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信 张洪兴

清代是骈文的复兴时期，不仅骈文作家众多、创作热情高涨、作品数量巨大，而且还表现在理论上的自觉，即骈文批评方面的深入、理性认识的提高以及对骈文创作经验的总结。在描述骈文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流程之时，屈、宋辞赋在骈文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从清初到清末都有人对此进行评论和分析，其中有些观点在今天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清初，骈文复兴的趋势就已经显现，有些人在考察骈文产生和演变过程时，就注意到屈、宋辞赋在骈文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认为其辞赋为骈文之源头，其人为后世骈文家之宗师。康熙皇帝、赵维烈、何焯、陆棻、王修玉等人从不同的角度谈到这方面的问题。

康熙皇帝在《历代赋汇序》中便就赋体的演变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春秋之后，聘问咏歌不行于列国，于是羁臣志士，自言其情，而赋乃作焉。其始创自荀况，宦游于楚，作为五赋。楚臣屈原乃作《离骚》，后人尊之为经，而班固以为屈原作赋以讽喻，则已名其为赋矣。其后，宋玉、唐勒皆兢为之。”〔1〕在赋体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展示出屈、宋辞赋在骈文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继而认为赋体发展到三国、两晋、六朝时期，已经骈体化了，成为骈文的一枝，而这一枝显然是从屈原、宋玉的辞赋发展、演化而来的，二者系源流关系。

赵维烈在《历代赋钞》中说：“春秋后聘问不行，而贤士逸在布衣，失志之赋作焉。然《楚辞》用以为讽，实本六义而出之。辞虽太丽，义尚可则。后此或长于叙事而昧于情，或长于说理而略于辞，使读之者无兴起之趣，由其不发乎情耳。故知音律谐协，对偶精工，要必有情以文其辞，斯赋之则也。……兹选断自宋玉，以其长于风谕，开后来赋家之祖。丽而可观，则而可法，有合于古诗之流也。……自有赋作以来，梁有《文选》，唐有《文粹》、《文苑英华》，宋有《文鉴》，元有《文类》，明有《文征》，虽体制不一，而选有专家，彬彬乎各成一代之伟观矣。然而支分派别，汇无涯涘。兹选始自宋玉，迄于有明，折衷诸家选本，而又旁搜名作合为一集，萃千百年来作者于一堂，宗祖子孙，源流共贯，使读者便于取携焉。”〔2〕揭示赋体渊源于《诗》，由《诗》的“六艺”演化而来，从一种表现方法演变为一种文体；
阐述赋体的创作规则，指出“对偶精工”是赋的创作规则之一，表明赋体与骈文的密切关系；
指出宋玉在赋体上赋家之祖的地位。骈赋是赋中一枝，与一般赋体同祖同宗，宋玉自然是其始祖之一。

何焯关于屈、宋辞赋的阐述主要见于其《义门读书记·曹子建洛神赋》：“《韩诗》：‘汉有游女。’薛君注：游女，汉神也。洛神之义本于此。《离骚》：‘我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川，作为此赋，托辞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自好事者造为感甄无稽之说，萧统遂类分入于情赋，于是植几为名教罪人，而后世大儒如朱子者，亦不加察于众恶之余，以附之楚人之词之后，为尤可悲也已。不揆狂简，稍为发明其意，盖孤臣孽子所以操心而虑患者。犹若接于目而闻于耳也。萧粹可注太白诗云：‘《高唐》、《神女》二赋，乃宋玉寓言。《洛神》则子建拟之而作，惟太白知其拓词而击其不雅，可谓识见高远者矣。’是前人已有与予同者，自喜愈于无稽也。……‘无良媒以接欢兮’至‘解玉珮以要之’，此四句即用《骚经》‘解珮纕以结言兮，吾用蹇修以为理’。‘嗟佳人之信修’至‘指潜渊而为期’，此四句又反《骚经》虽美而无礼之意，以明非文帝待己之薄，忠厚之至也。”〔3〕这段论述，以具体的作品为例，主要阐明两个问题：其一，揭示出曹植的骈文代表作《洛神赋》有对屈原《离骚》的师法，不仅师其意，而且师其词；
其二，指出曹植的《洛神赋》对宋玉《高唐》《神女》两赋的师法，从中可见曹植骈文与屈、宋辞赋的密切关系，既批评了好事者把曹植《洛神赋》附会为《感甄赋》的无稽之谈，又批评了萧统《文选》把此赋归于情赋的区分，揭示出屈、宋辞赋对后世骈文的影响。

