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国锋

商业信息传播是指商品物价高低贵贱及涨落情况、商品供求状况、商业政策法规的调整变动情况以及其他影响商品供求、物价涨落的因素通过一定方式在人或组织之间的传递与反馈，它包括商业信息的发出、搜集、分析、传递、接收、利用、反馈等环节。商人是唐宋商品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除了拥有一定的商业资本、较强的商业销售能力外，同时还有较强的获取商业信息、传播商业信息的能力。对于唐宋商人与商业信息传播，有学者从市场、牙人、广告等方面做过探讨，(1)〔日〕宫泽知之.：《宋代的牙人》，艾廉莹译,《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7期；
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龙登高：《论宋代的掮客》，《思想战线》1990年第5期；
黄纯艳：《宋代海洋知识的传播与海洋意向的构建》，《学术月刊》2015年第11期；
张金花：《宋代的广告与城市市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等。颇有启发，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商人获取商业信息的途径、对商业信息的利用及其影响作进一步分析，寄望以此深化唐宋商人与商业发展的研究。

作为商业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利润最大化是商人经商的主要目标，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2)《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56页。是也。为了尽可能地降低交易成本、追逐商业利润，商人对商业信息的传播与利用要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加积极和主动。唐宋商人主要通过下面一些途径获取商业信息。

其一，商人在商业活动中直接获取商业信息。经商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商业信息的制造和传播过程。商人一方面在经商活动中搜集有利于自身贱买贵卖的商业信息，同时他们的经商活动也成为影响商品价格高低和市场供需的重要信息。商人直接获取消费信息，如唐代元稹在《估客乐》中记载一些大商人来到长安，“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3)元 稹撰，冀 勤点校：《元稹集》卷二三，《乐府·估客乐》，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07页。首先了解王公贵族、公卿将相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进而可以投其所好，向他们推销相应的商品。商人直接获取物价信息，开宝五年(972年)七月，陈从信对宋太宗说：“今(开封)市中米贵，官乃定价斗钱七十，商贾闻之，以其不获利，无敢载至京师者。虽富人储物，亦隐匿不粜，是以米益贵。”(4)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开宝五年七月甲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7页。商人及时获取官府定下的米价信息，因无利可图而不敢运米到开封。另外，那些常年奔波在市场中的小商人，他们更是注意随时通过多种方式搜集商业信息。《夷坚志》记载：“乐平永丰乡民胡廿四，开旅店于大梅岭。乾道元年冬，弋阳某客子独携包袱来宿，至夜，买酒邀胡同饮，询问麻价，胡矣添酒报之。”(5)洪 迈：《夷坚志·夷坚三志》辛卷第六《胡廿四父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428页。材料中的商人正是在经商住宿过程中，通过与旅店老板交谈了解到麻的价格信息。商人提前获取政府商业政策变化信息，据南宋袁燮记载：“金陵军民杂处，舟车辐凑。米麦薪炭醝茗之属，民间日用所须者，悉资客贩。商贾逆知旧会将废，人所不惜，骤增物价，以术笼之。米麦一旦绝市，旧会无所售。”(6)《全宋文》第二百八十一册卷六三八〇《龙图阁学士通奉大夫尚书黄公行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12页。其实，旧会子并非真的要废除，只是要用新会更换旧会而已。因为会子更换烦费，更换前再次贬值。商人在长期经商活动中熟悉这一政策变化信息，提前分析人们因旧会要废除必然产生恐慌心理，进一步推测出人们将急于抛售旧会的商业信息，商人因此突然提高物价使会子的购买力进一步大打折扣，他们收购大量的旧会子后又将与政府兑换新的会子，由此狠狠地赚上一笔。商人们直接控制物价涨落而成为商业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如北宋东京的大茶商“自来有十余户，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设宴，乞为定价，比十余户所买茶更不取利，但得为定高价，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7)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六，熙宁五年闰七月丙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738页。东京的大茶商通过设宴馈献的方式获得茶叶的定价权。南宋宁宗时，湖北大旱，据知汉阳军黄榦说：“本军城下并汉口共三千家，除能自食者约千家，尚有二千家皆是贫乏籴食之人。米铺户乘此贵粜，日增米价，以困贫民。”(8)黄 榦：《申京湖制置司辨汉阳军籴米事状》，载《全宋文》第二百八十七册卷六五三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92页。汉阳地区遭遇干旱，市场上的米不能满足民户需求，米铺商人乘机不断提高价格。对于商人操控市场物价的现象，难怪黄榦发出了“市价起于何人?不出于民，不出于官，而出于谋利之商贾”(9)黄 榦：《复吴胜之湖北运判四》,载《全宋文》第二百八十八册卷六五四三，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页。的感叹。

