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楚涵，庞 博，潘丽媛，孔嘉音，姜晓云

（黑龙江科技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2）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在全球爆发，目前我国的疫情整体得到了有效控制，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的 “后疫情时代”［1］。后疫情时代不是指疫情已经过去，而是在密切监控病毒的变异及流行分布的情况下，面对疫情的小规模反复和爆发，人们需要快速应对并及时调整生产和生活状态，以减少疫情的影响。

城市公共空间为人们日常生活与社交活动提供的室外场所，具有开放性和无限制性，其接近自然、缓解焦虑、锻炼身体和提供交往的功能在疫情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2］。新冠病毒的传播特点改变了人们许多生活习惯和社交规则，如戴口罩、避免肢体接触、保持社交距离和避免使用密闭空间等成为新常态，同时也带给人们诸如恐慌、障碍和断层等社交心理问题。城市公共空间如何既要支持人们日常交往活动，又要保障安全性，针对其韧性化发展的研究有着重要性和必要性。

韧性（Resilo）相对于脆性是物理学的概念，指材料受到使其产生形变的力时对折断的抵抗能力，具有作用力消失时恢复原状的性质。随着多学科研究和跨领域合作的不断发展，韧性理念被应用到社会学、心理学、系统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等学科中，也被应用到城市研究中［3］。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发起 “全球韧性百城（100 Resilient Cities）” 计划倡议时提出：
“城市韧性是城市中的个人、社区、机构、行业和系统，无论他们经历的是慢性压力还是急性冲击均所拥有的生存、适应和发展的能力”［4］。

公共空间韧性可理解为 “当城市公共空间遭遇外界干扰后恢复到原始状态的能力，以及其承载不确定因素冲击的能力”［5］。体现在后疫情时代，疫情时市民应具备足够的应急和防范意识，公共空间能调整并支持人们的日常活动，疫情过后可以尽快恢复常态，在间隙期还能起到监测和预防的功能。

历史上的每次公共卫生危机都会在城市中留下印记。流行病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生活和工作的习惯，以及对城市的看法。21世纪的我们在享受全球化、国际化和城市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的同时，面对瘟疫侵袭的挑战，密集人口的城市会带来更为惨重的感染情况，这也迫使城市提升应对未知的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反观现代西方城市规划的起源，正是为解决因城市人口快速增长而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因此我们面临着机遇与挑战。

3.1 社交新规则

1966年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博士（Dr.Edward Hall Jr.）在其《隐藏的维度》（The Hidden Dimension）的书中提出，人际关系及情境条件的不同会使人们保持着不同的距离，由近及远分别为亲密距离（0 cm～45 cm），个人距离（45 cm～120 cm），社交距离（120 cm～370 cm）和公共距离（＞370 cm），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地理因素、社会制度、性别和年龄的差别，人际空间关系产生的社交距离亦有所不同。在新冠疫情爆发前，这种三维人际空间的边界感较弱，人们可以自由使用公共空间进行交往活动。疫情爆发后，新型冠状病毒可通过同时空接触的个体间传播，因此保持社交距离作为控制疾病的公共预防措施被广泛采用，旨在防止患病的人与健康的人密切接触，以减少疾病传播的机会，包括取消集体活动或关闭公共场所等的公共政策，以及日常避开拥挤的人群等的个人行为准则。

不同国家均有在疫情严重时提出保持社交距离的防疫要求。如在疫情爆发期，印度、泰国、新加坡和中国等国家要求大于1 m，德国、澳大利亚等大于1.5 m，美国为6英尺（约1.8 m）或2 m距离，英国防控严格时要求2 m等等。

疫情后不仅疫情防控管理部门对社交规则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的社交习惯也发生了改变，如避免拥抱和握手；
在公共场所主动保持合理的社交距离，有人主动靠近时会做出提防甚至躲避的行为；
约会朋友时，对出行距离、交通工具和约会地点有更精细的考虑和计划等等。这些社交新规则对城市公共空间的使用，提出了如何弹性支持的议题。

