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鹏，康 恺

（1.江西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41000；
2.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0）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引领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求得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过程中，形成了“世界”话语体系。如“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1]1、“中国的和世界的局面都是临在战争和革命的新时期”[2]153、“各国人民联合起来”[1]399等，是这一时期毛泽东思考、处理“中国与世界”问题的直观表达。考察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世界”话语体系，对于汲取历史智慧、掌握历史主动等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对该主题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如李爱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平思想的研究[8]、于洪君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视野与世界情怀研究[9]等，聚焦性地对该主题进行了学理性的研究。于前人基础上，有必要从世界认知、世界互动、世界责任及世界贡献四方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世界”话语体系进行全面透析。在总结、阐述此一时期毛泽东以“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为主的世界认知话语、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主的世界互动话语、以“世界上一支伟大的有益力量”为主的世界责任话语、以“光明灿烂的新世界”为主的世界理想话语过程中展现其宽广的世界视野、世界格局、世界胸怀，以期更好地汲取历史智慧，为当今“两个大局”交织背景下更好地处理中国与世界的相关问题提供历史借鉴。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不谋一世者，不可谋一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使得“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3]1516，这一科学理论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带来了观察、认识世界的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借此以更广阔的视野审视世界形势、思考中国问题，以世界眼光认识到“世界处于革命与战争的新时期”，认识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

（一）世界处于革命与战争的新时期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局势风云变幻，新、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斗不断，最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究其影响，不可忽视的是俄国十月革命诞生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此，世界革命形势为之一变，国际帝国主义同世界被压迫民族间的世界革命逐渐成为主流。而毛泽东的世界视野则最先表现在对世界革命变化的敏锐认知上，清楚地认识到世界已然处于革命与战争的新时期，透视了中国革命的世界环境。

毛泽东最早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谈到了世界革命的变化，认为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期的世界革命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世界革命截然不同。具体看来，毛泽东认为前者的革命力量是资产阶级，革命对象是国内封建贵族，革命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达到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目的之后，其终极目的在于资本扩张，进而造就国际资本主义帝国。而后者的革命力量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进步力量，其革命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目的是建立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民主国家，终极目的在于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平等的自由的世界联盟[1]24–25。在分析当代革命的基础上，毛泽东直言世界已然树立起两杆大旗，“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大旗”，整个世界已然处于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斗争的局面[2]4，得出“全世界革命与战争的新时期是摆在我们面前了”[1]366的重要判断。随着帝国主义战争逐渐向世界范围内扩大、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矛盾日趋上升，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也随之而变，增添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新特点。如193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与美国进步记者尼姆·韦尔斯的谈话时就讲到，“世界和平阵线的组织正在深入扩大，而且也正在进行着准备裁制一切法西斯主义”[1]503。1938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的演说中继续强调世界上两条相反的阵线，即“世界的略者结成一种侵略阵线”与“反侵略的阵线”正围绕着和平与战争“在全世界斗争着”[4]91。

（二）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相连接

在“世界处于革命与战争新时期”的认知下，毛泽东进一步对世界革命中的中国革命做出了分析，看到了新形势下中国革命的性质、目标、革命对象发生的变化，做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重要判断，将中国革命力量与国际革命力量贯通。

在国民党右派分离后，毛泽东就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做出分析，认为中国当下的革命形势已然与辛亥革命时期大为不同。毛泽东认为在世界上已经有了被压迫革命阶级的联合、有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中国也有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下，中国革命包括辛亥革命的本质早已是反对帝国主义，革命的目标“已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且有了苏俄和第三国际的支援[1]25–26。揭示了中国革命性质已然随着世界革命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指明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目标的一致性，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建立起联系。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进一步将近代中国的革命战争，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等的性质归结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义战之中[2]161，以大历史观将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与世界革命相联系。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总结到，中国革命已然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5]666，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5]667。随着法西斯主义气焰日盛、侵略日紧，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将不可避免地卷入法西斯主义从事的战争中，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同样包含在这个革命之内。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的演说中明确讲到，“现在苏联红军正在为苏联和全人类的命运奋斗，我们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6]807。1942年11月，毛泽东在《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一文中继续强调并指出，“一切努力集中于打击日本法西斯，这就是中国人民的任务”[6]890。这不仅将中国革命与世界民族解放的革命相联系，而且将中国革命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相联系，将中国人民的命运与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命运相联系。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世界认知话语始终贯穿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贯穿着作为共产主义政党的责任与担当。如1937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演讲中指出，当今时代，正确地认识、改造世界，推翻整个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的历史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2]296，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势必要将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带至世界。对于世界形势的走向，毛泽东展望到，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必然要创造出一个更加进步的世界、一个更加进步的中国来……向前进步，这就是我们的大方向”[7]32。

在世界处于“革命与战争的新时期”“中国革命属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世界认知基础上，毛泽东综合考量“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为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主题，其相关“世界”话语也紧紧围绕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际援助”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来展开。