其二，商人通过家人或熟人之间口耳相传间接获得商业信息。传统社会中，各种职业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之相关的各类职业信息也呈现较为稳定的代际传播。《管子·小匡》有载：

今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
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
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为商。(10)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第八，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02页。

早在战国时期，商人将经商的技巧、经商的好处以及如何获取商业信息传授给他们的后代子弟，从而出现“商之子常为商”的情况。时至唐代亦是如此，如元稹诗言：“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11)元 稹撰，冀 勤点校：《元稹集》卷二三，《乐府·估客乐》，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07页。商人在经商活动中通过言传身教，引导他们的子弟从小经受求利的熏陶并从事具体的商业实践。进入宋代，商人家庭内部之间相互传播商业信息更为常见。如：“饶州富民段二十八，绍兴丁卯(1147年)，岁大饥，流民满道，段积谷数仓，闭不肯粜。一日，方与家人评论物斛低昂。”(12)董 煟：《救荒活民书》卷下《救荒报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8页。富人于饥荒年囤积谷物，与家人随时讨论谷价涨落的商业信息。商人通过熟人之间获取商业信息也较为普遍。据宋人包恢记载：“海上人户之中下者，虽不能大有所泄亦自带之患。而人多所不察者，盖因有海商或是乡人，或是知识，海上之民无不与之相熟。所谓带泄者，乃以钱附搭其船，转相结托，以买番货而归，少或十贯，多或百贯。常获数倍之货。愚民但知贪利，何惮而不为者。又有一等每伺番舶之来，如泉广等处则所带者多银，乃竞赍现钱买银，凡一两止一贯文以上，得之可出息两贯文，此乃沿海浙东、福建、广东海岸之民无一家一人不泄者，此一项乃漏泄之多者也。”(13)《全宋文》第三百一十九册卷七三二八《禁铜钱申省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84页。海上人户的中下等户因为与长期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相互之间是同乡、朋友或者是亲戚，在与他们的接触中获得了海外商品的供求和物价高低信息，但因为钱少本小无法大量购买商品，只好通过将少量的钱交由出海之人，委托其代购海外商品回来，这种方式省去了小本商人亲自乘船赴海外购买商品所产生的交易成本，因此往往能够获得数倍的利润。《夷坚志》中也有关于熟人之间传递商业信息的故事：

陈公任者，福州长乐县巨商也。……久之，众商张世显、何仲文、仲济十余辈议云，福清东墙莫少俞治船，欲以四月往浙江，可共买布同发。如期而行……(14)洪 迈：《夷坚支志》戊卷二《陈公任》，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59页。

巨商陈公任与张世显、何仲文、何仲济等朋友一起传播分享了一则商业机会信息——“福清东墙莫少俞治船，欲以四月往浙江”，经过商议，陈公任等人决定在福建买布一同搭乘商船运销浙江。

