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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视角下流域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以长江三峡生态经济走廊为例

2023-02-26 18:50:05

■ 牛堃瑛/仇泸毅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876)

2020年11月,三峡工程整体正式竣工验收,标志着三峡建设画上圆满句号,三峡发展翻开崭新篇章。三峡地区蕴含着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障、水域系统维护等重要生态价值,承载着长江流域发展经济、稳定移民、巩固脱贫成果、乡村振兴等重大使命。由于地处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交汇点,三峡地区成了各大发展战略的要地前沿。何伟等提出“建设长江三峡生态经济走廊”命题,强化三峡库区在贯通区域一体化中的“走廊”作用,突出战略连接点的“纽带”作用,构建以长江三峡为核心的区域共同体[1]。

生态环境优势是长江三峡生态经济走廊(简称“三峡走廊”)发展的核心资本,如何把握好、发挥好自然资本的综合作用是三峡走廊发展的第一道关卡。健康的生态系统服务及自然资本存量至关重要[2],因此,全面评估三峡走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成为统筹区域生态经济发展的关键,而如何提升生态价值更是值得探讨的话题。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通过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和功能,得到生态支持的产品和服务以获取利益[3]。土地是人类活动的载体,通过调整土地利用方式影响生态系统运转,对维持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起着决定性作用[4]。因此,借助土地利用方式调整助力生态价值提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Costanza等在1997年提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原理、功能分类与方法,并首次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5],这一成果为该研究领域奠定了理论基础[6-8]。我国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国内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1999年,欧阳志云及其团队首次对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和经济价值进行研究[9],随后2001年、2004年又分别对森林和草地等生态系统进行价值评估[10-11]。谢高地等建立并改进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表[12],由此奠定了我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方法的模型基础。当量因子法所需数据量少、评估较全面且可比性高,是目前国内学者惯常使用的方法[13-14]。此外,基于单位服务功能价格的研究方法也逐渐被学者们普及和应用[15-16]。

随着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静态计算转变为动态评估,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范畴也经历了从国土尺度到局地尺度、从单一生态系统到区域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近年来,省域城市群和河湖自然系统成为生态价值研究的核心区,例如长三角[17]、新疆[18]、洞庭湖[19]等。此外学者们也从土地利用变化[20]、生态系统的价值演变[21-22]、价值影响[23]、时空分异特征[24]等角度对三峡库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深入分析,成果较为丰富。

综合来看,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传统的三峡库区,而以三峡走廊为研究对象的相对较少。本研究基于长江三峡生态经济走廊的战略定位,依托2009—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采用当量因子法对三峡走廊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以下简称“生态价值”)进行评估,并对其时空分异特征进行分析,以期为三峡走廊制定生态价值提升与土地布局优化战略提供技术支撑,为全国其他生态经济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提供有益参考。

1.1 研究区域

长江三峡生态经济走廊的空间范围涵盖了重庆市与湖北省的15个区县[1]。按照地理位置从西南到东北依次是重庆市的11个区县:涪陵区、武隆区、丰都县、石柱县、忠县、万州区、开州区、云阳县、巫溪县、奉节县、巫山县;
湖北省的4个区县:巴东县、秭归县、兴山县、夷陵区。其中重庆市的涪陵、武隆、丰都、石柱4个区县组成廊首,剩余的7个区县为廊腹,湖北省的4个区县为廊尾。该区域处于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结合地,以三峡为核心,北向大别山,南向川鄂高原,地貌类型以山地丘陵为主。该区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植被丰富,多为针叶阔叶混交、灌草丛等。由于湖北省的相关数据获取受限,本研究主要对三峡走廊的廊首和廊腹进行生态系统价值评估。

1.2 研究方法和数据

1.2.1 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分类

本研究按照《全国遥感监测土地利用/覆盖分类体系》标准,将长江三峡生态经济走廊的用地类型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等六类。采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法,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四大类,并借鉴谢高地等的分类标准[25],进一步细分为食物生产、原料生产、水资源供给、气体调节、气候调节、净化环境、水文调节、土壤保持、维持养分循环、生物多样性和美学景观共11种服务功能。具体分组见表1。

表1 中国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

1.2.2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模型

本研究基于Costanza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模型[5],采用当量因子法进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三峡走廊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生态系统面积与单位服务价值量决定。