陆棻关于屈、宋辞赋的论述见于《历朝赋格·沈季友〈骈赋〉小引》：“文弦清越，骚珮便娟，两义并峙，百家相悬。丽才出矣，骈体作焉。”〔4〕此段文字专门就骈赋置论，阐明骈赋的体制特征及其创作状态，同时又揭示屈原辞赋在骈赋中的特殊地位，明确指出《离骚》讲究对偶，它的出现标志着骈体的产生，是骈文的开山之作。王修玉关于屈、宋辞赋的论述主要见于《历朝赋楷·选例九则》：“赋虽本于六义，体制则有代更。《楚辞》源自《离骚》，汉魏同符古体，此为赋家正格，允宜奉为典型。至于两晋微用俳词。六朝加以四六，已为赋体之变，然音节犹近古人。”〔5〕梳理了赋体由古体到骈体的演变过程，认为屈原《离骚》在赋史上有着特殊地位，是赋家正格，堪为此体典型。

概而言之，清初诸家关于屈、宋辞赋在骈文史上地位的评价，重点强调的是二人辞赋为骈体之源、开山之祖，在骈文史上具有典范意义。

清中期，骈文创作和骈文批评都呈现出繁荣的局面，特别是随着骈文批评的深入展开，对屈、宋辞赋在骈文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后世骈文影响的认识更加深刻。其中陈均、林联桂、陈广宁、孙梅、刘开的相关论述尤其深刻、精到。

陈均生活在乾、嘉时期，他在《唐骈体文钞序》中指出：“自楚泽佩其香荃，汉京珍其鞶帨，于是贾、枚竦节，扬、马连镳。班密张妍，沿波入细；
崔雄蔡逸，选颖得奇。文藻之途遂开，偶丽之轨益辟。洎乎当涂运启，江左才多。绣虎分丝，濯应、刘之缯绛；
雕龙劘刃，屑颜、谢之瑛琚。选声则要眇萦心，比韵则锵洋溢耳。”〔6〕描述了骈文从发轫到兴盛的过程，认为屈、宋楚辞是文章骈俪化的开端。林联桂是清中期颇有建树的骈文批评家，其骈文思想主要见于其《见星庐赋话》，其中谈到骈赋时论及屈、宋辞赋在骈文史上的地位：“一曰骈体赋。骈四俪六之谓也。此格自屈、宋，相如略开其端，后遂有全用比偶者。浸淫至于六朝，绚烂极矣。唐人以后，联四六，限八音，协韵谐声，严于铢两；
此如画家之有界画勾拈，不得专取泼墨淡远为能品也。其中争妍斗丽者，不胜枚举。”〔7〕肯定了骈赋是骈体文，然后强调骈赋类骈体文由屈原、宋玉、司马相如开其端，意在说明屈、宋是这类骈文的开创者。陈广宁对屈、宋辞赋与骈文之关系也有明确的认识，其《四六丛话跋》中说：“夫文章之道，有散行即有排比，天地自然之数也。三代以上，浑浑噩噩，虽有端绪，其文不详。灵均、宋玉，滥觞伊始。汉兴，邹、枚、班、马，并辔联镳。魏晋以来，黄初七子，二陆三张，咸有述作。江、邱、任、沈，含藻佩华。子山、孝穆，蔚乎大观。……唐则燕、许、王、杨，元、白、温、李，后先接踵。而宣公奏议，笃雅真挚，生面独开。宋则变端庄为流丽，欧阳、王、苏，其最著也。元初袁、揭，虽沿别派，不失正宗。历代以来，彬彬乎盛矣。然而萧统之《文选》，刘勰之《文心雕龙》，不过备文章，详体例，从未有钩元摘要，抉作者之心思，汇词章之渊薮，使二千年来骈四俪六之文，若烛照数计，如我夫子之集大成者也。”〔8〕其论指出骈文与散文的存在是天地自然之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以此批评否定骈文存在价值的观点；
另外从骈文发展史的角度梳理骈文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流程，从中显现出屈、宋辞赋的历史地位，特别点出“灵均、宋玉，滥觞伊始”，强调屈、宋辞赋为骈文之源头。