其三，商人通过结交官吏及时探知获取商业信息。伴随着“唐宋财富力量的崛起”，(15)参见林文勋《唐宋社会变革论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4～119页。大商人们不断向政治领域渗透，他们利用财富的力量从权贵和官吏处及时获取有用的商业信息而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如唐高宗时的邹凤炽，玄宗时的王元宝，昭宗时的王酒胡，他们分别是唐代前中后期的巨富代表，这些大商人的财富惊人，对国家的影响力巨大，以致唐玄宗都发出“我闻至富敌至贵”(16)李 冗：《独异志》卷中，明稗海本。的感叹。景祐二年(1035年)，北宋茶法变更，三司官吏“窃恐豪商欲仍旧法，结托权贵以动朝廷，请先降敕命申谕，从之”。(17)徐 松辑，刘 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658页。为了避免豪商左右国家茶法变动，三司官吏请求当朝者及时做出决定，最后得到仁宗的同意，足见豪商对政府的商业政策走向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崇宁元年(1103年)，“蔡京初拜相，有巨商六七辈，负官钞至庭下，投牒索债，且曰：‘此章相公开边时，此曾相公罢边时，所用合三百七十万缗不能偿者。至会罢边弃地之费，乃过于开边也。京奏之，上蹙额曰：‘辱国且奈何？’京进曰：‘臣请偿之’，上喜曰：‘卿果能为朕偿之耶？’”(18)陈 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第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68页。蔡京刚刚当上宰相，富商大贾就主动找上门来，一方面要求朝廷兑换开边、罢边时发行的巨量官钞，另一方面也借此机会探听朝廷的重大举措等商业信息。北宋末年，林摅任开封府尹时，有“大驵负贾钱，久不偿，一日，尽辇当十钱来，贾疑不纳，驵讼之。摅驰诣蔡京，问曰：‘钱法变乎?’京色动曰：‘方议之，未决也。’摅曰：‘今未布而贾人先知，必有与为表里者。’退鞫之，得省吏主名，阗于法”。(19)《宋史》卷三百五十一列传一百一十《林摅》，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111页。国家的钱法刚刚处于讨论酝酿之中，大商人因为与制定钱法的个别官员勾结就提前获得钱法可能变更的商业信息，因此拒绝使用旧钱而引起林摅等政府官员的警觉，最终提前泄露政府信息的官员被查办了。一些小商人也经常主动与官吏结交，从而获取商业信息。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右拾遗郭泌上奏指出：“剑南诸州盐每斤钱七十，豪民黠吏，相与交通，贱市于官，贵粜于民，至每斤钱数百。”(20)王 荦：《金泥玉屑丛考》卷十一《盐价》，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19页。四川地区官府规定盐的价格为每斤七十文，一些经商的豪民与狡吏勾结，从而实现贱买贵卖的目的。

其四，商人通过与政府合作，积极推行新的商业模式或参与政策咨询提前获取商业信息。商人，尤其是资产雄厚的大商人的商业行为往往会对商品的供给与需求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政府在推行新的商业模式或作出商业决策、调整商品价格时，经常会邀请一些大商人参与咨询讨论，商人也乐于参与这些活动，他们因此能及时获取相应的商业信息。唐宪宗元和年间，“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21)《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88～1389页。唐宪宗时的商人主动将钱委托交付给京城中各地的进奏院，或者是各州军的驻京机构，然后携带到异地领钱的“券”就轻松赴各地开展商业活动。这样的做法极大地减少了携带铜钱或绢帛的不便，同时在与诸进奏院、诸军、诸使等政府机构的合作过程中还可以及时探知各地商业信息情况，可谓一举两得之举。

北宋初，交子在民间自行产生运行一段时间后，因不便于统一管理，出现了“奸弊百出，讼狱滋多”的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六家大商户同样选择与政府合作，改进交子之法：

始，益州豪民十余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22)梁太济，包伟民：《宋史食货志补正》下篇《会子》，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73～474页。

益州豪民与政府合作，愿意为官府提供人力、物力服务，因此获得官府认同“连保作交子”。通过对交子的逐步规范，统一发行，使得交子的市场信用不断提高，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富商通过对交子的发行、运行、兑换、回收的掌控，及时掌握整个市场商品的价格涨落、市场供求状况等信息。另外，政府在制定商业政策时，也经常听取商人的意见。据《东轩笔录》记载：

