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秀丽 杨晶晶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730000）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把握世界发展潮流、人类命运走向上展现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能够形成共识，一方面是由于它顺应全球发展趋势和世界人民的普遍期待，是在总结世界发展大势与中国外交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
另一方面则在于其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与曲折，逐渐形成了王道睦邻的交往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先义后利的伦理观、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等重要思想。这些思想蕴含的丰富智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成的内在基因，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政治、安全以及文化等多方面的重要启示。

只有和平稳定才能促进共同繁荣。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古代王道睦邻的交往观崇尚以仁为核心的王道思想，推行睦邻交往政策，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哲学，为今天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提供重要政治启示。

（一）王道睦邻的中华传统交往观

“王霸之辨”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尊崇王道、反对霸道是中国历代王朝奉行的基本治国思想，也是中国传统外交哲学的重要原则。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与邻里的友好关系，主张在“仁”与“礼”的基础上展开对外交往，反对恃强凌弱的侵略战争，提出推己及人的交往理念。这种王道睦邻的交往观是中国古代和谐思想的延续与发展。

1.推行王道睦邻交往的政治传统。“邻里”关系作为一种以地缘纽带为基础的政治关系，对于具有深厚农耕文化传统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管仲在《管子·枢言》中提出“邻国亲，则举当矣”，强调近邻在国家交往中的特殊地位；
《左传·僖公五年》通过虢灭虞亡的事例指出相邻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是“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左传·隐公六年》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亲仁善邻是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十分重要的相处之道，与邻邦保持亲近、友好的关系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治传统。除了在邻里关系上实行亲仁善邻以外，中国古代还有尊崇王道的政治传统。程颢在《论王霸之辨》中指出：“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中国古代王道思想强调将政治与道德相结合，其核心在于“仁”与“礼”。程颐在奏疏《上仁宗皇帝书》中指出：“窃惟王道之本，仁也。”“仁”是王道政治的根本，也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原则。《礼记·乐记》言，“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体现出“礼”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不仅对内推行仁政王道，而且在对外关系中也遵循王道原则，主张在“仁”与“礼”的基础上开展睦邻友好的交往活动。中国古代形成的以赠礼和通商为主、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朝贡体系，就是王道睦邻交往的典型代表。如，明朝秉持“悦近来远”的王道理念以及“厚往薄来”的交往原则，派遣郑和七次出使西洋，与邻国展开双向互惠的友好往来，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代王道睦邻的政治传统。

2.反对霸道的外交哲学。中国在与邻国的交往中除了尊崇王道政治外，还十分强调反对霸道。霸道政治与外交的特点在于过分崇尚武力与权力，主张通过严酷的律令来建立社会秩序。《孟子·公孙丑上》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
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孟子认为以武力征伐天下必须要凭借强大的国力，而以道德治理天下则不必凭借强大的国力，表达了他崇尚王道、反对霸道的政治主张。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也体现了反对霸道外交的内容。墨子在《天志》中指出，“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天下之人应该互相爱护，反对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侵略战争。至于化解“霸道”政治的方法，就是树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观念主张大多是由人际关系来推演对外关系的，[1]（P24）因此这一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也被誉为当今世界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黄金法则。

（二）继承王道睦邻的交往观，推动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

中国传统的王道睦邻交往观旨在以一种和平的方式，推动各国开展平等友好交往，这种对外交往理念为今天推动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提供政治启示，有助于促进各国关系民主化发展，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让和平的阳光真正普照世界。

1.推动构建新型伙伴关系，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中国古代秉承的王道睦邻交往的政治传统，强调要与邻里、邻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对于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始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这正是中国古代王道睦邻思想在当代的延续与发展。这种向善的交往哲学有助于今天在推进大国协调发展的同时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推动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促使各国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新路，建立起共同而非排他的朋友圈，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另外，以“仁”与“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王道政治，能够为当前国际新秩序的发展奠定重要的理论基础，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提供鲜活的榜样示范。

2.秉持平等理念，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政治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2]（P27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重要原则，其蕴含的相互尊重的平等理念有助于促进世界各国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国际问题；
有助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各国关系民主化发展；
有助于实现世界和平持久化，建设持久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协和万邦的天下观是在“和合”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对整个世界秩序的看法和观点，讲求“天下一家”，主张“天下大同”，追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中国古代协和万邦的天下观有助于推动世界各国携手构建安全共同体，为促进世界共同安全提供宝贵的智慧资源。

