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初,殷 杰

(1.上海师范大学 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上海 200234; 2.华东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上海200062)

风险感知是人们对某个特定风险的特征和严重性所做出的主观判断，洪涝灾害的风险感知代表了居民对洪灾风险的感知能力[1-2]。风险感知由人的内部心理产生，经过直觉获取、认识加工、思维应用三个步骤，形成对灾害事件风险性的主观判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人(群体)面对灾害风险时的适应行为，并最终影响灾害的灾损程度[3]。在自然灾害面前，居民既是承灾体，又是减灾政策和措施的具体执行者，居民减灾行为的积极性取决于对灾害风险的感知判断，故提高防灾意识、增强风险感知是减小灾害损失的重要途径[4-6]，洪涝灾害风险感知在灾害风险管理中的积极作用也日益受到关注[7-8]，洪涝灾害风险感知的实证研究多有展开[9-13]。上海地处北亚热带南缘，受台风、冷暖空气交替等影响，常遇暴雨等灾害性天气，城市洪涝灾害的脆弱性强[14-15]，居民洪灾风险感知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领域。本文以上海市居民为研究对象，在构建洪涝灾害风险感知概念模型的基础上，对所有16个市辖区居民的洪涝风险感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研究。

1.1 问卷设计

规避风险是人类的本能，由于个人社会经济属性、知识结构、风险本身性质、外部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个体主观所感知的风险往往与真实风险之间存在着偏差，可能会导致个人所采取的风险应对策略失效[16]。不同个体(或群体)的风险感知也可能存在差异，这造成了不同个人(或群体)面对同样灾情时，其脆弱性也各不相同[4]。SIEGRIST等认为对风险感知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大类：风险感知者特征(社会经济特征、知识经验等)、危险的特征(忧虑度、不确定性)和风险判断决策倾向(易得性、情感启发式、信任感等的应用)[1]，以此为依据构建了洪涝灾害风险感知及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图1)。

图1 洪涝灾害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示意图

根据洪涝灾害风险感知影响因素概念模型，设计针对居民的洪涝灾害风险感知及其影响因素调查的问卷，问卷调查内容分五个模块：个人背景；
洪涝灾害属性感知；
洪涝预警响应感知；
防洪适应行为；
防洪责任主体。各模块具体调查问题如表1所示。“个人背景信息”调查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问题涵盖了年龄、性别、家庭负担(抚养儿童和赡养老人)、从事行业、受教育状况、经济状况等，用于洪涝灾害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研究。“洪涝灾害属性感知”调查居民对洪涝灾害可能性、洪涝成因和孕灾环境变化(海平面上升)的感知，这些直接构成居民对洪涝灾害风险的感知；
洪灾经历和洪灾危害性感知则被认为是洪涝灾害属性感知的重要影响因素[17]。“洪涝预警响应感知”主要调查居民对洪灾预警和应急响应的满意程度，同时也可分析灾害信息沟通是否通畅。“防洪适应行为”调查居民接受洪涝灾害教育、掌握基本防洪救援知识和防洪关键区域(避难点和易涝点)认知的情况，这些是个人对洪灾的适应行为的重要表现。“防洪责任主体”主要调查居民对防洪责任认定的态度，包括了责任主体感知、防洪亟需措施和购买保险意愿。调查问题中除洪灾危害性感知调查为多选题外，基本采用单选题进行调查，题中多采用“是”“否”或“不确定”作为问题选项，减少判断等级的划分，以降低受访者答卷时的难度，最大效度调查居民对问题的基本认识，这与大多数人进行风险判断时的机理是一致的[18]。

1.2 问卷调查

以纸质问卷、电子问卷和半结构式访谈(老年群体)等形式进行数据收集，纸质、电子问卷及访谈问题内容一致，共发放问卷561份，有效回收551份，有效率98%。调查覆盖了上海所有16个市辖区(中心城区问卷数占34%)，受调查者基本信息和调查结果统计可见表1。