陈晋公为三司使，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晋公阅之，第为三等，语副使宋太初曰：“吾观上等之税取利太深，此可行于商贾而不可行于朝廷，下等固灭裂无取，唯中等之说，公私皆济，吾裁损之可以经久，于是为三说法，行之数年，货财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实。(23)魏 泰：《东轩笔录》卷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6页。

太宗至道年间，三司使陈恕在出台新的茶法前召来数十名茶商共同商议，听取意见。最后，陈恕根据茶商所提的上中下三种意见，采纳了中等之法。而茶商也在参与讨论过程中提前获取到朝廷的最新商业信息，从而为其商业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改革茶法，“命盐铁副使林特、崇仪副使李溥等，就三司悉索旧制详定而召茶商论议，别为新法”。(24)《宋史》卷一百八十三《食货志第一百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480页。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改革茶法时，同样召集了一批茶叶商人前来商议：“三年正月九日，命知枢密院事李谘、参知政事蔡齐、三司使程琳、御史中丞杜衍、知制诰丁度同议茶法，仍许召商人至三司，以访利害。”(25)徐 松辑，刘 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657页。通过史料可见，商人积极与政府合作讨论茶法，寻求二者的利益共赢。政府的决策因为商人的参与变得更加切合实际，易于推行。商人借助政府层面的支持和认同，参与政府商业政策的商议讨论，提前获得了商业政策变化等准确的商业信息，这些商人后来成为茶法商业模式运行的主要执行者。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以致御史刘挚向神宗奏事时指出：“其议政也，则商贾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26)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484页。

其五，商人通过雇佣专门人员获取商业信息。早在北魏时，洛阳富商刘宝，就以洛阳为中心，建立庞大的商业信息网。他在各州郡都会处，“皆立一宅，各养马十匹。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27)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校笺》卷四《法云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7页。唐代，刘晏主持政府财政时，“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28)司马光撰，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唐纪四十二《刘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285页。虽然这则材料反映的是政府官员雇佣“善走者”传播商业信息，但与此同时也表明了在唐代社会中通过雇佣专门人员搜集商业信息的客观存在。宋代，温州永嘉商人何子平“尽知四方物色良窳多寡与其价之上下”，“罗取众贾所弃，时其钝利，为之出入，人家缓急须索，百物无不有物，直常数倍，遂致累资千万，称于大家”，(29)《全宋文》第一百三十七册卷二九五六《何子平墓志铭》，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68页。材料中的商人何子平是怎样及时了解到“四方物色良窳多寡与其价之上下”的呢?在传统社会中，商人除了雇佣专门的人员于四处搜集和汇总商业信息外，是很难有其他途径能够快捷地获取各地适时的商业信息。

唐宋时期，茶叶成为大宗商品异军突起，资本雄厚的茶商往往善于利用商业信息传播能力为自己经商活动服务。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每诸榷务所受茶，皆均地配给场务，以交引至先后为次。大商刺知精好之处，日夜走僮使赍券诣官，故先获。初，禁淮南盐，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自行。三四年间，有司以京师切须钱，商人旧执交引至场务即付物，时或特给程限，或数月，或百日，逾限未至者，每十分复令别输二分见缗，谓之贴纳。豪商率能及限，小商不能知，或无以贴纳，凡贱鬻于豪商。有司从移用之便，至有一岁之内，文移至十数变者，商人惑之，顾望不进。(30)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五，大中祥符八年，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37页。

大商人因为拥有巨大的财富能够通过雇佣足够多的僮仆四处活动,掌握各地商业信息，所以能够及时了解政府的商业政策变化而发财致富。与此同时，那些财少力薄的小商获得商业信息的时间要相对滞后，无法抢占先机。另外，政府为了增加现钱收入，往往对发给商人的交引定出期限，超过规定期限，商人持交引到各场务领买茶叶还需额外缴纳百分之二十的现金，这项规定导致大量的小商人难以在规定期限赶到场务，更没有财力承担高额的“贴纳”，因此他们只好将手中的交引低价转卖给大商人。

商人对商业信息最敏感，他们通过多种途径与方式获取商业信息，进而分析其中包含的商品供需和物价涨落的情况，因此可以更好地进行商业活动，促进商品流通，提高商业资本使用效率。

