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 玲，孔祥利

(1.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2.信阳师范学院 商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到以出口导向为基本特征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中，有效发挥我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通过人口红利、技术外溢等效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这种发展方式随着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和国际形势变化而变得不可持续。一是随着人口老龄化步伐的加快，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也愈发凸显，低廉要素价格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二是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与动荡的外部环境下，“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模式也越来越难以为继；
三是长期依靠低廉要素价格参与国际竞争，往往缺乏提升自主创新的动力，难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四是参与国际代工虽然能够获得技术溢出效应，但无法掌握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容易在关键技术上受制于人。2016 年以来，在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逆全球化思潮开始蔓延、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国际经济循环明显弱化甚至受阻的情况下，必须发挥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1]53，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既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国际环境下把握经济发展主动权的必然选择，也是适应国内主要矛盾转化以及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的战略决策。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强大国内市场的形成离不开乡村这个最庞大、最具潜力的市场。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实行赶超型工业道路和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使得农业和农村的资源不断流向城市，导致农村和农业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带来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和农村发展的不充分。在脱贫攻坚战完美收官之后，“三农”工作的重点逐步转移到乡村振兴战略上来，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2]。当前，恰逢世界百年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交织的动荡变革期，各种风险挑战纷至沓来，必须牢牢稳住农业的基本盘，用国内发展尤其是农业农村发展的确定性来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带来的不确定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我国社会发展做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提出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1]15，同时也强调：“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1]20从国家顶层战略设计来看，就是要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实现路径，协同推进新发展格局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以契合国内主要矛盾转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近年来，关于乡村振兴和新发展格局的理论研究成果都颇为丰富，部分学者从科学内涵、理论逻辑和政策着力点等方面对乡村振兴战略展开分析[3-6]，也有学者对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时代背景、战略意义以及实现路径进行深入阐述[7-10]，还有学者探讨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11-12]，但鲜有关于乡村振兴和新发展格局二者之间内在逻辑和统合发展的研究成果。本文在理论界已有研究基础上，阐释了新发展格局和乡村振兴内在逻辑的学理基础和现实基础，探讨了二者的价值指向和统合发展的施策重点，以期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提供理论参考。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乡村振兴则是继中国新农村建设战略后进一步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部署。作为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两大战略规划，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带来新的历史机遇，而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也为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奠定坚实基础并提供充足动力，有利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两大战略规划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精髓，资源禀赋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原理以及马克思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生产关系四环节理论为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一)资源禀赋理论的分析视角

资源禀赋理论最早由Heckscher于1919年发表的《对外贸易对国际收入之影响》一文中提出，该理论认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区域资源禀赋的合理充分利用，要想以最低的生产成本达到最大的收益，必须不断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以提高生产效率。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是针对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资源禀赋状况发生变化而做出的战略调整，是对经济发展战略要与资源禀赋状况相适应经济规律的深刻把握。乡村振兴则是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强化引导资源要素向乡村流动的市场化机制和国家意志，将进一步优化城乡资源禀赋和要素配置，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我国积极对接国际市场的消费需求，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通过“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成功实现了经济的赶超。但是，依靠劳动力资源禀赋只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使我国的制造业长期处于“低端锁定”的困境中，且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和我国人口老龄化阶段的提前到来，继续依靠廉价要素成本和高资源消耗的发展模式参与国际循环已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必须及时进行资源的再配置、发展模式的再调整以增强自主发展能力，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从经济发展对国内资源配置的要求来看，城乡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是导致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重要原因。在城市优先发展战略思想的主导阶段，社会分工体系是单向度的，城市作为优质资源的吸收方，源源不断地把农村的资源吸走，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我国农村经济长期在低水平徘徊。笔者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2021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是2.5∶1。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围绕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目标对城乡资源配置做出相应调整和优化，通过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渠道来发掘乡村资源禀赋优势，利用乡村具有的转移劳动力、土地资源以及生态资源禀赋优势助力乡村产业发展，最大限度激活乡村沉睡要素和激发农民主体创造性，使得各要素在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中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内实现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

