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连芳

◇《植物名实图考》

梅花缀玉雪堆盐，访旧章江别绪添。家世衡裁三度盛（先德少宰师为江西学使，丙子 兄美存前辈典试，余忝为副。今君复视学于此），使君慧福一身兼。劳薪暂憩惭羸驭，明镜高悬看老蟾。闻道龙门千尺峻，可能倾盖免防嫌。（《林则徐诗集·酬吴瀹斋侍郎其》，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

眼看时事息肩难，欲挽颓波酌猛宽。集议休教同筑室，领军何必竟登坛。（余此行有讹传为出师者，故云）苍生果自防枭毒，丹笔奚劳触豸冠。凭仗儒宗立风教，请纡筹策逮粗官。（《林则徐诗集》）

曾国藩是晚清中兴重臣、湘军创始人，却很少人知道他练兵的部分理念来自吴其。吴其任湖南巡抚时，正值鸦片战争前期，整个国家进入备战状态，然而八旗、绿营兵多疲乏不力。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查访湖南省兵营的训练情况，发现官兵以及教习对武器装备很是生疏，追根溯源才得知是前任督抚遗留下来的问题。前任湖南巡抚裕泰曾经遴选精壮兵丁进行操练，但由于种种原因，军队的训练没有完成就搁置下来。吴其发现问题后，在军营中再次遴选精兵强将训练，开始也多有波折。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吴其最终决定从河南调牛嵩山来湖南进行训练兵勇。他向道光帝上书陈述其事：“查现任河南分防武陟讯千总牛嵩山，由武举人拔补千总，技勇极为精熟，人尤沈静安详，若调令该弁来楚教练兵丁，技艺可期，事捷功倍，且不至于滋事。臣籍隶河南，深悉其人稳练可信。相应奏恳。”（《奏议》卷三）从他省借调精通训练的军官来训练士兵，可以看出吴其是一个善于变通之人。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曾国藩临危受命召集乡勇，不料开始就陷入了僵局：“整顿营伍，殊无良法。弟蓄此意久矣，至今未展一筹。”（《曾国藩文集》，海潮出版社，2001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遂向同僚征求建议。晚清名将李续宜建议将乡勇中的安徽籍士兵遣散回家，再另寻兵勇进行替补。而沈葆桢则来信希望曾国藩巡视各个兵营，并随同作战，提高军队士气。

陆应谷在校定《图考》草稿后，专门为此作序。在序中他首先概括了整本书的特殊风格与重大价值：“此植物名实图考所由包孕万有、独出冠时，为本草特开生面也。夫天下名实相副者少矣，或名同而实异，或实是而名非。”书如其名，整本书的风格就是吴其对于植物名与实的两相验证。书中记载植物种类之丰富、内容之详细、配图之精准，无出其右，由此陆应谷认为吴其是（植物学方面）稀世之才：“顾其书类皆旁及五材，兼收十剂，胎卵湿化，纷然并陈；
求其专状草木，成一家言，如贾思勰之要术，周宪王之救荒，殊不易得。”

与陆应谷不同的是，曾国藩之弟曾国荃则是在一番亲身经历后感慨于吴其成书的艰难。光绪三年（1877年），全国发生了大规模的旱灾，遍及数省，山西也是重灾省份之一。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尽心救灾而四处奔波，他劝导乡绅捐钱输粮，灾后上书陈请朝廷宽减山西数年徭役以纾民困，从而得到山西百姓的拥戴。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当时山西医馆、大夫奇缺，而且医术参差不齐，乡野中更不乏庸医误人：“村闾市井，稍能读药性，辄敢悬壶，其所常用，不过数十品，仍不能施用得当，是曰：以仁术杀人，不仁孰甚！”（宁智锋等主编：《中华大典·农业典·农书分典》，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山西巡抚曾国荃的属官岑葆芝（即岑彦卿，字葆芝，后曾任云南巡抚）曾阅读过吴其的《图考》，深悉此书记载植物种类丰富，且植物药效、食用方法皆有涉及，并配有精图，弥补了《本草纲目》《本草经疏》的不足，于是向曾国荃大力推荐《图考》，以期解决当时山西缺粮少药的困境。

由于《图考》初版刊行已过近三十年，中间也未曾刊刻，加之经管书籍人员的疏忽，岑葆芝找到存于太原府署内的《图考》原版时，已经遗失了一部分：“板存太原府署，散失板片五十有二。”由于事关解决山西灾后困境，曾国荃安排让岑葆芝及时刊补：“葆芝考《长编》为吴瀹斋先生手著，未及刊行而陆稼堂先生刊行之，今书板散失，又得芝岑为之刊补。”从吴其到陆应谷再到岑葆芝，《图考》成书刊印实属不易，曾国荃由此感同身受：“吁噫！一书之成，其难如此，况吾辈身任筹疆，因时沿革，欲成一方之务，不重赖二三同志，后先共商济也哉。”（《中华大典·农业典·农书分典》）书成之后，曾国荃为此专门作序，将此事的前因后果记录下来。

与曾国荃类似，湘军另一位著名将领、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多方搜求《图考》也着实费了不少功夫。郭嵩焘，湖南湘阴人，与贺长龄、曾国藩、曾国荃等湖湘精英同乡。而仕途前辈贺长龄与吴其还是儿女亲家，种种因缘之下，即使吴其逝世十几年，却仍然在湖湘精英中留有“传说”，《图考》便是其中之一。同治年间，郭嵩焘就开始打听吴其的《图考》，了解到此书当时存于太原府：“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初六日……吴瀹斋先生所著《植物名实图考》，板存太原府署中。”彼时郭嵩焘因罢官赋闲在家已六年有余，平时在书院教书，加之湖南与山西距离较远，多种因素之下导致他没能得到此书。

但这些并不影响他对于《图考》的执着。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因公务缠身，郭嵩焘拜托锡清弼（锡良，字清弼）替他寻一本《图考》。在此之前，他还拜托鲍花潭（鲍源深，字花潭），但因为鲍花潭言及原版已不在太原府署，所以转向锡清弼寻求帮助。他还将此事在日记中记述下来：“十九日……以银二两托之锡清弼大令，带山西代刷吴瀹斋中丞《植物名实图考》一书。往曾托之鲍花潭，而云其板已不在太原府署，花潭乃亦有此诳语耶？（清弼不肯受银，所见出花潭之上远矣）”（《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同年三月二十九日，继绍庭（继良，字绍庭）将锡清弼的回信交给郭嵩焘，信中交代《图考》已找到，并说明《图考》已由鲍花潭代他寄给郭嵩焘。欣喜之余，此事也记述在他的日记当中：“知吴瀹斋先生《植物名实图考》已代觅得，交鲍花潭觅便寄京。”（《郭嵩焘日记》第3卷）寻书时间跨度长、过程曲折却最终“得偿所愿”，可见郭嵩焘对此书的期待与喜爱。

吴征镒称赞《图考》为“奇书”，理由有四点。其一，《图考》有双重身份，是中国古代最后一部本草，又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植物学专著。其二，作者身份是官员，而不是传统的药师。其三，《图考》出版后在国外的受重视程度比国内高。最后，作者本人在编书期间不耻下问，虚心请教。从植物学家的角度出发，他认为吴其对待植物持有严谨认真的态度：“凡和植物有关的名物，他所耳闻目睹的，都‘笔之于书’，且就新鲜实物，亲自指导，绘出精致、栩栩如生的外形图，使后人可据图寻物。”不难看出，在专业领域他们之间有着身为植物学家的高度共鸣。

［本文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基本科研费重大项目“君子不器：清代河南状元、官员、植物学家吴其研究”（22E0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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