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志 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和确立一个什么样的全球伦理，这是人类在全球化过程中所遇到的两个重大的问题，它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前颇受争议的全球化浪潮将把人类带向何处：是引向极乐世界，还是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国际新秩序和全球伦理讨论的虽然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前者考虑和所要解决的是制度的安排和与制度相关所体现的原则问题，后者关注和所要解决的则是精神和道德的问题。但从儒家王道政治哲学来看，这两者又是一体的。儒家王道政治哲学所构想的世界秩序观便是儒家道德伦理的一个体现，“王道”与“儒道”是合而为一的。事实上，1993年芝加哥第二次世界宗教大会发表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也体现了同样的思想。

儒家王道政治哲学所体现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讨论全球化浪潮底下的国际新秩序和全球伦理问题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一个真正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应该并且也必须体现全球伦理的道德原则和要求。因为只有充分体现全球伦理的精神，才能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反过来，全球伦理真正得以推行也必须有赖于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一个充满种族歧视、暴力和战争，贫富极大悬殊的国际秩序里，人类的普世伦理是无从谈起的。并且，人类在哪些道德伦理具有普世价值问题上或许并不难达成共识，相信大多数的国家和民族原则上都不会反对诸如“博爱”“平等”“公正”这样一些具有普世意义的道德伦理。人类在全球伦理问题上的挑战，可能主要并不在于确定哪些价值观念应成为全球伦理，具有普世意义，而在于如何将这些普世伦理贯彻到人类日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中去，在国际新秩序中得以体现。

因此，关心全球伦理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们应该积极参与重建国际新秩序问题的讨论，不能也不应该将这一话题只留给少数掌握大权的政治家和那些国际问题的专家。倘若目前的世界只按照一些著名政治家和国际问题专家所设想的国际新秩序运行的话，普世伦理和建立一个基于符合普世伦理的国际新秩序也就无从谈起。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国际政治秩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个深刻的变化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的国家主权至上的国际法原则受到重大的挑战和质疑。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地球变得愈来愈小，人类认识到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风险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实际上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是以往单个民族国家所不能解决的，人类除了维护国家主权之外，应该还有共同遵循的准则。于是，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观产生了，它要求摆脱国家中心论的束缚，代之以人类中心论。换言之，不仅要维护世界和平和各国的主权，而且将保护世界各国的人权并促进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繁荣作为国际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则。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片面强调“人权高于国权”，将西方的人权观作为普世价值加以推广，假借人权干涉各国内政，极力主张削弱国家主权，认为民族国家过时，是历史的错误，由此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尖锐对立。

在重建国际政治新秩序过程中，如何消解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主权与人权关系上的分歧，也就成了其中一个重要且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儒家王道政治哲学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从儒家王道政治哲学来看，它对人权普遍性原则是完全赞同的。儒家王道政治哲学设计的理想世界始终强调的是天下主义，而不重视国家思想。“王”字根据董仲舒的解释，意即“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
许慎的《说文解字》则说：“王，天下所归往也。”(1)许慎：《说文解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页。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2)《礼记正义》卷21·礼运第九，阮元：《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14页。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3)《论语注疏》卷12·颜渊第十二，《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503页。它们无不体现了对天下主义的认同。并且，儒家王道世界的天下主义又以仁义为最高原则，指出“仁义合者称王”(4)《论语注疏》卷13·子路第十三，《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507页。，“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5)[汉]班固等：《白虎通》卷1上·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页。。又如孟子所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常爱之；
敬人者，人常敬之。”(6)《孟子注疏》卷8下·离娄章句下，《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730页。而“仁”从“爱人”这一意义上解释，它是不排斥人权为最高原则的，它与现代国际社会将保护世界各国人民的人权并促进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繁荣作为国际政治活动的理念是相一致的。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亦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要“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更加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同时也要“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要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广泛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人权交流合作，发挥建设性作用”，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中国贡献、提供中国方案。(7)《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人民日报》2022年2月27日。习近平的这一讲话就体现了儒家王道政治哲学天下主义的“仁者爱人”的思想和人权普遍性原则。

