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腾 子

(北京大学 医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191)

来华留学教育是我国对外交流和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发挥了独特作用，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和中外科技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留学教育发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1952年3月，来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33名留学生入读清华大学，开启了来华留学教育的历史进程[1]。改革开放以来，来华留学教育得到长足发展，来华留学生规模迅速扩大。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至2008年间，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20%[2]。2013年以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感召和推动下，来华留学生人数连年呈现出两位数的增长态势。2021年，来华留学生已经超过44万人，中国成为亚洲最大、世界第三大的留学目的国。时至今日，发展高质量的来华留学教育不仅是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的内在要求，而且在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社会共同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3][4]。

2020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科技大学全体巴基斯坦留学生回信，鼓励来华留学生“为促进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表明，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使命在于实现“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意味着推动来华留学生实现跨文化适应，帮助来华留学生真正融入中国文化、热爱中国文化，进而成长为讲述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乃至发展中国文化的行动者，已经成为来华留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

来华留学生具有学习者、交流者、旅居者等多重身份，是典型的文化“陌生人”，持续面对文化冲击与跨文化适应的多重压力。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国外适应异国文化的问题，但对于来华留学生在中国的跨文化适应问题却较少研究关注[5][6]。近年来，一些研究关注到来华留学教育中的趋同化管理、课程体系完善、教学模式改进、强化激励与监督等实务问题[7][8]，而对于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的相关研究，则大多在奥伯特(K.Oberg)提出的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理论框架中展开。有的国内学者针对欧美国家来华留学生开展实证研究，认为来华留学生的文化适应过程经历了观光心态期、严重文化休克期和文化基本适应期[9]。有的通过质性研究发现，心理刻板印象、文化与价值观念冲突、语言能力不足是影响来华美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主要因素[10]。整体而言，国内学者的研究通常关注到来华留学生心理健康和文化融入的具体现象，但缺乏对研究结论的充分挖掘和有效提炼，所提出的对策尚难以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问题[11]。当下，来华留学教育正处于从规模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进而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调整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来华留学教育面临的不确定性被进一步放大[12]，在制度、文化、安全等诸多领域面临更多挑战。从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角度切入，提出推动来华留学生实现跨文化适应、获得跨文化身份的可行路径，对于加强和改进来华留学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2001年，任教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传播学系的美籍韩裔学者金荣渊发表代表作《跨文化能力——交际与跨文化适应的综合理论》(Becomingintercultural：Anintegrativetheoryofcommunicationandcross-culturaladaptation)。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坚持文化多元主义取向，将进入新文化环境的陌生人视为开放系统，将跨文化适应过程视为螺旋式动态过程，为探究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交际与适应问题提供了新的综合性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受该理论启发，可以将来华留学生视为典型意义上的文化“陌生人”，从跨文化交际与适应的视角出发研究提出推动来华留学生实现跨文化适应的可行路径，为促进来华留学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一)产生背景

