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启福，李虎峰，苏慧娟，黄杰龙，张慧琳

(1．福建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福州 350002；
2．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福州 350002；
3．福建工程学院 互联网经贸学院，福州 350011)

2000年以来，中国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但同时也在人口、 资源、 环境等领域暴露诸多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过去的发展方式进行审视与反思，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简称“两山”理论)的重大理论研判[1]，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新时代发展的根本遵循[2]，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3]。自2005年“两山”理论提出以来，“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进与“自下而上”的多样实践相互结合，推动“两山”理论实践的不断丰富[4]。国家层面通过国土空间布局和规定各类红线等有关规划提供了“两山”转化过程的空间发展布局，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目标，对“两山”转化的发展方向做出了明确要求；
各地区在“两山”转化实践过程中尝试并探索出了诸如“林票”制度、森林生态银行、生态价值补偿等具代表性的可行模式；
已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山”转化过程中“如何转”的问题，通过对案例的研究，总结出了经济生态生产总值核算[5]、碎片化资源集中收储[6]、生态经济特色品牌打造[7]、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8]、农旅融合[9]等成功经验。但是，“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成功转化，不仅需要对过程经验进行梳理，也需要对选择依据和现实要求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克服孤立单向的机械论思维和研究方式，深入研究“两山”转化过程中的相互促进与发展问题[10]。在“两山”转化实践过程中，有些地方侧重短期效益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从而导致风险显露，发展后劲不足；
有些地方过分强调保护，难以实现各类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陷入“资源诅咒”，割裂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然而，已有的“两山”转化的成功案例基本以“自上而下”的政府统筹包办式发展为主，基层组织在实践过程中往往缺乏对自身时空条件的清晰认识，难以衔接不同阶段间的路径，不能够有效地响应“两山”转化的现实要求，抗击风险能力和可持续能力不强[11]，很难形成“自下而上”生态富民的内生发展动力机制；
最终导致“两山”转化实践过程中，上下级组织协同存在困难，同一区域内各主体间合作受到阻碍，影响到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共同参与治理，共同享有社会治理成果的“共建共治共享”目标实现。基于此，拟从“两山”转化的选择依据、现实要求和实现路径3个层面对困扰“两山”转化的现实问题进行梳理和解释，回答“两山”资源从生态价值激活到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全过程中存在的“两山”资源“何时转？”“如何转？”“向哪转？”等具体现实问题。

“两山”的转化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发展目标上形成共鸣，高层规划、中层配套和基层实践能够良性互动。各地在“两山”资源开发利用和路径转化过程中根据所处的空间位置，明确自身定位和功能。在具体转化过程中还需要结合效益预期和发展基础等客观条件，考虑长期影响、追求可持续性发展逻辑，因地制宜地选择生态修复、资源活化开发、产业做大做强、成果共建共治共享等不同路径。

1.1 按照政策要求，保障良性互动

“两山”转化需要高层的规划设计、中层的配套供给和基层的有序参与。这一从上而下发展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政策制定、参与的互动和协同。从相关的政策发展脉络可见，高层对“两山”转化已有明确的方向指引和发展要求。“十四五”规划中提出涉及生态文明、民生福祉、社会文明、改革开放、经济增长和国家治理领域的六大新目标，给“两山”资源的利用和转化指明了方向。各地政府都要围绕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立足地方实际情况，在“两山”转化的生态修复、价值激活、做大做强、共建共治共享等过程中，从土地、人才、资金、公共服务、利益分享、风险承担、权责管理等方面给予足够的支持，充分做好配套实施规划和政策指导。作为“两山”转化具体执行者的基层政府需要努力扩大自身的参与能力、发展能力，不能过度依靠上位扶持政策，在对当地实际情况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有计划、有目标地参与和实施“两山”转化，争取形成上下目标一致的发展格局和行动计划。

1.2 依据区位功能，实现因地制宜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从国家层面限定了国土资源的开发方向、发展目标和发展限制，提出要立足资源环境承载力，发挥各地比较优势，逐步形成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城市化地区“三大空间”格局。各地区在“两山”转化过程中既要遵循高位布局，更要立足地方区位条件。“两山”转化路径不能一概而论，需要结合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生态功能区的主体功能是提供生态产品，应优先考虑生态保护与修复，将激活“两山”资源的生态价值作为首要任务，统筹当地生态承载力和生态生产总值的核算工作，采取诸如兴修水利、植树造林、防治水土等治理手段逐步修复和保护“两山”资源的生态价值。农产品主产区的主体功能是提供农产品，在转化过程中应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承担乡村振兴的目标和任务，推动“两山”资源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文化价值、技术价值、社会价值等的转化。城市化地区的主体功能是提供工业和服务产品，通过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等方式，加强对资源价值的深入挖掘和高效利用，将生态资源和产业通过横向开发拓展、纵向产业重组等方式，逐步实现“两山”的做大做强。此外，需要树立“共享”的发展观，根据“三大空间”的发展需求和人民需要，优化基础设施、重大生产力和公共资源等布局，令各地区能够充分享受到“两山”转化带来的福祉，促进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形成。