3.2 心理新需求

疫情不仅导致了人们在物质世界里活动的变化，更导致了心理的变化。由于对病毒传播和治疗手段的不确定性，感染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和破坏性引起群体恐慌。针对个体出现抑郁、恐慌、兴奋和强迫等不良情绪，体现在担心被感染、强迫反应如反复洗手或过度社交防卫、悲观消极或盲目乐观、爆发式消费或社交、生活节奏紊乱等。涉及的人群包括：确诊感染者、密切接触者、被隔离患者、有机会接触患者的医护人员、后方救援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的疫区相关人群、易感人群及普通公众等。城市公共空间在疫情前后对人的心理支持作用见表1。

表1 疫情前后城市公共空间对人心理支持作用

对比疫情前后城市公共空间对人心理的支持作用，我们可以发现在无疫情时期，人们交往活动不受交往人员行动轨迹限制，心理防御相对较弱，人际关系信任度较高，心理空间范围较大，支持各类社交活动。城市公共空间的使用能提高生活满意度、增加快乐感和主观幸福感，改善生活规律和睡眠质量。针对亚健康人群减轻压力，改善焦虑症、注意力缺陷，减轻多动症和抑郁症的症状等。

1）疫情管控时期：人们活动范围和交往空间会在不同防疫管控时段受限，一旦出现居家隔离或小区管控的情况，会主动建立心理防范机制，形成避让、防护和选择心理，对外部空间和交往人员产生警戒和防御状态，导致心理空间边界缩小而减少社会交往行为。在这个过程中，确诊感染者、密切接触者、被隔离患者等被隔离人群，通过远眺窗外公共绿地，可减少触碰不到自然环境而带来的压力和焦虑情绪；
观察人群活动能缓解缺少人际交往带来的抑郁、恐慌；
管控小区内部人群，封闭于住区只能进行有限的活动范围和人际交往，但住区公共绿地可达性也有利于人群心理健康的恢复；
完善的绿地服务设施可缓解因隔绝与外部的直接联系带来的心理压力，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状况。

2）疫情间隔期：疫情间隔期与疫情中非管控区情况有相似之处，人们随时保持警惕，避免零星感染人群带来的隐患，在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使用住区内部及附近城市公共空间进行室外活动，既有的城市公共绿地健康功效仍对人群心理健康有改善作用；
绿地及令人愉悦的城市公共空间能够缓解体验者的紧张情绪；
使用城市公共空间的时间越长，心理健康状况越好［6］。

3.3 出行新特点

1971年丹麦建筑师扬·盖尔（Jan Gehl）在《交往与空间》中提出，户外活动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必要性活动在各种条件下都会发生，只有在适宜的户外条件下才会发生自发性活动，从而在同一空间引发各种 “连锁性” 的社会性活动。可见城市公共空间的吸引力更多体现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上。疫情前后，心理新需求和社交新规则使得人们的出行发生了变化。

出行目的地的变化。疫情前人们偏好热闹繁华的室内商场和超市，疫情后人们更偏向于室外开敞的商业街、步行道以及公园绿地，享受空气自然流通、光线良好、感受自然气息的城市公共空间，缓解压力而愉悦身心，缓解佩戴口罩导致呼吸较差的不适感，避免去人流密集、通风较差的室内环境。

出行频率的变化。疫情期城市公共空间的安全感因疫情的存在而降低，除了必要性活动之外，人的出行频率和意愿明显降低。而中青年在疫情期间由于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压力，出行受影响相对较低，对疫情表现出了一定的弹性抵抗力。

出行方式的变化。疫情期间人们选择离家或单位更近的城市公共空间，避免使用大运量公共交通工具，选择步行、骑单车或打车等交通出行方式，减少与确诊病例时空伴随的几率，同行人数也由多人相伴改为少量同伴或独自出行。