其一，通过商业信息传播，商人能够更快地掌握商品的供需情况。唐宋商人善于把握住时间、季节、气候变化的信息，及时掌握市场中各类商品的供需状况，然后相应调整商品交易的时间和商品的供应量。如诗歌云，“估客聚百货，乘时沽善价，”(31)李流谦：《澹斋集》卷二《峡中赋百韵》，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齐民聚百货，贸鬻贵及时”，(32)程遇孙：《成都文类》卷九《五日州南门蚕市》，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78页。“马塍卖花只贪早”，(33)杨 镰主编：《全元诗》第三册目录《牡丹》，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56页。“赫日生炎晖，鬻冰言及时”，(34)田 锡：《咸平集》卷十八《古风歌行》，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173页。“团栾饱饼饦，市鬻追时节”。(35)陈 造：《江湖长翁集》卷五《次韵梁教章宰喜雪》，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还有商人因“物之废兴而上下其价，权时轻重而操其奇赢”。(36)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六十四《湘潭县修药师院佛殿记》，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937～938页。甚至在遭遇巨大灾难时，商人因为及时分析掌握了商品供求信息，所以很快又能重新获得更多的财富。据赵与时的《宾退录》记载，绍兴十年(1140年)临安城发生一场火灾，延烧城内外房屋无数，其中一位裴姓商人的质库及金珠肆也被焚，在痛苦之余，这位裴姓商人积极收购灾后重建物资，因而“遇竹木砖瓦芦苇椽桷之属，无论多寡大小，尽评价买之。明日有旨，竹木材料免征税抽解。城中人作屋者皆取之，裴获利数倍，过于所焚”。(37)赵与时撰，傅 成点校：《宾退录》卷九《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5页。这位裴姓商人及时分析、掌握灾后重建的市场商品需求信息，并大胆做出商业决断，因此获利乃至超过被大火烧掉的财产。还有一些商人密切关注政府商业政策变动，及时掌握盐钞销售的商业信息，“(蔡)京请改袋制，且许所过指其税，袋制既与昔不同，必使更买新钞，方带给旧钞，号‘对带法’，亦曰：‘带搭’。指挥既出，一日间入纳者，三十余万缗。上大骇，而后知搭带之利也，不一二岁，必复为之。商人每觉钞行略滞，则贮积以待改法，谓之趁新钞”。(38)陈 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第二十八徽宗皇帝，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22页。蔡京推行带搭之法，一些商人及时关注盐钞市场的动向，乘时囤积旧钞以待政府政策变动而获利。

其二，通过商业信息传播，商人能够及时了解物价涨落。在王安石创立市易法之前，“有魏继宗者自称草泽，上言：‘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或倍本数，富人大姓皆得乘伺缓急，擅开阖敛散之权，当其商旅并至而物来于非时，责明抑其价，使极贱而后争出私蓄以收之；
及舟车不继而京师物少，民有所必取，则往往闭塞蓄藏，待其价昂贵而后售，至取数倍之息。’”(39)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一，熙宁五年三月丙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622页。材料反映富人熟悉掌握京师市场商品物价涨落的商业信息，故而能够斥巨资低价收购货物，最后做到高价卖出。《夷坚志》中记载：“乐平明口人许德和，闻城下米麦价高，令干仆董德押一船出粜。既至，而价复增。德用沙砾拌和以与人，每一石又赢五升。不数日，货尽，载钱回。”(40)洪 迈：《夷坚志·夷坚丁志》卷一九《许德和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00页。材料中的商人通过商业信息传播听闻消息，了解到米麦涨价的情况，于是让干仆押一船米麦出粜。在官府和籴粮草时，唐宋商人更是利用商业信息传播，在价贱时大量收购粮食，在价高时再卖给官府，商人于收获季节“添钱收买，候过时，乘官中急市”(41)徐 松辑，刘 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857页。再卖，另外在入中时，“每年客人虽有斛斗，不肯便行入中，须待体探年岁丰俭，及伺候官中价例高低，常至三四月间，方始猛来入中”。(42)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一十七《乞展延籴斛斗限》，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801页。入中的商人手中虽然有粮食，但并不急于卖给官府，他们往往要认真分析当年农业收成好坏，并且等到三四月间入中物品价格上涨后，才大量入中粮食。