表1 洪涝灾害风险感知调查问题及结果统计

*为多选题

表2 居民洪涝灾害危害程度感知模式描述

2.1 洪涝灾害属性感知

上海年平均暴雨日(日降水量≥50 mm)为3.2 d[19]，发生重大洪涝灾害的频率不高，居民(自认为)经历过洪涝灾害的仅16.7%，79.1%受访者认为自己未经历过洪涝灾害(表1)。调查中将洪涝灾害的危害方式设置为“生活不便”(R1)、“财产损失”(R2)和“威胁生命”(R3)三个选项，以多选题形式调查居民对洪涝灾害危害的感知模式，理论上所存在的7种危害程度感知模式的描述和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采用对应分析法对问卷中R1、R2、R3三种危害方式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可以提取出两个维度(图2a)，这两个维度表明居民对洪涝灾害危害程度的基本判别，即分为“轻、重”两种基本情况。其中维度1上R2、R3两个因素距离很近，夹角很小，两者关系密切，维度1代表了洪涝灾害的危害方式中造成破坏较为严重的部分，即居民认为“财产损失”和“威胁生命”是洪灾造成的严重危害；
维度2上R1得分很高，“生活不便”代表了洪涝灾害危害较轻的部分。

图2 洪涝灾害危害程度感知模式

R1模式认为上海洪涝灾害只会造成生活上的不便，危害程度感知很弱，这部分居民的比例为30.1%。R1+R2+R3模式对洪涝灾害危害的感知最为全面，认为上海的洪涝灾害可以造成生活、财产上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这部分居民达到54.8%。可见上海居民对洪灾灾害危害程度感知存在两种基本模式，半数以上是对洪涝灾害危害程度的“全面型”(R1+R2+R3模式)感知；
另一种为危害程度感知较弱，对洪灾危害感知仅停留在影响生活层面的“微弱型”(R1模式)感知。

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对危害程度感知模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模型显著性(似然比检验)P<0.001，拟合优度P=0.639>0.6，说明模型有效。通过显著性检验(P<0.05)的自变量分别为洪灾经历、月收入(3 000～8 000元、12 000～20 000元、>20 000元)和学历(中专及高中、研究生及以上)，各变量的优势比(Odds Ratio，OR值)可见图2b。“洪灾经历”是显著性最高的影响因素，轻微型(R1模型，认为洪涝仅导致生活不便)感知模式的出现与洪涝灾害经历密切相关，OR值为3.95(95%CI介于2.28～6.82)。自认为有洪涝灾害经历的居民中，出现轻微型感知模式的概率是没有(或不确定是否有)洪灾经历者的近4倍，即模拟结果表明有洪灾经历的上海居民更容易出现“轻微型”感知模式。不少研究发现的洪灾经历会增强人们的风险感知[17,20]，但这次调查的结果却正相反。上海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的几率较低，绝大多数居民都不认为自己经历过洪水灾害，而认为经历过洪涝灾害的居民极可能将“洪涝灾害”等同于所遭遇的路面积水等问题，这种判定反而加深了对“洪涝灾害危险性不大”的定性认知，从而导致以上结果的出现。个人收入方面(以月收入3 000以下为参照)，高收入者的OR值均<1，说明随着收入增大，出现洪涝危险轻微感知的概率降低，高收入者的危害感知较为全面。“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居民中出现“轻微型”的概率反而更高，OR值为377。有研究发现，具有较高科学推理能力的人有可能趋向于根据科学证据来感知风险[1]，上海发生极端的、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洪涝灾害极少，很难让高学历者通过相关数据提升对洪涝危害严重程度的感知。

调查发现居民对洪涝灾害发生可能性的感知总体偏弱，仅45.7%的居民认为上海的洪涝灾害在加剧，半数以上认为洪涝灾害没有加剧或不确定(见表1)。洪灾灾害成因的认知上，居民认为自然环境变异(48.8%)和人类活动造成(42.3%)的比例十分接近，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对立立场。以“是否对海平面上升担忧”来调查居民对洪涝孕灾环境变化的感知，结果表明对此表示担心的占47.4%，不担心和不确定的在半数以上。

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洪灾可能性感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因变量以“不认为/不确定洪灾加剧”为参考类别，模型的Hosmer & Lemeshow检验P=0.189>0.05，说明模型有效。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P<0.05)的自变量分别为“孕灾环境变化感知”、“洪灾加剧归因”和“洪灾保险购买意愿”，这些指标多为风险感知类指标，个人背景因素都未通过检验，说明居民对灾害各属性的认知和感知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各变量的OR值可见图3。显著性最高的是“孕灾环境变化感知”，OR值为2.48(95%CI介于1.70～3.63)，说明担心海平面上升的居民中认为洪灾加剧的概率是不担心者的2.48倍，能感知到孕灾环境的变化，是提升居民洪灾发生可能性感知的重要途径。对洪涝灾害形成有明确归因的居民，相对于不确定成因的都更容易感知到洪涝灾害加剧的可能性。认为洪灾成因为人类活动加剧的OR值为2.58，大于自然环境变异的OR值2.28，说明将洪灾归因于人为造成的居民，感知到洪灾加剧的可能性更大(约大30%)。此外，愿意购买洪灾保险的居民感知到洪灾加剧的概率是无购买意愿者的1.8倍。