根据儒家的王道政治哲学，各国没有理由反对和抵制人权问题，各国的歧异在于践行一个什么样的人权观。在儒家王道政治哲学看来，并不是奉行了仁义之道便可称为王道，其实霸道也讲究仁义礼信。王道与霸道的根本区别在于，王道推行仁义出于内心，别无所求，也即“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于天下也，所以为仁义礼信者，以为吾所当为而已矣”(8)王安石：《王霸》，《王文公文集》上册，卷2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26页。。而奉行霸道者不然，他们推行仁义，则是别有所图，“霸者之心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9)王安石：《王霸》，《王文公文集》上册，卷2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26页。，亦即孟子所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10)《孟子注疏》卷3下·公孙丑章句上，《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689页。。儒家王道政治哲学对王霸所作的这一区分，对于当前人类社会在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如何处理好人权与国权关系问题，无疑具有警示意义。按照儒家王道政治对王、霸所作的区分，新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必须避免将人权作为少数大国实现其全球战略的工具，与少数大国的霸权联系在一起，别有所图，“以力假仁”，而必须将国际的人权事业看作是人类自身的内在要求，是“吾所当为”的事业，做到“以德行仁”。将人权事业与少数大国的全球战略联系起来只能是对国际人权事业的亵渎，从而极大地破坏国际人权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将西方国家提出“人权高于国权”的原则看作是新霸权主义而加以拒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前国际的人权事业确乎存在“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的现象。从历史上来看，广大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信奉国家主权至上，很大程度上就是近代西方国家进行殖民统治的结果。以中国为例，正是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使得中国人放弃了坚持数千年的天下主义理想，转而信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因此，西方国家在提出建立人权高于国权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时候，就有必要为他们过去的殖民主义承担历史责任，与殖民主义划清界限，充分尊重和理解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的特殊感情。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有助于国际社会在人权与国权关系问题上达成共识。

儒家王道政治哲学所设计的世界政治秩序，除了行“仁义”这一内容之外，它还包含无偏私、无阿党、无反道、无偏侧的原则，也就是儒家常说的“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无反无侧，王道正直”。(11)《尚书正义》卷12·洪范，《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90页。儒家王道政治所说的这些原则，实际上与它强调的仁义高于主权的天下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它们既是“仁义”这一王道的体现，也是“仁义”这一王道得以行天下的条件。将这些原则落实到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去，这就要求国际社会应体现公正、平等的原则，彻底抛弃冷战思维，结束任何形式的军事同盟和党同伐异；
按照民主化的原则改造国际组织，遵循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摒弃将一个国家的利益和安全置于他国和全球人类的利益和安全之上的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很显然，要树立和实现“人权高于国权”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就必须将无偏私、无阿党、无反道、无偏侧的原则作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新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不能体现和贯彻无偏私、无阿党、无反道、无偏侧的原则，那么，世界的政治秩序就不可能是公正、合理的，“人权高于国权”的原则也就无从谈起。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国际经济秩序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相一致，国际社会似乎都认同将市场化、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作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个基本原则。2001年在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上发表的《上海共识》也重新肯定了市场化和促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发展和繁荣的基石。

