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琪 徐小东 王 伟

当下，有关传统村落活态化保护与利用的现状依旧十分严峻。一方面，由于人类社会对“生产—生态—生活”认知的历史性局限，长时间采取以牺牲自然、无视生活为代价的发展方式，致使当下传统村落内部三生发展的失衡[1]。同时，我国以城乡长期的二元对立推动城市近代化发展[2]等客观原因，围绕传统村落的生产发展、生态保护与生活提升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短期内仍旧难以扭转的“三生失衡”局面已然成为当下禁锢传统村落发展的核心问题与主要矛盾[3]。与此同时，散布于我国广袤疆域中的传统村落数量巨大，种类丰富，为“三生融合”发展理论与模式的推进与落实增添了巨大阻力。因分类研究可有效促使研究对象庞杂的各要素条理化与系统化，更清晰地分析其发展特征、规律与内在逻辑关系等优势，是一种针对复杂研究对象更为高效科学的方法。因此现阶段以“三生融合”理念为导向，持续深入地围绕传统村落分类方式展开相关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传统村落后续活态化理论与实践的开展，以及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国内学界围绕“三生”理念展开研究的时间相对较晚，且多聚焦于省、市、县等大尺度的“三生空间”的分布[4]、分类评价[5-6]、演化识别[7-9]、耦合度[10]等话题的研究。针对“三生融合”理念的传统村落（或者自然村、聚落等小尺度主体）的研究较少，讨论也多集中于上述话题[11-13]而鲜有围绕分类的论述。如徐呈程从自然生态、经济生产与聚落生活三个视角梳理“三生”系统的构成与关联，并作为划分村落风貌类别的基础，但该分类方式是从某单一视角出发，如自然生态视角、经济生产视角或聚落生活视角等[14]，并未体现出三生之间的关联性对分类的影响。杨浩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提出聚集提升类、搬迁撤并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等四类较为明确的分类基础上，增添相对稳定类，并进一步细分为15个子类[15]，文中基于“三生空间”中各项自然与社会经济数据的计算结果并通过直观且逻辑清晰的分类筛选模型的分类方法值得借鉴，但是“三生空间”的不同维度仍以独立分析后的结果影响村落分类。

国外虽没有专门性针对“三生融合”的专题研究，但围绕以农业为焦点的农业多功能理念以及1990年代提出的后生产主义理论，探讨农业生产与包含了国土环境保护、水源涵养、保健修养、传统文化维持等方面的生态、生活之间的联系[16]。同时，其他与“三生融合”理念类似的统筹多要素的传统村落分类研究亦为本次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例如，于荟、张沛在包含村落本体在内的生态、文态、形态、业态的“五态”融合理念下研究村落分类与发展策略，进而将传统村落分为原生滞缓型、初变发展型、转型重构型与消解收缩型四类[17]。

上述研究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村落活态保护理论的发展与经验积累。但是，已有分类方法中对“三生”各维度要素之间关系的论述不足，总体上缺乏以传统村落为主体的小尺度三生关系及三生融合的量化分类研究。因此，在“三生融合”发展理念、相关学者研究以及实地调研数据等基础上，通过“三生融合”状态的量化与聚类对传统村落进行分类探索，建立基于“三生融合度”的分类模型。从而进一步强化对传统村落内部各要素之间复杂多元制约关系的理解与对不同类型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特征的把控，有效支撑后续活态化保护发展策略的制定与实施。