清中期的骈文批评，对屈、宋辞赋在骈文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认识尤为深刻、论述详切的当属著名骈文批评家孙梅，其《四六丛话》中多处论及这方面的问题。

其一，总论屈原《离骚》在骈文史上的地位。《四六丛话》卷三《骚二》说：“《丛话》曷为而次骚也？曰：观乎人文，稽于义类，古文四六，有二源乎？大要立言之旨，不越情与文而已。夫其矢耿介，慕灵修；
睠重华，追三后；
占琼茅，媒鸩鸟；
抱忠謇，怨迟暮；
以至然疑恍惚，中路夷犹；
窈窕宜笑，婵媛太息；
何其情之贞而挚也。又若雷雨窈冥，风云舒卷；
冠剑陆离，舆卫纷溶；
霍靡千名，镂错万状；
更有云旗星盖，鳞屋龙堂；
土伯神君，壶蜂雄虺；
何其文之侈而博也。诗人之作，情胜于文；
赋家之心，文胜于情。有文无情，则土木形骸，徒惊纡紫；
有情无文，则重台体态，终恧鸣环。屈子之词，其殆诗之流，赋之祖，古文之极致，俪体之先声乎！故使善品藻者，殚于名言；
工文章者，竭于摹拟。习训诂者，炫于文字；
辨名物者，穷于尔雅。至于后之学者，资其一得，原委可知；
波澜莫二，又略可得而言矣。”〔9〕强调骈、散同源，其立言之旨，不外情与文两端；
又结合《离骚》的创作实际，展示它的地位和影响，强调《离骚》是“诗之流，赋之祖，古文之极致”，更是骈文的先声。

其二，由具体的作品分析入手，梳理屈、宋辞赋对后世骈文的影响：“若夫《幽通》、《思元》，宗经述圣，《离骚》之本义也”；
“《甘泉》、《藉田》，斋肃典雅，《东皇》、《司命》之丽则也”；
“《长门》、《洛神》，哀怨婉转，《湘君》、《湘夫人》之缥渺也”；
“《感旧》、《叹逝》，悲凉幽秀，《山鬼》之奇幻也”；
“《马汧督诔》、《祭古冢文》，激昂痛切，《国殇》、《礼魂》之苦调也”；
“《西征》、《北征》，叙事记游，发挥景物，《涉江》、《远游》之殊致也”；
“《鵩鸟》、《鹦鹉》，旷放沉挚，《怀沙》之遗响也”；
“《哀江南赋》，有黍离麦秀之感，《哀郢》之赓载也”；
“《小园》、《枯树》，体物浏亮，《橘颂》之亚匹也”；
“《恨》、《别》二赋，哀音惨怛，《招魂》、《大招》之神理也”；
“《经通天台表》、《追答刘沼书》、《辨命》、《劳生》诸论，托喻非常，《天问》之诡激也”；
“《七发》、《观涛》，浩瀚清壮，《九辨》之体势也”；
“《东方像赞》、《归去来词》，萧散风流，《卜居》之别情也”；
“《解嘲》、《答宾戏》，问对雄奇，《渔父》之深趣也。”〔10〕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与后世的骈文作品一一对应，展示其源流关系，更加鲜明地揭示出屈、宋辞赋在骈文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其三，从具体骈文家切入，揭示屈、宋楚辞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后世骈文家的影响：“要而论之，四杰富其才，右丞高其韵，柳州咀其华，义山体其润。渊源所自，不可诬也。淮南以下，规规焉章抚句仿，岂可同日语哉！又扬子曰‘事辞称则经’，《文心》以之论骚。夫天经地义，惟忠惟孝，夫子有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春秋》书二百四十年之事，褒贬所加，乱贼耸惧，岂非教忠之旨，而扶风以辞章之才，媕阿之行，妄作忠经，将以僭圣，必欲率先百行，仰则六经，无已其《楚辞》乎？虽音涉哀思，而志纯贞正，屈迹江潭之下，抗节云霄之上，以视夫益稷之陈谟，箕子之衍范，未知何如也？若流虹复觏于杏坛，则呵壁不孤于玉笥矣。二十五篇，昭明录之过半，今以别于《选》者，不以《选》囿骚也。自赋而下，始专为骈体，其赋之前者，将以骚启俪也。叙骚第二。”〔11〕