图3 洪涝灾害可能性感知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2.2 洪灾预警、响应感知

调查发现居民对政府发布的洪涝灾害预警信息及采取的应急响应均较为认可，居民认为预警信息及时(67.2%)和准确(68.6%)的比例远高于认为不及时(8.89%)和不准确的(4.36%)；
居民认为洪涝灾害应急响应及时(72.6%)和有效(70.4%)的比例远高于认为不及时(5.81%)和无效的(5.26%)。预警及时性、预警准确性、响应及时性和响应有效性的多重对应分析结果如图4a所示，有关预警和应急响应的结果在双标图上明显集中分布于3个区域，预警及时、预警准确、响应及时和响应有效4个指标非常靠近，四者关联十分密切，居民对预警、响应的及时有效性感知十分一致。同样的，认为预警响应及时有效性不佳的(预警不及时、预警不准确、响应不及时、响应无效)、对预警响应不确定的(不确定预警是否及时、准确，不确定响应是否及时、有效)都相对集中在一处。说明居民对预警响应的感知有三个主要的倾向，认为预警/响应都及时且有效、认为都不及时且无效、对预警/响应是否及时有效不确定。

调查发现居民对预警、应急响应方面的调查内容持“不确定”态度的比例相对较高(均>20%，见表1)，从风险感知角度看，对预警和响应持明确态度(肯定或否定)的居民往往较关注洪涝灾害的相关信息，持不确定态度的居民在灾害信息的传递沟通上存在着问题。将认为预警、响应“及时有效”和“不及时无效”合并为一个变量，代表灾害信息沟通较为通畅；
将“不确定”预警响应是否及时有效的归为灾害信息沟通不畅，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由于预警、响应类四个指标相关性非常强，为了避免共线性带来的不确定性，构建模型时四个指标之间不再互为影响因素。构建预警及时性、预警准确性、响应及时性、响应有效性4个回归模型，模型的Hosmer & Lemeshow检验P分别为0.531、0.828、0.253、0.545，均大于0.05，模型拟合结果见图4b。“了解自救互救知识”、“接受防洪教育培训”在多个模型中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是提升居民灾害信息沟通意识的重要因素。接受过防洪教育的居民相对于未接受过相关教育的更关注灾害预警响应类信息，其OR值分别为2.41(预警准确)、2.38(预警及时)、1.93(响应有效)，即接受灾害教育的人中关注灾害信息的概率是未接受者的约2倍左右。

图4 洪涝灾害预警、应急响应感知

2.3 个人适应感知

防洪关键区域感知是反应个人对洪涝灾害风险适应感知的重要指标，如避难点感知是由风险感知到产生疏散行为的中介[21]，由表1可知居民对应急避难场所和易涝点的感知水平均较低(分别为33.4%和28.5%)。采用多维交互决策树模型(CHAID)对避难点、易涝点感知(分为“知道”、“不知道或不确定”两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避免共线性问题，避难点和易涝点感知不作为相互的影响因素，分类显著性水平为0.05，以拆分样本方法进行验证，训练和测试样本决策树生长情况一致，预测准确率均>70%，结果如图5a、图5b所示。避难点、易涝点感知决策树的第一层次显著节点均为“是否接受过灾害教育”，接受过灾害教育的人中59.3%知道避难所位置，54.7%知道易涝点位置，明显高于全样本中知道避难点(33.4%)和易涝点(28.5%)位置的比例。可见防洪教育培训是居民防洪关键区域感知的首要影响因素，普及防洪教育是提升居民防洪关键区域感知水平的有效手段。

