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辉

习近平新时代“赶考”观的三维探赜

刘辉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赶考”是中国共产党永恒的执政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赶考”的重要论述，形成了内容丰富、逻辑缜密的“赶考”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从生成逻辑看，习近平“赶考”观发源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内在规定、滋养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治基因、根植于党破解“赶考”命题的百年探索、依托于新时代践行初心使命的宏阔实践。从命题论域看，习近平“赶考”观包含了价值论、内容论、考生论、方法论、评判论为主要内容的理论逻辑架构，创造性回答了新时代“为何考、考什么、谁应考、如何考、谁来评”等根本问题。从价值意蕴看，习近平“赶考”观蕴含着政党、国家和世界三重维度的价值指向，对中国自身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习近平；
“赶考”观；
生成逻辑；
命题论域；
价值意蕴

“进京赶考”原意是指中国古代学子去京城参加科举考试。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把即将执政全国政权比喻为“进京赶考”，并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1]。自此，“赶考”一词实现了从传统文化语义向政党政治隐喻的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迎接困难挑战、应对执政考验、实现历史使命的形象化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治国理政新实践中围绕“赶考”命题展开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进行了一系列重大部署。从2013年调研革命圣地西柏坡时提出“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2]，到2016年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强调，“今天，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这场考试的继续”[3]，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正式宣告踏上“新的赶考之路”[4]，再到党的二十大科学谋划新的赶考之路，一系列重要论述阐释了新时代“赶考”的立场、方向和策略，吹响了新时代“赶考”征途的号角，形成了内容完备的“赶考”观新体系。因此，从学理层面诠释和解读习近平新时代“赶考”观的生成机理、逻辑架构和价值旨归，不仅是深化拓展中国共产党“赶考”理论认知的当然要求，也是走好第二个百年“赶考”之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习近平新时代“赶考”观理论命题的系统生成并不是一蹴而就、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内在的逻辑机理，是理论逻辑、文化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多重合力推动的必然结果。

（一）理论逻辑：源自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内在规定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客观规律，是无产阶级政党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并未提及“赶考”概念，但他们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对相关问题的原则性阐述和方法论诠释，为习近平新时代“赶考”观的逻辑生成贡献了思想伟力。一是无产阶级政党“赶考”的话语雏形。1921年列宁在《关于粮食税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把俄共（布）能否实现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顺利过渡比喻成“升级考试”，并自信地强调“我们是会考及格的”[5]。这既表达了列宁对布尔什维克化解执政风险的深切忧思，又在政治意涵上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赶考”命题的原初话语表达。二是无产阶级政党“赶考”的价值遵照。马克思主义所内蕴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阶级立场、“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理想愿景以及人民群众是“有实践力量的人”的价值定位，彰显了其科学真理性与价值合理性辩证统一的理论旨趣，揭示出无产阶级政党“赶考”为人民、“赶考”靠人民、“赶考”成就与人民共享的精髓实质。三是无产阶级政党“赶考”的任务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执政后的任务做出了“最一般的暗示”[6]和学理推导式的论证，即政治上“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7]；
经济上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以“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7]；
文化上“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7]，确立起崭新的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四是无产阶级政党“赶考”的破题路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批判的”“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任何革命最为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经常自我批判”[7]。这种经常性地自我批判实质上蕴含着以主客体统一为特征的自我革命的价值诉求，映射在无产阶级政党身上便体现其在自我检视、自我扬弃、自我超越中淬炼和塑造自己，进而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归结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话语论述昭示着“赶考”是无产阶级政党践行初心使命的内在规定和本质要求，这些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框架式的理论观点，成为新时代“赶考”观命题生成与延续的理论支撑。

（二）文化逻辑：滋养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治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标识和道德规范，积淀着整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传承着整个民族最根本的血脉基因。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8]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规定性天然预设了习近平“赶考”观的理论逻辑起始点，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民本价值、革新精神、忧患意识等特质禀赋则构成了习近平“赶考”观的文化逻辑支撑点。首先，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奠定“赶考”主基调。从《尚书》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贾谊《新书》的“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到魏征的“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充分表征着中华文化重民、亲民、爱民的思想观念和“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政治理念，这与中国共产党“赶考”为民的核心要旨有着天然的价值契合点，为新时代“赶考”命题的生发缘起提供价值支撑。其次，与时俱进的革新精神奠定“赶考”主旋律。古语有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终日乾乾，与时偕行”。革故鼎新、与时俱进作为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气质，不仅是推动中华文明薪火传承和赓续绵延的内在动力，而且构筑成激励中国共产党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精神驱动。最后，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奠定“赶考”主阵地。纵览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无论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哲学警醒，还是“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忧思情怀，抑或是“备豫不虞，为国常道”的底线思维，都充分彰显着中华民族居福安之境、虑危殆之险的生存智慧，时刻告诫共产党人愈是成绩辉煌，愈需常怀如履薄冰的谨慎和盛必虑衰的忧思。一言以蔽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考和表达了关于政权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蕴含着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所塑造的整体存续之天然基因，而这一基因的活力最终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互嵌交融的实践展开中被激发，成为新时代“赶考”观命题生成与延续的文化根脉。