（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

自鸦片战争开始，英、法、德、俄、日侵略者屡屡践踏中华大地，中国近代的悲惨命运和他国的侵略是分不开的，民族复兴使命也是因侵略而起，而随着日本的侵略，民族矛盾更是上升为主要矛盾，因之，反抗侵略也是此一时期中国与世界互动的主基调和主形式，毛泽东的相关话语也处处离不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

早在1925年12月5日，毛泽东为《政治周报》写的发刊理由中就提到之所以办刊就是为了革命，向一切敌人、一切反动政派的宣传机关反攻，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统治[1]21。随着日本侵略野心愈发暴露，侵略行径愈发嚣张，国内外形势愈发严重，近代中国何去何从摆在了中国一切阶级和政治派别面前，在此情况下，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清晰地分析了当时新的政治形势，认为自“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已经开始妄图将中国由几个帝国主义压迫、支配的半殖民地状态转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2]143，面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毛泽东分析到，中国的工农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一定要反抗的，而随着民族矛盾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会发生变化的，总体而言，日本的侵略“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2]149，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学生运动、少数民族等不同阶层的力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逐渐走向了联合，正在起来斗争，而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同全国一切阶级的活动汇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在同帝国主义和本国反革命势力作战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2]151。而面对日本时而放出虚假的“和平空气”，毛泽东讲到，这无非是“和平的烟幕弹”，中国人民誓必抗战到底，倘若存在一部分人走上了投降道路，“则其余坚决部分必起而反对，和人民一道继续抗战”[5]382。1937年3月，毛泽东在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更是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1]484，在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后，毛泽东继续讲到“日寇就非经过血战的代价不能得到中国的土地”[5]365，强烈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血性与决心，势必将反侵略斗争进行到底。

（二）争取国际力量援助

帝国主义的侵略具有世界性，而世界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同样具有世界性，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讲，若无国际援助，革命之路必然会更加坎坷。晚清之际，清政府曾提出“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北洋政府同样曾寄希望于帝国主义，但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使得中国人民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对帝国主义彻底失望。所幸，1921年后的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找到了可靠的援助，即无产阶级国家苏俄以及第三国际及世界一切被压迫的人民、民族，而毛泽东相关话语也多有体现。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就讲到，国际援助对于革命斗争是必要的，强调“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这也是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2]161–162。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进一步强调世界援助的必要性，指出东方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日本有潜在的法西斯同盟，那么“中国想要成功地反对日本，也必须争取别国的支援”[1]400。1938年3月3日，毛泽东在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赠言中总结到，世界不可分割，革命不可分割，胜利也是不可分割，“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4]109。随着日本的侵略愈发嚣张，中国革命形势愈发严峻，国内对能否战胜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大讨论。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以“国际援助”作为中国将进行最终为胜利的持久战展开论述，他分析中国革命既不可能速胜也不可能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日本能得到的法西斯国家援助必会遇到超过其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中国的革命是正义的、进步的，终将“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5]449，而这种援助力量将不断增长成为中国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坚定力量[5]449–450。此外，毛泽东还对中国革命具体要争取的援助对象做了阐述，认为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况之下，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才是可靠的援助者[5]600。可以说，毛泽东以广阔的世界眼光不仅认识到世界援助的重要性，而且能认识到谁才是中国革命真正的朋友，在争取国际援助的实践中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毛泽东在争取国际援助的同时始终坚持自力更生。如1939年1月，毛泽东在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上发表“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的讲话中指出“英、美借钱给我们，这是好的，开了一道门，将来就更有路可走；
但是否能大帮助我们？不会有的，帝国主义国家是有限制的，当然我们不是靠国际“吃饭的”[4]154。再如1945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讲的，“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3]1132。

基于宽广的世界眼光、世界格局，毛泽东将中国革命融于世界革命，引领中华民族明确了革命目标，有力支援了世界革命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成为争取世界民族解放、争取世界和平的“一支伟大的有益力量”，在推动世界民族解放及反对法西斯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方面承担了责任、做出了贡献。

（一）反对帝国主义、推动世界民族解放的有益力量

基于共产主义者的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顶着“三座大山”，投身于中国，同时也是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之中，致力于成为世界民族解放中的一支伟大的有益力量。

毛泽东相关话语的论述起点在于分析何种战争才是有意义的，进而通过投入有意义的战争贡献于世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世界战乱不止，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之间、封建地主军阀之间不断发生着冲突继而演化成为战争，在此情况下领导中国革命就必须搞清楚将要进行的斗争是何种性质、何种意义。1926年3月18日，在纪念巴黎公社的讲话中毛泽东就对此问题进行了回答，直言资本主义间的国际战争和军阀混战的国内战争的无意义，强调“打倒资本主义的国际战争”及“被压迫阶级推到压迫阶级的国内战争”才是真正有意义的[1]34，将革命斗争党的中心放在了中国与世界民族解放之中，承担起了中华民族解放的重任，且势必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1]433。在承担中华民族复兴责任的同时毛泽东也认识并承担了相应的世界责任。1936年12月，毛泽东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说道，中国革命是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的，国共合作后即将对日本侵略者进行的革命战争“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2]186。1938年3月3日，毛泽东在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赠言中进一步讲到，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相联，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胜利不可分割[4]108。同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到，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新形势“不但将影响到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推动各国首先是印度等被压迫民族的进步”[5]474。可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和认知之中已然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相联系，以中国的民族解放贡献于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有益力量。