其三，通过商业信息传播，商人能够加快资金流动速度。商业资本的本性决定它必须不断地流动才能创造更多的利润，商人通过商业信息传播，极大地提高了商业资金的流通速度。《夷坚志》中记载：“泉州人王元懋，少时祗役僧寺，其师教以南番诸国书，尽能晓习。尝随海舶诣占城，国王嘉其兼通番汉书，延为馆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蓄奁具百万缗，而贪利之心愈炽。遂主舶船贸易，其富不赀。留丞相诸葛侍郎皆与其为姻家。淳熙五年，使行钱吴大作纲首，凡火长之属一图帐者三十八人，同舟泛洋，一去十载。以十五年七月还，次惠州罗浮山南，获息数十倍。”(43)洪 迈：《夷坚支志》己卷六《王元懋巨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45页。王元懋因为精通南洋多国语言文字，掌握大量商业信息，后来投入资金，安排人员从事海外贸易生意，十年间获利数十倍。唐宋时期，一些善于替人经营资财的干人受到资本的追捧。如唐代高彦休发现“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规利者，盖先兢慎诚信，四方宾贾慕之如归。岁获美利，藏镪巨万”。(44)李剑国辑校：《唐五代传奇集》第四编卷二《秦川富室少年》，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572页。宋代“枣阳申师孟，以善商贩著干声于江湖间。富室裴氏访求得之，相与欢甚，付以本钱十万缗，听其所为。居三年，获息一倍，往输之主家，又益三十万缗。凡数岁，老裴死，归临安吊哭，仍还其资。裴子以十分之三与之，得银二万两，买舟西上”。(45)洪 迈：《夷坚三志》辛卷第八《申师孟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446页。材料反映唐宋以来出现一些善于为别人理财的经纪人，他们因为熟悉商业信息传播，因此能实现商业资本的迅速流通增值。因为商业信息传播加速资金快速流动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宋代交引铺的交易情况。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这里的“所谓‘金银彩帛交易之所’，盖即交引铺”。(46)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9页。宋朝时期因为入中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导致出现了大量的交引买卖与兑现业务，“在此基础上，以经营交引买卖为主要特征的交引铺应运而生。交引铺资本雄厚，能量很大”，(47)姜锡东：《宋代新兴商人资本交引铺的经营活动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7期。开设交引铺的大商人非常善于利用商业信息传播贱买贵卖，在入中过程中，一些行商和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京师交引铺，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48)《宋史》卷一百八十三《食货志第一百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483页。交引铺因掌握交引价格涨落信息乘时获取高额利润，从而加快了资金的流动速度。

唐宋商人利用商业信息传播的主观意图是为了更为高效地获取更高的商业利润。从客观效果来看，唐宋商人积极利用商业信息传播的行为丰富和加速了这一时期商业信息传播的发展，商业信息传播的发展又给唐宋商业发展带来新的动能。