关于跨文化交际与适应问题的早期研究大体呈现出人类学和社会学两条路径。人类学者通常将跨文化适应视为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通过相互接触而出现的“濡化”(acculturation)现象，社会学者则更为强调不同文化群体的互动关系，试图从族群互动、权力结构、资源配置和社会变迁的视角对跨文化交际与适应现象作出解释[13]。1936年，雷德菲尔德(R.Redfield)、林顿(R.Linton)和赫斯科维茨(M.Herskovits)在《文化适应研究备忘录》中，首次将“跨文化适应”界定为两种不同文化的群体在持续接触中发生的文化模式转变[14]。这一概念敏锐地关注到跨文化适应的主要特征是原有文化模式的转变，强调此种转变蕴含于群体互动之中。1959年，霍尔(E.T.Hall)提出“文化即交流”的观点，强调文化转型与跨文化交际的动态性特征，主张在族群互动和文化交流中洞察跨文化交际的整体性过程。此后，相继出现了多种讨论跨文化适应问题的理论和模型，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奥伯特提出的文化休克理论，认为旅居者所经历的文化冲击可区分为蜜月期、沮丧期、适应期和稳定期。在这一理论流派的影响下，利兹格德(S.Lysgaard)提出了“U 型曲线假说”，格勒浩恩(J.T.Gullahorn & J.E.Gullahorn)夫妇将“U型曲线假说”扩展为“双U 型曲线假说”(或称“W型曲线假说”)，阿德勒(P.S.Adler)将文化适应过程划分为接触、崩溃、重新整合、自治和独立五个阶段，戈登(M.Gordon)则区分了行为同化、组织结构性同化、文化身份同化、联姻同化、态度—接受性同化、行为—接受性同化和公民性同化等七种文化同化状态。[15]上述理论模型的共通之处在于聚焦于文化休克现象，关注旅居者在文化冲击中所经历的阶段性特征和具体机制，强调在文化环境条件发生改变的情境下，个体认知、思维和行动将受到何种影响并如何作出适应和自我改造。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外生因素对跨文化交际和适应过程的影响，对于个体能动性的关注度不够。此后，贝瑞(J.Berry)、沃德等学者将研究视野转向族群特性、社群互动、个人倾向、人格特征等因素，注重跨文化适应的一般模式和个体差异，讨论文化和个体之间双向维度的关系结构和互动模式，以期揭示跨文化适应的复杂性和非线性特点[15]。这些研究成果都为金荣渊发展出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奠定了学理基础。

从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交际与适应角度来看，上述研究已经关注到在文化冲击、跨文化适应、文化融合、文化身份重构等进程中，一个关键问题是“陌生人”在进入新的文化环境后，如何调整个体心智结构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要求，也即是“心相通”。来华留学生作为拥有独立心智结构的行动者，当他们携带原生文化、个性特征和族群特性进入中国文化环境后，将在文化交流、冲突和适应过程中呈现出循环往复的阶段性特征。这种螺旋式发展的动态适应过程，反映出原生文化与陌生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既相互交融又相互冲突的复杂特性，这既是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际日益紧密而频繁的必然结果，也对来华留学生在全球化时代如何有效实现跨文化适应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此，金荣渊在阐述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的产生背景时也指出，随着跨境联系不断增加、全球意识趋于增强和文化界限逐渐淡化，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在频繁交往中势必会出现一系列的跨文化适应问题，不断产生出新的张力与矛盾。在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交际面临的挑战突出表现为陌生人(stranger/newcomer)如何应对移居地(host world)陌生文化环境所带来的语言、文化和生活压力，如何习得新的文化观念并超越自我框架束缚，如何参与、适应、认同异文化并获得新的文化身份认同。金荣渊认为，此前的相关研究大多强调文化休克和冲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仅有部分研究关注到跨文化适应对于自我学习、自我成长的积极意义。为此，金荣渊在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中整合了各种研究视角和分析模型，对跨文化适应的双重乃至多重效应作出了连贯洞察，为跨文化适应现象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综合性分析框架[16]。

(二)主要内容

1.核心概念

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界定了跨文化适应、交际(communication)、陌生人(stranger)三个核心概念。其中，“跨文化适应”是指个体在新的、陌生的或改变的文化环境中安顿下来，并与环境建立起相对稳定的互利关系；
“交际”泛指个体与环境之间的所有信息交换行为；
“陌生人”是跨文化适应的行动主体，既包括长期移民和短期旅居者，也包括跨越文化边界、在异文化环境中重新定居下来的外来者。上述概念中最为核心的是“陌生人”。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为“陌生人”概念设置了若干限定条件：(1)陌生人已在某种文化中经历了基本社会化，目前已进入陌生的文化或亚文化环境；
(2)陌生人对所进入的文化环境存在最低限度的依赖；
(3)陌生人与所进入的文化环境存在最低限度的直接接触。同时，有两种情形被排除在外：一是被父母带入新环境的未经历基本社会化的幼儿；
二是已在当地经历了一定程度适应性改变的本地人。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将陌生人理解为开放系统，并提出三个基本假设：(1)陌生人具有自我驱动力和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能够在进入陌生文化环境时主动实施适应行动；
(2)陌生人对文化环境的适应通常发生在人际互动和族群交际之中；
(3)跨文化适应是一个促使陌生人个体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复杂动态过程[16]。在《超越文化身份》(Beyond Cultural Identity)中，金荣渊还批判了当代美国公共话语体系中流行的文化身份观念，强调“陌生人”在面临不同文化身份交错的挑战时，会作出压力—适应—成长的心理反应，通过跨文化学习、认知提升和调整自我—他者关系，发展出持续的动态适应过程，从而获得跨文化身份(intercultural identity)[17]。

