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周丽，张聪群，陈士慧

（宁波大学 商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组合运用信息、计算和连接等数字技术，识别市场机会并对现存产品及业务进行升级改造，进而提升企业竞争力的过程[1]。数字化技术在企业中生根落地，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经济效益提升。如现有研究发现，在金融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数字化转型进程遥遥领先，数字化技术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升。在制造业企业中，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优化运营流程、释放创新潜力以及和现代服务业实现业务互联，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邱浩然和徐辉（2022）[3]研究发现，在农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化技术创新能力、组织结构能够促进企业绩效提升。可见，现有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主要关注行业差异，忽略了不同性质企业之间的差异。

家族企业是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推动者，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还会受到商业家族的影响。家族涉入使得家族企业同时追求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一方面，家族成员同时担任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有助于降低企业治理的交易成本，提高决策效率，能够适应数字化转型时信息快速流动的需求，提高数字化转型对绩效的促进作用[4]；
另一方面，家族企业具有跨代传承意愿，并且注重维持对企业的控制权，如家族企业会通过减少高强度的创新活动、父爱主义帮扶等方式为二代接班保驾护航[5]，这产生了额外的成本，导致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减弱。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数字化转型对家族企业绩效的影响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基于此，本文利用华东地区2016—2020 年家族上市企业数据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家族企业绩效的影响，由于现阶段处于家族企业传承与数字化转型的并行期，本文进一步考察父子共治模式和家族控制权的调节作用，拓展了数字化转型在家族企业情境下的研究。

（一）数字化转型与家族企业绩效

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拥有有价值、稀缺、难以复制和难以替代的资源时会获得竞争优势。基于该视角的家族企业研究认为，家族涉入所带来的异质性资源束是家族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家族后代通过对家族资源的整合和更新，以及持续创新创业能够实现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6]。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巩固企业现有资源优势，提高运营效率，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虽然家族涉入会为企业带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异质性的资源，但由于家族成员长期生活在一起，其社会资本同质化程度较高，并且由于家族成员有限，能带来的人力资源数量也是有限的。数字化转型依托物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打破资源物理壁垒，这为家族企业进一步整合外部资源提供了可能，例如，引进数字化硬件和软件，吸引优秀的数字化人才都将扩大企业资源储备，为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打下坚实的基础[7]。此外，由于家族性资源的独特性，其与外部资源的整合将提高资源模仿难度，降低了资源被外部模仿的可能性，进一步巩固了企业的资源优势。并且数字化技术赋能企业，有助于实现对企业生产运营全过程的实时监控，促进生产的各个环节步调一致并能够及时获得反馈，提升决策的精准性与时效性，从而提高运营效率，驱动企业利润的增长[4]。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为企业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数字技术的发展促进信息、人才、技术等在企业间更高效、快速的流动，有效地降低了企业间创新资源信息的不对称性，从而推动前沿技术溢出。家族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资源进行数据挖掘、资源链接，可以更方便、快捷地进行创新资源的积累与配置，加速企业产品与服务创新的进程，进而为企业寻找新的机遇、开发新的市场空间提供了可能[7]；
数字化转型独特的节奏和运行轨迹进一步促进了创新向企业绩效的转化[4]，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持久的核心竞争力。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家族企业绩效。

（二）父子共治的调节作用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SEW）理论，家族企业同时追求经济目标和家族控制与影响、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紧密的社会纽带、情感依恋和传承意愿等非经济目标[8]，这是家族企业区别于非家族企业的基本特征，也是商业家族控制企业决策的主要动机。父子共治作为实现家族传承意愿的重要方式，将会对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巨大的影响。

作为企业主的子女，家族二代具有所有权上的合法性，但由于其年轻且经验不足，往往不具备权威性。因此家族企业传承中通常会有父子共治阶段，二代在父辈的帮扶之下完成权力与家族价值观的传承以及塑造自身权威[9]。创二代进入家族企业之后需要较好的业绩来证明其管理能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家族企业往往把资源配置到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选择低风险的创新项目，这样既能维持企业高绩效水平，又有利于二代接班以后构建长期竞争优势[5]。然而，为了确保数字化技术真正能在企业中落地，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购买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设备、软件，以及对员工进行数字化技能培训，这将会导致企业短期绩效损失[2]，与家族传承目标相悖。因此，处于父子共治阶段的家族企业会减少对数字化转型的投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数字化转型的进程，或降低了转型的质量。由于数字化转型需要管理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企业的方方面面进行全方位、彻底的重构[4]，当家族企业处于父子共治阶段时，为了平稳地过渡，家族企业主往往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帮助二代树立权威，提高其合法性上面，对数字化转型的关注会减少，这进一步降低了数字化转型的实施效果。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父子共治负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家族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

（三）家族控制权的调节作用

根据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商业家族注重维持对家族企业的控制权。为了避免控制权被稀释，家族企业往往避免股权融资以及选择家族成员担任企业的管理者[8]。数字化创新能力的核心在于连接，包括协同、合作和共享能力，通过资源共享促进彼此共同发展。为了避免合作过程中自身核心资源被窃取，企业在寻求合作伙伴的时候会非常谨慎，因此企业之间彼此信任变得至关重要。当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非常高的时候会导致与其他股东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其有能力和动机攫取控制权私利，进而增加控股家族与外部投资者的代理冲突，这会导致外部合作者为了规避风险而不愿与其进行数据共享[10]，这将削弱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率和效益。