综之，以具体骈文作家为例，说明其骈文与屈、宋辞赋之渊源关系；
阐释《离骚》与《六经》之关系，认为其“仰则六经”，以《六经》之旨为依归；
将骈文与屈、宋辞赋之渊源关系概括为“骚启俪”，即《离骚》开启骈文这一特殊文体。

刘开是清代中期另一位值得特别关注的骈文批评家，他对屈、宋辞赋在骈文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问题的探讨主要见于其《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该文着重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和分析。其一，从骈文发展史的角度论述屈原《离骚》在骈文史上的地位：“夫道炳而有文章，辞立而生奇偶。爰自周末以迄汉初，《风》降为《骚》，经变成史。建安古诗，实四始之耳。孙（孙卿）、左（左丘明）、马（司马迁）、雄（扬雄）文，乃诸家之心祖。于是枚乘抽其绪，邹阳裂其绮，相如骋其辔，子云助其波。气则孤行，辞多比合。发古情于腴色，附壮采于清标。骈体肇基，已兆其盛。东京宏丽，渐骋珠玑；
南朝轻艳，兼富花月。家珍匹锦，人宝寸金，奋銶鍠以竞声，积云霞而织色，因妍逞媚，嘘香为芳，名流各尽其长，偶体于焉大备。而情致悱恻，使人一往逾深者，莫如魏文帝之杂篇；
气体肃穆，使人三复靡厌者，莫如范蔚宗之史论。驰骋风议，土衡之意气激扬；
敷切情实，孝标之辞旨隽妙。至于宏文雅裁，精理密意，美包众有，华耀九光，则刘彦和之《文心雕龙》，殆观止矣。夫魁杰之才，从事于此者，亦不乏人。大约宗法止于永嘉，取裁专于《文选》，假晋宋而厉气，借齐梁以修容，下不敢滥于三唐，上不能越夫六代，如是而已。”〔12〕刘开将骈文发展史划分为肇基与完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自周末以迄汉初”，这是“骈体肇基”阶段，而其发端则是“《风》降为《骚》，经变成史”；
第二阶段是由东汉到南朝时期，“偶体于焉大备”，即骈文真正形成和完备时期。从中显示出屈原《离骚》的特殊地位，是骈体的先声、源头。