（三）历史逻辑：植根于党破解“赶考”命题的百年探索

历史逻辑反映的是历史发展呈现出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回溯党的百年历史，可以发现，“我们党从来就是不断‘赶考’的”[9]。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把“赶考”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熔铸于自己的基因中。在硝烟弥漫的革命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救国大考”中把自身锻造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10]政党，成功考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考出了毛泽东思想，考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全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基于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窠臼的深刻警思，基于对党内因为胜利可能滋长骄傲自满、不思进取、贪图享乐、以功臣自居四种情绪和党外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隐性攻击的高度警惕，前瞻性思考党如何实现长久执政和为人民执好政的历史性课题，正式提出“进京赶考”的命题，要求全党以“两个务必”的“赶考”心态迎接人民的考试。在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牢记“赶考”使命，时刻“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11]，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兴国大考”中成功考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考出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推动实现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激情燃烧的改革岁月，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持“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12]和“决不能自满，决不能懈怠，决不能停滞”[13]的“赶考”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富国大考”中成功考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考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考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推动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可以说，一部中共党史实质上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接力“赶考”的奋斗史。“赶考”命题在发生、求解、延伸、再求解的实践场域拓展中被不断提出，而内蕴其中的“赶考”精神亦超越时空规制在历史的审视之下愈发昭显、历久弥新，成为新时代“赶考”观命题生成与延续的历史依据。

（四）实践逻辑：依托于新时代践行初心使命的宏阔实践

对中国共产党这一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而言，任何命题的提出都与其承担的历史使命相关联、相承接、相契合。习近平新时代“赶考”观命题，正是从党在新时代“强国大考”中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执政使命的实践要求出发，在把握目标导向又坚持问题意识的良性互动中孕育而生的。一方面，新时代“赶考”观生成于实现执政目标的实践诉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围绕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与执政目标，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主线，以“坚持人民至上、增加民生福祉”为价值指向，以“统筹推进‘四个伟大’”为总体框架，以“全面从严治党、深化自我革命”为核心驱动，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战略部署，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国际依托，全方位、立体化、开拓性赓续新时代治国理政新实践。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性“赶考”的具体体现，也是习近平新时代“赶考”命题生成的多元实践场域，承载着整个理论体系建构的现实支撑。另一方面，新时代“赶考”观生成于破解现实问题的实践需要。“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14]新时代的中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期、战略机遇期、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出现重大变迁，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多变，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明显增加；
国内改革正向着更宽广的覆盖面和更深度的利益层推进，所牵涉矛盾问题的尖锐性、破除体制障碍的艰巨性、开展伟大斗争的复杂性亘古未有；
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将长期存在，面临的顽固性、多发性痼疾尚未彻底解决，一些管党治党的老问题随时可能反弹回潮、故态复发，实现“赶考”使命任重而道远。面对新时代定位更高的“赶考”目标和难度更大的“赶考”试题，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承“赶考”精神的鞭策和激励，以目标为导向聚焦实践诉求、以破题为要旨瞄准实践问题，发出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的时代最强音，要求全党“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15]。

习近平新时代“赶考”观以缜密逻辑呈现出“价值论——内容论——考生论——方法论——评判论”的理论架构，创造性回答了新时代“为何考、考什么、谁应考、如何考、谁来评”等根本问题，赋予了“赶考”以新的政治寓意和理论内涵。

（一）“赶考”价值论：深刻回答“为何考”，确立“赶考”功能定位

明确为何“赶考”，标定“赶考”之于政党与民族未来的价值地位，是理解习近平新时代“赶考”观的逻辑前提。新时代党的“赶考”之路“既立足于现实‘考题’、又着眼未来使命，既立足于提高自身执政能力和巩固执政地位、又指向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6]，赋予了“赶考”以接续未来事业、巩固执政地位、肩负民族命运的价值承载。

