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平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历史与现实密切相关，而且对现实有极为重要的镜鉴作用。一个政党能否严肃对待自身历史是其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对其发展有重要影响。中共中央对自身历史颇为重视，曾进行过三次严肃总结，即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1945年《决议》”）、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1981年《决议》”）以及2021年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2021年《决议》”）。这三个历史决议分别集中对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史、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党史以及中共百年党史作了简要总结。上述三个历史决议总结中共党史的时间节点和重点各不相同，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是三者共同包含的内容。深入研究三个历史决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及其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对推进学术研究，还是对强化资政育人都有积极意义。一些著作和文章分别就三个历史决议的形成、作用、地位以及影响等作过研究和介绍。①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拙文曾对1945年《决议》和1981年《决议》的主要内容作过简要比较认为，这两个历史决议在对党史问题表述上经历过从突出“路线斗争”到坚持“实事求是”的转换。[1]但是，据笔者目力所及已刊著作、学术文章似无集中对三个历史决议交集部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作比较研究。因此，笔者试就该问题作粗浅研究，集中探究中共中央三个历史决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表述的传承与创新，揭示中国革命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进而丰富和深化对中共革命历史进程的认知与理解。

1945年《决议》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以土地革命时期党史为重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系统总结。1945年《决议》通过对土地革命时期党史的系统总结，集中批判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危害，突出了毛泽东等在中共党史上的主要贡献和历史功绩，开创了中共中央通过历史决议总结党史的范例。

1945年《决议》总结了以土地革命时期党史为重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一方面，1945年《决议》集中批判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所犯的严重的 “左”倾错误。1945年《决议》明确指出：“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2]74，75-761945年《决议》强调：“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2]861945年《决议》上述论述强调了中共中央重新总结党史经验教训，进而推出1945年《决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1945年《决议》高度肯定毛泽东在反对“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路线”过程中的历史功绩。1945年《决议》指出：“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因而他们在各地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2]86-87“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2]87-881945年《决议》通过“路线斗争”这种表述方式，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集中肯定了毛泽东在党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形成和最终确立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撑。

1945年《决议》是中共党史上权威性历史文献，它体现了当时中共核心领导层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基本共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七大’的召开作准备。重新起草历史决议是全面总结历史经验的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全会期间多次召开大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历史决议草案。”[3]303胡乔木回忆：“历史决议草稿交给中央全会之前，已在相当大的范围进行了讨论。交给全会之后，讨论的范围更大了。讨论是频繁、认真、深入的。每一句话都经过斟酌，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段落，讨论得很仔细。那时中央领导层的讨论也很认真。这种讨论成了当时的主要任务。每次修改都是以这些讨论为基础。这样的讨论历史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讨论的水平、决议的水平，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党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文件。”[3]73“在枣园的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对决议稿逐章地讨论，逐段地讨论。”“这个稿子修改的次数难以统计。不断地改。”[3]75毛泽东为1945年《决议》的形成做了大量工作。胡乔木回忆：“《决议》的起草从头到尾是毛主席主持的，他构思和修改，很多思想都是他的。”[3]66由此可见，1945年《决议》形成过程严肃而认真，主要结论也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是当时中共中央对党史认识水平的集中体现。胡乔木评价：1945年《决议》“倾注了毛主席的心血，也凝聚了全党的集体智慧，把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下来了。用这样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3]324-325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1945年《决议》也有科学和客观的认识。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在起草和修改1945年《决议》时认真而严谨，但是囿于特殊时代背景，该决议也存在一定局限。对于1945年《决议》存在的历史局限，胡乔木后来有过评述：“《决议》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在《决议》中，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也很少提到。”[3]67-68“一九四五年决议的作用是把一切归功于毛主席。那里分析的历史太简单。”[4]140其实上述问题，毛泽东本人也有深刻认识。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强调：“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5]284虽然1945年《决议》广泛征求过意见和建议，并进行严格修订，但是毛泽东对这个决议仍然很慎重。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讲话时强调：“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三番四复的研究，现在还是基本通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再拿去精雕细刻。但这样是不是还会有漏洞呢？还可能有。经过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比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的。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5]296毛泽东的讲话既表明他对1945年《决议》总体高度肯定的基本态度，又反映出他主张对决议具体论断可能存在的局限和错误，要根据实践和认识检验进行修订和完善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1945年《决议》通过对土地革命时期存在重大争议而又严重影响现实的党史的集中概括评述，总结了党史经验教训，统一了全党思想认识，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史上的重大贡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全党的领袖地位，也巩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党的组织领导。1945年《决议》开创了中共中央通过会议决议总结党史的范例，在当时为实现中共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等的调整和确立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对1981年《决议》和2021年《决议》总结党史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深刻认识到总结党史经验教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积极推动制定1981年《决议》。中共中央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订，最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1981年《决议》。1981年《决议》既继承了1945年《决议》的基本表述和主要观点，尤其是肯定毛泽东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也对具体史实和1945年《决议》有待完善和存在局限的内容作了充实和修订，使1981年《决议》的表述更符合历史实际，更具客观性。