1.1 相关概念阐述

“三生”是广义上生产、生活、生态的简称。承载相应行为活动、事件、物质等的场所分别对应生产空间、生活空间与生态空间，也统称为“三生空间”。有关“三生”内涵的理解及其相互间逻辑关系的认知可概括为三个历史阶段，即在人类生存阶段的以生活为主导，在工业化发展背景下，近代城市化阶段的唯生产主义，直到近现代才逐步意识到体现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提升生活质量、协同保护生态的重要性，提倡“三生融合”的发展理念[18]。“三生融合”是“三生空间”发展的理想状态，以“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①”为发展核心目标。“三生融合”概念可追溯至农业多功能理念（multifunctionality of agriculture，MFA），而MFA则以欧盟1993年发布的《共同农业政策》中有关农业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法律定义为契机诞生[19]，表明了农业逐渐摆脱单一的生产属性，可承载更多价值与社会职能，体现了农业生产与经济、社会、环境甚至文化之间的复杂多边关系[20]。因此“三生融合度”作为度量“三生融合”状态的量化指标，旨在反映出生产、生活与生态之间相互区别，有各自独立的空间属性与对应特征，彼此促进与相互制约的耦合关系，其耦合协调度的高低反映融合度的强弱。

由于“三生”及其对应空间本身具有的空间尺度差异、空间功能复合、空间范围动态可变和空间用地的异质性等特性[21]，不同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的“三生融合”概念均有所不同。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三生空间”是研究“三生融合”的好抓手，但在传统村落语境下，由于其空间尺度小，“三生空间”之间的叠合特征更为凸显，往往难以清晰界定某一村落内“三生空间”的明确范围，这也是上述围绕“三生”的研究多集中于省、市、县等大尺度范围内的原因之一。本次“三生融合度”的研究聚焦于更符合传统村落研究尺度、体现村落及村民特征的描述性指标，例如经济、历史文化、物质环境、村民行为意识等，并通过各要素间的耦合协调度分析传统村落的“三生融合”特征。

1.2 传统村落的分类模型

基于上述三生融合度概念及特征构建基于三生融合度的传统村落分类模型（图1）。其中融合评价指标的选取参考上述传统村落“三生融合”与村落分类等研究，并综合《传统村落评价认定体系（试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价指标体系》等的指标评价体系，以“三生融合”为视角构建评价体系。由于“传统村落”本身特指那些“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22]”，与自然资源及历史文化资源较普通的村落相比存在明显优势，故指标选取对此也有所体现。同时，由于研究需要进行三生各要素间的耦合协调度分析，故指标在全面的基础上（D层），将同质的多个指标归纳为单一综合指标（C层），尽可能简化指标数量，从而能更直观清晰地辨析生产—生态—生活之间的关联性（表1）。

表1 三生融合评价指标体系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ecology-life”

图1 基于“三生融合度”的传统村落分类模型Fig.1 the village classification model based on “integration degree of production-ecology-life”

在传统村落语境下，除了收入、人口、历史文化建筑数量等能直接获得量化数据的指标之外，还包含大量如村落选址与格局、村落整体风貌特色等非直接量化指标。因此，这些指标采取基于李克特五级量表的模糊综合评价方式。以村落整体风貌特色指标为例，该指标参考《传统村落评价认定体系（试行）》中的评分标准，从村落整体是否能够反映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历史背景或民族特色，以及是否保持村落与周边自然环境、田园风光的和谐关系两方面，基于实地踏勘结果从1（极差）、2（差）、3（良）、4（好）、5（极好）中选择分值对D层进行综合评价，综合得出C层指标的得分。其中D层指标的权重采用AHP层次分析法获得。

其次，耦合协调度E的计算模型参考相关乡村“三生空间” 的功能耦合协调度计算模型[23]，其中Qi、Gi为集合C中的任一要素，i∈{1,2, 3, …, 7}，计算出的结果H为C集合中任意两要素间的耦合度，范围为[0, 1]；
∂、β为要素间的待定系数，此次研究将C集合各要素间的待定系数定位均设为0.5。三生耦合协调度分级的精细程度结合研究样本的数量及具体需求，将其分为五个等级（表2）来表述三生要素之间的协调耦合特征。

表2 三生融合度耦合协调度类型分类Tab.2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s level of production-ecology-life

最后，传统村落类型的聚类方法利用在不明确具体分类的类别数量时常采用的聚类分析法，采用Z Scores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无纲量化处理，聚类关系矩阵的测度方法为欧式距离（Euclideandistance），聚类方法则采用系统聚类中的离差平方和法（Ward’s method），得到聚类分析树状图分析具体分类类别的数量。