一方面，“赶考”是跳出历史周期率怪圈、应对长期执政考验的致胜法宝。在现代政党政治视阈下，历史周期率是指一个政党赢得政权后，因地位的改变、权力的侵蚀和利益的诱惑，往往会滋生骄傲自满、腐败堕落、脱离群众等问题，最终因执政能力的弱化而丧失执政资格，导致亡党亡国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领导的政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党的长期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和制度性安排，因而从理论上说不存在陷入历史周期率的必然性。但是，“应然”的理论设定并不等于“实然”的客观现实，“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17]。历史的丰功伟绩无法替代现实的执政绩效，通过合理性革命等形式获得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在“周期率支配力”的历史惯性中仍存在着流失甚至枯竭的风险。习近平强调：“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18]新时代党的“赶考”实践正是着眼于破解人心向背、政权兴衰这一重大执政课题，旨在以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跳出历代王朝政权治乱兴衰的周期循环与宿命困局，也旨在避免像苏共这样曾经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因自身蜕化变质而最终败亡的历史悲剧，从而维系和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另一方面，“赶考”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政治保障。2012年12月，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7]，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中国梦、党的执政使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紧密联系起来，赋予了民族复兴伟业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崭新时代内涵，使得新时代党的“赶考”主题更加鲜明、任务更加具体、价值更加明确。对于持续作答这场永无止境的考试，续写“进京赶考”的新答案，习近平时刻保持着清醒的政治自觉，庄严承诺“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接过了党、国家、人民交给我们的沉甸甸的接力棒，我们一定要接好这一棒”[2]。纵览新时代治国理政新实践，从党的十八大作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发动史无前例的脱贫攻坚战，到党的十九大擘画现代化强国目标谱系，勾勒“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下“两个阶段”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再到党的二十大科学谋划新百年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中心任务和大政方针，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赶考”的战略布局画卷，每个线条的勾勒与色彩涂抹都是党民同心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展开，推动民族复兴伟业进入了不可逆转、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

（二）“赶考”内容论：深刻回答“考什么”，阐明“赶考”核心要义

新时代“赶考”内容，源于新历史方位和新时代背景，是从新时代“赶考”实践中内生提炼而来的能够反映党的目标指向、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的时代考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三者指向明确、彼此关联、逻辑自洽，共同诠释了新时代“赶考”试题的本真要义，构成了探索“赶考”规律的集中视域，全图景式展现了“赶考”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

考题之一是“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老祖宗的“本本”没有提供现成答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亦难以提供成功样板。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现实之“的”，开拓性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17]，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性“赶考”的继续，它以深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为“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提供了答案。习近平着眼于续写这篇大文章的华丽篇章，坚定“四个自信”，保持政治定力，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创造性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发展动力、战略步骤、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回答了新时代“道路之问”。考题之二是“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实现现代化寄托着中华民族的夙愿和期盼。中国共产党基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内在逻辑，选择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现代化，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使中国真正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增量发展和质化跃迁，实现了由现代化的落伍者、边缘者到成功者、贡献者的历史性巨变。立足全面小康新起点，习近平作出当代中国由大向强发展大设计，擘画出分“两步走”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蓝图。面对现代化发展更高位阶、更高形态的强国新考题，习近平强调必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4]，坚定不移走党的全面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深化了对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回答了新时代“强国之问”。考题之三是“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化强国建设是“一种难以估量的政治优势，其所具有的地位和角色，既是强大‘驱动力量’，也是强大‘制动力量’，更是强大‘能动力量’”[19]。如何把党自身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永葆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必须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习近平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矢志不渝地推进“四个伟大”，持之以恒地开展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政治立党、思想建党、组织强党、制度治党、作风塑党、纪律严党、巡视砺党、反腐固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回答了新时代“强党之问”。

（三）“赶考”考生论：深刻回答“谁应考”，廓清“赶考”答题考生

习近平指出：“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2]这一论断实质上揭示和回答了新时代“赶考”的考生问题。在这场整体性考试中，包括领袖、领导干部在内的全体共产党人都是“赶考”者，都是新时代的答卷人，都必须认真对待、思考和应答新时代党执政所面临的考题。

