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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武术文化表达研究

2023-03-10 08:40:11

王玉霞

羌族武术文化是羌族文化整体的重要构成元素和载体之一,是羌族文化在武术方面的一种体现。伴随羌族历史和文化发展所衍生出的羌族武术文化,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价值、社会精神力量和独特文化属性。在对羌族文化的众多研究中,羌族武术及其文化的理论研究较少。“知来路,明未来”。从构建更为科学、严谨和完整的羌族文化理论体系,丰富羌族文化内涵等角度出发,有必要从羌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探寻羌族武术文化根源,梳理早期羌族历史形成、发展和演变对其形成以及变迁之间的关系。对羌族武术文化原貌进行客观和现实的表达,深挖其在新时代下的多重价值,增进外界了解和认同其文化价值,才能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使其保持特有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持续推动羌族文化在传承融合中枝繁叶茂。

“羌”,甲骨文记载中就有族称的民族,又称氐羌或羌戎,是我国西部最古老的民族,不仅民族传承赓续已久,还创造出了具有深厚底蕴的社会文化。羌族武术文化是羌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羌族武术文化是羌族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是羌族人在与自然环境抗争中产生,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完善,与自身生产方式紧密相关的一种知识、技能、经验。羌族武术文化的形成来源于羌族人们的生产生活、军事战争、宗教信仰和民俗习惯,在社会变迁中,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汇融合、巩固发展。羌族武术文化在历经漫长的历史演变后,它的原始面貌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武术,或想象中的“羌族武术”有较大差别。

羌族武术最早可追溯到羌族人在狩猎和战争中形成的一种实用技术,是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技击术。古羌族人为了生存,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为了获取食物或用品练就和习得一身“武艺”,并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将这种“武艺”传教于后人,用于与凶猛野兽搏斗和部落战争之中。此时的“武艺”形式很单一,并且这种技能是单向的。这无疑是早期羌族武术的雏形,称作羌族武术的“萌芽形态”或“原始形态”。

随着历史演进,羌族人的生存环境和与其他族群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甲骨文记载,在殷商时期羌族人已经活跃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商王朝为了掳掠奴隶,不断对羌族聚居地进行侵袭,在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商王朝征伐羌族人的记载。同时,由于商王朝本身的残暴统治,羌族人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和斗争,与其他各族共同讨伐商纣,推翻了商王朝。在东周时期,羌族人随秦西进,逐渐开始散居各地,于是在战争激荡的年代,羌族部落的势力范围、生产生活方式、所处地理环境等都发生了相应程度的适应性改变(1)羌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9.。

古羌族人不仅要在狩猎过程中与凶猛野兽争斗以获得食物,还要与其他民族或同族人之间争夺地盘,抢占资源。羌族人在实践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武术强身健体、止戈抗敌的作用,让最初的“武艺”,从起初的单一技能,变成了具有攻防对抗实战特征的技击术。羌族武术在此时主要表现为军事武术,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搏击。

自宋代以后不同的历史时期,由川、甘、青等地迁来川西北的党项、白马、邓至等诸羌部落,逐步分布定居在岷江上游和四川西北部等地区,形成了现今的羌族聚居区。随着羌族人与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不断融合,他们开始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生产生活方式也由以游牧为主、农耕为辅,逐渐转变为半农半牧,乃至农牧业与手工业、商业并举发展的状态。在此期间,羌族武术逐渐发展成形,并呈现出特有的文化形态,其重要标志就是羌族气功的出现和武术套路的形成。

据记载,古羌族人深谙气功之术。在羌族,掌握气功的人多为释比,他们有运气止血、接骨、吞签、插签等本领,在祭山、除秽、消灾、祈福或为人治病等仪式中使用气功,比如舌头舔烧红的铧头、镰刀,颈部缠铁链条,光脚踩铧头,上刀山等,发功时先意念片刻,由“静功”开始,出新“动功”时结束(2)龙正印,卢永雪.羌族体育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253.。释比们为了增强内功和武艺,通过一代代的口传心授、眼见心会的方式传授气功练习方法,进而达到增进武术内功的目的,这也是他们内炼内养的一种武术练功形式。

