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胜 李光红

社会保险既是劳动者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又是劳动者应对未来风险的制度保障，对我国社会稳定和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企业社保支出占用工成本的40%～50%［1］，高于其他国家或经济体。减轻社保缴费负担是我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从文献研究来看，过高的社保缴费率会对企业雇用劳动力的积极性产生直接影响，甚至还会影响员工的参保意愿［2］，社保缴费负担重的现象在中小微企业表现得更明显［3］。尽管社保缴费会增加企业经营成本，但也会提高劳动生产率［4］，一些重视创新的企业参保缴费意愿往往更高［5］。激发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是产生创新激励效应还是导致成本诅咒效应？在中小微企业减负的政策背景下，探讨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与创新的关系，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社保缴费对企业的影响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现有文献侧重对社会保险在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经济后果研究［6］，以及对薪酬和劳动力雇用的影响研究，但较少涉及微观经营行为方面的研究［3］，对影响中小微企业创新的解释还不充分。简要来看，社保缴费对企业影响的研究文献可概括为两大方面。

（一）社保缴费对企业效率的影响

关于社保缴费对企业效率影响的研究结论存在不一致性。一类观点认为，社保缴费存在成本效应。因为社保缴费通常被认为是劳动力的雇用税［1］，较高的社保缴费往往导致企业劳动力成本上涨，从而增加企业现金流压力，挤占企业用于创新的资金［7-8］。随着社保缴费支出的增加，劳动力成本随之上升，减少劳动力雇用以控制用工成本成为中小微企业的主要手段。例如，国外一些研究利用劳动力市场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发现，社保缴费对企业劳动力雇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9］。我国学者利用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表明，社保缴费会减少雇用劳动力数量和降低就业率，对劳动力需求产生挤出效应［10-11］。此外，社保缴费过多还可能导致员工主观努力程度降低，对企业生产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且存在明显的企业异质性［12］。另一类观点认为，社保缴费对企业生产效率有刺激作用。一方面，社保缴费可以作为劳动力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成本上升会迫使企业加强创新［13］，提高企业单位成本的产出水平，以减少企业劳动力雇用来降低用工成本［14］。另一方面，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相当于提升了员工的最低工资水平，降低其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风险预期，有助于增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对企业创新效率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15］。同时，社保缴费水平的提升，也提高了员工不努力工作的机会成本，提高工作努力程度可能成为员工最优策略选择。两方面因素的叠加，使得社保缴费对企业生产效率产生激励效应。除上述研究结论外，还有一些文献利用发达国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社保缴费对就业没有影响［16］，也不会影响企业生产效率。

（二）社保缴费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从理论上来讲，社保缴费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保缴费转嫁情况。如果可以完全转嫁，那么社保缴费不会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如果不能完全转嫁，势必会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实际上，由于工资刚性的存在，企业不可能完全转嫁社保缴费负担［17］。在这种现实背景下，社保缴费就会减少企业现金流，造成资金投入的挤压效应［18］，从而影响企业投资行为。例如，Rauh的研究发现，社保缴费会减少企业研发和资本支出［19］。如果企业预期未来社保缴费增加，也会对其投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我国学者还发现，社保缴费通过改变劳动和资本相对价格这一渠道影响企业投资行为，可能增加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用资本来替代低技能的劳动［20］。

前述文献梳理表明，关于社保缴费与中小微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并不充分。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对创新具有激励作用还是成本诅咒效应，理论上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为此，本文以2016—2018年我国中小微企业调查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社保缴费积极性与创新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采用PSM-DID方法分离出社保缴费减负政策对中小微企业创新产生的“净效应”。同时，检验社保缴费减负政策作用于中小微企业创新的可能渠道，并揭示社保缴费影响中小微企业创新的异质性。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一是以往多用截面数据研究微观企业行为，本文使用混合截面数据，通过PSM-DID方法处理自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检验社保缴费积极性与中小微企业创新的关系，提高了结论可靠性。二是现有文献主要关注社保缴费对薪酬和雇用劳动力的影响［13，20］，较少关注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与创新行为的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具有创新激励效应，进一步丰富了该类理论文献。三是为解决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是否阻碍创新的争议提供新的经验证据，有助于解释企业负担、劳动力成本上涨与创新的关系，同时为社保缴费减负政策实施与中小微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实证依据。