(二)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原理的作用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13]2。这表明生产关系是由当时的生产力决定，同时，生产关系又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14]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动力，“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并且“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13]2-3，从而引发社会的变革。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环境和条件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实现路径做出的重大调整，也是对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动态调整的战略部署。从国内的现实情况来看，现有的供给体系难以有效适配和满足国内需求是生产关系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并成为制约我国生产力水平提升的重要障碍。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中供需不匹配的矛盾以便更好适应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受到冲击，世界经济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迫使我国要尽快调整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新路径。将加快实施科技创新驱动战略作为提升生产力水平的重要路径，这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乡村振兴同样体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过程。马克思从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视角揭示了城乡从对立到融合的一般发展规律，认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15]。也就是说，城乡关系从对立到融合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须建立在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之上。当前，我国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十分突出，传统的农业生产关系已难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乡村振兴战略正是我国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趋势下对农村社会经济进行的一场深刻变革，既包括农业发展质量提升和乡村发展动能培育的生产力振兴维度，通过科技创新优化生产要素、改进生产工具，变革生产方式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也包括完善农村经营体制和深化农村“三权”制度改革等生产关系振兴的内容，通过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来不断消除阻碍乡村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以实现乡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全方位的互促与平衡。

(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环节理论的体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13]699。生产环节在社会再生产的循环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它既是国民经济循环的起点，也构成双循环格局与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

供需结构失衡和产能过剩成为当前国内经济循环不畅的主要原因。马克思指出：“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13]691。生产和消费互相依存、互为条件。尽管我国拥有全球最为齐全的工业体系，但中高端工业能力仍较为薄弱，国内供给端的创新性高质量生产能力难以满足需求端的消费升级要求，迫切需要进一步发挥“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13]691的功能，通过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使供给体系和国内需求更加适配，从而畅通国民经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再生产全过程。从国际经济循环来看，由于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制造环节，我国企业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不足，在芯片、光学、化工等领域的核心生产环节和关键技术上受制于人，经常面临“断供风险”。这不但影响了国内生产体系的完备性和自主性，也阻碍了生产过程的正常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不仅要通过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以聚集国际要素资源，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形成对国际大循环的辐射作用，还要以科技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为主攻方向，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依托超大畅通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更好“融入”国际大循环，促进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的良性互动。

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城”与“乡”在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中紧密相连，有效衔接。产业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和工作重点，也是乡村振兴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马克思认为：“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13]699，这说明，生产是交换的物质基础，反过来，交换的发展又成为扩大生产的前提条件。产业兴旺就是要在生产环节中不断丰富产业类型，扩展城乡交换的深度和广度，从“城城交换”和“乡乡交换”向“城乡交换”转变。从分配环节来看，“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16]；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除了要通过丰富乡村产业类型、调整乡村产业结构来增加可供分配的产品数量，还要提高农民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比例，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消费环节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也是新一轮再生产的起点。正如马克思所说，“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结束行为……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13]689。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是让村民生活富裕，生活富裕带来村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加强城乡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有效衔接，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实现城乡供需的动态平衡，更好推动整个经济体系可持续循环和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互促共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利于乡村产业的振兴和农民增收，在扩大乡村市场规模，挖掘乡村市场消费潜力等方面助力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另一方面，新发展格局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核心内容，以“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为本质特征，就是要推动要素在城乡之间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打破城乡分割，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助力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现。

