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芳，荣方超，李 刚

1.1 CEAL与华人图书馆员群体

1967 年成立的东亚图书馆委员会(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CEAL)是北美东亚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第一个正式的馆际联盟组织，由美国和加拿大东亚文献收藏机构及负责东亚文献工作的图书馆员构成。CEAL成立初期，就有许多华人图书馆员以机构代表身份参与CEAL运作管理，是北美早期东亚馆藏建设与发展的中坚力量。一方面他们依托CEAL，围绕东亚文献工作形成紧密的职业与族群联系；
另一方面，他们在CEAL早期的核心成员中占据主导地位，发挥了华人图书馆员的影响力。他们不仅为东亚图书馆事业的系统性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也在国际东亚图书馆界树立了素质高、业务精、能力强的华人群体形象。

1.2 研究现状及问题

目前学界对北美华人图书馆员群体的研究集中在3方面：一是对华人图书馆员职业状况的综合调查[1-2]；
二是对华人图书馆员群体成就和贡献的梳理[3-4]；
三是对著名图书馆学家的个案研究[5-7]，这方面的成果最多也最显著。国外研究者主要关心华人图书馆员的职业发展挑战，国内研究者多关注知名华人图书馆员的生平和贡献。既有研究较少考虑来自群体层面的整体影响力。笔者近年发现华人图书馆员群体在北美东亚图书馆界发挥了主导作用[8-9]，但作为华人社会的组成部分，其整体性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并未得到准确评价，有必要引入社会学、历史学、华人华侨研究等学科的方法，以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这一群体的影响力进行分析。因此，本文以1960年代东亚图书馆委员会(CEAL)早期核心成员中的华人图书馆员群体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华人图书馆员群体对北美东亚图书馆事业系统性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及在东亚图书馆界的影响力。

1.3 群体影响力的内涵

影响力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学概念，通常与能力、实力和权力等概念相涉。影响力虽然同权力一样来源于个人素质等“条件组合”，但与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不顾他人反对去贯彻自身意志”的权力不同[10]，影响力并不具有强制性的控制力。影响力虽然同实力一样具有某种作用于他者的能力或力量，但两者也不尽相同。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实力是“一个人或群体改变另一个人或群体行为的能力”[11]，而影响力试图改变他人的目的性并没有那么强烈，更多是凭借行为主体能力通过潜移默化的行为来影响他人或整体。具体到本研究中，华人图书馆员群体的影响力是指该群体对东亚图书馆界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倾向所产生的引导能力和影响强度，其研究内容包含华人图书馆员群体地位如何形成、影响力的物化表现形态为何、产生过怎样切实有效的影响等具体问题，研究目的是对华人图书馆员群体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进行更为客观、准确的阐释。

2.1 历史条件

北美华人图书馆员群体的兴起是北美东亚研究和东亚馆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由于东亚研究需要，北美地区开始收集东亚文献资料。中文文献作为东亚馆藏主体，其系统建设和发展则需要掌握中国语言、历史和文化传统等知识背景的专业馆员。1927年裘开明受聘为哈佛学院图书馆汉和文库主管，成为“以图书馆专业的资历全职主管美国东亚图书馆的第一人”[12]。然而，直至二战前，由于北美对东亚研究的兴趣和投入有限，东亚馆藏建设缓慢，期间虽有部分华人进入图书馆工作，但担任高级管理职务者寥寥无几。

二战后随着世界形势急剧变化，美国开始重视亚洲区域研究。1958年美国通过《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al Act)[13]，支持大学建立亚洲区域研究中心。在美国联邦政府和私人基金会经费支持下，许多大学开设东亚课程，设立东亚研究项目。为配合东亚研究与教学需要，1960 年代数十所大学建立东亚馆藏。加拿大东亚图书馆事业深受美国影响，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多伦多大学在1960年代初建立东亚馆藏，是加拿大东亚文献收藏的两大重镇。截至1970年6月，北美地区建立70余所东亚文献收藏机构，其中半数左右都是1960-1970年间建立。这10年间，北美东亚馆藏新增数量也占据了历史积累总量的一半，1970年北美东亚馆藏总量为500万余册，其中中文文献数量最多(占比约60%)[14]。1960年代北美东亚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促使各东亚图书馆纷纷延聘具有东亚文化背景的专业人员专职负责东亚文献工作。越来越多的华人图书馆员进入东亚图书馆界。