1.3 评估效益预期，约束发展过程

2021年3月中国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正式出台，使生态文明建设迎来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性政策的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关口[12]，无论是发展问题的发现与修正，还是发展目标的实现都需要经受时间检验。然而，对经济、生态、社会等效益急功近利的思想使得“两山”转化过程中往往缺乏对行动风险的预期评估，低估风险可能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并最终留下一系列遗留问题。在“两山”转化的实践过程中存在大拆大建和过分追求短期效益的发展逻辑，偏向追求单一经济或生态效益的实现，对文化、科技、社会等其他效益的关注不足，违背了“两山”转化的理论逻辑和理论目标，缺乏可持续发展路径，很难经受时间的考验。因此，通过强有力的监督、奖惩机制等约束性条件进行效益评估，从而保障相关项目的可持续推进是“两山”转化顺利进行的迫切要求。

对“两山”实践的选择依据和具体路径进行梳理，发现“两山”转化路径受到3个方面的限制：一是制约“两山”转化路径选取的限制性前提，如资源约束、生态红线和转变方式的适应性；
二是促进“两山”转化有序进行的发展性要求，如产业培育、收入分配与生态效益兼顾等；
三是确保“两山”转化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性条件，如运营机制、监管模式与巩固性政策保障等。其中，限制性要求是前提，发展性要求是根本，保障性要求是关键，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图1)。

图 1 “两山”转化的现实要求Figure 1 The realistic requirements of “Two Mountains” transformation

2.1 限制性要求制约转化行为

“两山”理论是在资源环境承载力告急、生态破坏现象严重、能源约束趋紧的背景下提出的，旨在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贫困”。因此，“两山”转化实行过程中需要将“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作为理念底线。空间红线是对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要素在空间分布保有量的要求，包含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和自然资源利用上限，是关于“两山”资源转化的高位准则，对于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作为行为基线，“两山”理论是关于发展的阶段论，从盲目挖掘“绿水青山”到固守“绿水青山”，从唯“金山银山”到“两山”兼得，体现的是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与经济发展目标间关系的转变。坚持理念底线是根本，严守空间红线是核心，遵守行为基线是要求，三者互为约束，构成“两山”转化的限制性要求。

2.2 发展性要求解决本质需要

“两山”转化是凭借自然资源禀赋使生态资源保值增值的过程，实践过程要能够利民富民，这是“两山”转化最本质的需求，也是“两山”转化过程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微观层面，“两山”转化隐含着对收入提升的要求，需要在加强生态保护的同时，打破固守“绿水青山”的思维，拓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概念。在中观层面，通过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的协同推进，以产业为依托，整合生态资源，催生集绿色空间、绿色行动和绿色发展为一体的绿色产业。在宏观层面，需要考虑不同区域间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坚持系统观念综合治理，考虑全局性谋划，加强战略性布局，实现前瞻式思考，推动“两山”转化过程中系统与系统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实现“两山”转化基础共建、问题共治、成果共享的目标。

2.3 保障性要求确保各方权利

“两山”转化需要通过政策制度的设计，明确转化过程中参与者的权责利关系，以此推动稳定高效的市场化运营，保障“两山”转化过程的有序运行。政府在“两山”转化的过程中既不能喧宾夺主也不能袖手旁观，要将放权与责权兼容并施，适时适当的政策设计明确权责利关系，引导各区域各群体积极响应广泛参与。因此，“两山”转化不能成为政府的试验品，又不能当企业家的牟利工具，转化过程中的“权”由人民赋予、“责”由人民共担、“利”由人民共享。政府、企业和个人作为权责利的主体需要同心协力，积极参与到“两山”的管理、监管过程。在通过政策制度明确权责利关系的基础上依托市场化运营，通过发挥企业的自主权、人才的创新意识实现“两山”转化的自主性。