武术套路的出现也是羌族武术文化形态形成的标志之一,其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集巫、舞、武为一体的原始文化形态,如羌族的“铠甲舞”。解读《羌族释比图经》中的各种武术器械以及武术动作,也不难发现羌族人早已通过图画的艺术形式将羌族武术文化绘于纸上,流传于后人。

人类学家将文化的结构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四个层级。羌族武术文化的表达,借助于外化于物的“器”、一招一式的“象”,以及内化于心的“道”,具体可表述为这几方面:通过武术表演或对抗使用的器物,武术技艺习练者或传承人的展现,内化于心所折射和反映出的武术元素,以及具有武术文化内涵的民族精神。

(一)物态文化层的表达

能够完美展现和表达羌族武术文化的最好方式,便是通过可感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实物,抑或是与羌族武术密切相关的各种武器、兵器或实物史料。《北史》卷记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3)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845.根据文献资料记载和羌族博物馆陈列展品,1992 年在茂县牟托村挖掘出土的一大批战国文物中,与武术相关的兵器种类和数量繁多,以青铜器为主,如铜戈(鸟纹戈、虎纹戈、蝉纹戈、蜥蜴纹戈)、铜矛(人头纹矛)、铜戟(蛇纹戟)、钺、铜柄铁剑(长)、铜剑(短)、青铜宽首双鞘剑(短)、夔龙纹柳叶剑等。据博物馆馆长介绍,当时发掘出土的这批文物中除了各种兵器外,还有大小不一的青铜鼎、陶器以及铜纽钟等。这些“器物”不论是作为陪葬的“礼”器,还是作为战争或习武使用的兵器,都说明羌族武术在历史早期就确实出现,也说明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此外,出土于龙溪乡直台寨的战国时期的“青铜戈”,西汉时期的“山子格铜柄铁剑剑柄”等,都能佐证上述观点。

根据另一史料记载,公元6 世纪,羌族就有较发达的武器手工制造业,大多数武器都是靠自己采矿、冶炼。早期羌族使用的武器种类主要有弓箭、刀、矛、剑等(4)龙正印,卢永雪.羌族体育研究:253.。“人皆用剑,不战以负剑行。”(5)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251.剑尤为羌民所好,这与羌族人长期征战、经常习剑和随身佩剑有关。现今羌寨中,仍然可见一种形态高大、面目狰狞的“石敢当”,它们的口中都含有一把利剑。如今羌寨的“石敢当”充当门神,用于镇宅、辟邪。

还有一些羌族特有的、典型的武术器械也与武术发展紧密相关。

神鞭,一种出现在古羌族中最早用来作为御敌和驱赶外族侵犯的神奇武器。如今在茂县羌城还能见到神鞭的传承人向人们展示这项传统技艺。神鞭,是一种长、软、单器械,使用一种产自羌族地区特有的麻编制而成。鞭可分为鞭头(握把)、鞭身以及鞭尾三部分,全长足有四米。神鞭的使用需要强大的腰腹和手臂力量,并且要求习练者具有相当程度的协调性,眼疾手快,手脚并用,力量威猛,且能在鞭高速飞转的同时,迅疾转向相反的方向猛地发力,致使鞭身在空气中强力摩擦,发出清脆、具有高度穿透力的回响声。不具备一定武术基础的常人,无法掌握这种特殊武艺。

吹鞭,另一种类似“神鞭”的器械,是游牧羌民牧羊时使用,用羊骨制作而成,是羌笛的起源之器。后来牧民为了便于牧羊,就在羌笛上接一根“鞭子”,既可以吹奏,也可以通过挥鞭或用鞭子夹裹小石块向较远处物体精准击打,以此来指挥和围赶不裹群的牛羊。这项技艺对练习者的挥鞭技巧和击打准确性要求很高,也是羌族武术文化的另外一种表达形式。