（一）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与创新的关系

社会保险的本质是国家通过立法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被保险人在满足特定情况下，可以获得固定补偿［21］。社保由企业和劳动者共同缴纳，封进的研究发现在我国大多数地区养老保险的企业缴费率为20%，医疗保险为6%，失业保险为2%，工伤和生育保险各0.5%［23］。我国社会保险企业缴费率相对较高，调查发现小微企业社保缴费比例为32.94%［6］，这意味着中小微企业存在大量不缴纳社保或不合规缴纳社保行为［22］。

一些研究指出，我国社会保险约30%～80%都由企业承担［23］，缴纳社会保险会增加企业经营成本［24］。实际上，缴纳社保可使中小微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能够吸引和留住高技能人才，提高劳动生产率。有研究发现，重视创新的企业更愿意为员工提供社会保险［8］，以降低人员不稳定因素给企业创新造成的不利影响。一方面，中小微企业按政策规定足额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提高了劳动者个体不努力工作或放弃劳动的机会成本，提高工作努力程度就成为多数劳动者的策略选择。也就是说，社保缴费有助于提高人员稳定性，改善劳动效率，对促进中小微企业创新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保险缴纳也迫使企业提升创新的积极性，以减员增效的方式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17］。此外，企业为员工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时，员工会将其视为福利增进，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水平［25］，因此企业可以将社会保障负担部分转移到员工工资中［23］。中小微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尤其是随着缴纳社会保险年限的增加，员工对企业满意度会呈上升趋势［26］。这体现了社会保险缴纳降低员工工作不确定性、提高其从事风险相对较高的创新活动的意愿。从长远来看，中小微企业积极缴纳社保可从外到内推进改革，促使自身不断完善运作模式，并在保障员工权益的同时实现双赢发展［25］。综上所述，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与创新之间具有正向关系，即存在创新激励效应。

（二）社保缴费减负政策与中小微企业创新的关系

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大量社保减负政策以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例如，从2016年5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超过20%的省（区、市），将降低单位缴费比例至20%①参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36号）。。减轻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可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有利于中小微企业轻装上阵，更好地抓住发展机会。作为经济社会活动的主体，中小微企业遭受着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出口环境恶化等多重压力。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减负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27］。过高的社保缴费率加剧了企业负担，不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2］。因为过高的社会保险缴费率会导致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从而增加企业的现金流压力，挤占企业用于创新的资金投入［10-11］。而降低社保缴费率，可提升中小微企业参保缴费积极性，在确保为员工缴纳社保的同时减少劳动力成本支出，缓解中小微企业的资金约束，使其有更多的空间来配置创新资源。可见，降低社保缴费负担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创新水平［28］。一些文献研究指出，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以资本代替劳动来实现［29］，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促进企业加强技术创新［30］，即通过开展创新活动，形成新技术、新工艺等，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劳动力要素成本相对上升会降低企业短期利润率，但也是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重要动力。林炜发现企业为了摆脱成本约束，会合理地分配企业资源，加强技术和机器要素投入占比，减少劳动力要素的占比［17］。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社保缴费减负政策增强了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的创新激励效应。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研究样本选自山东大学中小企业研究所2016—2018年的中小微企业调查数据，该调查是关于民营中小微企业成长状况的调查，每年开展一次，既有对企业发展外部环境影响因素的调查，包括政策法律环境、金融生态环境、行业环境、创新创业环境等模块；
也有对企业发展内部影响因素的调查，包括技术创新、融资情况、人力资源、高管团队、企业文化等模块。该调查数据连续记录了我国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负担的感知情况，为本文研究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问题提供了可能。在此，按照如下标准筛选样本：一是剔除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等有大量缺失值的样本；
二是剔除大量选择同一选项的样本；
三是按照国家统计局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删除不符合规模要求的样本。最终获得6295个观察值的混合截面数据样本。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1.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已有研究文献对企业创新的测量可分为“程度”和“数量”两类。其中，“程度”表示创新使企业现在相比过去的变化情况；
“数量”表示创新带来的产出数量，如专利、新产品。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创新产出或投入的连续数据往往难以准确计量。基于以上考虑，采用Cui等关于创新绩效的测量方法［31］，采用 7点Likert量表，取值从 1“很不符合”到 7“非常符合”。同时，选择中小微企业调查数据库中的问项“新产品或新服务开发可达预期”作为创新效率的测量（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定义