截至2022年，“两山”转化较为成功的案例多集中于生态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4]，而生态资源匮乏、自然条件恶劣或受制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条件的地区在“两山”路径实践过程中存在阻碍。因此，通过总结“两山”转化实践的成功经验，可以归纳出一条“点—线—面—体”相结合的发展思路(图2)，串联“两山”转化过程中的各项现实需要，同时指导各地“两山”转化过程中，找准自身定位，有效衔接不同阶段路径。“两山”转化的起点源于对“两山”资源的保护性修复，由点到线联结，通过接合“两山”资源与生态价值两点，实现生态价值的外溢。由线到面扩展，认识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间的统一关系，将生态价值活化开发为经济、文化、社会、技术价值等价值。由面到体整合，横向纵向延伸各活化成果，通过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实现“两山”资源的规模化和综合利用，做大做强“两山”。区域联动，通过体系共建、问题共治、成果共享等方式实现共建共治共享“两山”转化的最终格局，实现全面融合。从发展阶段而言，“两山”转化可以遵循循序渐进的转化路径，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跨越式转化路径。

图 2 “点—线—面—体”相结合发展的各阶段“两山”转化路径图析Figure 2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of “Two Mountains” in each stage of development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Point-Line-Plane-Cube”

3.1 由点到线：“两山”资源生态价值的激活

“两山”转化的前提在于“绿水青山”的保护和修复，由点到线，通过生态核算、生态保护修复等方式串联起来“两山”资源和生态价值两点。“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要求在确保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考虑经济增长方式的可行性，保护好生态环境、生态资源就是守护好“金山银山”。将有开发潜力的资源进行生态价值核算，或对需要进行开发的资源进行修复和保护。通过生态价值核算和资源保护修复将各类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和组合利用，以实现“两山”资源生态价值的外溢。

3.1.1 生态价值核算以确定“两山”资源开发价值

在对“两山”资源进行保护修复以实现其生态价值前，需要通过生态承载力(ECC)、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经济生态生产总值(GEEP)等方式，核算一定区域内生态系统在一定时间能够为人类提供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掌握生态环境的状况、生态破坏的治理程度，为管理决策和合理利用生态系统提供依据[13]。在核算过程中，由于定价来源的参考资料较多，核算的结果就会存在差异[14]。在具体的核算案例中，核算范围大小不一，既有根据省[15]、市[13-14，16]、县[14，17]等行政区划进行的核算，也有以地理[5]、生态空间[18]为范围进行的核算。有学者基于量纲统一后的能值对徐州市GEP进行核算[19]；
亦有学者将GIS技术应用到昆明市呈贡区GEP的核算之中[14]；
同时，一些学者在经济系统产出(GDP)的基础上，增加了生态系统的生态调节收益(ERS)以及不合理生产过程中导致当地生态环境退化成本(ERC)，以此计算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经济生态总值(GEEP)[5]。

3.1.2 生态保护修复以激发“两山”资源生态价值

基于生态核算，通过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尽快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然后进行管理运营，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提升和外溢，进一步推动“两山”资源生态价值的活化开发。在具体案例中，河南栾川县提出“生态立县”的口号，完成矿山生态治理面积76.77万m2，生态植被恢复面积355.5万m2[20]，消除区域地质灾害隐患，恢复耕地面积，改善人居环境，产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效益；
福建长汀县通过规模造林、重建植被等方式治山治水，森林覆盖率从58.4%提高到80.3%，森林蓄积量提高到1779万m3，湿地面积达3513 hm2，空气环境质量常年维持在Ⅱ级标准以上[21]，有力地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三江源生态工程实施的过程中通过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动态监控，发现在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后5年内呈现草地退化面积比例显著减少，改善面积比例显著增加的趋势，70%以上的草地处于改善状态[22]。

3.2 由线到面：“两山”资源的活化开发

“两山”转化的关键在于“绿水青山”的活化开发。过分对立“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间的关系，强调生态环境、罔顾发展需求，最终也很难保有“绿水青山”。只有实现由线到面的扩展，才能真正架起“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间的桥梁，将外溢的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力，转化为民生福祉。由线到面，“两山”理论中的“金山银山”不仅仅体现经济价值，还可以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包括生态价值等自然形态价值，以及基于该价值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在生态优先的基础上，学会经营生态环境，考虑经济增长、文化发展、社会进步的可能性，实现“两山”资源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文化价值、技术价值、社会价值等的转化。

3.2.1 “两山”资源经济价值的转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蕴含了由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论”。根据自然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地方文化特色，以保护为前提对自然、环境、气候等资源加以开发利用，通过内部发展特色生态产业以及外部生态产权交易等路径实现经济价值的转化。通过依托当地特有的资源优势和生态资源发展林下经济等可将生态资源丰富的林区山区等转变为兴农致富的舞台。截至2019年，中国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面积超过4000万hm2，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23]。以山东省费县为例，该县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将当地丰富而分散的自然资源重新收储整合利用，挂牌运营全省首家“两山银行”，贷款主体以流苏树(Chionanthusretusus)、楸树(Catalpabungei)等生态资源为抵押，获得首批750万元的授信额度，推动生态产品价值的量化和实现，实现资源向资产的转化[24]。