1981年《决议》继承了1945年《决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党史表述的基本内容。1981年《决议》对1945年《决议》有多处明确肯定：“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础上，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6]791“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一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十一届六中全会相信，这次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必将起到同样的历史作用。”[6]8461981年《决议》也继承了1945年《决议》高度肯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贡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革命失败后，他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行了使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6]793-7941981年《决议》和1945年《决议》一样高度肯定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进程中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进而捍卫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政治上拨乱反正的背景下，其现实针对性和历史意义更为突出和鲜明。

1981年《决议》在1945年《决议》的基础上对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表述也有新发展。1981年《决议》在肯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贡献的基础上，对中共其他主要领导人和根据地的贡献也作了肯定。1981年《决议》指出：“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就到井冈山会师。随着斗争的发展，党创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也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展开了群众革命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红军各个方面军曾连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红军主力撤离后的一些南方根据地，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6]789-7901981年《决议》对1945年《决议》中的某些具体结论也作了必要的修订，如对遵义会议毛泽东实际职务的表述。1945年《决议》介绍说：“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2]87实际上，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秦邦宪、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7]442“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张闻天接替秦邦宪在党内负总的责任。”[7]445因此，1981年《决议》就对1945年《决议》的上述内容作了修订，表述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6]7901981年《决议》回避了1945年《决议》关于遵义会议毛泽东具体任职的表述，肯定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及其后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更符合历史实际。

1981年《决议》在总结历史问题总体框架上强调实事求是和尊重历史事实。中共中央在起草1981年《决议》时果断放弃1945年《决议》用“路线”模式总结党史的惯例。以“路线”模式总结党史在中共党史上曾一度被滥用，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尤其是“文革”时期，按照现实政治需要构建的以“路线斗争”为核心的中共党史弊端，已经暴露无遗并难以为继了。[1]“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高层开始对以“路线”模式总结党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胡乔木对以“路线斗争”总结中共党史问题的局限有重要评述。1979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碰头会上讲话指出：“党的历史不等于就是路线斗争的历史。”“很长时间以来在一些同志中间形成这么一种心理，似乎党内的任何斗争不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上来，就没有重要意义，就像吃饭没有吃饱似的，总不过瘾。这种考虑问题的习惯是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对党内生活的影响是严重的，因为大家认为，谁犯了路线错误，这个人就一切都错了，就宣布了政治上的死刑，在相当时间内同反革命差不多，因而造成党内生活的紧张状态和不正常状态。这种简单化的提法对党的发展究竟有没有必要，究竟是否有利，究竟是否合乎实际，当然也要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加以科学的探讨，否则会搞得不能自圆其说。”[4]40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讲话，明确否定了用“路线”模式建构党史。邓小平指出：“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这次决议开个先例，以后也这么办。”[8]3081981年《决议》正是以邓小平提出的这些观点和看法为主基调和准则，贯彻了实事求是和尊重历史事实的基本原则。相比于1945年《决议》在对历史问题分析中存在的将阶级分析泛化和模式化的不足，1981年《决议》对党史分析在理论分析上更为全面深刻。1980年11月12日，胡乔木在起草1981年《决议》时强调：“我特别反对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那个概念用得太滥了。家长制不只是小生产的产物，奴隶社会就有家长制，有家庭就有家长制，封建的家长制比小生产的家长制还厉害。王明的错误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没有作什么科学分析，完全套用了一个简单方便的工具，什么都是来源于小资产阶级思想，表现为狂热性、片面性。这种说法不但是简单化，而且是向壁虚构。”[4]140胡乔木指出的1945年《决议》存在的上述局限在1981年《决议》中得到解决。1981年《决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表述理论分析更为全面、透彻与深入，反映了中共中央在历史问题认识上的与时俱进。还有一点明显创新需要指出，就是1981年《决议》在1945年《决议》的基础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重要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也作了简要总结，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表述更完整、更全面。

