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晓燕

（1.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江苏南京， 210012；
2.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江苏南京， 210012）

百年来，五四运动作为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和反复探讨。五四运动时期的南京，是江苏省首府和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对五四运动在全省的开展产生了导向性效应。运动爆发之初，南京政、学、商各界保持良好沟通，随着运动进入高潮，官方不断调整应对之策，对南京五四运动的发展态势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以相关报刊、档案等为基础，从官民互动的视角探究南京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以期把握南京五四运动的地区性特征。

五四运动爆发之初，北京学生运动尚未波及到江苏，江苏省军民两署即遵照北京政府国务院密令妥为防范，采取外松内紧的应对策略，一方面谕令教育厅长胡家祺（1919年2月起署理江苏省教育厅长）传知各校校长严防学生运动、聚众滋事，另一方面则谕令省会警察厅长王桂林对南京城内日人及商店予以特别保护。全国学界有每年5月9日举行国耻纪念日活动的惯例，苏省官厅对此也有警觉。5月7至8日，南京国耻纪念日活动筹备会在鸡鸣寺、省教育会分事务所举行，与会代表议决支持北京学生运动，将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卖国贼”，促请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以及释放北京被捕学生作为此次活动的主要诉求。9日，南京各校学生举行国耻纪念日活动，人数达6000人左右。上午8时，游行队伍在小营集结，督军、省长派员演说，鼓励参加者“一举一动必须从文明进行”［1］。其后，游行队伍自小营出发，沿途举行游行演说，“地方秩序安靖如常”［2］。学界在游行过程中保持克制，并商定“结队进行时，如有妨碍秩序事项发生，一面务以严整忍耐之精神极力维持，一面由通信队即速报告主任部相机处理”［3］。游行队伍还派代表分别前往军民两署向督军李纯和省长齐耀琳请愿，李纯以“头疼疲惫不能晤谈”为由，派副官接见代表；
齐耀琳则“委派各科长、各谘议、各股员全体在署前招待，并设有茶汤，以备各学生等饮吸”。各代表入署呈递请愿书，齐耀琳当即赞扬学界诸人“文明救国”，对请愿一事“极为赞同”，并承诺将“力争青岛”等意转呈北京政府。［4］南京学界则陈述游行意见，呼吁北京政府尽快释放被捕学生。军民两长的处置方法较为柔和，“各代表无不满意”，“欣欣然”离开官署。［5］其后，李纯与齐耀琳“以学生爱国出自真诚，不可过于遏制，致民气湮没，无从表见”，特将国耻纪念日活动电告北京政府，并强调当日虽游行人数众多，但“秩序极严”，“精神救国殊为难得”。［6］

国耻纪念日后，各学校正常开课，南京各处秩序稳定。5月中旬，随着北京学生运动愈演愈烈，南京城内的爱国运动规模也越来越大。13日，城内中等以上男女各校师生代表召开会议，成立南京学界联合会，金陵大学教授应尚德、南京高等师范教务长陶知行（即陶行知）被推为正副会长。14日，南京各界国民请愿大会在下关召开，全埠商民家家悬挂国旗及上书“誓雪国耻”等字的小白旗，发起抵制日货运动。与此同时，学生在课余时间手执小白旗演讲，劝导国民勿用日货。不久，北京政府拟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消息传来，引起各界激愤。此时苏省官厅对于各界运动的态度仍以劝慰为主，他们最为担心的是运动中的排日举动会招致对日交涉。为此，军民两署不断向各校施压，通过教职员主导的学联组织对学生行为多加限制，“一再谆嘱，一切举动俱宜慎重，切不可稍涉孟浪，致外人有所借口”。随后城内又出现当街谩骂日本医士、恫吓日人商店的中国员工离职、拆除城内日本商标广告等举动，警厅要求所属各区队“严加防弭，依法取缔，妥维秩序，以保公安”。［7］