式中,ESVi为第i年三峡走廊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元),Aik为第i年k类生态系统的面积(hm2),该数据来自重庆市第三次国土资源调查成果。VCkf为单位面积下k类生态系统类型f项生态功能的服务价值量(元/hm2),是由相应的当量因子求得。由于生态系统间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因此要结合三峡走廊的实地情况对当量因子进行修正。

1.2.3 服务价值当量因子修正

本研究所使用的生态服务价值标准当量因子,是借鉴谢高地等修订的“中国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26](表1),并沿用“将单位面积农田自然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作为1个标准当量因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的处理方式[12]。同时由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大小与生态系统质量状况密切相关[27],因此本研究采用表征生态系统质量状况的生物量因子和植被覆盖度因子对三峡走廊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进行修正,修正模型如下:

式中,VC为三峡走廊一个标准当量因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元/hm2)。VCO为三峡走廊单位面积农田自然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元/hm2),依据2009—2018年《重庆统计年鉴》中粮食作物总产值(元)和粮食作物种植面积(hm2)的比值,得出每年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值(元/hm2),取10年均值1260.43元/hm2。N1/N2为三峡走廊生物量修订因子,是三峡走廊与我国多年平均生物量的比值。由于大区域尺度的生物量数据难以获取,因此采用三峡走廊和我国的净初级生产力(NPP)数据(单位:gC/m2)来代替[28],生物量因子修订因子为1.79。F1/F2为三峡走廊植被覆盖率修订因子,是三峡走廊与我国植被覆盖度多年平均值的比值,参考齐静等的研究结果[22],得出植被覆盖度修订因子为1.82。最终计算出三峡走廊一个标准当量因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为4106.23元/hm2。结合公式(2),计算得出三峡走廊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量(表2)。

表2 三峡走廊标准当量因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 单位:元/hm2

依托修正后的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数据,本研究对2013—2018年间重庆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计算,并对2009—2018年三峡走廊的土地格局变迁及其生态价值时空分异特征进行具化分析。

2.1 土地利用格局与变化分析

三峡走廊的土地利用类型中林地和耕地分布最为广泛,2018年这两种土地利用类型分别占据区域总面积的58.0%和25.0%。高密度的林地主要以巫溪县、奉节县的山地丘陵地区为代表,这一深库区大峡谷的地理优势也为当地生态文旅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巫溪、巫山、奉节三县共同构成的长江三峡黄金三角文旅协同发展示范区,坚定不移地把旅游业作为第一支柱产业来培育,生态产业化的绿色发展成效显著。三峡走廊的耕地主要集中在长江北岸的区县,以万州区、开州区、云阳县为代表,这三个区县具备同样的特点,就是耕、林兼重,生态农业蓬勃发展,其特色柑橘产业、茶叶产业、中药材产业享誉中外。相较于三峡走廊的其他城市,该区域生态-产业的共生关系更加和谐。此外,三峡走廊的土地利用类型中草地、未利用地、建设用地和水域的占比较小,分别占区域总面积的5.79%、4.83%、4.82%、1.47%。

2009—2018年,三峡走廊的林地、水域和建设用地面积呈上升趋势,林地的优势地位不断得到巩固,而耕地、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积不断下降(表3)。未利用地是所有土地类型中面积变化幅度最大的(图1),年均减少1.62%,这与当前城市化建设、基础设施布局、乡村振兴步伐加快等因素紧密相关,也暴露出三峡走廊后备土地资源不充裕、土地供需矛盾逐渐突出等问题。首先,这一区域的经济扩张带动了建设用地年均0.82%的增长。其次,受三峡库区蓄水影响,三峡走廊水域面积年均增长1.34%;
虽然在数据层面水域面积呈现大幅度先升后降的“凸”型变化,但是2010—2013年由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性带来的数值变化,并不影响整体水域面积的稳定上升。耕地、林地、草地的年变化量较小,基本维持在0.1%~0.3%的波动范围内,变化主要还是受到退耕还林政策持续推进的影响。2013年,重庆市布局五大功能区建设①2013年9月13日,中共重庆市委四届三次全会召开,部署了重庆市功能区域划分工作,将重庆市划分为都市功能核心区、都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等五个功能区域。,2014年又进一步启动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2014年是政策持续影响下的一个转折点,在之后的年份里未利用地与耕地快速减少、建设用地与林地持续增加。