其一，商业活动更加频繁。因为商业信息传播的发展，人们很容易获取物价高低、供需多寡等商业信息，这就使得从事商业活动的门槛相对较低，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群逐渐增加。这一时期除了更多的职业商人、中间商人从事商业活动外，大量农闲时的农民、求取功名的士人，甚至一些官员、士卒、僧侣、道士等等都纷纷加入经商的行列，“社会各阶层纷纷卷入商业,竞相经商,形成一股全社会的经商热潮”。(49)林文勋：《宋代商人对国家政治的干预及影响》，《中州学刊》1996年第3期。他们有的通过熟人之间传播商业信息，如“赣、吉之民每遇农毕，即相约入南贩牛,谓之‘作冬’”。(50)徐 松辑，刘 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386页。有的通过游历不同市场获得商业信息，如宋神宗熙宁年间,京东、河北路提举盐税王伯瑜,利用在赴阙奏事和出巡各地时经商逐利，“贩京东,河北帛入京师,复以京师帛贾于滨、棣(州)间,往往与公人、秤子交市”。(51)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七，熙宁六年九月壬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014页。越来越多的人群参与商业活动，他们又不断成为商业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因为商业活动更加频繁，客观要求增加营业空间，城市的坊墙逐渐倒塌，坊市的严格区分不断被打破，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的现象时有发生。据《长安志》记载：“诸街铺近日多被杂人及百姓、诸军诸使官健起造舍屋，侵占禁街。”(52)王 溥：《唐会要》卷八十六《街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68页。在城市之外，伴随商业活动的频繁，越来越多的草市镇有如星星之火般的燎原起来。另外，伴随商品交易日益频繁，除了商业活动空间的拓展之外，商业活动时间也被逐渐突破，夜市、鬼市大量涌现。商业活动日益发展，甚至冲击了自然经济最为浓厚的堡垒——皇宫，“宫市”的出现表明高高在上的皇家贵族也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到商业活动中来。

其二，商业效率更加提高。商业活动繁盛，商业信息丰富，商业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提高了商业活动的效率与水平。如唐代元稹诗云：“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经游天下遍……”(53)元 稹撰，冀 勤点校：《元稹集》卷二三，《乐府·估客乐》，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07页。材料反映唐代的商人们较为熟悉东、南部沿海市场，中部内陆市场，西、北部边境市场以及西南蜀地四川市场的商品特点和供应状况，因此能够加快各类商品的流通速度。宋代《徂徕石先生文集》记载：

夫朝持货而出者，曰金珍，曰珠玉，曰犀象，曰绮榖，曰丝枲，曰布币。犀象、马牛、羊豕、犬雉、鱼鳖之属，虾蟹之细，米盐之品，菹醢之多，东暨日际，西暨月竁，南极丹崖，北极朔陲，相会而凑于五都之市。朝而聚，夕而虚，大小无不用也，钜细无不取也，贵贱无不纳也，短长无不收也。(54)石 介撰，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七《代张顾推官上铨主书》，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00～201页。

材料描述了全国各个市场的货物流通盛况，在这些商品自由流通之前，必然有一个商业信息传播的过程，正是各个市场的商人自觉利用商业信息传播加速了商品流通速度，从而出现了“朝而聚，夕而虚”商品流通局面，商业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就个别商人来说，据宋代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记载：“王(张俊)尝春日游后圃，见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声喏，对曰：‘无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会做甚事？’对曰：‘诸事薄晓，如回易之类，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万缗付汝，何如？’对曰：‘不足为也。’王曰：‘付汝五万。’对曰：‘亦不足为也。’王曰：‘汝需几何？’对曰：‘不能百万，亦五十万乃可耳。’王壮之，即予五十万，恣其所为。其人乃造巨舰，极其华丽。市美女能歌舞音乐者百余人，广收绫锦奇玩、珍羞佳果及黄白之器，募紫衣吏轩昂闲雅若书司、客将者十数辈，卒徒百人，乐饮逾月，忽飘然浮海去，逾岁而归。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几十倍。”(55)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二，“老卒回易”，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227页。罗大经对此事进行点评时，认为“彼老卒，颓然甘寝苔阶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圆转恢奇乃如此”。老卒的胸中之智，其实正是他掌握了大量的商业信息，因而这样的商人一旦获得商业资本，便能轻车熟路地造巨舰，广收海外适销对路商品泛海而去，短短一年后又载回本地市场畅销商品“珠、犀、香药、骏马”等等，以致获利数十倍，其商业效率不可谓不高。