其二，从正反两个方面专门论述屈、宋辞赋与后世骈文的渊源关系。首先从正面切入：“若夫《文境》所及，实非选理，能拘求其绝轨，尚有可言。昔刘勰《辨骚》有云：‘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是知辞者，依《骚》以命意者也；
赋者，托《骚》以为体者也。”〔13〕以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中的论述为依据，说明辞体依《离骚》以命意，赋体托体于《离骚》，点出辞赋的渊源，突出了《离骚》的历史地位。然后从反面切入：“后人知赋体之必宜宗骚，而文辞则置骚不论，惑矣。夫辞岂有别于古今，体亦无分于疏整。必谓西汉之彦，能工效正则之辞，东晋以还，不敢乞灵均之佩，无是理也。故良工哲匠，宜取实于楚材，落叶沧波，多问源于湘水。含愁郁志，为哀怨之宗；
耀艳深华，开明丽之始。夫骚人情深，犹能有资于散体，岂芳草性僻，不欲助美于骈文？盖径有未窥，抑知者犹寡。宋大夫之悲秋气，孤悬此心；
屈左徒之怨灵修，遂成绝诣。故欲招恨《九歌》，征游西海，通辞帝子，修问夫人，造境于幽遐，揽色于古秀，烟雨致其绵渺，云旗示以陆离，隐深意于山阿，寄摇情于木末，则《离骚》不能忽焉。”〔14〕对以往忽视屈、宋辞赋在骈文形式、技巧之美上典范作用的做法进行批评，强调二人作品在情感上为“哀怨之宗”，在形式美上“开明丽之始”；
不仅“有资于散体”，而且更“助美于骈文”。特别强调“《离骚》不能忽焉”，提醒人们一定要注意屈、宋辞赋在骈文史上的地位。

与清初骈文家相比，清中期关于屈、宋辞赋在骈文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问题的认识显然更加深刻、明确，要点是强调屈、宋辞赋为骈体肇基，是后世骈体美文的先声。

晚清社会动荡不安，但是骈文批评并没有终止，屈、宋辞赋在骈文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依然是骈文批评家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其中戴纶喆、刘熙载、王先谦、刘师培、王承治等人的论述尤其值得注意。

戴纶喆在《汉魏六朝摘艳谱说·辨体二十五则》中指出：“《读赋卮言》云：四六之于文事领一大宗。九州四隩，书有联文，断壶叔苴，《诗》尝对举。是所断为已遐也。《中庸》祖述尧舜四语，骈而有韵，直是律赋先声。赋始荀、屈，已用对偶，友风、子雨之奇，薜荔、芙蓉之艳，皆有合相如之经纬宫商也。纯以单行，尚非正轨。”〔15〕一方面指出赋始于荀子、屈原，并且开对偶之端，揭示出二人在骈文史上的开山宗师地位。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骈偶是赋之“正轨”。刘熙载关于屈、宋辞赋与后世骈文之关系的论述主要见于《艺概·赋概》，他在论述赋体使用骈偶时提到宋玉：“赋中骈偶处，语取蔚茂；
单行处，语取清瘦。此自宋玉、相如已然。”〔16〕强调宋玉在赋体骈化方面的开山地位。从创作实际着眼，揭示屈原辞赋对后世骈文家的影响：“长卿《大人赋》出于《远游》，《长门赋》出于《山鬼》；
王仲宣《登楼赋》出于《哀郢》，曹子建《洛神赋》出于《湘君》《湘夫人》，而屈子深远矣。”〔17〕以实际作品展示屈原辞赋对司马相如、王粲、曹植几位骈文家的影响。王先谦在屈、宋辞赋与骈文之关系方面的立场和观点是通过两种方式展现出来的。一是理论层面，其《骈文类纂序》中指出：“彦和论杂文曰：宋玉始造《对问》，东方广为《客难》，扬班之徒，迭相祖述，枚乘首制《七发》，子云肇为《连珠》，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也。统以杂文之目，今依而次焉。”〔18〕以刘勰《文心雕龙》关于杂文（对问、七体、连珠）渊源的论述为依据，认定对问这类骈体文始于宋玉，凸显出宋玉在骈文史上的地位。该《序》又说：“辞者，屈左徒诸人所造也。阮文达云：‘子史篇翰，实有不同。楚国多材，灵均特起，赋继孙卿之后，辞开宋玉之先。六艺于此分途，万世成归围范。’刘孟涂云：‘骚人情深，犹能有资于散体，岂芳草性僻，不欲助美于骈文？盖径有未窥，抑知者犹寡。’二贤之论，斯知要矣。赋造端于宋、荀，宏体于扬、马。自兹以降，虽程裁迭变，而意匠无珠。盖骈俪之道，言哀不深，则情韵无抑扬之美；
取材不富，则体制乏瑰伟之观。自非抗心逸步，纵猎诗流，鲜不腾诮于拙工，蒙羞于俭腹，故以终焉。”〔19〕以阮元、刘开关于屈原与宋玉辞赋的论述为依据，强调二人在骈文史上的特殊地位。二是在选文的层面上，通过编辑《骈文类纂》这一选本展示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该集选入屈原作品6篇，即《离骚》《九歌》《九章》《远游》《渔父》《卜居》；
宋玉作品4篇，即《九辩》《招魂》《高唐赋》《神女赋》。这样便进一步彰显出屈、宋在骈文史上的重要地位。