图1 2009—2018年三峡走廊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率②由于收集数据口径不一所带来的2010年与2014年水域面积数据落差,图1在计算中暂时忽略该年份的变化率,以便进行系统性的观察。

表3 2009—2018年三峡走廊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及年均变化率 单位:hm2

2.2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总体评价

三峡走廊的廊首和廊腹在2009年、2012年、2015年和2018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达到2316.46亿元、2735.27亿元、2341.26亿元和2370.44亿元(表4),基本呈递增态势。生态价值绝对值占比排序为林地(75.67%)、水域(10.45%)、草地(6.44%)、耕地(5.53%)、建设用地(1.87%)、未利用地(0.05%),由此可见保持林地生态系统的稳定对提高三峡走廊的生态价值至关重要。10年间,林地和水域的生态价值总体保持增长趋势,耕地、草地和未利用地的生态价值则呈现逐年递减趋势。林地和水域带动的生态价值增加,在弥补了耕地、未利用地减少和建设用地增加造成的生态价值减损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依然盈余,发挥着有效的正向价值引导作用。

表4 2009—2018年三峡走廊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变化

建设用地作为唯一提供负生态服务价值的土地类型,损失的水文调节和土壤保持功能是其主要的负价值表征,2018年两项负价值分别达到2.45亿元和0.80亿元,占总变化的12.53%和7.61%。建设用地的增加也是这两项服务产生负价值的首要影响因素。建设用地扩张作为城市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生态价值减损是难以避免的发展代价,未来如何减少建设用地的生态负面效应是三峡走廊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健康的关键。

2.3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序变化

2009—2018年三峡走廊的生态价值总体保持递增趋势,廊首的生态价值增长率(3.33%)要高于廊腹(1.85%)。两域在2014年之前的生态价值增长率变化起伏并不明显,均在0.1%的范围上下波动。但从2014年开始起伏波动逐渐突出(图2),图3清楚地解释这一变化的原因。2014—2016年廊首和廊腹的土地类型都出现了相似趋势的变化:建设用地和林地面积快速增加,耕地和未利用地面积骤减。受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状况。

图2 2009—2018年廊首廊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率③图2和图3中均排除掉2010年与2013年水域面积数据变化的干扰因素。

图3 2009—2018年廊首与廊尾土地类型面积变化率

2009—2018年三峡走廊水域的单位面积价值成效(V P A)最为显著,水域面积共增加了0.54×104hm2,生态价值增加了27.75亿元,VPA值达到51.58万元/hm2;
其次是林地和草地,VPA值分别为9.48万元/hm2和8.09万元/hm2;
然后是耕地和未利用地,VPA值分别是1.61万元/hm2h和0.08万元/hm2。此外具有生态负效应的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1.13×104hm2,生态价值相应减少了3.17亿元,VPA值为-2.82万元/hm2。水域和林地是VPA值最高的两种土地利用类型,它们对自然资源的价值贡献度很高,在提升区域生态价值实践中处于优先地位。

2014年是三峡走廊生态价值变化的拐点,出现以林地加速扩张为核心驱动力的增长走势。2014—2018年这一生态价值变化的起伏期也正是政策导向的成效显现期。2014年,重庆市政府提出建设“碧水青山、绿色低碳、人文厚重、和谐宜居”的生态文明城市目标,突出生态自然保护工作的战略地位,全面进入生态环境导向的战略4.0时代。同样是生态价值增加的高峰期,廊首的峰值出现在2015年,廊腹的峰值则出现在2016年。相较于廊腹,廊首生态价值的增长速度更快,下降速度也更缓慢。这说明廊首与廊腹的政策响应敏感度与政策落实成效期之间存在差别,呈现出以重庆市主城区为核心向外扩散的延迟弱化效应。

从生态价值服务类型来看,一级分类中,调节服务与供给服务的生态价值分列最高与最低(表5)。在二级分类中,气候调节和水文调节的生态价值属于第一梯队,分别占生态价值总量的26.54%和22.43%;
其次是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气体调节与净化环境的生态价值,位列第二梯队,均占生态价值总量的8%~11%;
其余服务类型的生态价值贡献度均在5%以下,尤其是水资源供给价值仅有0.55%。而就变化率来看,除食物生产外,其他服务均保持增长,其中年均增长率最高的是水资源供给(3.73%)和水文调节(0.52%)。