从上述关于“陌生人”的限定条件和基本假设可以看出，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整合了人类学和社会学两种传统的跨文化适应研究取向。一方面，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体现了人类学研究的学术取向，认为“陌生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化基础，具有主动适应新文化环境挑战的内在驱动力和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吸纳了社会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强调“陌生人”在进入新的文化环境时所呈现的开放性特征，将其视为积极参与社会互动并藉此实现身份转化的开放系统。值得关注的是，“陌生人”概念更多强调行动者相对于异文化而言的“陌生感”，认为这是心理距离、文化距离和生活距离的复合体，同时更为关注 “陌生人”在面对异文化挑战时所展现出来的能动性和适应性。本文所关注的来华留学生，高度契合了“陌生人”概念。来华留学生已经在原来文化环境中实现了基础社会化，携带原有文化和族群文化的印记，跨越文化边界，进入到全新的中国文化环境，并且持续应对跨文化适应综合带来的各种压力。这就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为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与来华留学教育实现衔接提供了现实可能。

2.动态模型

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提出了压力—适应—成长动态模型(图1)，形象展示了跨文化适应的螺旋式动态过程。在跨文化适应初始阶段，陌生人必然面临各种压力，这是主观经历与当地环境要求之间不对等关系的直接体现。但是，陌生人作为开放系统具有很强的适应性，随着时间推移，压力所带来的波动将逐渐降低，所需要适应的压力也逐渐减弱。与此同时，开放系统并不能长时间保持稳定状态，因此跨文化适应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类似弹簧状的螺旋式结构，呈现出从后退到适应再到改善的跃进式过程(draw back to leap)[16]。

图1 压力—适应—成长动态模型

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认为，这种应对压力的循环往复经历为陌生人后续的适应性成长奠定了基础。面对新环境带来的压力，陌生人需要发挥内在能力，调整原本平衡的心理系统，由此形成了拉锯和冲突：既要守护原有文化，保留原有身份；
又要培养新的习惯和行为模式，与新环境和谐共处。经过这种被金荣渊称为“心理革命”的过程，陌生人最终将完成内在转变，建立自身与新文化环境之间的平衡与和谐[16]。

3.结构要素

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认为，个体交际、社会交际、环境、个体倾向、跨文化转变等5个方面的结构性要素对于跨文化适应过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1)个人交际，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表现为有效接收信息(解码)、传递信息并与他人互动(编码)。个人交际能力为跨文化适应和身份转变提供了驱动力，在5个结构性要素中居于核心位置。其中，“认知”对象主要包括本地交际的系统知识，如本地语言、他人态度和身体语言、历史宗教传统文化积淀、文化思维模式等；
“情感”是指陌生人对于本地社会文化环境所持有的态度，包括融入意愿、审美需求、文化移情等；
“行为”则指将内在情感与知识付诸实践的能力和具体行动[16]。