5月19日晚，紧邻南京的安徽芜湖地区发生冲击日本商店的“过激”举动，南京警厅获悉后，谕令各区“关于学生举动，用善言强制解散”。教育厅长胡家祺、警察厅长王桂林等连夜商定于20日下午召集军警联合会议，邀请南京各学校校长及教职员、学生代表参加。在会上，胡家祺在发言中“盼各省学生一切言动，务须严守范围，注重秩序，毋使外人有所借口”，王桂林也希望“各校学生此后格外注意和平，力求精神救国”。此时，督署及警厅对南京局势的判断，已由国耻纪念日的“一切举动秩序甚佳”变为“稍有不稳健情形”。［8］

5月下旬伊始，学生联合会演说部的学生在贡院前演讲，遭到警察强制驱散，当场有学生痛哭，前往聆听演讲者“含泪而散”。这一举动引起官方高度警觉。同日，警察厅长王桂林亲至学生联合会，与陶知行等晤商，希望联合会能够“切实劝导学生”。［9］省教育厅再次指示各校：“务当保持秩序，共矢真诚，举动文明，以资倡率，万不可有妨碍邦交，排斥外人之激烈言动，致国际上多所窒碍。”［10］22日，北京政府内务部向各地下达措辞严厉的训令，要求“京外各校学生，务各安心向学，毋得干预政治，致妨学业”，要求各省省长督同教育厅长“随时申明诰诫，切实约束，其有不率训诫、纠众滋事者，查明斥退”。［11］同日，苏省军署召集驻省各军长官，讨论加强省内防范方法，要求所有士兵严禁请假外出，并对过激行为制定三种策略，即和平劝导、强制干涉和依法逮捕。为安抚学生情绪，齐耀琳再次会见学生联合会正副会长等，劝导学生勿有过激言论。25日，北京政府向各省下达镇压反日运动令，对京师内外集众游行、演说等活动中发表激烈言论、煽动人心者“严密稽察”，“悉力制止”；
对不服制止者，立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12］次日，苏省教育厅致函各校，“如有纠众滋事，紊乱秩序之行动，希即遵照明令，依法缉惩”。［13］此时，苏省对学生运动的应对之策发生转变，官方文电中出现“逮捕”“缉拿”等指令。与此同时，日本驻宁领事也向苏省施压，声称若中国无法压制排日风潮，即调集日本士兵来宁，保护侨民。警察厅长王桂林得知后，如临大敌，要求各区“一律武装实弹”，对于学生“严重监视”。［14］28日，内务部致电各省军民两长，强调各省要以芜湖毁坏日本人商店一事为戒，详尽筹划，防止无赖、土匪乘机肇事。为强化社会秩序，苏省军民两署联合发出布告，劝告学商两界维持秩序，然其对策仍无法阻止南京五四运动走向高潮。随着社会各界舆情累积，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学生运动在南京城内酝酿开来。

5月底，南京官厅与学生之间相互沟通与制衡的桥梁——南京学界联合会出现意见分歧。学界联合会分为评议部、执行部两部，评议部又分参事、议事两股，议事股由各校学生代表组成，参事股由各校职员代表组成，凡议事股所议定之事须经参事股通过，再交由执行部执行，因此学生活动受到教职员的节制。26日下午，学界联合会议事股数十名干事经讨论定于28日举行罢课，参事股则主张推迟至6月1日，推迟期间向中央拍电报，如北京政府不允，再行罢课。但参事股学生担心北京学生因无后援而为政府所压服，主张立即罢课声援。27日，南京高师、河海工程、金陵大学等校停课。下午，全城学生发起临时大会，定于28日起全体罢课。学生的自主行动，使学界联合会威严扫地，会长、总干事先后辞职。各校代表另行组织学生联合会，作为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机构，学生运动脱离官方牵制。作为应对，南京军警两界派便衣侦探数百名散布各处“密查学生行动”［15］，禁止学生游街演讲。