3.2.2 “两山”资源文化价值的实现

通过各类生态工程项目的建设，向公众提供高水平的生态文化产品，丰富居民的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激活“两山”资源的文化价值，将生态文明的观念融入社会文化艺术、日常生活活动中。福建省莆田市在木兰溪治理过程中融合了莆田人文、治水文化、生态堤景、休闲运动等元素，串联淡水湖景与人文景观，形成了木兰溪两岸人文及自然生态景观带；
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将农业发展与自然风光、新村建设、农耕文化、巴人文化、红军文化等相结合，打造不同主题的乡村旅游项目，2020年实现农事体验收入8亿元、农业节会活动收益5亿元、农家乐和民宿等收益12亿元[9]。

3.2.3 “两山”资源技术价值的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在“两山”转化实践过程中，需要深入推动数字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精准呈现生态资产各类指标，提升生态与经济相互转化的效果。绿色科技体现了经济、社会和生态三重价值，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持，对于占据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沿具有关键意义。浙江省德清县运用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打通58个部门，录入9亿余条数据，将德清农林产品、水资源、大气环境等生态环境相关数据流汇聚形成“生态资源数据库”，将无形的生态资产转变为有形的价值[25]；
安徽省和县通过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加快绿色食品开发，推动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孵化新型经营主体，实现总产值51.0亿元，主导产业产值46.5亿元[26]，助力“两山”资源技术价值的形成。

3.2.4 “两山”资源社会价值的落实

“两山”资源的生态价值在活化为经济、文化、技术价值的过程中，还需要将部分转化效益保留在“两山”资源所在地，主动将周边居民的生计发展纳入管理范畴[27]，通过提供工作机会、稳定收入来源，使当地也能够享受到生态价值转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红利。在社会价值的落实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提升自身参与水平和参与能力，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有效盘活生态资源，推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企业、集体、农民”三赢模式，为地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28]。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通过种植高附加值的羊肚菌等生态农业特色产品，实现“两山”转化在助推巩固脱贫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方面的积极作用；
浙江省宁海县充分挖掘当地特色生态旅游资源，通过对山区、林区进行生态修复与保护，修缮500 km2首条国家登山步道，带动当地农产品销售超过7.50亿元、沿线农家乐营收达4.00亿元、当地民宿营业额达2.03亿元等，从而推动当地居民增收致富[29]。

3.3 由面到体:“两山”资源的规模化综合利用

“两山”转化的重点在于“绿水青山”的规模化综合利用，由面到体，需要以做大做强“两山”为目标，横向整合经济、文化、技术、社会等各类活化价值，纵向延伸各类活化成果的产业链，以此扩大“绿水青山”转化成果的辐射面。在“两山”转化过程中，不能仅依靠小范围、小规模的资源活化，对于生态产业基础坚实的地区需要及时转变发展思路，对于区域资源进行统一管理、统一经营，解决“两山”转化过程中产业链较短、培育方式单一、资源整合困难、发展内容孤立等问题，利用原有产业基础实现“两山”资源的规模化综合利用，做大“绿水青山”，做强“金山银山”。

3.3.1 生态产业化做大“两山”

生态产业化关注以生态资源为主的产业开发与扩展，横跨生态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等不同的系统，需要协调好包括经济社会发展、自然生态和普通民众在内的多个主体的利益诉求，助推各产业间的有效衔接。山东省蒙阴县初步构建生态为本、农业为基、农商文旅互促共融的综合产业，构建生态循环产业链条，通过减少化肥等原料的施用，提升产品品质，实现全产业链条增值，“蒙阴蜜桃”品牌价值266亿元，助推乡村振兴[30]。吉林省抚松县在强调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推动生态产业发展，构建旅游服务业、医药健康业和绿色食品业等产业，畅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共计带动地方就业10万人，拓宽群众致富渠道[31]。

3.3.2 产业生态化做强“两山”

做强“两山”要求将传统发展思维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思维，优化特定地域空间内的产业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倡导循环经济和绿色化工，将绿色理念贯穿生产全过程，在满足产品性能、质量和成本要求的前提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废弃物的最小化，利用较少的资源环境代价获得较高的经济生态效益。浙江省宁海县坚持产业生态化的道路，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推动产业集聚，加强循环，带动宁海综合实力再上一个新台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万元[32]。天津市通过能源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减少重复生产、增强企业协调、提质增效等方式，在“十三五”期间连续超额完成年度能耗“双控”目标，能耗强度累计下降19.1%，2021年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达70.4%[33]。

