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海莲 编辑/蔡正坤

2022年9月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下称“USTR”）发布消息称，在对中国301调查中，受益于关税行动的美国国内产业代表已要求继续征收关税。因此，根据法规的要求，301关税行动并未在其四周年之际到期，USTR将按照法规规定进行下一步审查，审查期间继续对301关税清单内的中国产品征收附加关税（注：已排除加征且在排除有效期内的产品除外）。2022年5月，USTR启动了对2018年340亿美元和160亿美元加征关税产品清单的四年审查进程，要求两批清单产品相关利益人分别在7月5日和8月22日前反映其要求终止或继续加征关税的诉求，USTR会在收到诉求后就其有效性及影响展开进一步审查，此次继续加征关税的决定就是USTR在收到上述相关利益人反馈后做出的决定。

2017年8月18日，USTR基于《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中国启动调查，并在2018年3月22日发布301调查报告基础上，决定于2018年7月6日对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2018—2019年，美国共宣布对包括总额约5500亿美元的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数额不等的关税，所涉商品不仅包括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还包括轻工业品、针织服装等劳动密集产业，覆盖美国自中国进口贸易额约67%、进口税则约87%税目的产品。当前，中美关税争端已持续四年，有必要对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全面分析，研判美国加征关税下一步走势。

美国自2018年启动的加征关税是否能如其所宣称那样改善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促进贸易平衡呢？虽然基于关税理论直观理解，加征关税会相对提高进口产品价格，减少进口数量，从而直接缩窄本国贸易逆差，但本质上讲，即使短期内加征关税后，生产者和消费者可能无法即时改变生产消费决策，从而使得贸易在原有均衡结构内继续进行。而关税价格效应如何在进出口国之间分配也会受到贸易商品价格敏感性、贸易参与者产业链与供应链地位等微观因素影响，更何况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性原因在于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以及其长期的国内储蓄与投资不平衡和对部分高技术产品相对严苛的出口管制措施。

根据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除2019年略有下降外，美国近五年来的货物贸易逆差规模基本保持了10%以上的年增长，其中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在2018—2020年有所收窄，但在2021年重拾升势，同比增长约17%，远高于同期美国总贸易逆差11.76%的增长率（见图1）。2022年1—5月，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约达1810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7.4%，约占同期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三分之一，基本与2021年同期持平。

图1 美中货物贸易逆差

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也有所上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美相互贸易依赖度逐步趋同。2018年中美关税争端发生以来，为应对美国加征关税，中国也采取了相应的关税措施。在此背景下，中国对美国依赖度相对显著下降，而美国对中国依赖度则相对平稳，且在2021年还有所上升（见图2）。

图2 中美贸易依赖度

美国采取关税排除机制，以减少加征关税对自身产生的不利影响。尽管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强调加征关税税额全部会由中国承担，但有研究基于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发现，在美国加征关税后，从中国进口产品价格发生上涨且涨幅与关税加征幅度一致。因此，USTR会对符合条件的加征关税产品不定期公布排除清单，即进口产品满足中国是唯一来源、不从中国进口对申请者和美国利益有极大损害的产品以及不涉及中国战略产业，以期降低进口产品的美国国内销售价格和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美国加征关税排除清单多为2020年底之前公布，涉及2200多项商品，约占加征关税产品税目的21%左右。2018年12月至2020年底，USTR已累计公布37批加征关税产品排除清单，其中10批针对340亿美元加税产品、3批针对160亿美元加税产品、15批针对2000亿美元加税产品、9批针对3000亿美元第一部分加税产品。2021年10月，USTR宣布正在就恢复对从中国进口301调查加征关税产品的排除清单征求公众意见。2022年3月23日，新一轮关税排除清单最终公布，包括约648亿美元352项商品，有效期延长至2022年12月底。此外，美国也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所需的医疗产品给予关税排除，2021年USTR公布了8批次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医疗产品排除清单，并在2022年5月决定将81种相关产品排除时间由原来的2022年5月31日到期再延长6个月至2022年11月30日。

关税排除机制有助美国政府在国内释放加征关税的政策压力，缓解美国企业承受的加征关税所带来的成本上升和供应链替代压力。排除清单对缓解加征关税的不利影响、丰富贸易政策工具具有一定作用，例如使化工和塑料橡胶、金属制造、机械设备及其他运输设备等行业加权平均关税水平略有降低，但幅度多为1%—2%，并未实质性改变美国对中国对美出口中间投入品的高关税壁垒，加征关税仍覆盖了半数以上中国对美出口零部件，未对加征关税导致的贸易条件和经贸水平变化产生根本性影响。但需要认清的是，排除名单更多的是美国为缓解对华加征关税给自身带来的不利影响，只是一种政策缓冲工具，并不改变中美关税争端的本质。