2.2 组织基础

北美东亚图书馆数量不断增长，促使东亚图书馆从业人员意识到北美地区亟需建立一个联合体，以便统一业务标准、解决共同问题、提高工作效率。代表性的东亚图书馆组织有美国图书馆协会远东资料委员会(Committee on Far Eastern Materials)和亚洲学会美国图书馆远东资源委员会(Committee on American Library Resources on the Far East，CALRFE)[15-16]等。然而这些组织无章程，成员少且不固定，呈现松散状态，影响有限。随着1960年代东亚图书馆数量激增，一个正式的馆际联盟组织亟待建立。

1967 年，CALRFE 在芝加哥年会上通过《亚洲学会东亚图书馆委员会章程》(Proce-dures：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以下简称《章程》)，将组织改称东亚图书馆委员会。《章程》将CEAL运作管理制度化，使CEAL成为规范化的正式组织。其宗旨包括：(1)作为东亚研究学者和东亚图书馆员交流平台，致力于推动图书馆设施改善；
(2)共同促进东亚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整理、利用和书目控制；
(3)加强东亚图书馆馆际合作和国际交流[17]，彰显东亚图书馆从业群体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CEAL 是北美地区东亚图书馆间的正式联盟组织，许多华人图书馆员作为各自机构的代表参与CEAL的运作和管理，首次在北美图书馆界找到了组织归属感和责任感。组织归属感的建立，能够帮助他们在社会活动中找到了适当的身份定位。组织责任感的建立，能够激发他们更加积极、主动的工作状态。在CEAL中，华人图书馆员密切联系、共同决策，显现并发挥了整体作用和群体影响力。

2.3 群体样组

CEAL作为北美东亚图书馆界的馆际联盟组织，成立初期没有设置个人会员，图书馆员均是以机构代表的身份参与CEAL 的运作管理。因此，CEAL早期仅有机构代表名录。本文取样来源是1967 年、1969 年《东亚图书馆委员会通讯》中发布的两份《美洲东亚馆藏通讯录》[18-19]，其收集的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各东亚馆藏的直接负责人或实际管理者，他们担负着东亚馆藏建设和参考咨询的职责，并作为各自机构代表，构成CEAL早期的核心成员群体。由两份《美洲东亚馆藏通讯录》可知，CEAL早期核心成员中共有华人图书馆员45名(见表1)。

表1 CEAL早期核心成员中的华人图书馆员群体①

3.1 群体成员规模化

1967年华人图书馆员占CEAL核心成员总数的比重约47.83%，1969年提升到50%(见图1)。可见，自CEAL成立之时起，华人图书馆员在数量上就占据主体地位，而且所占比重有扩大趋势。一方面中文文献数量在北美东亚馆藏中占据60%[14]的客观实际，决定了华人图书馆员占据多数的局面。虽然有少数其他族裔的汉学家管理过中文文献，但得天独厚的文化背景优势使华人始终是北美中文馆藏的主要管理者。另一方面，华人图书馆员的良好素质和拼搏努力使他们能够在多元文化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东亚收藏机构的负责人，并代表所属机构参与CEAL的运作和管理。上述两方面决定了华人图书馆员群体能够在CEAL中形成较大的规模优势。群体的规模化影响着集体的行动力，群体规模越大则集体行动的意愿和能力越强，越能促进群体影响力的形成。因此，华人图书馆群体的规模化，是群体影响力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

图1 《美洲东亚馆藏通讯录》所收华人图书馆员数量统计

3.2 身份背景专业化

华人图书馆员群体作为一支职业化队伍，在北美东亚图书馆界建立了较高的专业地位。群体专业地位的形成与华人图书馆员的身份背景密切相关。受国际关系影响，这一时期华人图书馆员群体以1949 年为界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来源差异，可分为两类：一是1949年前来自中国的华人，多因求学、进修或工作等原因来到北美，后因国内战乱等滞留美洲；
二是1949年后来自我国港台地区的华裔留学生，在获得图书馆学专业学位后进入北美图书馆工作。虽然华人图书馆员群体内部在地域来源方面有所差异，但在身份背景方面均具有专业化的共同特征。从表2看出，该群体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一方面，图书馆学专业留学生毕业后进入北美图书馆界，多从编目工作起步，长期耕耘，最后成为编目专家、部门主任乃至馆长。另一方面，许多华人图书馆员赴北美定居工作前，在中国已是知名的图书馆专家，如严文郁赴美之前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部主任兼阅览部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务。身份背景的高度专业化，能够帮助华人图书馆员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度，提升他们在北美东亚图书馆界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表2 华人图书馆员群体身份背景特征