3.4 区域联动：“两山”转化的共建共治共享

共建共治共享，即共同参与建设、共同参与治理、共同参与分享[34]。共建共治共享既是“两山”转化的实践方式，也是发展目标。行政区划有界，但生态系统互通，“两山”转化成果的巩固，需要不同功能定位、不同发展基础的区域之间在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相互协同，相互合作。经济发达地区生态环境的安全稳定、资源的持续供给，离不开生态资源丰富地区环境安全和自然资源的支持。按照区域公平发展原则和生态补偿、资源补偿理论，这些地区应当获得资源输入、生态受益地区的经济发达地区的支持。一些生态资源丰富的地区交通不便、工业落后、人才匮乏，在短时间内缺乏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能力，也需要经济发达地区各种要素的输入，提升其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绿色农业、生态旅游业、康养产业的积极性。

3.4.1 “两山”资源的共建共治

社会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多层面和全方位的共同努力[35]。共建共治要求区域内的各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利益相关者通过谈判协商，伙伴合作等方式参与区域公共事务的集体决策、集体行动，通过开展生态共建环境共治，构筑多层次、网络化、功能复合的生态治理空间格局，实现功能互补、利益共赢。成都都市圈成德眉资四市构筑多层次、网络化、功能复合的“一心一屏三网三环多片”生态空间格局，开展生态共建环境共治，统筹规划区域生态生产生活空间，推动成德眉资生态环境建设一体化。浙江省通过“五水共治”系列组合政策，以治水为突破口持续推进环境污染综合整治，破除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各自为战、职能交叉的尴尬局面，通过流域内各地联合开展河流治理、人居环境整治等活动，持续优化水生态空间布局，加强自然河湖、湿地等水源涵养区空间保护，串联沿线的产业基地、民宿、农庄、景点、景区等资源，实现优势互补。

3.4.2 “两山”转化成果的共享

共享既是发展目标也是发展方式。发达地区可依托各类工业园和生态农业园区的建设与结对地区和部门的衔接，从而实现精准帮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之间的共享，可加强产业、市场、就业、智力等各要素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最终共享建设成果，实现欠发达地区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快速有效转化。例如江苏省苏州市通过对口帮扶贵州省铜仁市产业发展，形成德江县食用菌、思南县茶叶等特色产业集群，有效带动了12.98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36]。一些生态资源良好、环境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也可以利用“反向飞地”[37]进行单一优势集聚，打破地缘限制，打通产业资金人才链，实现孵化在外地，生产在当地的新模式，最终实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同时，需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群众充分共享绿水青山生态优势转变为金山银山经济优势带来的福祉，努力构建党建引领，政府、群众、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一是“两山”转化路径的正确选择在于准确评估区域内“两山”资源的政策需求、发展基础和利益风险等条件。“两山”转化过程首先需要高中基层间的良性互动，通过由上而下的政策意志与由下而上的发展需求相契合并产生共鸣；
其次需要依据国土功能分区，立足资源环境承载力，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在转化过程中各有侧重；
最后需要对当地生态环境、经济社会条件等有明确的认知，正确评估“两山”转化过程中存在的利益与风险，在看重效益的同时，更要兼顾潜在风险及风险承受能力。

二是“两山”转化的顺利进行需要从限制性要求、发展性要求和保障性要求3个层面进行综合考虑。限制性要求提出要正视资源约束带来的发展限制，并在不改变生态红线的基础上保证转变方式的适用性；
发展性要求提出要统筹“两山”转化过程收入分配、产业培育和区域协调的多维目标，实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系统性和可持续性转化；
保障性要求提出要从运行机制、监管模式到政策支持对“两山”转化过程保驾护航，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不断推动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三是“两山”转化的实现路径需要遵循“点—线—面—体”相结合的系统化发展思路，做好不同阶段路径间的有效衔接。在这一过程中，由点到线的转化思路适合“两山”转化的初级阶段，实现“两山”资源的生态价值是根本，主要进行的是资源的修复保护和生态价值评估；
由线到面的转化思路适合“两山”转化的中期，实现“两山”资源的活化开发是关键，主要进行的是“两山”资源的多样化机制转换，保证资源的增值增效；
由面到体的转化思路适合“两山”转化的成熟阶段，“两山”资源的规模化与综合利用是重点，实现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发展目标；
“两山”转化的最终目标应当是实现成果的共建共治共享，使生态文明成为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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