6月5日晚，上海罢市消息传到南京。次日上午11时，即有学生上街劝导罢市，城内各商店迅即闭门歇业。南京总商会会长苏岳宗急忙驱车谒见督军李纯，商议维持秩序办法。李纯以报纸所载未必可信为由，建议各方暂且平息事端，等电询中央确认情况后再行核办，并立即派出督军公署参谋长何恩溥、警察厅长王桂林、教育厅长胡家祺参加总商会召开的紧急会议，与学生联合会代表和绅、学、报各界代表沟通，多加抚慰。军民两署当天还分别向省内各高校和北京政府陆军部、内务部等致电，声称南京城内的罢课罢市风潮是受上海影响而起，极力撇清连带责任。

6月7日，全市学生罢课。第一农业学校、暨南学校学生在下关游行请愿时，遭到警士暴力阻止，第一农业学校受伤学生18人，暨南学校受伤学生6人，其间个别学生受枪伤和刀伤。花牌楼有警士以枪柄击打学生，伤15人。其中有金陵大学学生陈昌胜手执小旗，上书“政府改良”字样，经过花牌楼的警士读作“改良政府”，认为有危害政府之嫌，当即以枪威逼，陈昌胜质疑警士：“汝未宣布我罪状，剧欲枪毙我，敢问是何法律？”警士将其拖倒，以枪头痛击，陈昌胜当即晕倒，警士遂“手执该生之足，拖入警厅”。此事被社会各界称为“文字之狱”。［16］当天，下关、浦口地区商铺及铁路工人等响应学生运动罢市、罢工。

苏省军民两长对于南京三罢斗争态度异常强硬，在给北京政府的电文中声称对游行将实行严厉镇压，“如有扰乱行为者，即行逮惩”［17］。6月8日，齐耀琳在协调学界应对学潮时大发雷霆，以至于发出对所谓乘机暴动的“匪徒”要“格杀勿论”的命令。李纯同时令军队实弹上街巡查，要求学生三日内不准出校，每晚9点钟断绝交通，禁止人员往来；
凡街上出现一两名学生，都要被警士强制驱散。省教育厅训令各校学生十日内即实行放假，各校遂设法阻止学生参与罢课。江苏公立法政专门学校8日宣布提前放假，当日晚间，学校宿舍便只余下27名学生。官方的武力压制和瓦解击破的双重手段，使得学生运动迅速被压制下来。9日，军民两署致电陆军部，声称“学生陆续旋里”。［18］

6月10日，南京各界在市自治办事处公推绅商法团代表11人，持公文面见省长齐耀琳，要求禁止警察殴打商民，释放被捕学生，电请中央惩办国贼并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齐耀琳允准代表要求，并在呈文后手批：“京校（被捕）学生已接部院复电，业经回校；
南京被捕学生应候令饬警厅查核办理；
要求曹、章、陆免职一节，已急电中央；
至保留青岛、不予签字，候即电陈；
据称打伤商店学徒及学生，并候饬厅查办，仍妥为保护。务望劝导各商即日开市，以维现状。”［19］各代表离开省署后，将该手批印刷为传单，在城内四处散发。同日，三山街、承恩寺街一带渐次开市，官方遍发传单，劝谕全城商户开市交易，又将军队撤走，一切秩序维护恢复原状。下午，警察厅释放被捕学生，派专人护送回校。省立各校“多由校长通知各学生家属来宁将学生接回，其住居于城内者，亦通知各家属严行约束，勿令至校”。［20］此后，街上少有学生踪迹，商铺也渐次开业。

6月11日，北京政府免去曹汝霖职务的消息传来，南京地区情势更加缓和，到12日，下关商埠等处均已完全开市。但社会各界对官方在运动中的武力处置仍感愤怒，一致要求撤换警察厅长王桂林和下关区警署长王固磐二人。6月13日，《新闻报》刊登王桂林因与上峰意见不合，又“颇受士绅之责难，拟即日自行辞职，藉避诽谤”的消息。［21］《时报》旋将南京学警冲突细节公诸于众，细数王桂林罪证，称其“不悟世界潮流……恨学生入骨”，不仅“兴文字之狱”，还在各校校长面前“拍桌大骂”。9日，暨南学校学生蒋振隆独自一人在内桥行走，遭到四名警察的盘问和殴打。该生是荷兰华侨，王桂林怕引致外交纷争，亲自前往致歉。学生不肯罢休，致使王桂林“威风完全消灭，面色一刻红一刻白，真是无地自容”［22］。王桂林镇压南京学生运动的行径，在国内也产生极大反响。13日，全国学生联合会致电内务部，指责王桂林“视学生为土匪，斥爱国为过激，殴打击刺，惨无人道”，要求内务部对王氏“彻底诛究，从严惩办”。［23］