2.1 研究样本概况

环太湖流域地处长江三角洲，由江、浙两省及上海市的部分行政区域共同构成，属于亚热带气候区，受季风影响明显，冬冷夏热，降水丰富；
其地势平缓，河网密集，河湖交织；
得益于便捷的水运交通，太湖流域沿线商贸频繁，文学繁荣，逐渐形成独具魅力的吴越文化[24]；
是我国传统村落聚集的重要分布地区之一[25]。因此课题组针对环太湖流域17个传统村落展开全面调研，本次研究选取其中8个具有代表性的呈现不同三生融合发展特征的国家级传统村落②为样本（图2），进行基于三生融合视角的传统村落分类模型的实证探究。数据的获取重点围绕上述三生融合评价体系展开，以线下为主，线上为辅。通过线上查阅文献、地区统计年鉴、各地区政府官方网站、统计信息网站及新闻媒体资料等方式事先掌握样本村落的基本情况；
再通过线下实地调研、现场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对线上数据进行验证与补充。样本村落基本概况见表3。

图2 环太湖流域样本传统村落地理区位分布图Fig.2 the loc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aihu Lake basin

表3 环太湖流域传统村落样本概况Tab.3 overview of the sampl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aihu Lake Basin

2.2 三生融合度计算及传统村落的聚类

按照图1所示分析流程与方法，首先对环太湖流域传统村落样本进行相关数据统计汇总及三生融合度评价（表4），再依照各指标权重计算出C层各要素评价得分（表5），并以此进行各要素之间的耦合度分析（表6）。

表4 D层评价指标量化数据及评价结果Tab.4 quantitative data and evaluation results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in D-layer

表5 C层要素评价结果Tab.5 evaluation results of C-layer elements

其次，利用SPSS以上述传统村落的三生融合协调度数据（表6）为基础进行聚类分析，聚类结果如下（图3）。

图3 样本村落聚类分析树状图Fig.3 dendrogram of sample village’s clustering analysis

表6 C层要素两两之间耦合度计算结果Tab.6 calculation result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wo C-layer elements

由树状图可知，8个样本在聚类的过程中沙涨村一直处于外缘，与沙涨村调研现状较为符合，并根据各类别之间的距离（横坐标）判定，将样本分为3类较为合适，分类结果见表7。

2.3 各类型传统村落的定义

基于上述分类结果，将三类传统村落三生融合度进行可视化表达（图4-6），同时结合表4、表5中不同类型村落的综合现状，定义基于三生融合度的三类传统村落的具体类型。

荻港村、上泗安村等传统村落所在的A聚类（图4），三生各要素之间的三生融合度集中在（0.7，1）范围内。其中，荻港村与陆巷村大致处于（0.8，1）的优质协调范围内，在8个样本中表现最优。荻港村三生融合度围绕0.9分值且起伏不大，整体表现较为均衡，生态—生产维度的三生融合度相对较低（均低于0.9），其中综合经济实力与村落空间环境特色（C1— C4） 的耦合协调度最低（0.823）。陆巷村的三生融合度虽在生产—生态方面表现突出（均为0.995），在生产—生活，生活—生态方面稍有波动，幅度较小，但在与人居环境（C7）相关的耦合协调度相对整体较低（0.832）。而上泗安村、严家桥村与杨桥村的三生融合度整体在（0.7，0.9）的范围内波动。其中严家桥村与杨桥村整体在生产—生态、生产—生活方面的耦合协调度要优于生活—生态方面。上泗安村则在生产—生态、生产—生活方面和人口基础与活力（C2）要素相关的耦合协调度有明显下降（分别为0.655、0.656、0.661、0.578、0.69）。