麻龙,是羌族特有的一种器械。在用来舞龙的杆子上方雕刻龙头,龙身使用麻制作而成,因此得名。舞麻龙,一种祭祀舞,是古羌族人民久旱祈雨的一项祭神活动。从技术动作原理和表现形式来看,类似于现代艺术体操中的带操技术动作。舞麻龙作为一种原始武舞或技术,从其本身所包含的体育技术动作元素来看,它含有武术器械棍的各种动作和方法原理,其中一些动作展现出羌族武术器械套路的编排方法和展演技巧。

师刀,也叫法刀,是羌族释比在做法和祭祀活动中使用的法器或道具,运用劈、斩、砍、刺等技术动作来对付和除去污秽邪物。它样式各异,有短有长,为钢制或铁制(6)罗晓飞.羌族释比法器的造型与装饰解读[J].艺术探索,2012,(2).。释比法刀作为羌族民间一种祭祀的武器,通灵达神,代表至高无上的神及其威严无穷的力量。因受宗教思想的影响,它除了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地域文化特征外,还含有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武术文化内涵,是古羌族人图腾崇拜思想在使用武器方面的一种外在物化表现。

随着羌族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羌族武术依存的生态土壤和“器”“物”将不再会出现在现代人们的生活中。传承这种文化的相关器物,只有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和方式对其进行必要的抢救和保存,这样才能在将来更好地表达和展现羌族武术原貌。

(二)制度文化层的表达

羌族人崇尚自然,信奉万物皆有灵,他们把各种现实意愿诉诸“神”,这种信仰在羌族社会沿袭至今,在人神之间沟通的媒介就是他们的精神领袖释比。释比是羌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大师,也是羌族社会中口述文化传统的集大成者(7)陈安强,刘汉文.汶川地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保护——以“释比”与“释比文化”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1,(5).,在羌族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文化规范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地位。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释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作一种规约符号,是羌族文化的一种精神象征和形象代表,也可以说是羌族社会制度的象征。释比正是依靠《羌族释比图经》这样一部“圣书”来获得“神灵”的旨意和安排,并通过他的语言、神情、动作来表达和传递这些信号。

《羌族释比图经》全面地展现了羌族祭祀、狩猎、婚姻、丧葬、军事、兵器以及生产生活等场景,融入了有关祭祀、体育、民俗等内容,有大量武术器械使用和与武术相关的动作。其中能解读和印证为“武”或与羌族“武术”相关的篇幅共有60 幅,涉及有关武术器械的图画约50 幅之多(8)卢永雪.《羌族释比图经》中武术文化特征解读[J].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17,(3).。

《羌族释比图经》可用于分析羌族武术文化特征。图1 可以清晰地看到各种武术器械或兵器,如锤、刀、斧、枪、箭、棍、大刀、锏、双锤、蛇矛、匕首等。通过图经还可以看到各种练武的步型、手型以及拳腿动作:有的盘腿打坐,静修内功;
有的推掌发力,练习基本功;
有的舞刀弄枪,形似对练表演;
还有的单腿提膝,气定神闲;
更有手持不同双器械,展示非凡武功……但不论是作为一种技击术,还是作为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手段和方法,都反映了古羌族人注重健身养生、追求身体的外形塑造、局部力量的练习以及器械技艺精熟的武术文化特征。图经中部分图画显示羌族武术与宗教祭祀紧密相关,并以祭祀活动为载体,充分展示羌族人尚武、尚力的民族精神;
很多图画中的人物“对打”,体现了武术文化技击性的本质特征;
有的手持不同的软、硬、单、双器械,尤其是双器械,更能体现羌族人对武术器械的控制力和协调性。他们通过长期不懈的习练和实践,精通掌握武术器械技艺。

图1 《羌族释比图经》部分图片

这种展现身体形态和武术技能的特殊表达形式,是对当时无法用本民族文字记载下来的羌族文化进行最为直接的表达。可以说,《羌族释比图经》是羌族武术文化形态最终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议话坪,羌语称“而母孜巴”。辛亥革命之前,每个羌寨都有议话坪,主要是用来商议、讨论重大事情的地方,是古羌族人原始民主制的遗俗。除此之外,它也是羌族人练武、比武、检阅羌丁武装、推选寨守等的地方(9)陈蜀玉.羌族文化[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226.。可见羌族人尚武、崇武、练武的民族风俗由来已久,练武是每个羌族男丁生存必备的技艺。