(2)社会交际，包括本地交际和族群交际。本地交际兼具人际交往和大众交际的特点。陌生人在进入新环境后，既需要借助人际交往，尤其是通过与本地重要人物交往来了解风土人情，也需要借助外部媒介进行大众交际，学习当地语言文化。族群交际是指陌生人与同属于原生文化的本族同胞进行交往，以此获得信息支持。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来自原族群的支持，能在短期内促进适应，但从长远来看则可能延缓甚至阻碍跨文化适应进程[16]。

(3)环境，这是陌生人开展跨文化适应的客观载体，通常包括三个要素。首先是本地社会的接纳程度(host receptivity)；
其次是本地社会的同化压力(host conformity pressure)，通常表现为本地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要求陌生人遵从其文化规范和交际模式；
再次是族群力量，包括原族群所使用的语言在本地社会中的地位、原族群语言的使用人数等[16]。

(4)个体倾向，通常包括三个要素。首先是陌生人为跨文化适应和身份改变所作的准备和意愿强度；
其次是原族群的特性(ethnicity)和内部团结程度；
再次是适应性人格，主要表现为陌生人的自身特性，如开放性、正面性和人格力量[16]。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特别强调，适应性人格是陌生人开展跨文化适应的进入“门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适应性人格中的开放性因素能够减少文化抵触情绪；
正面性因素(自尊、自信和自我效能)能够帮助陌生人承受多重压力；
人格力量包含了好奇心、坚韧、开朗、冒险精神和随机应变能力等多种品格特质，有利于促进跨文化适应进程。

(5)跨文化转变，这是个人交际、社会交际、环境、个体倾向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跨文化转变通常表现为功能健全、心理健康和获得跨文化身份。

(三)贡献与启发

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主张在开放体系中重新审视“陌生人”跨越文化边界时的心理演进和行动渐进过程[18]，这种过程既是个体文化身份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渐进式发展过程，也是谋求心理和功能性适应的发展模式[19]。首先，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系统论，吸纳了同化论和多元主义两种价值取向，整合了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知识体系，建构了贴合实际的动态模型，为跨文化适应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分析工具。尤为重要的是，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并不拘泥于对经验事实的搜集整理，而是主张将动态适应过程与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特点结合起来，实现了从跨文化交流(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差异研究转向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动态研究的跨越。其次，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聚焦于陌生人，将核心行动者的生命经历视为开放系统，揭示出人类在面对陌生甚至危险环境时的能动性、可塑性和多变性，突破了传统的文化休克理论模式。再次，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为理解和解释跨文化交际与适应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广泛适用的分析框架，特别是压力—适应—成长动态模型高度契合了现实情境，主张在文化层面循环往复的适应过程中，探究个体和群体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行动创新，隐喻了跨文化适应过程背后的人际互动和文化机制，为积累跨文化研究领域的学科知识提供了发展空间。

在将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引入关于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时，至少能从以下两个方面获得启发。首先，应当将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各个因素和层面视作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陌生人从原住地文化进入移入地文化，自然伴随着从文化适应到跨文化适应的转换过程。陌生人适应新的文化，不是简单将新文化元素叠加到之前的内在系统，而是放弃或解除部分原有文化元素。通过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和去文化(deculturation)，在学习新文化和去除旧文化的交替中实现个体的同化(assimilation)[16]。金荣渊描绘了跨文化适应过程中从“涵化”经由“去文化”和“文化适应”，最后达致“同化”的过程(图2)。对于来华留学生而言，此时的“同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被同化”，而是主动建构起来的文化平衡状态。