（一）协和万邦的中华传统天下观

“天下观”是中国人的卓越文化创造，是中华文化最有气象、最具格局的文化建构。[3]中国古代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主要体现为“天下一家”的大公意识，认为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天下之人皆为一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是天下观形成的思想基础，“和合中庸”“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倡导协和万邦、万国咸宁，最终目标是实现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1.“天下一家”的大公意识。中国古代天下观的核心首先在于对“天下”这一概念的理解。天下是一个大于民族、大于国家、大于自我生存边界的统括词。[4]古人所指的天下，重要的不是它的真实面积，而是一种世界意识。“天下”不仅作为一种地理概念而存在，它同时还代表着一种政治概念和一种文化心理概念。[5]天下观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中国古代文人志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这种人生价值观要求人们像爱家那样爱国，进而延伸至兼济天下，在客观上形成了“天下一家”的共同体意识。中国古代天下观所构想的就是这样一种以“家——国——天下”为排序的政治秩序。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以天下观天下”的理念，旨在用一种高于国家和区域的视角去治理整个天下。《吕氏春秋·贵公》有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体现出中国古代的大公意识与天下情怀。

2.“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和合之道。“协和万邦”一词出自《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主张通过实现家族与社会的和睦，最终达到天下各国的和谐合作。“万国咸宁”出自《周易·乾·彖》，是普天之下皆安宁之意。朱熹在《周易本义》中作注：“万国各得其所而咸宁，犹万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周易》的保合太和思想强调要保持万事万物阴阳和谐的状态，“意即要和而不同地保持合作或融合，共存共赢地高度和谐与永久和顺”。[6]

中华文化“和合中庸”的传统特点，形成了“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交往目标与文化自觉。“中庸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和道德标准。”[7]《中庸章句》有云：“中者，天下之正道；
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国人倡导的中庸之道，追求的是不偏不倚、中正仁和，凡事强调适可而止，认为过犹不及，追求“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8]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在面对与他国的争端时也多采用“和”的方式化解矛盾与冲突，和合之道已经深刻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之中。

（二）发扬协和万邦的天下观，推动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

我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中国古代传统“大同”与“和合”文化的延续。[9]中国古代天下观蕴含的“天下一家”大公意识与“协和万邦”和合理念，能够为今天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提供一定的安全启示，有助于推动世界各国携手构建安全共同体，实现全人类共同安全。

1.开展全球安全治理，携手构建安全共同体。安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石和前提。当前世界各国安全彼此联系、相互影响，没有任何国家能独自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各国共同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10]全球安全问题不可能靠一国解决，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中华民族“天下一家，协和万邦”思想蕴含的全球视野和世界意识有助于各国形成命运相连的共同体意识，凝聚安全治理的强大合力，提高全球安全治理的整体性与协同性，推动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2.注重弘扬和合理念，维护世界安全稳定。当前面对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加突出的复杂国际安全形势，中国传统的和合之道能够为维护世界安全稳定贡献独特安全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国古代天下观追求的是“通过非战争的途径，使天下各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进步”。[11]以和为贵、以“合”求“和”，成为中华民族审视自身与世界的基本准则，以及化解所处世界歧异问题的基本方法与路径选择。[12]“协和万邦”就是主张以和平的方式协调国际关系，使各国能够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最终实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定。弘扬这种和合理念有助于促进各国以合作对话的方式解决安全问题，实现共同发展与普遍安全的良性互动，携手共建普遍安全的世界。

义利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学说的基本问题，对义利关系的思考彰显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中国古代伦理观崇尚道德，主张将“义”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强调在道义的基础上同舟共济、守望相助，能够为促进世界共同繁荣提供一定的发展启示。

（一）先义后利的中华传统伦理观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经典命题。历代先贤在阐释义利关系时都把道义优先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准则，逐渐形成“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中国传统义利观，并将这种崇尚道义的理念扩展至立身处世之中，发展出“和衷共济”“立人达人”的伦理思想。