（2）解释变量。选择中小微企业数据库中设置的程度问项“企业按时缴纳社保”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作为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的测量，使用7点 Likert量表，取值从 1“很不符合”到 7“非常符合”。

（3）中介变量。为进一步探讨社保缴费减负政策对中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分别检验了研发资金投入（RDI）和研发人员投入（RDT）的中介作用。结合中小微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32］，以及所使用调查数据的指标设置特点，选取研发投入占销售额比重测量研发资金投入情况，按照≤1%、1%～3%、4%～5%、6%～10%、＞11%依次赋值为1—5；
用研发人员占全员比例来测量研发人员投入情况，按照≤10%，11%～30%、31%～50%、51%～70%、≥71%依次赋值为1—5。

（4）控制变量。建立在其他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控制了可能对中小微企业创新产生影响的变量：一是企业家特征变量，包括企业家年龄、性别、教育水平。企业家年龄在40岁以下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
企业家为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
企业家学历为本科及以上赋值1，其他赋值0；
二是企业特征变量，包括企业发展阶段、技术水平、产业性质、企业规模。企业发展阶段：1表示创立期、成长期，0表示其他；
企业技术水平：1表示企业技术水平高，0表示其他；
产业性质：1表示技术密集型产业，0表示其他；
企业规模按照企业员工人数的中位数进行分组，1表示规模大，0表示其他。

（5）分组变量。为进一步讨论企业不同特征对中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设置分组变量，包括：负责人是否是创始人、创新依赖程度的高低。具体定义为：负责人为创始人的样本组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
研发投入高于中位数样本组取值为1，反之为0。

2.模型设定

为检验H1，考察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对创新的影响，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为检验H2，考察社保缴费减负政策实施对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的创新效应，构建双重差分模型：

为检验社保缴费减负政策对中小微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借鉴温忠麟等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33］，建立如下检验模型：

其中，InnoEff、OIP作为衡量企业创新的指标，分别代表企业创新效率和创新绩效。DID为双重差分变量，如果社保缴费减负政策实施后，中小微企业创新绩效提高，则变量DID的系数β1应显著大于 0。

双重差分变量 DID=treat×after，用来衡量社保缴费减负政策实施产生的影响。treat为组别虚拟变量，社保缴费积极性高，则treat=1，反之treat=0。after为政策虚拟变量，考虑到政策滞后性，在政策密集出台的2016年，after=0，其余年份after=1。此外，模型还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和随机干扰项，分别用ei、vt和 εit表示。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2（下页）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创新绩效的均值为4.679，标准差为1.170；
创新效率的均值为4.715，标准差为1.300，即不同中小微企业创新情况存在较大差异。自变量社保缴费积极性标准差为1.378，一定程度上表明样本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差异较大。进一步的相关性检验发现，社保缴费积极性与创新绩效、创新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所有解释变量的VIF值不超过1.5，初步说明主要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基准回归

表 3（下页）的列（1）和列（2）表明，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前后，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对创新均具有显著正效应。为防止关键变量指标单一造成伪回归问题，列（3）和列（4）将创新绩效作为因变量，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与创新的正向关系，因而H1得到验证。表3检验结果表明，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的提升，将会对中小微企业创新产生显著促进作用。

表3 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对创新的影响

（三）PSM-DID 检验

采用PSM方法处理样本自选择问题，对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进行配对。具体来说，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高于中位数的样本作为处理组，其余作为对照组。选取技术水平、产业性质、发展阶段、规模以及行业作为协变量，结果变量为创新绩效，按照1∶1的比例进行有放回的近邻匹配。平衡性检验结果表明，处理组和对照组根据以上协变量进行匹配后，各变量在两组之间的偏差显著降低，偏差的绝对值均小于10%，处理组和控制组协变量均值在5%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见表4）。这说明处理组和对照组特征差异得到了处理，通过了平衡性检验，可以使用PSMDID方法作进一步分析。