(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

1.乡村振兴以农业产业振兴与粮食安全为要务，夯实国内大循环的物质基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的提出与当前逆全球化思潮蔓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国际环境有关，我国遭遇被“卡脖子”的被动局面不仅体现在科技层面，还有可能出现在农业生产领域。粮食安全问题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农业生产领域一旦遭遇“卡脖子”，将直接关系到我国亿万人民的生计问题，其风险及后果远甚于科学技术领域的“断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底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的那样：“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17]。一个国家只有牢牢掌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才能把握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不确定性世界贸易格局下，加强国内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生产和供给既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统筹发展与安全，为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物质基础。虽然我国粮食总产量已连续6年稳定在0.65万亿公斤以上，实现了历史性的“十七连丰”，但是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优质农产品的供需状况仍处于紧平衡状况，并且由于“人多地少”的资源约束，我国对部分粮食种类的进口需求比较大，尤其是大豆消费严重依赖进口。因此，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仍然把“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放到首要位置[2]，《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更是强调了乡村在保障农产品供给和粮食安全等方面的独特功能，提出要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战略，这里的“以我为主、立足国内”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立足国内市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战略导向相一致，都是强调经济发展的自足性，只有把农业的“芯片”——良种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逐步提高我国农业产业的技术水平、改善农业产业的供给结构，才能降低我国对部分进口农产品的依赖，为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通过农民增收与生活富裕提升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助力于夯实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我国长期以来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导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异较大，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2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741 2万元人民币，农村居民只有1.893 1万元人民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解决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通过乡村产业振兴带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让改革开放的成果能够惠及广大农民，实现城乡居民的共同富裕。农民只有生活富裕富足，才会提高消费水平，释放农村消费市场的潜力，更好发挥消费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强调的“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的内涵高度契合。由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低收入者，因此，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持续增收能力对于扩大内需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产业兴旺带动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释放乡村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在强劲的农村消费需求拉动下实现国民经济的畅通循环。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统一大市场的支撑

1.构建新发展格局通过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这四个环节的循环构成了生产关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内容，要打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堵点和梗阻，关键在于畅通城乡之间要素供给的循环，形成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自由流动机制，让乡村振兴成为畅通国内农村市场经济循环的重要引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量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从乡村源源不断流向城市，而城市要素却很少流入乡村，这种“虹吸效应”使得乡村本就稀薄的要素资源更加短缺，严重削弱了乡村的自我发展能力，陷入“生产要素流出—经济发展缓慢—要素回报率降低—生产要素进一步流出—经济发展更加缓慢”的恶性循环，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对长期以来城市优先发展战略的一种纠正，而乡村振兴战略所致力于推动的“城乡融合发展”又与通过构建双循环格局确保各类要素向农村的流动密切相关。只有推动城市的资本、技术、人才和数据等要素与乡村独特的资源相融合，实现乡村资源要素与全国市场的对接，才能激发乡村市场的巨大潜力，加速形成城市与乡村竞相繁荣、联动发展的新局面，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广阔空间。由于要素在乡村的报酬率较低，单靠市场力量扭转要素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的单向配置难以实现，这就需要通过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的有机结合来实现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与优化配置。一方面，在政府的引导下使得城市的产业资本、先进技术等要素向乡村倾斜配置，通过城乡之间人力、财力、物力要素的双向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乡村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会提高要素在乡村的报酬率，进而吸纳更多的优质要素流入乡村，使得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发展得以相互配合、相互促进，通过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全过程，实现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国内经济大循环。