图2 跨文化适应过程关系示意图

其次，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认为获得新文化身份的关键在于陌生人自身，这是建构文化身份的主体，也是人际互动和文化关系的纽带，体现了人类社会普遍联系的多重性。金荣渊也提出，主体身份的个体化能够有效取消文化偏见，主体身份的普遍化所带来的同理心也能有效消除文化层面上的潜在矛盾与冲突。这里实际上隐含了一个前提，即陌生人进入新的文化环境后，会在个体经历、族群文化、本土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下作出“情境定义”，进而引发新的行动。这一逻辑与默顿(R.Merton)提出的“自我实现预言”概念非常类似。默顿认为，个体在初始状态下提出的一个情景定义，由于引发了新的行动，将深刻影响个体所处的现实情境，最终使得原先定义的情景变成了真实情景[20]。这种情景定义既可以通过个体行动、也可以通过集体行动得以实现。特别是陌生人通常身处某个特定群体，不仅其个人的情境定义和行动会影响他人，自己也会受到群体中的他人影响。其中，陌生人群体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个体，比如先期进入新环境的先行者、原有族群中的领导者等，都可能发出更强的、更具影响力的跨文化适应信号，并对其他跟随者的跨文化适应进程产生促进或者延缓等不同影响。因此，当我们分析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问题时，既要重视留学生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也要注意增强来华留学生所在群体以及群体中重要个体的正向引导作用，将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未曾关注到的群体规模信号机制和重要主体信号机制纳入分析范畴。

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选择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接受教育，留学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留学生来源和流向日趋多元。对于我国而言，针对来华留学生提供留学教育已经成为扩大对外开放和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20]。近年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舆论环境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来华留学生人数有所减少。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面对面授课的传统来华留学教育模式无法满足留学生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来华留学生的管理难度明显加大，政府间、高校间交流的短期来华留学生数量明显减少[21]，这些都给来华留学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有研究表明，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通常比欧洲或者其他亚洲国家学生更难适应本土文化和教育环境，呈现出明显的挫败感、孤独感和焦虑感[22]；
来华留学生同样存在生活圈子狭窄、人际交往不足、信息获取不畅等问题，存在“隔离效应”[23]。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实证研究，几乎都表明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状况处于“中等困难水平”，在各个环节和总体满意度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4]。受到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的启发，来华留学教育的一种可行路径是将关注点更多聚焦于来华留学生的微观心理层面，加大对来华留学生个体能动性适应过程的关注度，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和促使来华留学生习得新文化，获得新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从而提升来华留学教育质量。

(一)构建更为全面的支持保障体系

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认为，新文化环境中存在的文化象征与交际活动会给陌生人带来心理危机，导致自我定位的混乱和暂时性的漂泊感(rootlessness)。压力—适应—成长动态模型也揭示出陌生人在进入新文化环境后，会面临波动的压力水平，经历后退、适应、调整和改善的螺旋式发展过程。来华留学生在进入新文化环境后，同样会经历从感知压力到适应压力再到主动成长的循环累积过程。对于国内高校而言，近几年来在来华留学生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不仅引发了民众争议和媒体关注，而且暴露出来华留学教育在高校整体事业发展中存在的“孤岛效应”[12]。这表明，未能采用系统观念构建全方位的来华留学支持保障体系，已经逐渐显露出弊端。西方国家已经较早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留学生支持服务体系[24]，相比之下国内高校针对留学生所提供的支持服务大多侧重于基础性保障层面，较少考虑留学生所学专业、来源国别等差异。特别是高校开展留学教育的自主权受到了较为严格的制度限制，增加了提供多元化、个性化支持服务的难度[20]。鉴此，国内高校应当积极转换思路，设置相对独立的留学生管理部门，把握来华留学生所处的文化适应阶段，帮助他们明确在华学习期间的阶段性发展目标、学业规划和支持策略，探索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支持与服务模式，契合跨文化适应螺旋式发展的规律和特征。