（二）反对法西斯主义、争取世界和平的有益力量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留问题、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建立等多种原因的交织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和平遭到严重破坏。在亚洲，日本法西斯主义所制定的“大陆政策”及其实施的侵略行径给中国人民、亚洲人民、世界人民以沉重灾难，毛泽东以其世界视野、世界胸怀认识到中国的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意义，致力于成为反对法西斯主义、争取世界和平的一支有益力量。

毛泽东在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之初就已认识到其侵略野心。如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就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2]143。1936年7月、9月，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进一步讲到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危害，指出日本的侵略行径既是对中国和平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危害，是中国及“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1]390。在表明日本的侵略于中国、世界的危害后，毛泽东坚定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与责任，他讲到，“中国人民自己将走同压迫者进行斗争的道路”[1]399，而中国人民同压迫者的斗争不仅是为了自救，而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5]375，直言中国的抗战“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5]475，承担起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1941年6月22日，随着德国进攻苏联，毛泽东明确声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反对日本帝主义以“援助苏联”[6]806。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毛泽东对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总结道，作为全世界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五大国之一，“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6]1033。

毛泽东在此时的相关话语既以开阔的世界眼光看出法西斯主义正在引起全世界的大战，而且看到了中国革命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意义，且能够承担相应责任，以其革命实践争取世界和平。

十月革命之后，世界产生了新的方向，不同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人剥削人的社会，历史新的方向就是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代之以灿烂的“光明世界”。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使命就在于在新的方向上将这一“光明世界”逐渐变为现实，在此情况下，毛泽东逐渐阐述了建设一个“光明灿烂、永久和平的新中国”及共筑一个“永久和平、光明灿烂的新世界”的世界理想。

（一）建设“永久和平、光明灿烂的新中国”

建立一个新的政权，使之能够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求得“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世界理想的中国起点。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引领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坚持共产主义理想，逐步阐述了其中国理想，即建立一个永久和平、光明新中国。

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中就讲到当下就是要通过革命的斗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革命的一切牺牲、一切奋斗其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5]476，同年7月，毛泽东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时，明确讲到抗战胜利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国家，他讲道：“在这个国家内，有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在这个国家内的各个民族是平等的，在平等的原则下建立联合的关系。在这个国家内，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大大地发展，并由国家与人民合作去经营，订定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应该有土地，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对外国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协定。在这个国家内，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种优秀人物的天才都能发展，科学与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国没有文盲。在这个国家内，军队不是与人民对立的而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4]1341940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中通过具体阐述“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将对新的国家的构建，并强调多年来共产党人奋斗目标就在于建设一个有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的“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实现政治上的自由与经济上的繁荣[5]663。

（二）建设“永久和平、光明灿烂的新世界”

19世纪、20世纪接连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给世界带来了沉重灾难，消灭战争，建立一个永久和平的新世界也成为此一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世界理想的一个具体表现。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确指出，当人类社会发展至更高层次以至于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那么此时不论是“正义的”或者“不正义的”各种战争都将消失，“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2]174。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中毛泽东再次讲到，当人类发展至资本主义的消灭时便达到永久和平的时代，军队、兵船、军用飞机、毒气等再没有存在必要，“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5]475。而到那时，中国会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携手，连那个帝国主义成分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内，统治着整个的地球，统治着光明灿烂的新世界”[1]433！可以说，此一阶段毛泽东对光明世界未来的憧憬本质上是对共产主义世界的期待，是建立在消灭资本主义、消灭战争实现共产主义基础上的。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地摆在我们的前面”，且“全世界社会经济的行程已经接近了这一点，只需加上多数人的努力，几十年工夫一定可以达到目的。”[5]476站在当今，毛泽东在1938年展望的“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世界”也还未实现，但这何尝不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最艰难时期之时发出的最真切的愿望，当下世界总体的和平，又何尝不是中国及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努力的结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世界”话语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于内外矛盾交织下力求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任务的实践反映，是早期中国共产党思考、处理“中国与世界”相关问题的智慧结晶，集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广阔的世界视野、宽广的世界胸怀及国际主义精神，对当今“两个大局”宏观环境下思量“中国与世界”新的时代问题、把握时代主流，掌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仍有启示意义，具体来看，一是坚持以世界眼光考察中国与世界，认清时代大势、找准历史主流、把握历史主动；
二是要主动融入世界，在中国与世界的碰撞中找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契合点，在相互促进中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
三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积极承担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根据自身情况做出应有的时代贡献；
四是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在不断为世界做出贡献的同时，为世界的美好未来描绘蓝图，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此外，若能继续跳出传统的中国向度研究视角，以世界视野对中共党史加以贯通，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置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的时空坐标加以观照和把握，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亦有深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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