3.3 知识结构复合化

受教育程度是衡量人群素质高低的主要标志之一。对表1所列45名华人图书馆员的教育背景进行调查，共掌握33人的教育背景信息。考察该群体的学位、学科和专业分布情况(见表3)，发现该群体在知识结构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复合化取向。

表3 华人图书馆员群体学位、学科/专业分布

从学位数量看，华人图书馆员精英一般拥有多个学位，33人共有87个学位，平均每人2.6个学位。87个学位中有35个学士学位、41个硕士学位、11 个博士学位，分别占40.23%、47.13%和12.64%。根据钱存训调查，1960年代北美从事东亚馆藏工作的人员共250人，其中具有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比例分别是30.8%(77人)、40.8%(102人)和8%(20人)，另有无学位者和学生51人，占21%[30]。可见，华人图书馆员群体拥有各类学位的比例均高于同期北美东亚馆藏工作人员的整体比例，是一支具有较好教育背景的高素质队伍。

从学科专业看，一方面华人图书馆员共有图书馆学专业学位34个，约占学位总数40%，33人中除唐德刚、王正义外，其余至少具有1个图书馆学学位。以硕士学位最多，超过7成华人图书馆员具有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原因是硕士学位是战后美国图书馆专业人员所必备的资格[31]。华人图书馆员共有其他学位53个，约占学位总数60%，涉及历史、文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而钱存训调查的250名东亚馆藏工作人员，共有图书馆学专业学位91 个，占36.4%，其他学科专业学位108个，占43.6%[30]。与同期北美东亚馆藏工作人员的整体情况相比，华人图书馆员群体无论是图书馆学专业学位比例还是其他学科专业学位比例均更胜一筹。这说明1960年代北美东亚图书馆界华人图书馆员群体大都既接受过规范化、制度化的图书馆学学科训练，又具有多元化的学科教育背景。

总之，华人图书馆员群体是一群拥有多个学位、涉足多种专业的复合型人才，知识含量多、专业技能强、学术水平高，在图书馆领域有较高的学科服务能力和学术对话能力，对群体影响力形成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4.1 所属机构影响力

华人图书馆员群体绝大多数分布在大学图书馆，占比86.67%。少数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农业图书馆以及兰德公司等其他东亚文献收藏机构，占比不足14%(见表4)。

表4 华人图书馆员群体所属机构分布

二战后由于美国对亚洲区域研究的重视，各大学新设东亚研究机构数十所，为满足东亚研究教学与科研需要，这些大学纷纷建立或扩充东亚馆藏，这是华人图书馆员集中分布于大学的主因。该群体所在大学的影响力可通过同时期大学评级或排名情况体现出来。华人图书馆员群体所在大学不仅囊括美国“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所有成员，而且有11所大学在1969年全美大学排名[32]中居于前15位(见表5)。排名前5位的大学中均有华人图书馆员分布，随着排名次序降低，华人图书馆员群体所在大学占比降低。可见，华人图书馆员群体主要分布于教育实力和科研能力较强的研究型大学，多为顶级名校。作为著名高校以及国会图书馆等重要机构在东亚图书馆界的代表，华人图书馆员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因此，华人图书馆员群体所在机构的实力和声望是群体形象和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标记。

表5 华人图书馆员群体所在大学全美排名(1969年)

4.2 内部岗位影响力

岗位类别通常能够反映出从业人员职业地位的高低，暗含群体(机构)内部权力的大致位序。一般而言，管理岗位在职业内部中的权力和声望较高，影响力也较大。从表6看，华人图书馆员群体担任管理岗位(部门主任及以上)的人数超过82%。

表6 华人图书馆员群体岗位分布

(1)逾一半担任东亚图书馆馆长或图书馆东亚部门主管者，代表有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普林斯顿大学远东文库主管童世纲、耶鲁大学东亚文库主管万维英等。加拿大两所大学东亚馆藏负责人均为华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亚洲研究部主管伍冬琼和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图书馆馆长朱维信。

(2)在东亚图书馆中担任副馆长或部门主任者共13人。他们或在图书馆中负责某项具体业务的运作管理，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中韩组主任吴光清、编目部远东语言组主任王恩葆、远东法律部部长夏道泰；
或专门负责中文文献资源建设，如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文库主管唐德刚、密歇根大学亚洲图书馆中文文库主管汤廼文。