另外，数字技术和数字化人才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当家族企业采用在关键岗位任用家族成员的方式来巩固家族控制权时，企业的主要部门均有家族成员，容易形成家族对企业决策的控制，客观上形成了对非家族管理者的排挤，同时家族管理者对家族员工和非家族员工的区别对待，会使非家族成员产生不公平感，导致对企业的归属感降低，这不利于企业吸引和留住优秀的数字化技术人员[2]。并且由于家族成员自身数字化专业知识有限、数字化能力较弱等方面的不足，对适应数字化时代多变复杂的外部环境力不从心，这进一步削弱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施效果[11]。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3：家族控制权负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家族企业绩效的影响。

（一）数据与样本

本文以2016—2020 年度华东地区A 股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主要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2016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出台，相关信息也开始在企业年报中披露，因此本文选择2016 年为样本数据起始年份。第二，华东地区为我国综合技术水平最高的区域，拥有大量高科技企业，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先行者，同时也是家族企业的主要聚集地，因此本文选择华东地区为研究区域。

本文通过以下步骤获取样本：首先在CSMAR数据库中提取华东地区A 股上市的家族企业2016—2020 年的相关数据；
其次，根据企业年报、IPO 文件、官网新闻报道等材料识别出家族成员，并借助百度、google 等搜索引擎匹配家族成员关系；
最后剔除数据缺失的企业。通过这3 个步骤，本文最终获取了644 家上市家族企业，共计1 998 个观测值。

（二）变量与测量

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本文采用盈利能力指标总资产收益率对企业绩效进行测量。

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借鉴吴非等（2021）的研究，本文采用python 进行文本分析，就移动互联、数字营销、数字金融等35 个关键词进行提取，生成数字化转型词频数据，为了避免数据偏差影响回归结果，本文对词频数据取对数形成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衡量指标。

调节变量。父子共治。借鉴祝振铎等（2021）[5]的研究，二代接班人进入企业高管层担任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副董事长等重要职位，且父辈在高管层中任董事长共同治理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家族控制权参考贺小刚等（2010）[10]的研究用家族投票权进行衡量，即每条控制链上的最小持股比例之和。

控制变量。本文使用企业年龄、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两权分离率、冗余资源、资产负债率、独董比例、家族政治背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EO 持股比例、董事长与CEO 两职合一进行控制。主要变量定义如表1 所示。

表1 主要变量的定义

（三）研究模型

为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家族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父子共治和家族控制权的调节效应，本文将回归总模型设定为：

（四）样本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样本企业ROA 值最大为0.880，最小为-1.156，平均值为0.059，可以看出企业间绩效差异较大。数字化转型词频数最小为1，最大为330，均值为12.764。总体644 家样本企业中有186 家企业处于父子共治阶段，家族控制权均值达到47.5%，可以看出商业家族对家族企业的自由裁量权非常大。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数字化转型与家族企业绩效及其调节机制的回归结果如表3 所示。其中模型（1）是仅放入控制变量的基础模型。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数字化转型进行回归，用来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家族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β=0.00571，P<0.05），假设H1 成立。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父子共治和数字化转型与父子共治的交互项进行回归，结果显示父子共治显著削弱了数字化转型对家族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β=-0.0099，P<0.05），假设H2 成立。模型（4）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家族控制权和数字化转型与家族控制权的交互项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家族控制权显著削弱了数字化转型对家族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β=-0.00000785，P<0.05），假设H3 成立。

表3 数字化转型对家族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资源基础观和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以华东地区2016—2020 年A 股上市的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家族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关注父子共治和家族控制权的调节作用。本文结论如下：第一，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企业绩效。具体而言，数字化转型为家族企业整合外部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可能，巩固了家族企业现有资源优势；
同时数字技术赋能企业运营全过程，促进了企业产、服务和管理创新，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利润增长点。第二，父子共治负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家族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基业长青是家族企业永恒的追求，在父子共治阶段，家族资源和管理者注意力均向企业平稳过渡倾斜，这不但减少了家族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投入，而且会导致转型过程中产生额外的成本，削弱了数字化转型的实施效果。第三，家族控制权负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家族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控股家族“一家独大”不利于寻求外部合作者以及吸引优秀的数字化人才，削弱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本文从过去关注不同行业中数字化转型如何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转向对家族企业这一特定企业类型的观察，这对家族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绩效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的管理启示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势不可挡的趋势，家族企业应该积极地把握发展机会，利用数字技术为企业赋能。第二，家族企业传承与数字化转型并行，通过传承推动家族企业转型而不是转型为传承让路，家族企业才可能实现基业长青。第三，家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应当注重发挥家族性资源的优势，积极促进家族性资源和数字化资源的融合，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本文主要存在以下三点不足。第一，本文以数字化转型发展较好的华东地区的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由于我国数字化转型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本文研究结论可能不适合数字化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未来研究可以选用全国样本，以提高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第二，由于家族涉入导致家族企业具有独特的目标、资源和治理模式，本文只考虑了父子共治和家族控制权的调节效应，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第三，本文仅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家族企业绩效的影响，没有与非家族企业进行对比分析，未来可以进行更加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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