首先，党中央领导集体是“赶考”事业的核心主体。注重推举党内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政治领袖组成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进而凝聚全党力量、推进党的事业，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规律和经验。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党的组织体系中处于中枢地位和最高层级，既是党的领导决策核心，也是“赶考”的最高领导力量。对此，习近平强调中央领导集体“要清醒认识高级干部岗位对党和国家的特殊重要性”[20]，努力成为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既政治过硬、又本领高强，既对党忠诚、又严守纪律，在新时代“赶考”实践中发挥以上率下、引领示范的辐射效应。其次，领导干部是“赶考”事业的“关键少数”。作为政党的精英和骨干，领导干部不仅是彰显政党形象和政党质量的“窗口”，而且是政党履行政治职能、实现价值目标的中坚力量。习近平指出，完成新时代“赶考”使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14]。无论是从政治性与专业性辩证逻辑出发设定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建设目标，还是为适应治理现代化探索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依法治理的治吏举措，抑或是着眼于“赶考”事业后继有人培养造就数量足、质量高、结构优的年轻干部；
无论是明确提出新时代好干部“五条标准”，还是逐层架构领导干部“八项本领”和“七种能力”，抑或是系统重塑干部管理“五大体系”，都体现着习近平对领导干部的高度重视，彰显着干部队伍之于“赶考”实践的独特性价值。最后，全体共产党员是“赶考”事业的主力军。“赶考”作为整个政党的组织行为，不是个别领袖或“关键少数”单独在做试卷，而是“全党整体参加考试，是共产党员个体行为的总和，交上的试卷给出的是整体成绩”[21]。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活动的主体，是最不知疲倦、无所畏惧和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22]。为此，习近平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锤炼过硬本领、埋头苦干实干，努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党和人民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四）“赶考”方法论：深刻回答“如何考”，概括“赶考”科学路径

毛泽东曾指出：“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23]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答好新时代“赶考”之题，关键在于找准“应考”之方、“解题”之道，形成科学的“赶考”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赶考”观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船或桥”的问题，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和科学路径遵循。

首先，破解“赶考”命题，基础在于永葆赶考精神。从本质上说，赶考精神是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母体本源和血脉基因的精神形态，蕴含着共产党人百年“赶考”实践衍生淬炼而成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执政为民清正廉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革命品质，是新时代破解“赶考”命题的持久动力和精神密码。习近平高度重视“赶考”精神的重要作用，强调全党“必须高度警省，永远保持赶考的清醒和谨慎”[24]，“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14]，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优良作风，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将其内化为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并浸入心扉、融入骨髓、渗进血液，使全党在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中不断增强“赶考”能力。其次，破解“赶考”命题，根本在于勇于自我革命。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自我革命中锤炼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关于“进京赶考”的新时代作答，其根本要义就是考生“自身必须始终过硬”。“怎样才算过硬，就是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25]自我革命作为党鲜明品格和政治禀赋的集中彰显，不仅是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致胜法宝，也是确保自身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核心秘钥，更是继毛泽东“民主新路”之后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给出的“第二个答案”，成为新时代防范执政风险、破解“赶考”命题的政治保证。开展自我革命，就要以刀刃向内的政治自觉冲破思想束缚、打破利益藩篱、革除体制之弊、清除腐败毒瘤、整治顽疴痼疾，实现党的革命性锻造与全方位重塑，确保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以社会革命塑造自我革命，促成“两个伟大革命”良性互动、耦合协同的整体态势与系统合力。最后，破解“赶考”命题，关键在于坚定历史自信。历史自信是中国共产党以正确历史认知为基础、以伟大奋斗成就为支撑、以科学历史规律为凭依、以党的精神谱系为导引凝结而成的对党和国家历史的信心与认同。历史是过去、现实和未来的统一体。党的“赶考”事业犹如一场赓续奋斗的接力跑，历史在传棒交接中发展并奠定未来的基础。对历史的自信，既积累了历史智慧，为新时代“赶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也获得了未来向度，增强了共产党人应对百年变局、世纪疫情以及各类风险挑战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正因如此，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26]

（五）“赶考”评判论：深刻回答“谁来评”，明确“赶考”阅卷主体

“赶考”评价问题的核心，就是明确“赶考”谁是主考官、谁是阅卷人、“赶考”政绩由谁来评判。这是新时代“赶考”必须回答的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直接彰显和反映着“赶考”的价值指向和精神实质。习近平“赶考”观的评判导向坚持把人民视为“赶考”的主考官和阅卷人，把人民利益和人民满意度视为衡量“赶考”成绩优劣的根本标准，突出强调人民群众的评价主体地位。