表5 2009—2018年三峡走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变化

水资源供给价值增速快、总量小的特征,反映了近年来三峡水库的水源涵养作用愈发显著,显示了三峡水库在提高蓄水供水能力、蓄丰补枯、调节水资源配给方面的成效。但从总量来看,即便三峡库区是全国淡水资源储备库,也依然面临潜在的供水压力,因此持续推进长江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的 “三水共治”工作,提高耕地节水效率是未来三峡走廊水资源工作的重心。此外,维持养分循环价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最低(0.09%),伴随着土壤保持能力的低速发展(年均0.13%),这暴露出三峡走廊农业生态系统有机库小、生物结构简化、植被及地面有机物覆盖不充分的问题。当前,三峡走廊水土流失面积占幅员区面积的比重高达59.74%,远高于全国17%的平均水平,增强消落带生物多样性和水土保持将是未来三峡走廊生态保护的首要任务,深化“水源涵养重要生态功能区”建设是不可推卸的战略责任。

此外,生物多样性影响是伴随三峡工程建设一直存在的争议问题。近年来,为弥补三峡工程对生态多样性的不利影响,社会各界对三峡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工作格外重视。本研究的生物多样性功能是指为维护野生动植物的基因来源与进化而提供的和保护的自然栖息地。仅从土地利用变化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价值总量还是增加率,生物多样性功能都处于中游偏上水平。其中,2018年,林地、草地、耕地、水域对维护生态多样性贡献分别为209.80亿元、17.54亿元、5.57亿元、5.22亿元。由此可见,水域在生态多样性贡献方面并不是最突出的。建设三峡工程在给该流域带来较大地理结构改变的同时,也使该流域的生态与生物系统更加脆弱。近年来,三峡库区在长江珍稀特有物种保护、长江流域生态修复与生态环保、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努力。2009年组建了水电开发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研究平台,并建成特有珍稀植物繁育基地与种质资源圃;
2015年成功建立中华鲟人工遗传谱系;
2017年组建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由于三峡工程对库区流域水生生物的影响最为直接,未来应更加精准地实施生态调度、坚持增殖放流、修复生态环境、保护遗传资源,构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和谐共生的三峡库区,打造长江流域生态安全屏障。

2.4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演变分析

三峡走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格局大致以“巫溪—涪陵”一线为界,呈现出“东北高、西南低”的格局,廊腹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明显高于廊首(表6)。由于不同区县在发展战略、产业结构和与主城市圈距离的差异,造成三峡走廊生态价值的空间分异。2009—2018年,廊首、廊腹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保持增长趋势(图4)。其中,涪陵区、忠县的增长势头最为强劲,年均增长率保持在0.6%以上。涪陵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增长主要归功于水域面积年均3.8%的迅速扩张。尽管忠县的行政辖区最小,生态价值总量排名最低,但其生态价值年增加率却遥遥领先。通过对比发现,忠县耕地的年均减少率和建设用地的年均增加率极低,林地的年均增加率极高。这样的土地变化说明了在当前生态-社会系统融合发展中,发挥林地的主导功效、强化耕地的调节功能、有效控制建设用地的生态负面效应是提高生态价值的关键。未来我们要着力提高自然生态系统的功用,降低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格局的过度改变,避免人为逆向干扰强度超出自然生态系统的承受阈值,尽快实现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

表6 2009—2018年三峡走廊各区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变化

图4 2009—2018年三峡走廊11个区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年均变化率

三峡走廊的廊首、廊腹基本处于重庆市“一区两群”战略布局中的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地带。以巫溪县、奉节县为核心的地处深度库区的城市群,地处大巴山、巫山、七曜山、方斗山和四面山等山区地带,自然生态系统保护良好,林地的生态价值起主导作用且明显高于其他区县。廊腹地区作为三峡库区生态屏障重点建设区域,致力于打造以三峡文旅生态经济为核心的绿色发展模式。集中实施长江干流生态林工程、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工程,解决因三峡建设所带来的生态脆弱、生物多样性减少、水文特征变差、消落带污染、自净能力减弱等问题。相较而言,该区域的城镇化水平较低。2018年,巫溪县的城镇化率仅有36.69%,与高水平城镇化率的涪陵区(68.72%)和重庆市(65.5%)相差较多。生态环境优势与产业结构特点使该区域始终坚持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的发展理论和路线,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负面影响较弱,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保护得较为完整。未来廊腹地区要继续发挥生态环境的基本优势,以开州区、万州区为核心的中部城市群要加快以生态农业为依托的生态产业化、数字化和现代化,提高生态产业的技术附加值。而以奉节、巫溪、巫山为核心的东部城市群则要强化三峡旅游“金三角”的产业优势,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率先探索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路径,丰富生态产业形态,打造以生态文化旅游为核心的特色产业集群。