2.构建新发展格局通过科技创新突破制约优质高效农业与乡村振兴的技术瓶颈。新发展格局叠加了国际政治态势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迫切需求，在单边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此起彼伏的经济全球化逆流背景下，缺乏面向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我们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8]这意味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种寻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旨在解决我国国民经济循环中企业与农业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过高的问题，推动我国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是引领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能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整体的生产力水平。对于乡村发展而言，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诸多科技成果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科技创新在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乡村科研资金投入不足、农业科技创新驱动能力不强以及农业科技创新成果供需不相匹配等原因，导致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不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水平较低，难以满足科技助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要进一步加大农业科技资金投入，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研发、科技创新供给和成果转化应用体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农产品品质，提升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我国农业从“要素推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既是科技创新助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为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复杂多变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而做出的战略抉择，二者在价值指向上具有内在一致性，都是为了谋求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及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一)新发展格局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指向之一：谋求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发展规律表明，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但这个上升过程不是线性的，当“数量”积累到一定阶段时，必须适时向“质量”提升转变。新发展格局和乡村振兴正是着眼于解决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更为安全、更有效率、更为公平的高质量发展。从安全角度来看，新发展格局正是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愈演愈烈，国际大循环动能减弱的背景下，由“出口导向”传统模式向“内需导向”发展模式的转变。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保障，而我国内需市场的潜力和后劲又主要集中在乡村，广袤的农村市场使我国成为全球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同时我国又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阶段，这一阶段不但创造了巨大的投资需求，也必将伴随着有效供给的快速增加。新发展格局和乡村振兴的统合发展有利于拉动乡村基础设施投资、挖掘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将支撑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转移到国内市场，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和消费的基础作用，更多依靠国内市场拉动经济增长，维护国家发展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以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调整。从效率角度来看，随着我国人口红利减弱和资源环境压力的加大，依靠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的“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迫切需要从“要素驱动”转到“创新驱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内生驱动力。新发展格局最为本质的特征就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基于我国核心技术被“卡脖子”，核心产品被“断供”，粮食安全形势严峻的现实背景，必须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高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性与可控性，“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在科技创新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也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引擎，是促进农业向优质高效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二者统合发展有利于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推动乡村产业融合、产业链延伸、产业功能拓展和产业附加值提升，打造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体系，实现新发展格局下的农业经济内涵型增长和乡村高质量发展。从公平角度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把乡村发展纳入到国民经济大循环，势必会给乡村发展带来新机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重点在于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注重促进城乡资源、要素、服务的双向流动和市场统一，通过城乡互补互促来促进乡村发展。新发展格局和乡村振兴战略统合发展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城市和乡村两个空间的融合发展，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使城乡居民能够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二)新发展格局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指向之二：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已处于突破“中等偏上收入”的关键阶段，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把用于分配的国民财富蛋糕做大，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在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的经济循环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推动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同时，在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将释放庞大的需求动力，推动供需形成更高水平的适配，形成良性国内大循环，助力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部署，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对以往城市化偏向战略的方向性调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可以理解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另一种表述。2021年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为2.5∶1，低收入人群主要集中在农村，城乡居民收入的较大差距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形成了重大挑战。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正是为了解决我国规模最大的农民群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实质性进展的重大举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从经济发展的维度理解，实现共同富裕要求整体经济发展达到一个较高水平。邓小平提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9]，这就要求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奠定共同“富裕”的坚实物质基础。同时，需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过产业兴旺带动农民富裕，实现乡村经济与农民收入同步增长，着力缩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区差异、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全民共享，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新发展格局和乡村振兴战略都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解决国内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二者统合发展有利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

(三)新发展格局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指向之三：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我国进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是在这个新征程的起步阶段，党中央准确把握和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20]，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基础上实现赶超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结合自身经济、社会和自然条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经济现代化模式。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加快我国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是一种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独特发展路径而探索的寻求突破核心技术“依附性”的经济现代化模式。这既是通往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和难点所在。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就提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构想，但由于当时工业化程度较低，实际上实施的是以农业支持工业、优先发展工业的发展战略，这种长期工业化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实践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延缓了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比于以往有了明显提高，但其现代化进程相较于城市显得滞后，农业农村发展的步伐也难以跟上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速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曾明确指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乡村振兴战略正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现代化后半程，党中央充分统筹考虑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协调发展基础上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根本目的在于将“现代化”的特征辐射到农业农村发展的各个环节，加快并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夯实基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新发展格局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统合发展有利于重塑经济现代化的动力，明确经济现代化的实现路径，通过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推进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