为安抚学界情绪，13日下午3时半，军民两署长官委托金陵道尹俞纪琦、教育厅长胡家祺等召集省内各学校校长、商会会长苏岳宗、地方绅士仇涞之等在省立通俗教育馆开会讨论善后问题，督署参谋长何恩溥、警察厅长王桂林列席。王桂林席间发言长达两小时，他借口警察行为是为维护地方公共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将警察与各界的冲突解释为“在万人如海之际，偶有碰撞损伤”［24］，并着重讲述被捕学生如何得到优待释出，往医救治时又如何亲往诸校道歉慰问等情。胡家祺希望学界对冲突事件既往不咎，并鼓励学界与官方继续联络感情。各界始终将矛头指向警察厅，王桂林迫于舆情压力，屡次放出消息请求辞职。6月17日，王桂林被迫在城中遍贴文告向各校道歉，其后还亲赴高师附中学校主任陆规亮处谢罪，“连作数十揖，口称兄弟该死，兄弟该死”。［25］

下关警署长王固磐亦遭舆论大肆讨伐，《新闻报》连续两日登出消息称“下关警厅署长王固磐，压制商民，异常横暴，公民控告，请即撤任，以顺舆情”［26］，可见舆论情形之严峻。各界对下关警察擅自伤害学生一事大为公愤，向省长呈文，坚决要求撤换王固磐。齐耀琳出面调停，欲以记大过一次作为处罚，商界仍不满意，各商号以抵制码头捐为由，请求撤换王固磐。齐耀琳得知后大怒，饬令彻查抵制税收之说，丝毫未提及撤换王固磐之事。6月23日《时报》载，王固磐被降职为警厅警备第二队队长，实则被提拔至省警察厅任职。7月初，王固磐任警厅督察长。至10月间，又一度以警厅总务科科长的身份暂代王桂林警厅厅长的事务。督署两方甚至对镇压运动的军士也加以犒赏，6月中旬，李纯以“省城内外罢市，军警尽力维持，颇为劳苦”为由，饬令军需课“提款犒赏”。［27］

苏省军民两署在善后事宜方面态度强硬，表面上却以怀柔安抚之策应对各方。6月下旬，省长齐耀琳见情势已定，迫于压力，派出省长公署第四科科长汪原渠作为代表到各校道歉慰问，同时对各校校长多方接见礼遇，将各方不满平息下来。7月初，“宁垣得知和约未签字确息，人声欢腾”［28］，至此，南京的五四运动风潮告一段落。

综上所述，在南京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江苏省军民两署的应对之策有三个阶段的特征：在运动早期谕令警厅、教育厅充分防范，待风潮渐起，官方即一改柔和之态，要求对纠众滋事者严密稽查、缉惩逮办；
在运动走向高潮时，官方迅速撕下伪装，警士不惜武力压制，造成学警冲突，引发舆情危机；
在风潮渐息之初，即开展警民协调，以怀柔之策推行善后政策，社会各界的愤怒在官方调和之下逐渐偃旗息鼓。在此期间，民众顿然觉醒，官方因应如常，这场官民互动下的运动风潮是民国初期官民对抗与较量的政治缩影。

与五四运动的核心区北京、上海相比，南京的五四运动又呈现出地区性特征。南京是传统文化中心而非新文化运动中心，受激进思潮的影响较小，风气略显“保守”，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也相对滞后，同时还是军阀势力比较强大、统治比较严密的地区，这些因素都限制了南京地区五四运动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也影响了五四运动之后南京地区文化运动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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