4.1 调整设施满足社交距离

保持社交距离在疫情期间能起到防护的作用，因此城市公共空间可设置供较少人参与使用的设施以限定空间使用的人数，如远离他人的座椅、间距较大的休息健身设施等。疫情期间在人流密集处加强弹性管理，如加拿大的穹顶瑜伽房，将透明无框网格穹顶安装在开放空间中，使人与人之间保持合理社交距离，营造一个安全的户外锻炼环境；
纽约多米诺公园在草坪上划定圆圈作为社交距离圈，距离圈直径为243.84 cm且彼此之间相距182.88 cm，引导人们在公园内的行为活动。

4.2 基于心理层面提升环境品质

结合社交新规则的同时考虑人们的心理变化，疫情后有的人受影响较小，有的人则会变得敏感多虑，即使所居城市无确诊病例的情况下也比较谨慎，因此需要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环境品质。

提升公共空间的心理安全感。提供配套完善的公共设施，最大限度调动居民锻炼的积极性，如设置保持安全距离的标识、零接触贩卖机、感应冲水卫生间、分布均衡的洗手池等，支持人们的心理变化和需求，为公共空间提供安全保障。

加强公共空间的管理。定期对公共空间进行消杀，尤其半开敞空间和封闭空间相对于开敞空间存在空气流通不足的问题；
加强公共空间使用流量管理，如限流、预约等；
增加保持社交规则的警示，如戴口罩的雕塑、标语、提示音等提醒人们保持距离、戴好口罩。

提高绿地的覆盖率。提高绿化覆盖率、绿视率以及增加观赏绿地时长，对改善人群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远距离观看城市公共绿地对人的心理健康也有改善和促进作用。

4.3 促进居民的出行频率

从这场疫情来看，城市公共空间可以成为疫情防控的弹性空间，通过增加居民的出行频率，促进疫情期间人们的心理和生理健康。

提高社区生活圈的公园绿地体系建设。配建社区服务设施的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是居民日常活动最频繁的区域，充分利用住区附近可达性较强的空地、绿地组织城市公共空间，再结合社区公园和周边的小游园，吸引居民通过步行或骑单车等方式慢出行和短出行。提高社区公园的服务覆盖度，使各社区都享有便利和均等接触公园绿地的机会。

为不同社交群体提供场所和空间。在城市公共空间为敏感焦虑和社交恐惧症的人提供封闭或半开敞式空间，保证其安静休息的区域；
在开阔通风的场地设置休憩设施和健身器械，为活跃爱动的人提供锻炼和交往空间；
利用植物、水体和景观设施等增强空间的视觉体验，舒缓疫情下的消极情绪；
在疫情防控政策允许下，在城市公共空间举办有特色的各类主题活动吸引人们的使用。

4.4 构建平疫结合的韧性空间

在疫情防控下的特殊时期，城市公共空间应考虑用于检测、隔离、疫情治疗和疫情防控的弹性空间，增加预留机动区域如草坪、活动广场、廊架下的大空间等在疫情爆发时能作为医疗救治的弹性使用空间，并提前做好水路、电路的铺设。

利用智能技术做到平时监控安全，疫情时监控社交距离的弹性功能。如吴恩达创立的Landing AI发布社交距离检测工具，帮助疫情期间不得不工作的人，确保他们在工作场所的社交距离，该工具通过分析摄像头拍摄的实时视频流来检测人们是否保持安全距离。另外还有应用到手机中的应用程序提醒使用者遵循社交距离，如谷歌推出的 “声雷达” （Sodar）应用程序；
联合国技术创新实验室研发的 “一点五” （1point5）应用程序；
印度古尔冈创业公司开发的DROR应用程序；
印度国家信息中心开发的 “Aarogya Setu” 应用程序等。

这场艰苦卓越的战 “疫” 给城市建设带来新的思考，也重新认识了与人类息息相关的自然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应强调城市公共空间的韧性化发展，提供丰富多彩的公共健康改善活动，挖掘空间潜力，推广健康生活方式，增强面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和恢复能力，减少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营造健康城市，为人民创造更安全、宜居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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