图4 A聚类三生融合度（耦合协调度）分析图Fig.4 cluster A’s integration degree of production-ecologylif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具体来看，荻港村围绕“桑基鱼塘”农业文化遗产开发村落的总体策略取得了良好成效，三生融合发展整体最为均衡，但过度的村落开发不可避免的对其原有空间格局与风貌特色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需有意识地规避。陆巷村由于主要产业为旅游业且较为成熟，对传统空间格局与特色风貌的维护更为关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生产—生态方面高度融合以及抑制了村内人居环境的现代化改造的原因，从而导致与人居环境（C7）相关的耦合协调度较低。严家桥村与杨桥村也与之类似，由于生活维度对生态维度相对的优势地位，导致由于村落制度不完善、村民参与度较低等原因对村落自然、村落格局风貌等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村落应进一步完善村内现有规划保护体制，促进村民的政治参与度，并积极对现有乡村环境进行宜居改造。上泗安村发展制约则明显体现在人口方面，该村人口数量在A聚类5个村落中处在最后一位（1 680人），且与倒数第二位荻港村（4 126人）差距较大，导致源于村民的发展内生力不足。该村未来在吸引外出村民返乡，防止人口进一步流失放面需要进一部完善相关政策。由此，A类村落可定义为成熟改善型。

仰峰村、礼社村所属B聚类（图5）的三生融合度集中在（0.2，0.9）范围内，且数值波动幅度较大。其中仰峰村的生产—生态方面以及礼社村的生产—生活方面的融合度较高，处于（0.6，0.9）范围内，其余各方面则波动较大，多个要素之间的融合度处于相互制约的低水平耦合阶段。仰峰村的文化生活（C6）以及礼社村的村落空间环境特色（C4）涉及的耦合关系数值较低，影响了三生融合度的综合表现。

图5 B聚类三生融合度（耦合协调度）分析图Fig.5 cluster B’s integration degree of production-ecologylif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其中，仰峰村依托林业、矿山资源及红色文化资源推动村落发展，与那些依靠悠久的村落演变历史、风俗习惯等推动三生融合发展的传统村落相比，仰峰村的三生发展存在天然的拮抗因素。表现在虽然村落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苗木种植，以及衍生到第二产业的竹制板生产等，生产与生态实现中级协调水平，但依托红色文化发展的旅游业较为独立，难以通过与其他村落产业的联合发展等提升村落生活维度的整体水平，旅游自身发展也因此受到限制，逐渐形成一个非良性闭环。礼社村虽然拥有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但由于村落相关保护制度措施及村民参与度较低等原因，现存历史环境要素品质较差，传统风貌也受到不可逆的损坏，由此形成了阻碍三生融合发展的后天拮抗因素。此时，仰峰村与礼社村应从两方面对当下村落开发策略进行调整。首先应弥补弱项的不足，仰峰村进一步挖掘红色文化的价值内涵，礼社村及时抢救现有历史文化要素；
其次改变发展重心，规避对弱项的发展依赖，寻求替代，通过弱项所在三生维度的其他方面扩大发展优势，实现村落整体的三生融合。因此，B类村落可定义为拮抗调整型。

沙涨村所属C聚类村落（图6），三生融合度除与村落空间环境特色（C4）相关联的耦合协调度数值相对较高（0.26），其余皆处于严重失调的水平。沙涨村于元代建村，历史悠久，村内包含合剌普华墓、观莲桥、偰普宗祠等众多文物古迹，历史上舞狮、庙会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一度兴盛。但该村在2019年通过国家级传统村落保护认定之后，欠缺相关保护发展实践经验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传统村落的整体保护直接将村内200多户居民迁出180多户，导致村内人口数量断崖式下降，短时间内村落迅速凋敝，现居住人口仅剩几户老人，大量建筑空置。在这种背景下的沙涨村，村内由于缺乏生产力，几乎无人从事生产活动，经济的颓势连带村落对外交通等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明显不足，村内基础服务各种设施皆无法满足正常生活需求。对于沙涨村来说首要任务为迁回原住居民，后续再基于村内历史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对村落三生各维度要素进行重构激活。因此，C类村落可定义为失衡重构型。