表4 平衡性检验结果

表5（下页）使用PSM-DID方法得到了社保缴费减负政策与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创新激励效应的回归结果。表5的回归结果表明，使用不同的创新测量变量，加入控制变量前后，DID系数在1%水平上均显著为正，从而验证了H2。这一检验结果说明，无论是使用创新效率，还是创新绩效作为创新的测量，社保缴费减负政策实施都对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的创新激励效应产生了促进作用。

表5 社保缴费减负政策的影响检验

（四）机制检验

社保缴费减负政策一方面减少了中小微企业用于社保方面的支出，降低了企业用工成本和现金流压力，缓解了社保缴费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挤出”，有利于改善企业创新绩效；
另一方面，有助于释放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信号，增强其未来发展信心，刺激其加大创新投入力度，从而对创新产生积极影响。这两方面的作用归结起来，即社保缴费减负通过影响创新投入发挥作用，在此，从研发资金和研发人员投入方面考察社保缴费减负政策的影响机制。

表6分别是将创新绩效（OIP）和创新效率（InnoEff）作为因变量时，根据模型（3）和模型（4）检验研发资金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的中介效应的结果。列（1）和列（4）的结果表明，DID 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社保缴费减负政策实施有助于激励企业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水平。列（2）和列（3）的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中介变量研发资金投入的影响后，DID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且DID系数与没有控制中介变量的影响时相比变小，这表明研发资金投入在社保缴费减负政策与中小微企业创新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社保缴费减负政策会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资金投入的途径影响企业创新。同理，列（5）和列（6）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中介变量研发人员投入的影响后，DID系数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DID系数与没有控制中介变量研发人员投入的影响时相比变小，表明研发人员投入在社保缴费减负政策与创新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社保缴费减负政策会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人员投入影响创新。

表6 机制检验结果

以上的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研发资金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是社保缴费减负政策作用于中小微企业创新的两条重要渠道，即社保缴费减负政策缓解了中小微企业现金流约束，使得企业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创新过程，从而改善中小微企业创新状况。

（五）稳健性检验

1.安慰剂检验

为增强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增加了安慰剂检验。参考周茂等［34］的方法，将社保缴费积极性高的样本进行随机分配，然后再构建其与时间的交互项。重复200次上述过程的回归分析，生成如图1（下页）所示的估计系数的核密度，图1（a）的因变量为创新效率，（b）的因变量为创新绩效。表7表明，回归系数的均值相比于PSMDID检验中的结果已很接近于零，且大部分P值都不显著。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社保缴费减负政策确实会对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产生创新激励效应。

表7 伪处理效应的回归估计结果分布

图1 随机处理后的估计系数分布情况

2.更换PSM匹配方法

分别使用近邻匹配、卡尺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局部线性回归、样条匹配和马氏匹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协变量与前述选择相同。ATT是只考虑社保缴费企业平均处理效应，根据表8的检验结果，使用不同的PSM匹配方法时ATT的值都为正，且在1%水平显著，所得到的结论与前述一致。

表8 更换PSM匹配方法

3.代理变量

选择中小微企业数据库中的新产品或新服务引进率（InnoIntro）、新产品或新服务采用率（InnoAdopt）作为创新的代理变量，由于部分样本的代理变量有缺失值，导致使用代理变量进行回归的样本量略小于前述样本。表9（下页）的列（1）和列（2）为使用代理变量的回归结果，DID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正，与前述研究结论一致。

4.其他回归

表9的列（3）和（4）为使用排序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更换不同的估计模型后，DID系数在1%水平仍为正，使用排序回归的检验结果也支持前述研究结论。

（一）考虑负责人是否为创始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企业负责人是否是创始人在企业决策方式上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因为对于企业创始人来说，他们创办企业并在企业后期发展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精力，相比非创始人的企业负责人会更注重企业长远发展，因而社保缴费减负政策的实施可能对负责人是创始人的中小微企业创新影响程度更高。为此，根据企业负责人是否为创始人将全部样本分为两组，企业负责人为创始人的样本组Founder=1，反之Founder=0，分组考察社保缴费减负政策实施对中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部分样本企业的Founder变量有缺失值，使用Founder作为分组变量回归时的样本量少于之前的回归样本。表10（下页）列（1）—（4）的回归结果表明，DID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无论企业负责人是否是创始人，社保缴费减负对创新都有促进作用，但当企业负责人是创始人时，社保缴费减负政策实施对创新的激励作用更明显。