“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与挑战并存，农业农村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将会更加复杂，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深化改革发展的任务，统筹安全与发展，应该走新发展格局和乡村振兴统合发展的路径。坚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夯实新发展格局的供给基础；
构建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扩大新发展格局的内需空间；
打破限制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壁垒，畅通城乡经济循环。

(一)补齐农村农业的供给侧短板，夯实新发展格局的供给基础

我国城乡供给体系的突出短板在于农业农村，主要表现为阶段性农产品供过于求与农产品供给不足现象并存、低端供给较多而高端供给较少，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化为供需之间的结构性失衡。为此，要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破解农产品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关键在于进一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要建立市场导向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以“市场定价、价补分离”为方向调整优化我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准确区分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和补贴价格，让农产品价格能够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提高供给结构对市场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缓解农产品的结构性供需错位；
同时考虑农民的合理收益，在坚持“以我为主”的粮食安全战略下，分品种实施农业补贴政策和重要农产品收储制度，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全面提升中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二是调整和优化农业资源要素的配置结构，培育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动能。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农村土地资源；
合理引导社会资本流入乡村，鼓励进入农产品精深加工、休闲观光产业、乡村旅游和健康养生产业等领域，迎合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生态农产品与优美生态服务的需求。三是要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力度，优化农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增加农产品的附加价值，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在农业农村的基础前沿和交叉性领域的生产技术创新方面给予资源配置上的适度倾斜，集中力量突破一批关键性、核心性、公共性的农业科学技术，大力支持农业科技企业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构建现代农业产业需求与技术供给有效对接的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推动农业生产以追求粮食产量向质量、结构、效益、竞争力和安全保障转变，促进我国农业供给能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日益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农产品及农业多功能需求。

(二)扩大农民增收的渠道，开拓新发展格局的内需空间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也是构建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2021年的18 931元，增长了142倍。但是近年来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且主要依赖于务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经营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下滑，财产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一直比较低，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一是推进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农业与“互联网+”“旅游+”“生态+”等模式的深度融合，提升现代农业的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立足本地资源发展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推动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通过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来提高农民收入。二是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扎实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对区域产业发展的龙头引领作用、县域的支撑功能、小城镇和特色小城镇的集聚功能，优化产业布局，引导各类投资者将适合农村发展的产业项目更多分布在县域、就业机会更多留在农村，稳定实现农民家庭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三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途径，激活农村沉睡资源，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建立健全农村土地产权保护制度，落实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经营建设用地的用益物权；
积极探索农地“三权分置”的实现形式，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和交易权，赋予农民稳定的土地财产权。农村居民收入增加了，消费预期和消费能力自然就提高了，这就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拓宽了农村内需市场的空间。

(三)打破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壁垒，发挥新发展格局的大市场优势

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是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内在要求，也是培育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使得资源要素流动呈现出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状态，不仅带来农村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也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制度壁垒，构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新局面成为新发展格局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迫切需求。一是全面落实户籍制度改革，畅通劳动力城乡自由流动的渠道。全面放宽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条件，不断扩大居住证附着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逐步实现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
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鼓励引导愿意投身乡村建设的返乡人员与城市居民向乡村流动，创新城乡人才的合作交流机制，完善农业转移人口返乡入乡创业就业机制，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创业项目的支持力度，畅通“乡—城”和“城—乡”劳动力流动通道。二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在守住“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三条底线的前提下，赋予农村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同等权利，完善城乡统一的土地管理信息平台建设，推进城乡地权实现平等交易；
扩大农村承包地产权结构的开放性，逐步放开经营权和资格权的自由流转，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投入到乡村与农业。三是加强对要素返乡的政策支持力度，畅通要素城乡自由流动的通道。要构建可持续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补齐农业农村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数据等关键资源要素短板，促进生产要素的“城—乡”双向流动，充分发挥新发展格局在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和国民经济循环中的统一大市场优势，实现城乡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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