武举制是羌族武术文化的缩影和展现,武举人更是羌族武术传承的主要载体和活化石,练武场是羌族武术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标志和保证。“武举制,始于唐朝,但事实上非正式武举制从隋朝便开始了。隋唐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武勇之材皆应时需召拨而无定规。”(10)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140.根据资料记载,早在明、清时期,羌族地区考取武举就有30 余人。在清朝时期,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阿坝州)的武术活动已有很多。因边区练兵和戍边需要,在理县薛城就设有一个协台,在薛城东门修建了一个长100 米、宽70 米、尾有一座演武厅的校场,场中心建有点将台,每年春秋两季都要训练维茂三营的汉兵和屯兵。训练项目有刀、大刀、剑、戟、长矛、弓箭、火枪射击等。这个武场也用作录取武秀才、武举人的考试场地。汶川县雁门过街楼尚石全就是当时的武秀才之一(11)杨志荣,刘文.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民族体育志[M].巴蜀书社,1993:69,104.。

近代的羌族武术发展主要是通过驻军和教会两条渠道在阿坝州进行。在南坪也设有武营。南坪城关有一地带为校场坝,内设有演武厅、靶子墙、马道子、马窝子等练兵设施,是当时练兵、习武和试录武举的地方。据《南坪乡土志》载:“尝谓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备者必有文事,是文事既不可废,而武备尤不可忽也。”当时南坪就有武庠(清朝的武将官名,也为武术学校的学生),包括黄占魁等十六人(12)杨志荣,刘文.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民族体育志:69,104.。

1924 年,理县美会基督教牧师毛树森颇擅长武术。他多次参加成都大庙会的武术擂台赛(也叫“打金章”),获金章多次。此外,他还教授当地青少年习武,带领毛门习武学徒在薛城会府坝表演献技,表演内容有耍花枪、剑术、齐眉棍、单刀和拳术以及拳术对练,而毛树森牧师也亲自参与并表演线垂,吸引观众无数。后因牧师去世,他在当地的传武也随之终结。后来在茂县举行的各届运动会比赛中还出现“双剑”“燕青拳”“七星棍”等武术表演(13)杨志荣,刘文.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民族体育志:69,104.。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羌族武术的表演形式和内容不断丰富,文化内核也持续深化,羌族人的尚武传统,也最终演进为一种制度文化。

随着教育和科技的发达,羌族人民早已摆脱对万物神灵原始的自然崇拜,原有的羌族武术依存的社会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和满足羌族文化发展需要。羌族武术在新时代民族文化振兴和文化产业跨越发展的新制度下,被激发出了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三)行为文化层的表达

羌族武术常常外化于各种民风民俗形态的行为文化。

铠甲舞与早期羌族武术文化的形成紧密相关。武舞与武术在原始文化形态中本为一体,也是原始部落进行军事训练,为战争做准备的主要形式(14)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140.。羌族的铠甲舞,又称武士舞,或者大葬舞,后来逐渐演变为大型活动或节日庆典的仪式。据记载,铠甲舞最初完全是对战争的模仿。舞者手执长矛、长剑、短刀或尖刀,身背弓箭。数人中有一两支猎枪,队形成单行,呈长蛇阵(15)陈蜀玉.羌族文化:226.。跳前,先由“许”打卦问卜。仪式完成后,由圆阵起,然后形成两派对阵,相向而动,时而方之,时而圆之,长弩飞舞,肩上挂的铜铃叮当作响,吼声入云,仿佛古战场浴血奋战的厮杀(16)陈蜀玉.羌族文化:226.。铠甲舞的动作既有作战中各种兵器的刺杀技术,也有充满神秘和艺术色彩的舞蹈动作;
既展现“舞者”的强有“力”,也体现“武者”的超强“技”。这是“巫者”的“力”与“技”的完美结合,更是武士们军事素养的展现。这些集舞、武、巫合一的动作组合与武术套路有许多相似之处,对羌族武术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举石锁,在羌族广为流传。农闲时节,羌民常相聚习武,以强身健体,提高防卫能力。在现今羌族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比赛中仍有举石锁,另一种练习形式叫提石墩,属于竞技类项目。以前,这是羌族练武之人手臂、腰腹力量练习的辅助方法之一。