坚持人民是“赶考”事业的主考官和阅卷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逻辑必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社会发展变革的根本力量。毛泽东也曾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7]，言简意赅地揭示出人民“历史创造主体”的真正地位和实践力量。既然，人民是创造历史或推动历史的主体，那么，由人民来当主考官对历史事实进行评判则是逻辑的必然。习近平遵循唯物史观所指引的理论方向，在新时代“赶考”实践中反复强调人民是这场考试的“考官”，造福人民才是最大的政绩，“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17]。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历史性“赶考”中最权威的阐述，生动而贴切地表明人民既是“赶考”的主考官，也是“赶考”成绩好不好、合格不合格最公正和最有发言权的阅卷人。共产党人每时每刻都在答题，人民群众每时每刻都在阅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效果如何，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业绩如何，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如何，领导干部的口碑及作风是否好转，党中央制定的政策是否符合民意，最终的评价尺度掌握在人民手中，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这个“阅卷人”来评判，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17]。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认知和发展逻辑，新时代党的“赶考”事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筑牢“赶考”为人民、“赶考”靠人民、“赶考”成绩接受人民检验的价值立场，秉持与人民同心同德、休戚与共的政治价值观，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更好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简言之，习近平“赶考”评判论遵循着“最严格的监考官是人民——最权威的判卷者是人民——最根本的标准是人民利益和人民满意度”的递进逻辑路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赢得人民的信任、拥护与倾心追随，这实质上是在不断增强“人心向背”这一最根本的政治基础。这种政治基础不仅为中国共产党永葆“赶考”资格和“考生”身份，书写让人民更加满意、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异答卷提供价值性导向，也为中国共产党获得真正实质意义上的执政合法性和正当性提供本源性支撑。

习近平新时代“赶考”观蕴含着深邃的政党意义、国家关切和世界情怀，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以及人类政治文明进步，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南价值和实践指引作用。

（一）政党之维：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中国共产党因初心而生、因使命而兴。坚定如磐的初心使命、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是党能够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利益的局限、赢得人民信任拥护、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根本所在。对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28]。“是什么”诠释党的性质宗旨和本质属性，“要干什么”昭示党的使命任务和奋斗目标，二者在百年宏阔的时空维度中共同揭橥出党从哪里来、是什么样、向何处去的深层逻辑，映照出党对自身初心使命与行动价值的深刻追寻。习近平新时代“赶考”观作为中国共产党锚定“赶考”目标、探寻强国之路、彰显使命价值的理论表达，其命题论域内蕴着回答和解决好“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的科学答案。具象而言，第一，生动诠释出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习近平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实践者，基于百年奋斗所形成的党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命运共同体的深刻体认，把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作为“赶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群众视为“赶考”最有力的依靠力量、最严格的监考考官和最权威的阅卷老师，把人民满意度作为衡量“赶考”成绩优劣的最高标准，从根本上回应了党坚持“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本源性问题。第二，寄托蕴含着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新时代以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价值主题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将“赶考”初衷与强国使命融为一体并发挥统摄性的主导作用，在赓续奋进的求索之路上成功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达成历史性成就，综合国力实现历史性提升，人民命运发生历史性改变，深刻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崇高价值追求。概而论之，习近平“赶考”观实质上是警示和鞭策共产党人不忘初心使命，以“赶考”的精神状态和忘我的奋斗姿态践履好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从根本上防范和解决党因“内部变质、变色、变味，丧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背离党的宗旨而失去最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29]的政治风险，确保党始终成为全国人民最坚强、最可靠的主心骨。

（二）国家之维：是走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科学理论指南

“赶考”作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使命与执政目标的价值载体和实践形态，既是一项使命性的政治任务，更是一个永恒性的执政课题[30]。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以考生身份在“救国大考——兴国大考——富国大考——强国大考”奋斗实践中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立足百年大党新起点，中国共产党再度出发，正式踏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4]新的赶考之路。较之“赶考”之初，党所面临的时代主题和使命任务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赶考”的场域站位更新、目标定位更高、试题难度更大、考官要求更严。在此背景下，能否明确宣示党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和奋斗姿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直接关乎新的赶考之路的实践成效，进而直接决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与否。习近平新时代“赶考”观作为对新百年、新使命、新考验的高度提炼和生动比拟，正是立足当下、着眼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指导思想。第一，宣示了新“赶考”以驰而不息的自我革命推动政党现代化，不断提高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确保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始终成为能力过硬、本领高强的“赶考”领路人；
第二，宣示了新“赶考”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引领前进方向，坚持“两个相结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确保党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
第三，宣示了新“赶考”以伟大建党精神激发奋进动力，“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14]，确保党时刻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和勇往直前的奋斗姿态；
第四，宣示了新“赶考”以紧扣民心政治夯实党的长期执政根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标定筑守人民之心、契合人民之愿的价值标尺，确保党始终赢得人民的信任、拥护与倾心追随；
第五，宣示了新“赶考”以“两步走”战略部署锚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坚持一代接着一代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确保现代化建设始终如一地朝正确方向稳步前进。归结而言，习近平“赶考”观以严密而周详的逻辑内蕴回答了新“赶考”的领导核心、方向道路、精神动力、价值指向、路径遵循等问题，必将成为走好强国长征路、实现民族复兴的思想指引和理论指导。