图5 居民防洪关键区域感知水平及影响因素

2.4 防洪责任主体感知

灾害风险的社会契约指居民对政府、个人、市场和社会各部分在减灾防灾中应承担责任的认定，这被认为是居民气候变化适应、灾害风险适应和适应行为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20]。调查发现上海居民对于防洪责任主体的认知总体是一致的，78.0%居民认为防洪是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共同责任，但也有18%左右的居民认为责任主体为政府，对个人(2.7%)、企业(0.7%)在防洪中的作用较为忽视，从而导致个人对洪灾的适应较弱。以“共同责任”为因变量“防洪责任主体”的参考类别，构建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认定“政府为防洪责任主体”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模型的显著性<0.000 1，拟合优度为1.000，模型拟合结果较好，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模型参数见图6。结果表明年龄是防洪责任主体回归模型中显著性最高的参数，连续变量年龄的OR值为1.045(95%CI介于1.022～1.068)，说明年龄对于认定政府责任主体而言是一个正向的因素。随着年龄增加，认为政府对防洪负主要责任的概率更大，由OR值可知年龄每增加1岁，认定政府责任主体的发生概率上升4.5%。初中学历和认为人类活动加剧了洪灾都是负向的指标(OR值<1)，“人类活动加剧”的OR值为0.384(95%CI介于0.169～0.873)，即认识到人类活动加剧了洪涝灾害发生的人中，认为防洪主要责任在政府的概率仅有不确定洪涝影响因素的人38.4%，显然认知到人类活动与洪涝灾害的关系可以使居民更全面的看待防洪的责任问题。尽管差异不大，但没有保险购买意愿的人中认定政府为责任主体的概率更大，这说明了防洪责任的社会契约关系在政府、企业、个人之间的变化，当愿意通过企业社会(购买保险)分担风险时，对政府的责任认定就会偏弱，反之亦然。

图6 防洪责任主体影响因素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近半数(49.4%)受调查居民认为防洪亟需开展的工作是加强工程设施的建设，对预警、应急响应、防灾减灾预案等措施的关注则较弱。以“工程设施”为参考类别，其它措施为因变量，构建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显著性<0.001，拟合优度为0.134，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影响因素见图7。结果表明部分从事行业对防洪措施的选择有较明显的影响，金融保险业和退休是“提升预警”的正向指标(OR值分别为3.27和4.38)，交通运输业则是“完善预案”的正向指标(OR值为3.34)，金融保险业和退休人员更重视预警能力的提升，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则更重视防灾减灾预案方面措施的加强。有洪灾经历同时是“提升预警”和“完善预案”的负向指标，OR值分别为0.323和0.520，自认为有洪灾经历的更加忽视预警和预案的作用，这与“有洪灾经历”是“轻微型”洪涝灾害危害感知模式正向影响指标的结果相一致。

图7 防洪亟需措施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本文构建了居民洪涝灾害风险感知水平、特征及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从“洪涝灾害风险属性感知”“洪涝灾害预警、响应感知”“个人适应行为”和“防洪主体责任感知”维度设计问卷并进行了调查，得到结论如下：

(1)上海居民中自认为有过洪涝灾害经历的比例很小(16.7%)，有洪灾经历者亦多将洪涝灾害危害性定性为轻微，导致居民中出现“轻微型”(仅造成生活不便)洪灾危害感知的比例较大(30.1%)，并对加强预警和完善防灾减灾预案的认识造成负向效果，不利于洪涝灾害风险感知水平的提高和风险意识的建立。

(2)上海居民的洪涝灾害可能性和孕灾环境变化感知总体偏弱。洪涝灾害的可能性、孕灾环境变化和洪灾影响因素三者的感知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性，担心海平面上升、认为洪灾主要因素是人为造成的和具有洪灾保险购买意愿的居民都更倾向认识到洪涝灾害的加剧发生。居民十分认可洪涝灾害预警、应急响应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但仍有约20%部分居民不关注洪涝灾害相关信息。接受过防洪教育培训和知道防洪施救知识的居民更关注灾害预警、响应类防洪信息。

(3)居民防洪关键区域的感知水平较低，防洪教育培训对避难点、易涝点感知有着极显著的正向影响。居民普遍认同降低洪涝灾害风险是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责任(78.0%)，但部分居民的洪涝灾害适应观表现为对政府的依赖。居民最希望加强城市中工程设施类防洪设施的建设(49.4%)，对洪涝灾害的预警、响应、预案等方面较为忽视。金融保险业和退休人员认为“提升预警能力”最为重要的概率较高，从事“交通运输业”的居民更看重完善防灾减灾预案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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