的确，面对滚滚而来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欢迎还是不欢迎，都既无可反对，也无法回避。经济的全球化的确给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可能，尤其是市场化和自由化最大限度地解放了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人类财富的增值。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原则绝不意味着这是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由于市场化和自由化自始至终以追求资本的最大利润为目的，同时也由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完全处在一个不同的起跑线上，因此市场化和自由化不但使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面临重大压力，国内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拉大，而且使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进一步加剧，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在少数大国和这些大国的跨国公司的手中。1999年美国《商业周刊》公布的数据显示，1999年，全球前1000家最大的公司中，西方占99%，美国占494家，比1998年增加了14家，前20强中，美国就占了17家。联合国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显示，1998年，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8.86万亿美元，占世界人口约17%的24个发达国家拥有世界生产总值的79%；
而占世界人口83%的发展中国家仅占世界生产总值的21%。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占世界人口20%的人群却消费着全世界86%的商品、45%的肉和鱼、74%的电话线路和84%的纸张。美国人口不到世界的5%，却拥有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总和的计算机和26%的因特网使用者。当美国25%的家庭能上因特网时，上过因特网的俄罗斯人还不到3%，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的使用者还不到1%。发达国家公司股票的票面价值从1998年10月到1999年4月半年多的时间里上涨了近7万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了第三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5万亿美元的总额。(12)《一个更加富裕的世界，但也有更加贫穷的人》，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9年5月4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透露：占世界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今天只可怜地占有世界收入的1.1%，而1991年所占比例为1.4%，1960年为2.3%。目前，世界前10位巨富的资产已达1330亿美元，相当于所有不发达国家国民收入的1.5倍。(13)《发展无国界》，阿根廷《民族报》1998年12月1日。另外，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总额2.2万多亿美元，其中2/3是长期国债，平均每人欠西方约420美元。发达国家也曾扯起减免债务的旗帜，但为最穷国家债务减免计划提供的50亿到70亿美元大致是美国公民每年买运动鞋所花的钱，只占最可能获得债务减免的国家中1/5国家债务额的5%。(14)《穷人双倍负担第三世界债务》，美国《洛杉矶时报》1997年11月5日。

发达国家内部和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两极分化的现象也十分惊人。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是历年最低的美国，占40%的最底层的家庭拥有的财富仅占美国全部财富的区区0.2%，从1983年到1995年，这些家庭失去了其财富的80%，其债务已超过资产。而占1%的最富有家庭的财富却增加了17%，占美国总财富的近40%。(15)《使强劲经济受损的5个问题》，美国《纽约时报》1999年1月4日。这就是说，在最富有的美国也结出了全球化的恶果。在非洲，在拉美(古巴除外)，在东欧中亚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内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已经十分严重，且有进一步加剧之势。据美国《福布斯》杂志1994年第7期公布，世界上拥有亿万美元以上的巨富中，1987年拉美只有6名，但短短六七年后，便剧增为42名。而拉美的贫困人口却从60年代的9000万增到90年代的1.9亿，全地区人均收入下降到70年代初的水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一些发展中国家腐败成风，某些权势阶层不择手段，聚敛财富，成为第三世界中暴富起来的新贵。在全球范围内，巨富数目与贫困数目联袂上升。

这种极不公平、公正和极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人类社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的政治文化和民主制的社会基础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且导致一些国家和地区战争和暴力冲突连绵不断，全球毒品走私泛滥和国际恐怖主义盛行。诚如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在悼念“9·11”事件受害者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贫困与剥削，苦难与不公道，令人们绝望；
对宗教感情和文化的蔑视，剥夺了人们的希望与尊严。这会诱导有些人走上暴力与恐怖的道路。

因此，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有必要在市场化和自由化原则之外找出一些与之相对应的原则，以克服市场化和自由化原则固有的弊端，让当前只追求效率和利润最大化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同时也体现出伦理的精神。在解决人类这一问题上，高度伦理化的儒家王道政治哲学所提倡的“制民之产”“与民同乐”“仁民爱物“天人合一”等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

对于儒家王道世界里的社会经济秩序，孟子曾做过这样的勾勒：“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6)《孟子注疏》卷1上·梁惠王章句上，《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666页。两千多年前孟子设计的这一理想社会显然是建构在当时农业社会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并不适用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但孟子所说的一个理想的经济社会应该使人民丰衣足食，黎民不饥不寒，接受学校的文化教育，这依然应该是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所应追求和达到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国际社会就不应追求单向度的市场化和自由化，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的交往中必须照顾广大不发达国家的利益，放弃追求单边利益的扩张，做出一些利益让步，重新检讨当前主要按照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所制订的一系列涉及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法规、协定和章程，将互惠合作和共同富裕原则放在与市场化和自由化同等重要的位置，从而为广大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创造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事实已充分表明，单向度的市场化和自由化绝不是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它给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人民以及一部分发达国家内弱势社会群体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无穷的灾难。国际社会应对市场化和自由化所产生的许多消极后果予以密切的关注，并加以纠正，这才是人类之福。