1981年《决议》继承了1945年《决议》的有益经验。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讲话指出：1981年《决议》的目标就是要起到“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8]3071981年《决议》规避了1945年《决议》用“路线”模式总结党史等的局限，倡导和践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党史表述方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81年《决议》经受了实践检验，在2021年《决议》中得到了明确肯定。

2021年《决议》对中共百年党史作了概括和总结，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正式颁布。2021年《决议》对1945年《决议》和1981年《决议》作了肯定，吸收和继承了前两个历史决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基本结论以及贯穿其间的基本精神。与此同时，2021年《决议》对前两个历史决议的某些具体结论和史实作了进一步补充和修订，吸收和采用了最新的党史认识和成果。

2021年《决议》继承了前两个历史决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基本表述，在开篇处即明确强调：“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总结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经验教训，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9]212021年《决议》对前两个历史决议的历史作用也作了简要评价：“党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9]27“党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9]382021年《决议》也如同前两个历史决议，肯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2021年《决议》指出：“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9]262021年《决议》也继承了1981年《决议》，比较全面地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和党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贡献：“随着斗争发展，党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党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也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开展了群众革命斗争。”[9]24由于“我们党已先后制定了两个历史决议。从建党到改革开放之初，党的历史上的重大是非问题，这两个历史决议基本都解决了，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党的工作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总体上讲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是顺利的，前进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基于此，这次全会决议要把着力点放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上，以推动全党增长智慧、增进团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9]112因此，2021年《决议》对前两个历史决议涉及的内容表述比较简洁，但是由于有前两个历史决议作为基础，2021年《决议》对其他根据地和党组织的概述虽然没有如1981年《决议》那样明确点出各根据地领导人和党组织，但其指向也比较明确和具体。

2021年《决议》在前两个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表述也有相当创新之处。2021年《决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具体史实的表述更为准确，如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分析：“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内反动集团叛变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由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抵抗，致使大革命在强大的敌人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9]232021年《决议》对大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的分析更符合历史事实。2021年《决议》用“国民党内反动集团”代替1981年《决议》中的“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6]789更能客观反映当时国民党内四分五裂的状况以及国民党内反共势力除了蒋介石、汪精卫以外多元性的特点。2021年《决议》用“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代替1981年《决议》中的“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6]789更为客观评述了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及其复杂性。关于遵义会议的评述也体现了2021年《决议》与时俱进的创新之处。2021年《决议》对遵义会议有新的具体表述：“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9]24-252021年《决议》的表述与1945年《决议》和1981年《决议》相较而言就更为准确和客观。2021年《决议》在吸收了前两个历史决议成果的基础上，更强调史实的准确性。2021年《决议》在1981年《决议》中的“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6]790前添加“事实上”[9]25三个字，更符合历史实际，也能反映出历史背后更深层次的本质特点。正如参加过遵义会议的杨尚昆对这次会议的评价：“中国共产党人几经挫折和失败，经过遵义会议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才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正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从一个主要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成为主导全党全军的领袖，是一个充满斗争和艰难曲折的过程。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主张逐步深入到全党，他在粉碎敌人‘围剿’中表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为全军所接受；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像恩来同志这样一些党的负责人，在血的教训面前，以党的利益为重，胸怀宽广，服从真理，坚决拥护和信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10]402021年《决议》中的“事实上”三个字有深刻的意蕴：既承认了遵义会议确定张闻天、周恩来在中共党和军队的实际职务及其贡献，体现了2021年《决议》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史实的特点，也更为客观地反映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期间及其后的卓越贡献，揭示了历史事件的内在本质。

2021年《决议》在介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史实的基础上加强了理论阐述，如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从残酷的现实中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9]23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贡献：“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斗，党领导人民，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合作下，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也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9]27-28“实践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9]282021年《决议》还将最新的理论成果融入相关章节，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党精神”等。2021年《决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9]21“在革命斗争中，党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9]272021年《决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论述与前两个历史决议相比较而言，在史实陈述基础上，明显增加了“史论”内容。

2021年《决议》在中共中央前两个历史决议的基础上以大历史观视角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这部分内容虽然在整个2021年《决议》中所占篇幅较少，但是言简意赅地介绍了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概貌以及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大事件及其评论，凸显了理论导向，强化了政治定性，体现了一个百年大党对自己历史认识的格局和站位。

中共百年党史上先后诞生的1945年《决议》、1981年《决议》和2021年《决议》，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构成了中共党史的基本表述基础，也确立了官方关于党史的主要结论。这三个历史决议虽然解决的主要问题各有不同，侧重点也有明显差异，但是都起到了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增强政治共识、巩固组织基础、坚定理想信念等重要作用。这三个历史决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表述在这三个历史决议中都具有重要作用。这三个历史决议共同涵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虽然在各个决议中篇幅各有不同，侧重亦有差异，但是毫无疑问在整个决议中都具有重要作用。这三个历史决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表述都解决了决议涉及的重大现实政治问题。