(3)剩余8人虽没有明确的管理职务，但也是各自机构东亚馆藏的实际管理者，如威斯康星大学东亚文库东亚文献专家王正义，宾夕法尼亚大学中日文库编目馆员郑王祖仪。东亚文献专家岗位职责包括东亚文献采选、东亚研究参考咨询和书目指导，以及与东亚研究学者的学科联络等[33]，专业性和权威性使他们能够代表所属机构参与CEAL各项事务。

可见，华人图书馆员群体中有一半以上在各自机构中全面主持东亚图书馆或东亚部门各项工作，其余也在各自专长领域依靠知识技能建立了专家地位和角色。该群体在机构内部的岗位分布凸显了他们在北美东亚图书馆界具有较高的决策权力、职业地位和社会声望。

4.3 外部职务影响力

华人图书馆员群体在CEAL中的分布情况，是考察群体外部职务影响力的一项重要内容。CEAL根据工作需要建立了科学、完整的组织结构(见图2)。

图2 CEAL组织结构图②

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执委会”)是CEAL的最高决策机构，由3名东亚研究学者和6名东亚图书馆员构成。执委会主席同时兼任会长，从执委会中的6名东亚图书馆员中产生。CEAL还设有地区分委会、专门分委员会等常设分委会，以及临时性的项目委员会[34]。各分委员会成员实际上是负责计划制定和组织实施的管理人员。由表7可知，1967-1968年CEAL执委会及各分委会共有成员28人，亚裔成员占57.1%；
亚裔成员中又以华裔人数最多，占比62.5%，远超日裔和韩裔成员数量。执委会6名图书馆员中，3人为华裔(分别是钱存训、卢国邦、吴光清)，2人为美国白人，1 人为日裔。在CEAL 决策管理层中，华人比重最大，而且钱存训还是执委会主席兼任会长。可见，华人图书馆员群体在CEAL中具有超越其他族裔成员的决策权力和管理职责，属于北美东亚图书馆事业的领导群体。

表7 CEAL执委会及分委会成员族裔分布(1967-1968)③

作为北美东亚图书馆联盟组织中的首位华裔领袖，钱存训在任职CEAL会长期间，积极推动组织改革，主持制定了组织章程。在他的带领下，华人图书馆员群体在东亚图书馆资源建设、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了显著的影响力。

5.1 资源建设的主导者

华人图书馆员群体对东亚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力，主要表现为东亚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与开发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在文献收集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是发起成立了中国研究资料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二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实现了由传统汉学到现当代中国学的重大转向，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中心。然而当时美国当代中国研究资料严重缺乏。1964-1965年吴文津在世界各地走访调查中文文献收藏机构后，建议在美国成立一个全国性资料中心，负责现当代中文资料收集和复制分发。1968 年，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在华盛顿正式成立[35]。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的成立极大地方便了北美图书馆界当代中文馆藏建设，为二战后北美中国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文献保障。

在东亚文献资源的整理和开发方面，华人图书馆员群体主持编撰多种馆藏目录，对所在机构的东亚馆藏进行了系统性与专题性的整理与揭示。如钱存训组织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编撰《中日文馆藏分类目录和主题索引》《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远东期刊目录》《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目录(1894-1962)》等，郭成棠领导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编撰《东亚图书馆期刊和连续出版物馆藏描述目录》《东亚图书馆缩微胶卷目录》《中国地方志目录》等[36]。他们还积极推动馆际联合目录编撰，以全面揭示北美东亚图书馆文献资源状况。另外，钱存训还对北美东亚图书馆的馆藏数量、采购现状、特色馆藏、经费来源、组织管理、流通利用等展开持续调查，对北美东亚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规划和重大决策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37]。

5.2 人才培养的指导者

与东亚图书馆数量、东亚馆藏数量的迅速增长相比，东亚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明显滞后。为解决这一难题，1960年代东亚图书馆界在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的经费资助下，举办了两次东亚图书馆员暑期业务培训。一次是1969年6月9-20日在威斯康星大学举办的东亚研究书目服务讲习班(Institute on Bibliographic Services in East Asian Studies)[38]，另一个是1969年6月23日-8月1日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远东图书馆学讲习班(Institute for Far Eastern Librarianship)[39]。在东亚图书馆员业务培训中，华人图书馆员精英既是项目的组织者，也是业务培训的指导者。