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企业出口产生了价格效应与传导效应，其中价格效应又分为直接价格效应和间接价格效应。

一是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的直接价格效应来自于成本效应和竞争效应。关税增加会直接增加出口企业贸易成本，从而提升了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价格、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数量；
竞争效应则是当中国出口企业面临更高的关税壁垒时，其在国际竞争中将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同时美国作为国际市场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贸易大国，理论上具有通过压低进口价格来让出口国分摊关税的可能。

根据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中国2018年、2019年对美国出口产品的贸易加权平均价格相比2017年分别上涨了约5.3倍和3.98倍，大致符合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导致的平均关税水平提升幅度，一定程度上说明加征关税产生的直接价格效应更多源于贸易成本效应。当然，价格效应因加税幅度、贸易量、产品产业链地位与可替代性、价格弹性等因素而具有行业、产品和企业差异。美国对华第一批加税清单中，计算机和电子光学仪器制造业、电力设备制造业、运输设备和机械设备制造业的直接价格效应明显，而农牧渔业、食品制造、化工产品等的直接价格效应相对较低（见图3）。应提及的是，2018年加征关税之时，因价格弹性、生产-消费结构短期内具有一定粘性，因此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直接价格效应相对明显。但随着供应链网络结构变化、竞争加剧，2019年中国对美出口的价格效应也有一定回落。

图3 价格效应的行业差异

二是全球价值链与国际分工背景下，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间接价格效应体现在产业链转移和产业上下游产品的价格传导与关税累积效应上。美国是中国家电出口第一大市场，2017年以来，中国对美国出口大家电占美国进口大家电市场份额的30%以上、小家电为70%以上。但是，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后，2019年中国对美国家电出口贸易额出现明显萎缩，市场份额也有所回落。在美国对华加税清单中，家电行业相关中间品零部件和最终消费品各占约50%，涉及各类电器用电机、压缩机和零部件。为规避贸易风险和关税成本，中国家电企业增加在墨西哥的投资，2021年中国冰箱冷柜压缩机出口墨西哥的数量同比增加约80%。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产品中约53.6%项税目为中间品，27.9%为最终消费品，17%为资本品，而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产品清单中也是中间品占比最大。因此，中国出口中间品贸易成本上升必然导致对价格弹性较大的产业因竞争力下降而发生产业转移，价格弹性相对小的产业则直接将成本转嫁至产品价格中。由此，上游中间品价格上升会抑制最终品生产而使其寻求改变现有供应链。同时，下游最终品关税冲击会降低最终品进口需求，并通过供需关联效应，影响上游产品生产。

三是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贸易流向变化，即中国出口企业为规避贸易风险、降低贸易成本而寻求其他出口替代市场。在美国对华集中实施加征关税政策的2018年7月至2019年12月间，中国对美出口额月同比增速均值为-4.74%，而同期中国对除美以外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出口额月同比增速的均值为4.82%。此后虽因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对其他贸易伙伴的出口替代使得这种逆向差异有所缓解，但整体而言，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后，中国对美出口额与对除美以外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出口额之比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见图4）。在中国年出口总额不断提升的情况下，这反映出美对华加征关税给我国出口带来了一定的贸易转移效应。

图4 加征关税对中国对美出口影响（%）

2022年以来，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日益突出，因此有美国研究机构指出应取消对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加征关税，以此来帮助缓解美国国内高物价压力和可能存在的滞胀风险。对此，美国政府内部也存在分歧。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主张降低关税，2022年6月份耶伦就曾公开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调整前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借此缓解当下美国处于几十年高位的通胀。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则站在相反立场，宣称加征关税是重要的筹码，并表示不会放弃此筹码。在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前，拜登曾宣称将有计划取消前任总统特朗普实施的对华加征关税政策。而佩洛西窜台之后美国暂缓了取消对华关税政策，试图通过此手段来制约中国，向中国施加压力。2022年9月2日，USTR发布继续加征关税的决定，更说明了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加征关税这一筹码。

美国对华关税政策已不是单纯的贸易政策工具，美国政府在经济实际触底之前，并不会仅仅因为短期经济因素或在未获得切实政治利益情况下，取消对华加征关税。正如世界银行专家指出，美国关税谈判已由规则基础转变为权力基础，是以关税议价获取“最适合的”政治经济利益。中国应充分认识加征关税的长短期影响，充分利用大国优势和产业优势，优化营商环境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经济发展韧性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积极有效地应对全球贸易摩擦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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