在儒家王道政治哲学所设计的理想的经济秩序里，除了谈到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之外，还谈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儒家王道政治哲学强调天人合一，反对无限度、无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主张人类应顺应一定的自然规律，有限度、有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满足人民和子孙后代的生养死葬等基本需要，并将这一原则看作是王道的开端，如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
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17)《孟子注疏》卷1上·梁惠王章句上，《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666页。

总之，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除了贯彻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原则之外，必须将互惠合作和共同富裕，以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等原则，放在与前者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具体落实到国际经济活动的交往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为人类的永久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根除产生国际恐怖主义的土壤。

伴随经济的全球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互联网的启用、现代传媒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在继承近代以来人类文化交流的基础上，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展开，完全打破了国家的界限。而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凭借他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将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传播和推销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于是，国际社会就遇到了如何建立一个更加互相包容、互相借鉴的文化新秩序的问题：是提倡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还是提倡文明的冲突？是提倡和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还是提倡西方中心论，让人类文化充分地西化或美国化？

在如何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文化新秩序上，儒家的王道政治哲学可以说没有在积极的方面提供什么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它主要是从消极方面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教训。如前所述，儒家王道政治哲学是认同天下主义的，但儒家的天下主义又是与文化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就儒家的文化主义来说，它所持的完全是中国中心论的立场，强调“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18)《论语注疏》卷3·八佾第三，《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466页。，强调“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19)《孟子注疏》卷5下·滕文公章句上，《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706页。，主张“进于夷狄则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并自称中国为“中央王国”“中央国家”，将凡与自己文化不同的国家都视为未开化的蛮夷，只有接受了中国的文化，才可称为文明之邦。儒家的这一中国中心论的世界文化秩序观，固然对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产生过一些积极作用，但它同时也严重妨碍了中国对外来优秀文化的吸收，尤其是到近代，极大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同样，在建构21世纪世界文化新秩序中，无论是欧洲中心论，还是美国中心论，它们实际上都与儒家的中国中心论思想如出一辙，是一种新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新的文化专制主义。他们将凡是与他们的政治制度和价值信仰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视为未开化的蛮夷之邦，甚至斥为“无赖国家”“捣乱国家”“人类中派不上用场的残物”和“垃圾堆”，鼓吹文明的冲突，以为只有把美式文明及其美式民主和价值观推移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才不会有对美国的利益进行挑战的国家，世界也就太平了，断言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构成了“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和“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这种一元的世界文化秩序观，不但严重伤害了广大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和自尊，导致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敌视，并且也扼杀了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其实，文化的落后和进步是相对的，反观人类文明的历史，可以说世界上的每个民族在文化上都有着他们独特的经历和精神追求，都有其辉煌的时刻，人类没有理由也不应该以一种强势文化压迫甚至消灭一些弱势文化。站在美国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的立场上鼓吹“文明的冲突”(20)鼓吹文明冲突的学者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详见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一书。，鼓吹“历史的终结”(21)鼓吹历史终结的学者以日裔美籍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详见其《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一书。，这只能是人类文明的悲哀，破坏人类文明，窒息人类文明的进步。

在建立世界文化新秩序过程中，人类应该汲取各种中心论留下的深刻教训，克服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既要提倡并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提倡不同文化的共存、交流沟通，亦要提倡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互鉴和学习；
各国既要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要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2)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费孝通全集》第17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页。文化的世界化，正如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通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言》所说的那样：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说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文化多样性是发展的动力之一，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是个人和群体享有更加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和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捍卫文化的多样性与尊重人的尊严是密不可分的。每个人都有权使用自己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表达思想，进行创作和传播自己的作品。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国际社会的联系和交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但受冷战思维、霸权思维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但没有削弱，甚至更加严峻了。建立一个公平、正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一定程度上比以往更加迫切。为消除战争、贫困、痛苦、灾难和恐怖主义，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应摒弃冷战思维、霸权思维和地缘政治，破除各种中心论思想，汲取儒家王道政治哲学的“仁义”“爱人”“天下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以及“制民之产”“与民同乐”“仁民爱物”“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思想，使国际社会早日成为一个和平共处、守望相助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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