与以上各家相比，晚清刘师培与王承治关于屈、宋辞赋在骈文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认识和评价更为深刻、确切。刘师培在其《文说·宗骚篇第五》中指出：“粤自风诗不作，文体屡迁，屈、宋继兴，爰创骚体，撷六艺之精英，括九流之奥旨，信夫骈体之先声，文章之极则矣。”〔20〕肯定屈、宋辞赋为骈文的先声，并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是难以超越的典范。同时，又结合具体作品加以说明：“故知《楚辞》之书，其用尤广：上承风诗之体，下开词赋之先，若中垒《世颂》之篇，贾生《惜誓》之作，渊源有自，咸出于《骚》；
故王逸作注，兼采景、唐之什，昭明选文，详征屈、宋之词。惜夫汉、魏以下，效法者稀：则以立言之旨，情文相生。后世诗人之作，情胜于文，故朴而不华；
赋家之作，文胜于情，故华而不实。惟《洛神》之赋，出于《九歌》；
《北征》之赋，近于《涉江》；
《哀江南赋》，乃《哀郢》之余音；
《归去来辞》，亦《卜居》之嗣响。自此以降，文藻空存，非复屈、宋之旨矣。”〔21〕以具体作家作品为例，说明自汉代贾谊、刘向，到三国曹植，东晋陶渊明，以及南北朝骈文宗师庾信等人在骈文创作上都受到屈、宋辞赋的很大影响，从而揭示出屈、宋辞赋在骈文史上的特殊地位。王承治在骈文批评方面著述丰富，有《清代骈文评注读本》《南北朝文评注读本》《骈体文作法》等著作传世。其《骈体文作法》中曾从多个层面论述屈、宋辞赋与骈文之关系：“上言孔子《文言》，为后世骈文之肇始，其中奇偶之相生，声音之适协，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此非圣人有意为之也。至竭意匠之经营，而组织其语，以成为有韵之文者，莫如《离骚》。如：‘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或两句为偶，或一句中自相为偶，或隔行对举而亦成为偶，隐耀深华，惊采绝艳，赋继孙卿之后，辞开宋玉之先。是以圣经贤传，六艺于以分途；
文苑词林，万世咸归围范。”〔23〕其一，认为孔子《文言》为后世骈文之始祖，但非主观上有意为之，而是客观所致。其二，强调屈原《离骚》是“意匠之经营”，即主观上有意为骈偶，开启自觉追求骈俪之端。其三，结合屈原的具体作品，说明其地位和影响。其中“文苑词林，万世咸归围范”一语，极言其影响之深远。

晚清对于屈、宋辞赋在骈文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认知同此前相比，又有了新的推进，主要表现在：一是不仅指出屈、宋辞赋为骈文之宗祖和先声，而且直接将其作品划入骈文之行列，认定其辞赋为骈文，如王先谦的《骈文类纂》。二是特别强调屈原在辞赋创作上使用骈偶是“意匠之经营”，即主观上有意为骈偶，达到了骈文创作的自觉境界。如王承治就持此说，令人耳目一新。

综观有清一代骈文家对屈、宋辞赋在骈文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清代骈文家关于屈、宋辞赋在骈文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认识和评价总体上呈现出逐渐深化的状态，源流关系更加清晰，历史定位也更加准确，于今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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