其三，商业信息传播网络更加健全。唐宋商业信息传播渠道多元，逐渐构建起较健全的商业信息传播网络。唐宋以前的商人主要通过面对面的口耳相传，抑或是通过雇佣人力等方式搜集商业信息。唐宋以来，因为雕版印刷技术的兴盛，这一时期涌现了多种商业信息传播方式，如通过书籍、诗歌传播商业信息等。绍兴年间，临安荣六郎书坊在其刻印的《抱朴子内篇》写下了这样一段跋语：“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岁六月旦日。”(56)林申清编著：《宋元书刻牌记图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53页书影。书籍刻印商在这段话中向世人传递了以下商业信息：一是荣六郎家书坊开店时间较长，品牌值得信赖；
二是告知了目前书坊的准确位置；
三是指出了书坊的经营范围；
四是表明书坊不断改进刊印质量的态度；
五是向消费者作出了“无一字差讹”的质量承诺。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此本亦藏茂伦家，末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细字一行”，(57)丁 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十五，清光绪刻本，第1202页。“序后有临安府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印一条”，(58)丁 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二，清光绪刻本，第1501页。“此亦书棚本，每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卷上末有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印一行”，(59)瞿 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録》卷十九集部一，清光绪常熟瞿氏家塾刻本，第1157页。各书坊为了扩大影响，提高声誉，纷纷将自己书坊的地点、版本等刊印在雕版印刷书籍上，每一本书就是一份文字广告。这些“广告”承载的商业信息在各地传播，无疑会极大地提高书坊的知名度，从而促进刻书业的不断繁荣。

另外，还有一些书籍直接记载并传播大量商业信息。如《诸蕃志》对占城国多方面的商业信息进行了描述：“土地所出，象牙、笺、沉速香、黄蜡、乌樠木、白藤、吉贝……”；
“(外国)商舶到其国，即差官摺黑皮为策书，白字抄物数，监盘上岸，十取其二，外听交易。如有隐瞒，籍没入官”；
“番商兴贩，用脑麝、檀香、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铅、锡、酒、糖等博易”(60)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占城国》，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页。；
对阇婆国也记载出产：“象牙、犀角、真珠、龙脑、玳瑁、檀香、茴香、丁香”等等；
外国“贾人至者，馆之宾舍”；
“以铜、银、鍮、锡杂铸为钱，钱六十准金一两、三十二准金半两”；
“番商兴贩，用夹杂金银及金银器皿、五色缬绢、皂绫、漆器、铁鼎、青白瓷器等交易”(61)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阇婆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5页。。除此之外，该书还对阇婆、三佛齐国、蓝无里国、大食国、渤泥国、麻逸国、三屿等与宋朝商人贸易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物产等商业信息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62)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占城国》《三佛齐国》《蓝无里国》《阇婆国》《大食国》《渤泥国》《麻逸国》《三屿》，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页、第34～36页、第51页、第54～55页、第89～91页、第135～137页、第141页、第143～144页。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诗歌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阶段的诗歌里也蕴含了大量的商业信息，伴随着唐宋诗歌的广泛传播，相应的商业信息也得到大范围传播。据《旧唐书》记载，白居易的诗歌“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
士庶、僧徒、墉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63)《旧唐书》卷一六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349页。白居易曾描写长安贵族买牡丹花的盛况：“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戏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戈戈五束素。上张握幕庇,旁织巴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64)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秦中吟十首·买花》,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81页。白居易的诗传播很广，这首买牡丹花的诗将长安牡丹花的供求状况、价格都描述得非常清楚，使得天下人都知晓长安牡丹的供求和价格。众所周知的唐代杜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诗句一举成为绝好的酒业广告。而宋代大诗人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名句更使得惠州的荔枝名扬天下，为惠州的荔枝做了流传千年而不衰的商业信息传播。

简言之，在长期的商业活动实践过程中，唐宋时期的商人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商业信息，为其商业活动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保障，他们因此能够较快地掌握各个市场的商品供需、物价涨落情况，根据这些信息作出商业决策，从而加快资金在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的流动速度，推进商品在全国各个市场的流转速度。唐宋商人较为熟练地利用商业信息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商业活动的频次，提高了商业活动效率，健全了商业信息传播网络，使得商品经济发展更为健康，为唐宋商业发展水平达到新的高峰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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