武艺比试。在羌族每年举行的传统祭祀活动转山会(又叫祭山会)上,会有羌族成年男子聚集在议事坪比试武艺、枪法、射击等传统技艺,胜出者借此来展现神灵赐予的强大力量,由此在族人中获得较高声望,并获取一定的物质奖励。

羌族摔跤,有击、摔(拿)等技法,与中国现代散打项目极其相似,选手在裁判的参与下,使用允许的技法徒手将对方摔倒在地即为胜,是非常独特也最能体现和表达羌族武术文化形态的羌族传统体育项目,符合武术技法原理和技击对抗特征。

在羌族武术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流传下来的类似于铠甲舞、摔跤、举石锁等这些羌族特有的集体尚武行为和民族尚武风俗,在羌族社会的今天仍然流行。它已与羌族人生活密不可分,并以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形式长久融入到学校体育、民族运动会、大型庆典表演活动等行为之中。

(四)心态文化层的表达

羌族武术文化在历史的积淀下逐步内化于心,凝结为一种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

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特殊的居住环境、地理位置和民族变迁形成了古羌族人特别的心态文化。《羌族释比经典》对羌族民族英雄赤基格布的描述为:“头如斗,耳如扇,目如环,齿如指粗,臂长八尺,身高二丈,足长三尺。一岁吃母乳,与另一乳战;
两岁坐父怀,手足不停作战;
三岁持棍棒,指天戳地而战……”(17)四川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羌族释比经典[M].四川民族出版社,2008:147 -151.这些传说虽然略显夸张,但是古羌族人从小接受武艺训练,养成尚武、习武的习惯,这样的民族心理是现实社会需要的一种客观表现。古羌族人早期居无定所,多经周折和迁徙,大多被迫生活在地理位置偏远、自然条件恶劣的半山峡谷。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经常与外族发生战争和争斗。经过长期反复练习和实战,他们养成了尚武、习武和勇猛好胜的民族风气。

古羌族人的这些尚武习俗的养成,也与他们当时所处的动荡社会环境和对封建统治不满有关系。《后汉书·列传·西羌传》中述道:“中元元年,武都参狼羌反,杀略吏人,太守与战不胜”,“其(西羌)内属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塞候时清,则愤怒而思祸;
桴革暂动,则属韃以鸟惊”(18)范晔.后汉书:2875 -2876.。由此可见,古羌族人在面临酋豪的盘剥掠夺和地方官吏的随意驱掠以及杀害时,没有忍辱苟且。他们迫于生存需求,不堪虐待和屠杀,于是奋起反抗。史料记载,商周时期和东汉时期羌族人曾以多次波澜壮阔的斗争来反抗当时的统治。这些都反映英勇的古羌族人刻在骨子里的不畏强敌、敢于反抗以及善于与封建势力斗争到底的民族精神。这是羌族武术文化内化于心的表现。

羌族武术文化的表达方式为古羌族人最早的狩猎技艺、生活技能、军事技法、祭祀动作、武舞套路、内功修炼术、较力较技把式等,它们与羌族的历史发展、文化生成、宗教祭祀等紧密相连,也与羌族仅有口头语言没有文字这种特殊的民族文化传承方式相符。羌族武术文化长期出现于羌族人的群体性活动之中,依赖并依存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它的功能和形态随着羌族人的生产方式、生存条件、居住环境、军事政治经济等发展的影响而变化。虽然对原生形态羌族武术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困难重重,但通过因地制宜、顺应潮流和重在发展等保护性策略,在发扬羌族人固有的尚武尚力、自强不息和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基础上,仍然能够激活羌族武术文化固有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我们唯有以开放的姿态融合其他民族的武术文化元素,才能不断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持续发展,才能继续为促进人民身体健康、社会经济发展和优秀文化繁荣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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