廊首地区靠近重庆市主城区,涪陵区更是重庆市工业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带,是产业集聚的工业重镇。廊首是当前重庆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功能疏解、工业外溢、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同时该地区以丰都“三峡移民工作重点县”为核心,承担着稳定三峡移民与巩固脱贫成果的重任。廊首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要优先于廊腹,不过也付出了城市活动剧烈、人地矛盾突出、生态系统破坏的代价。廊首在继续保持产业领先优势的同时,要积极接受重庆中心城市圈的经济辐射,加快产业数字化和生态化转型,率先带动三峡走廊生态经济的崛起。

本研究从土地利用视角测度了长江三峡生态经济走廊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该地区的土地规划和生态价值提升提出合理建议,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2009—2018年,三峡走廊林地和耕地分布最为广泛,廊首是林地、耕地并重,廊腹是林地独重。此外,林地、水域和建设用地面积上升,耕地、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积下降。这暴露出三峡走廊后备土地资源不充裕、土地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

(2)三峡走廊生态价值维持在2300亿元左右,2009—2018年基本保持递增趋势。林地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起决定性作用。建设用地作为唯一提供负面价值的土地类型,损失的水文调节和土壤保持功能是其主要的负面功能。

(3)短期内,水土保持和维护生物多样性是三峡走廊生态保护的首要任务,将维护水域和林地生态系统作为出发点更能发挥其强有力的价值增效作用。此外,水资源供给服务价值增速快、总量小的特征,反映出三峡走廊水源涵养作用愈发显著,但三峡走廊区域未来依然可能面临供水压力,因此应加快构建“三水共治”的工作格局。

(4)三峡走廊廊首的生态价值低于廊腹,但增速高于廊腹。廊首、廊腹自2014年开始出现以林地增速迅猛为核心驱动力的发展态势。但存在政策响应敏感度与政策落实成效期的差别,呈现出以重庆市主城区为核心向外扩散的延迟弱化效应。可以借鉴忠县的生态发展路线:发挥林地的主导功效(防护林生态工程),强化耕地的调节功能(减少耕地扰动,增强土壤碳封存,作物轮换、秸秆还田,科学耕作),有效控制建设用地的生态负面效应(合理规划城市扩张,制定城镇开发边界线)。

因此,借助土地规划提升三峡走廊的生态价值要坚持两手抓战略:一手握紧保护环境的生态底线,一手打好生态产业的经济牌。

第一阶段主要针对三峡走廊总体蓄水量减少、水文特征变差、消落带泥沙淤积与污染加重的水环境新变化。首先,对水域和林地生态进行大规模改善,在重要河段建设河湖缓冲带,在河湖入库口、支流入干流口等关键点设计水质净化工程;
加大消落区植物群落配置及植被重建力度,稳步推进流域水土保持林、水库水源涵养林、自然保护区特用林等增林行动,尽快启动长江三峡国家公园建设,大幅提升生态效益。其次,要提高耕地的科学利用效率,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有效规划建设用地,推进产业循环式组合、园区循环式改造。始终坚持根据生态环境承载力优化城市空间的实践原则,处理好发展与保护、利用与修复的关系,使六大土地类型基本维持短频波动的平衡状态,确保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稳步增长。

第二阶段是突出缩小廊首、廊腹发展落差的工作基调。廊腹地区,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强力推进“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建设,突出“库区”“山区”生态经济一体化特色,夯实环奉节城市群的三峡旅游业生态发展基础,巩固以开州区、忠县为中心的生态农业集群效应,探索三峡库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市场化的新路径,有效缓解廊腹城乡结构与地域限制的三农困局。廊首地区作为三峡走廊的领头羊,应当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破局传统制造业困境,把握住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融合的新契机,制定兼容流域经济规制与生态补偿机制的新方案,将三峡走廊塑造成为“两山模式”的新典范,推动“后三峡时代”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同步、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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