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学讲习班发起人和总负责人是钱存训。他是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教授、远东图书馆馆长，同时也是CEAL首任会长。这一独特身份使他能够动员和整合图书馆学、东亚研究和东亚图书馆界等多方资源和力量。在钱存训的邀请下，裘开明④、万维英、吴光清三人担任讲习班中文组讲师，讲授图书馆资源建设、图书馆系统和参考资料等课程。此外，吴文津、康馨等人还参与了讲习班的其他教学活动或组织管理。威斯康星大学东亚研究书目服务讲习班的总负责人虽非华裔，但延揽了一批华人图书馆员参与项目的运作管理和业务培训。如吴文津、王正义、伍冬琼等都是讲习班的指导老师，其中伍冬琼作为培训项目的副主任，也是该项目的组织者与管理者。

5.3 国际合作的倡导者

华人图书馆员群体以CEAL为平台，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自身在东亚研究和图书馆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最有代表性的作为当属在1967 年国际东方学者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期间组织召开了一次世界性的图书馆专题研讨会，并最终促成了国际东方图书馆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Orientalist Libraries)的成立。国际东方学者大会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东方学者论坛。1967年8月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举行的第27届会议是大会首次在美洲召开。CEAL在会长钱存训的带领下抓住机遇，在大会期间组织召开了“亚洲研究图书馆资源建设”(Library Resources in Asian Studies)专题研讨会。吴文津是该专题研讨会的主要召集人。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的150名代表就亚洲研究文献资源建设的国际合作事宜展开讨论，宣告成立了国际东方图书馆协会，进一步推进了国际东亚图书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40]。此外，华人图书馆员群体在中美图书馆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发挥了桥梁与纽带作用。1973年中国图书馆代表团第一次访美，受到华人图书馆员的热情接待，并促成了美国图书馆代表团的回访。1979年美国图书馆访华代表团共12人，其中4 人为华裔：国会图书馆法律部部长夏道泰、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和中国研究资料中心主任余秉权[41]。中美图书馆代表团的首次交流互访，打开了中美图书馆界交流与合作的大门。

本研究以1960年代CEAL早期核心成员中的华人图书馆员群体为中心，从影响力的形成、结构和功能等视角，对华人图书馆员群体影响力的潜在来源、结构特征和表现维度进行了量化分析和综合评价。华人图书馆员群体及其影响力的形成具备了主客观多种历史条件，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历史必然性。1967年CEAL的成立凸显了群体的组织实体性，是群体影响力形成和发挥的重要平台。华人图书馆员群体的影响力，既不是个体影响力的简单叠加，也不是纯粹抽象的概念，而是来源于成员数量的规模化、身份背景的专业化和知识结构的复合化，并依托所属机构、内部岗位和外部职务的等级层次构建起来，最终通过图书馆资源建设、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具体实践而展现出来的。

注释

①本表根据1967年和1969年《东亚图书馆委员会通讯》中发布的两份《美洲东亚馆藏通讯录》整理而成。若华人图书馆员在1967年和1969年的任职机构不同，则仅著录1969年的任职信息。其中，“美国中文图书馆”由通讯录中的英文“Chinese Library of America”直译而成，具体信息不详。由于中英文语言的差异和语境转换，表中部分职务的中文译名并不如英文原文那样精准，如“Librarian”“Head”“Curator”对应的中文译名都可以是“馆长”，但实际上三者并不相同。即便是“Librarian”也会在不同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译名，作为职业类型可以译为“图书馆员”，作为职称级别可以译为“研究馆员”，作为行政岗位可以译为“馆长”等。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人物的具体工作部门及其任职岗位，尽可能与《美洲东亚馆藏通讯录》中的英文原义保持一致。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职务是“馆长”，也只是东亚图书馆或东亚文库的高级行政管理人员，而非大学图书馆馆长“University Librarian”。

②根据《亚洲学会东亚图书馆委员会章程》《1967-1968年CEAL执行委员会及各分委员会名录》整理而成。

③根据《1967-1968年CEAL执行委员会及各分委员会名录》统计、整理而成。

④裘开明于1927-1965 年间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1966-1970 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馆长。由于CEAL成立时他已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职，所以不在《美洲东亚馆藏通讯录》。但由于裘开明长期耕耘于北美东亚图书馆界，贡献卓著，因此被钱存训邀请至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学讲习班担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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