(二)营造更为包容的多元文化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来华留学教育中，构建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独特场域，是推动文化体验和文化理解的基础，也是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所提炼的10条公理中，就有一条明确指出环境因素(包括本地社会的接纳程度、同化压力以及族群压力)将会深刻影响陌生人的跨文化转变[16]。有研究表明，来华留学生接触中国文化的路径包括直接接触(直接人际接触和直接文化体验)与间接接触(间接人际接触和间接文化产品接触)两种，其中间接接触占据了绝对多数，主要包括通过社交媒体(如Instagram、YouTube、Facebook、Quara等)、电影电视、图书报纸等途径[25]。对来华留学生而言，高校为其提供了最先进入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本地文化环境，这个初始社群和文化环境是否足够开放和友善，是否能够提供充分有效的交际讯息和支持资源，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进程。因此，国内高校可以通过营造更为包容开放的多元文化环境，突破校园文化的物理边界，为来华留学生提供更为丰富的间接接触中国文化的选择项，帮助来华留学生更加深入地感知中国文化，在日常学习、生活和社交活动中实现跨文化适应。目前，国内高校已经意识到文化尊重和文化交融的重要性，但在本地文化环境与留学生原有文化背景之间，尚未建构起多元文化传播与互动渠道，留学生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和大学所在地本土文化的深层内涵缺乏足够深入的理解与认知。据统计，2016年来华韩国留学生人数首次超过了赴美留学生人数。但我们在现实中可以观察到，在韩国等东亚和中亚国家的来华留学生群体中，族群交际的比例相对较高，原族群语言活力(ethno linguistic vitality)更强。对此，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认为，族群特性会影响跨文化适应进程，最佳的族群环境能够在开始阶段为跨文化适应提供支持，但过于强大的族群力量则可能干预陌生人与当地社会互动，间接影响跨文化适应的进程。如果来华留学生更倾向与本族群的留学生交往，更喜欢在交际中使用母语，呈现出封闭式的内部交际态势，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跨文化交际。因此，国内高校通过提供开放、包容、友好的文化接纳环境，积极改善留学生的住宿条件和社交环境、鼓励留学生加入本国学生组建的学习团队、吸引留学生积极参与校园文化体育活动等，将有利于进一步打破本地文化与留学生原有文化之间的间隔，帮助留学生走出原有族群，更加顺畅地实现文化融入。高校在提供本地文化支持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强调留学生所具有的学习者和旅居者双重身份，给予他们充分的自我发展空间，鼓励他们运用个体所具有的学习、生活和文化适应的能动性，尽快跨越地理、政治、文化、语言等多重边界，实现快速学习和多重身份协调，将面临的文化冲击和震荡压力转化为积极乐观的跨文化交际和适应行为，鼓励留学生走出原有族群圈子，更加积极地开展本地交际，加快有效融入新环境的速度。

(三)激发更为强劲的自我塑造能力

来华留学生既是来华留学教育的参与主体，也直接面对原有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交融与激荡，承受了文化冲击与跨文化适应的叠加压力。马金森(Simon Marginson)认为，国际教育通常被视为留学生从本国文化到留学国文化的旅程，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是留学生的能动性(agency)和自我塑造(self-formation)[26]。马金森提出的自我塑造理论与金荣渊强调的“适应性人格”要素高度契合。跨文化适应综合理论提出的21条定理中的最后3条指出：如果适应性人格越强，那么本地交际能力越强，本地的人际交往和大众交际活动越多，族群内的人际交往和大众交际活动越少[16]。这些论断高度重视陌生人对于跨文化交际与适应的主动性。对于来华留学生而言，在原有文化环境缺失、旧有社会联系断裂而新的支持网络尚未建立的情况下，通常会感受到压力和挫败。对此，国内高校应当将注意力更多放在如何尊重和激发来华留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上面，积极转变留学生教育观念，推动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将留学生视为积极的行动者而非被动的管理者，尊重并理解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过程的复杂性、循环性和曲折性，借助人际交往和社会群体交往增强留学生的文化适应潜力，有意识地引导和促使留学生实现更为积极的自我塑造。对于来华留学生而言，应当增强自我改变的意愿强度，积极调整认知结构，为可能发生的改变做好心理、知识和语言等各方面的准备，从接受所就读学校文化传统、语言知识和风俗习惯入手，发展出友好伙伴关系和应对困难能力，更加积极而富有创造性地参与跨文化互动，加速实现跨文化适应，发展出开放、自信、乐观的跨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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