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远

“一带一路”倡议由“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个合作倡议组成，该倡议旨在以和平方式积极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截止到今年的五月份，我国已与150个国家、32 个国际组织达成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共识，“一带一路”逐渐成为我国与沿线国家经济要素相互流动、资源配置向更高效过渡的平台。一直以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都在快速增长。根据《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02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为27 亿美元，在全球排名第26位，存量金额为299 亿美元，在全球排在第25 名；
到了2020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达到了1537.1 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一，存量金额为25806.6 亿美元，排名为全球第三名，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为对外直接投资国家的前三名，并在国际市场上享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和吸引力。随着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往来频繁，区域经济体合作程度不断加深，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我国应该抓住“一带一路”这一发展机遇，让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更大的效应，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并保持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开始得较晚，且在初期活力较小，投资规模较小，但得益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也随之逐渐扩大规模，具体表现可以在投资区域、投资行业、投资主体等多方面。根据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0 年中国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额为1340.5 亿美元，截止到年底，共计约有2.8 万的国内投资者在国外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投资活动涉及到全球的189 个国家及地区。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2021 世界投资报告》，全球范围内的2020 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为7400 亿美元，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为1537.1 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20.77%，并且在全球排名中位列第一。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快速发展趋势，但仍呈现出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对外直接投资呈快速增长趋势

2001 年12 月11 日，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之一。从当年开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但在此之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趋势不稳，呈现出政策驱动导向的特征。1992 年的邓小平同志“南巡”，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我国企业当时缺乏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因此在2002 年前大多数的投资活动是在政策的驱动和指引下进行的，具有明显的波动特征。

自2002 年之后，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逐渐提高，贸易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同时我国生产成本、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也刺激着企业在国外进行投资活动，以降低成本获得更高额的利润。在2002-2020 年期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可分成两个维度分析，但不论是从流量上看还是从存量上看，都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且增长速度逐年提高，即使在某些年份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下滑的部分影响（如2008 年金融危机等），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表现出来的波动也较小。根据当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态势仍具有稳步增长的势头。这种稳步发展的态势，得益于我国制定的相关投资政策，从2001 年的境外投资规划，到2013 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再到2018 年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等，正是因为这些不断完善的政策和制度，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才能不断地扩大规模。

（二）投资流向具有税收规避的特征

一直以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半以上集中在亚洲地区，在对亚洲地区的投资中，有近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投资额流向了中国香港。之所以投资者在亚洲众多国家和地区选择香港作为投资目标地，除了相似的人文背景外，还有规避税收的因素在内。从近几年的数据不难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具有明显的税收规避性，截止到2020 年，中国香港吸收到的投资存量为14383.51 亿美元，占存量总额的55.74%，开曼群岛获得的投资存量为4570.27 亿美元，占存量总额的17.71%，流向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额为1556.45 亿美元，占存量总额的6.03%。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出于规避税收的决定。

（三）投资行业分布集中

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在各行各业的分布情况来看，批发零售业、制造业、租赁和商贸服务业等仍是我国的主要投资去向，截止2020 年年底，批发和零售业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13.38%，租赁和商贸服务业占32.23%。在农林牧渔业的投资有所下降，而在以信息传输和信息技术服务为主的IT 业，投资额近几年明显呈上升趋势，这与我国相关行业的蓬勃发展有极大相关性。

从投资规模的角度分析，自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不断增加。2021 年，我国的对外投资依旧保持平稳发展趋势，对外投资总额为9354.7 亿元。其中，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达1384.5 亿元，相比上一年增加了7.9%，占总投资额的14.8%。从投资结构的角度分析，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存量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东南亚地区的新加坡、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吸引了主要的投资。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面对。

（一）投资流向集中，缺乏创新驱动力

从国别的角度看，美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向欧美发达国家流入，而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了亚洲地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从行业的角度看，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以金融业和保险业为主，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投资地区和投资行业较为集中，这是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都有的现象。但我们应逐渐改变这种现状，向发达国家（地区）及高新技术行业进行投资，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提高我国自身的创新能力。

（二）东道国的政治风险

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除了自身出现的问题外，还有外来因素导致的风险。中国企业在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合作项目时，有些情况下不得不面对政治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影响较为深刻的是主权信用风险，也就是政府违约风险，即被投资国因种种原因不履行与投资国签订的合同，擅自解除已签订的相关协议。这种反映了被投资国不作为的风险，通常会导致签约项目无法完工，进而给我国企业带来经济损失。

表1 2012-2020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分布比重（单位：万美元，%）

表2 2012-2020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各行业的分布情况（单位：万美元）

现阶段，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中，部分面对着主权信用风险。还有一种政治风险，是由东道国的政策限制带来的，他们为减少资金流失会采取严格的外汇管制政策，设置繁琐的审批流程，使得我国企业投资在当地的资金难以回笼。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展中国家的比例较高，大量的资金投入用于建设基础设施中。因此沿线国家的汇兑限制政策会对我国企业带来严重影响，降低企业的资金利用效率，影响企业生产效率。

（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企业是组成国家微观经济的主要部分，我国企业的创新活动不论是对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还是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大力支持企业的创新发展，尤其是以国家战略的形式纳入创新，积极引导企业进行创新研发，协助企业构建科研创新体系和对外直接投资规范体系对于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国内自主创新和国外技术溢出是提升创新能力的两个主要途径，要想获得国外技术溢出效应带来的创新就主要依靠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在最初阶段，可凭借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模仿效应带动国内企业进行创新；
进一步地，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溢出效应获取先进资源，提升研发效率；
进而可以利用创新反馈效应，以更高的标准要求企业的创新活动，最终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

（二）建立完善的保护体系，防范风险

在保险方面，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中，针对那些具有政治风险的项目，我国企业可以为资产投保，将政治风险转嫁到保险机构，为资金和资产做好保障，使得投资项目的风险有所下降。在法律方面，我国企业应对被投资国的相关法律进行尽调，制定好完善的法律纠纷解决方案，从而保证在产生纠纷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防止自身利益受到损失。同时企业还应采取法律手段保护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促进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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