平的相关性，是否也存在于安全员和乘务员中，需要进一步研究去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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