（三）世界之维：为世界各国开展治国理政提供了榜样示范，为世界政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14]习近平新时代“赶考”观所内蕴的政党和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与有效做法，是共性与个性的结合体，不仅具备中国特色，而且蕴含着治党治国的普遍性规律，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第一，从坚定信念之维来看，为科学社会主义复兴注入生机活力。“赶考”理论在新时代所创造的人间奇迹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之治”的盛景，这与经济发展失衡、民主政治异化、伦理价值错位、社会骚乱不安、安全治理困局的“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不仅成为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背景下打破西方“制度优越”神话、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客观依据，更为引领科学社会主义走出阴霾、增强世界人民的社会主义必胜信念增添动力。第二，从丰富模式之维来看，为发展中国家治国理政提供典范样本。中国共产党在长期“赶考”实践中成功探索出一整套关于政党和国家治理的有效做法，包括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完善党和国家制度体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推动执政党的自我革命、走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制定科学缜密的战略部署、保持永不懈怠的进取精神、培育可堪大任的时代新人等，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治理具有极高的参考借鉴价值。第三，从人类发展之维来看，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立足世界格局演变大势，秉持勇立时代潮头、争当时代先锋的“赶考”精神，积极投身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坚持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取向，以践行共商共建共享治理观为理念指导、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引领，以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为重要保障，以实现合作共赢、和平发展为根本方向，以推进全球治理机制创新为关键抓手，为世界人民贡献了一套富有建设性的全球治理新方案。概而言之，习近平“赶考”观作为以审视自身发展经验的视角而形成的理论结晶，为展现社会主义光明前景、提供治国理政示范样本、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着中国力量，映照和彰显出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为世界先进文明、为人类谋幸福的历史自觉和价值情怀。

[1] 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 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03)．

[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2)．

[5] 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全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02)．

[9] 郑必坚．历史性“赶考”和中国共产党[N]．人民日报，2016-07-01(07)．

[10]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3] 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1)．

[15]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16] 刘晓玲，刘晓川．不忘“赶考”初心，推进新时代治国理政新实践[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2)：5-13+159．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18]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2-07-28(01)．

[19] 黄相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效推进[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2)：82-88．

[20]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21] 齐卫平．全面从严治党：续写“进京赶考”的新答案[J]．江西社会科学，2015(6)：181-186．

[22]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3]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4] 习近平．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N]．人民日报，2022-10-24．

[25]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26]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N]．人民日报，2022-10-18(01)．

[27]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8]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01)．

[29]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30] 蒙象飞．论新的赶考之路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J]．探索，2022(3)：29-41．

Three dimensional exploration of Xi Jinping"s concept of “ rushing for exams” in the new era

LIU Hui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rushing for exams” is an eternal governing topic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elaborat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rushing for exams”, formed a concept of “rushing for exams” rich in connotations and meticulous in logic，and achieve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arty building the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ve logic, Xi Jinping"s concept of "rushing for exams" originated from the inherent stipulations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party building, nourished by the political genes 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rooted in the party"s centennial exploration of the resolution of the proposition of “rushing for exams”, and relying on the grand practice of implementing the original missio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f propositional domain, Xi Jinping"s concept of “rushing for exams” includes the theoretical logical framework with the main content including value theory, content theory, candidate theory, methodology, and evaluation theory, and creatively answers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in the new era of "why to test, what to test, who to take the test, how to test and who to evaluate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implication, Xi Jinping"s concept of “rushing for exams” contains the three-dimensional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political party,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and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own development and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Xi Jinping; the concept of “rushing for exams”; generative logic; propositional domain; value implication

10.13331/j.cnki.jhau(ss).2022.06.001

D616

A

1009–2013(2022)06–0001–09

2022－11－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2JD710019）

刘辉（1993—），男，山东滕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

责任编辑：曾凡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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