图6 C类三生融合度（耦合协调度）分析图Fig.6 cluster C’s integration degree of production-ecologylif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本次研究尝试从“三生融合度”的视角出发，构建传统村落的分类模型，并以环太湖流域样本村落为例，对分类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依据传统村落内各三生要素间的耦合协调度，即三生融合度的不同指标表现，将其分为成熟改善型、拮抗调整型及失衡重构型三类。研究结果表明，基于该模型的村落分类结果能有效把握不同类型传统村落的三生融合特征，针对性地归纳出保护发展经验与策略，为其他传统村落的定位及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基于三生融合视角的传统村落分类方法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与研究可能。

3.1 各类型传统村落的三生融合度特征

成熟改善型传统村落的三生融合度较高，不仅表明村落当下已初步实现了三生融合的发展目标，也从侧面反映出该类村落在生产—生活—生态各个维度的发展也较为成熟稳定。但部分波动反映出当下传统村落仍存在制约三生融合进一步发展的要素，需在坚持当下村落发展战略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完善相应的发展策略，从而向更稳定有序的融合阶段发展。同时，该类村落在促进三生融合发展中积累的建设经验，如重视集体组织、集体经济的发展以及村民政治生活的参与等，值得其他类型村落积极探索与学习。

拮抗调整型传统村落的三生融合度整体上较为一般，生产—生态—生活各要素的发展也极为不平衡。通常由于村落的天然弊端，或者由于保护不当等原因造成的后天不足，致使村中若干要素占据三生发展的主导优势地位，并逐步扩大优劣差距。因而虽然村落能依靠固有的资源优势使得在某些要素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较高，但总体发展定位及策略不能与村落现状及需求相匹配。若不及时调整，就会逐步削弱原本的发展优势，有可能导致陷入三生失衡的发展状态。村落需要立足实际，挖掘制衡村落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要素，积极探索地方优势，避免同一地域的同质化，寻求多样的村落三生融合模式。

而失衡重构型传统村落的三生融合度较低，三生发展严重失调，亟待转变当下的村落发展模式。但同时，三生融合度中较高融合度的耦合关系可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村落现存资源特色以及未来发展重构的潜能，在此过程中，要明确保护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又彼此制约的复杂逻辑关系，积极促进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避免“一刀切”。

3.2 研究适用性分析与展望

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由于“三生融合”视角具有较为广泛的普适性，横向上，该分类模型中的评价指标不仅能涵盖现阶段样本传统村落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要素，也适用于其他地区传统村落以及非传统村落的普通村落；
纵向上，普适性也体现在研究指标的自由度上，即相关指标能随着村落的变化或时代的发展灵活调整，体现出极强的可塑性。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三生融合评价指标的筛选与量化无疑是分类模型的重要基石。将体现三生融合特征的各重要因素先拆解再相对凝炼，以及重点关注三生各要素间的耦合协调度，均意在使“三生融合”研究更贴合传统村落语境下较为微观的空间尺度，使分类结果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再次，在研究样本的选择上，本次研究聚焦于在历史、科学、艺术、社会等方面的特征更为突出，且三生融合特征较为明显的国家级传统村落，落旨在获得各类型传统村落相互区别、三生融合特征明晰的更为典型的分类结果。同时，虽然本次研究选择以隶属于我国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地区之一的东南部吴越文化区的环太湖流域为分类模型的实证研究对象，展开分类研究的初步探索，但由于中国传统村落数量庞大且种类复杂多样，如若后续研究进一步扩大样本规模，探讨基于其他传统村落聚集典型地区的传统村落，如中原文化区等，以及除国家级别之外的省级、地方级传统村落的分类问题，将使基于三生融合的传统村落分类体系进一步细化与完善，使分类结果更加准确可信。

注释：

① 源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相关内容。具体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 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 给子孙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② 调研村落样本皆为行政村, 多由多个自然村合并而成, 往往由中心村命名。本次调研主要围绕各个行政村中的中心村或核心区域展开。

图表来源：

图1、图3-6：作者绘制

图2：作者基于百度地图绘制

表1-6：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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