（二）考虑不同的创新依赖程度

从理论上来讲，企业创新依赖程度越高，对研发资金和人员投入的要求也会更高。在同等情况下，现金流压力会比创新依赖程度低的企业更大。因此，社保缴费减负政策实施，缓解了企业现金流压力，创新依赖程度高的企业就会有更多的资源用于研发，对创新的影响程度也更高。根据企业的研发投入是否高于中位数对全部样本进行分组，研发投入高于中位数的样本组Reliance=1，反之 Reliance=0。

表 10 列（5）—（8）的回归结果表明，DID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无论企业创新依赖程度高低，社保缴费减负都对创新产生积极作用，但当企业创新依赖程度高时，社保缴费减负政策实施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表10 异质性检验结果

本文利用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的创新激励作用，并运用PSMDID方法分析社保缴费减负政策的“净效应”。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社保缴费减负政策影响中小微企业创新的渠道机制。进一步根据负责人是否是创始人、创新依赖程度高低分组，分析社保缴费影响中小微企业创新的异质性，主要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对创新有激励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激励效应的存在。本文研究结论支持了这一观点：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可能会对创新资源产生激励效应。就我国多数中小微企业而言，普遍存在漏缴、少缴社保费的现象。与社保缴费积极性低的企业相比，社保缴费积极性高的中小微企业在“稳定军心”方面有重要作用，可降低员工对未来不确定性风险的预期，使其更可能把精力投入一些要求较高的创新工作中，即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对创新具有较好的边际收益。这一结论对中小微企业重新认识社保缴费的价值具有重要启示。

第二，社保缴费减负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的创新激励效应。本文通过PSM-DID方法分离出政策的“净效应”，发现社保缴费减负政策的实施，一方面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进而减少了对创新资源的挤出；
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平均收入水平，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提高收入获得感。该结论为进一步认识降低社保缴费负担在中小微企业创新中的作用，以及为阶段性减免政策实施提供了启示。

第三，社保缴费减负政策通过研发资金和研发人才投入影响中小微企业创新，这也是其发挥创新激励作用的内在机理。该结论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社保缴费减负政策实施对中小微企业研发资金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发资金投入增加会推动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
另一方面，社保缴费减负政策实施可激励中小微企业加大研发人员方面投入，随着研发人员增加，企业创新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这一结论表明，社保缴费减负政策可以较好地发挥创新资源配置作用。

第四，社保缴费减负政策对中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根据异质性分析结果，负责人是创始人的中小微企业、创新依赖程度高的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减负政策对创新的激励作用更为明显，印证了之前文献中提到的社保缴费创新激励效应的异质性。

上述结论给了我们以如下启示：

第一，国家在降低基本养老保险法定缴费比例的同时，可适当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的监管执行力度。从实践来看，中小微企业少缴或不缴社保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本文研究发现，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积极性与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社保缴费减负政策又会增强这种效应，因而建议在下调法定缴费比例缓解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负担的同时，适度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社保缴费的监管和执行力度，使社保缴费减负政策对中小微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得到充分释放。

第二，在切实落实社保缴费减负政策的基础上，逐步尝试开展差异化的费率政策。在异质性检验中发现，不同情境下社保缴费减负对中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同，因而有必要强化社保缴费减负政策的精准实施。例如，对于创新依赖程度高的中小微企业，可以在统一的法定社保缴费率的基础上，再给予适度的优惠政策，支持其更好地开展创新；
对于那些就业吸纳能力强的中小微企业，也应给予适度的政策优惠扶持，改善其生存能力，更好地发挥其在就业吸纳方面的作用。

第三，为纠偏社保缴费只增加中小微企业成本的直觉认识提供佐证。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不应将履行社保缴费义务仅仅看作一种负担，而应充分认识到其带动创新进而产生的长期价值。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社保缴费提供了一种未来收入预期的保障，可降低未来收入不确定性产生的风险，有助于激励员工提供高质量的劳动供给，起到改善人才结构方面的作用。尤其是在多数中小微企业普遍存在少缴或漏缴社保的情形下，企业提高为员工参保缴费积极性产生的创新激励效应会更明显。

第四，我国在实施社保缴费减负政策的同时，应进一步塑造支持中小微企业开展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建立减负与创新双轮驱动的机制，激发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活力，促进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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