1945年《决议》对推进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具有重大推动作用。1945年《决议》是集中清算“王明路线”，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重要文献。王明及其推行的“王明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是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性著作。但是，1940年3月19日，王明在延安出版其著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第三版，并在“三版序言”中强调：“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是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11]364这是王明公开维护其在土地革命时期推行的“王明路线”政治立场的重要表现。其后，王明公开拒绝承认他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犯过严重错误，多次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就中共执行的路线等发生过激烈的公开争论。[11]372-374王明甚至对毛泽东个人品质也进行否定。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张闻天、刘英夫妇探望王明时，王明对张闻天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遭了毛主席的忌，毛主席此人实在太厉害，真是睚眦必报。”[12]137因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为回击王明的挑战和挑拨，就需要总结党史，澄清事实。胡乔木对此有过中肯评价：“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这就要算历史账，才能搞清楚。”[3]46上述原因是中共中央制定1945年《决议》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1945年《决议》本身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建党以来党史的总结，通过聚焦土地革命时期党史问题，有力反驳了王明对毛泽东领袖地位和中共抗战以来政治路线的挑战，将延安整风运动以来的成果用中共权威文献肯定下来的成效，实现了通过检讨党史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目的。1945年《决议》强调：“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及其所起的决定作用，就是这条正确路线的生动的证明。”“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2]1111945年《决议》颁布后实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通过研讨党史问题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初衷，完成了中共中央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调整和确立的历史重任。

1981年《决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部分内容也为该决议要解决的重要政治问题打下了坚实基础。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重大变革的时期，但是，这一时期中国政治领域也存在严重的认识分歧。这种分歧集中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评价。邓小平曾对当时政治领域这一重大分歧有过介绍。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谈话时指出：“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8]291-292因此，邓小平在1981年《决议》起草时就明确指出：1981年《决议》“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8]291他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8]299正是基于上述考虑，中共中央决定在1981年《决议》中增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作基础。陈云在指导1981年《决议》起草时鲜明指出决议加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重大意义：“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13]283-2841981年《决议》的起草和修订严肃而认真。1981年《决议》起草工作历经一年多时间，其间还组织中共四千多高级干部讨论。在讨论修订稿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又听取党内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干部四十余人的意见和建议后作了进一步修订和完善。[8]3051981年《决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论述对中共中央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功绩，统一全党思想，推动当时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21年《决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表述为整个决议构建了重要逻辑起点。2021年《决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表述构成了中共百年党史的历史逻辑起点。2021年《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主要成就作了简要概括：“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
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9]20在决议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功绩被置于百年党史之首，构成决议后续史实叙述的基础。2021年《决议》通过对建党初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党史的简要述评，从历史逻辑上回应了“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一重大命题，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正义性，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领导核心地位的合理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也构建了2021年《决议》的理论逻辑起点。2021年《决议》强调：“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已经走过一百年光辉历程。”[9]19无论是正确看待百年党史“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客观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内在需求，还是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的重大历史关头，更加坚定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都需要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进行与时俱进的总结。只有这样才能“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9]20-212021年《决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论述，展示出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也为整个决议理论逻辑的展开构建了起点。总之，2021年《决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表述为决议“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9]111打下了坚实的史实和理论基础。

中共百年党史上三个历史决议绝非是从纯学术角度进行的理论探究，也并非是以澄清史实为目的而开展的党内研讨，主要是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现实政治需要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因此，这三个历史决议就体现了鲜明的现实政治指向，也体现了中

共中央对自身历史认识的严肃态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正式拉开了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序幕，是百年党史上的辉煌篇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是中共党史上三个历史决议共同包含的叙事内容，是三个历史决议论述的基础。从1945年《决议》开启的中共中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论述，为此后党史叙述提供了基本范式。正是在这个基础上，1981年《决议》和2021年《决议》关于这段党史的叙述具有鲜明的继承性。同时，中共中央体现于1945年《决议》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以及秉承的自我革命的理论品格，为推动1981年《决议》和2021年《决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党史表述的进一步修改、补充和创新提供了条件。因此，三个历史决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叙述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自觉和使命担当。历史昭示着未来。通过对三个历史决议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认识自身历史的不同维度和深度，也折射出党史在构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话语体系与话语权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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