1.“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义利观。坚守道义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伦理思想，也是圣贤们必须遵从的行为规范。《墨子·贵义》曰，“万事莫贵于义”，主张道义是世间万物之首；
《荀子·荣辱》云，“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认为把利益放在道义之前是可耻的行为，强调道义的优先地位。因此，在道义与利益发生冲突时，中国传统伦理观主张以道义为先，把道义作为基本的价值准则。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传统义利观并不是完全排斥“利”，而是支持在道义基础上发展的、能够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正当性的“利”，反对仅仅为了满足个人私欲的不正当的“利”。《论语·里仁》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并不排斥利益，只是强调君子不能接受以不正当手段得到的财富。《孟子·滕文公上》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肯定利益的重要作用，认可合理之利的正当性，体现出传统义利观“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价值准则。

2.“和衷共济”“立人达人”的伦理思想。“和衷”“共济”分别出自《尚书·皋陶谟》和《国语·鲁语下》，连用时有和睦同心、同舟共济之意。《孟子·滕文公上》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孟子主张民众出入要互相做伴、彼此提供帮助。葛洪在《抱朴子·务正》中提出“众力并，则万钧不足举也”，魏源在《默觚·治篇八》中提出“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两人都十分强调团结协作的重要意义，认为只要汇聚众人的力量即使再重的东西也能够举起，反映出“和衷共济”的伦理思想。《论语·雍也》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人达人”不仅是儒家处世之道的重要原则，也是中国传统义利观的重要内容。《孟子·梁惠王上》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认为在照顾自己的长辈和孩子时不能忽视与自己没有亲缘关系的老人和小孩，在社会生活领域提出推己及人的思想。而后他在《孟子·尽心上》中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将这种思想扩展至政治领域，反映出他对整个社会共同和谐发展的深刻关切，也体现出中国传统伦理观的重要道德标准与道德境界。

（二）发展先义后利的伦理观，推动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

“先义后利”“立人达人”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价值准则与精神标识，而且是推动当今世界共同繁荣发展的行动指南。这种伦理观念能够为世界共同繁荣提供发展智慧，有助于推动各国开展经贸交流与合作，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国际发展援助，促进人类共同进步。

1.坚持同舟共济的伙伴精神，加强国际协作与配合。当前世界各国间的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日益加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唯有搭建国际合作的桥梁、共同走多边主义道路才是人类的正确选择。“和衷共济”“立人达人”的价值理念蕴含仁爱、道义等中华优秀文化基因，“这些向善的基因使得互信、合作具有可能性”，[4]这种价值理念有助于各国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协作与配合，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能够为破解“全球赤字”贡献中国智慧。“只要我们坚持同舟共济的伙伴精神，就能够克服世界经济的惊涛骇浪，开辟未来增长的崭新航程。”[13]（P47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需要各国人民同舟共济、携手应对，正是对“和衷共济”“立人达人”价值理念的继承与发展。

2.牢固树立正确义利观，推动世界共同发展。《道德经》言：“既以为人，己愈有；
既以与人，己愈多。”中国传统伦理观十分强调“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坚持把道义放在优先地位，为正确义利观的形成奠定坚实思想基础。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内容，正确义利观既凝结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精华，又进一步发展了中国传统义利观，主张义利相兼、义利平衡，力求真正做到弘义融利。“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2]（P273）坚持和弘扬正确义利观，对解决全球发展差距问题、促进世界共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推进世界各国摒弃零和思维，加强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援助与支持；
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国际发展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的转型升级，最终推动世界共同发展，实现各国共同繁荣。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之一，“和而不同”主张和谐而不千篇一律，强调通过协调“不同”达到和合共处的和睦状态。弘扬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有助于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为推动人类文明平等交流、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提供一定的文化启示。

（一）和而不同的中华传统文明观

“和而不同”既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力量之源，也是造就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和历久弥新的内在品格。和而不同的中华传统文明观主张“和而不同”的文化追求与“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促进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与繁荣。

1.“和而不同”的文化追求。首先，“和而不同”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应具有差异性。“和而不同”出自《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通过阐述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指出协调与一致的内在关系，认为应该承认彼此差异，不求完全一致。《孟子·滕文公上》言：“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肯定“不同”的普遍性，强调世间万物都存在客观差异。《礼记·乐记》有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同样强调同一与差异都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其次，“和而不同”强调和谐是不同文化间相处的最佳状态。《道德经》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指出万物均有阴阳两面，阴阳二气相合才能达致和谐状态，反映出老子哲学思想的和谐之道。《礼记·中庸》有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世间万物可以一同生长而不相妨害，各种道德准则能够同时施行而不相违背，表明世界是在多样性与差别性中平衡发展的。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追求推动了中华古代文明的多元发展，促进了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

2.“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中华民族历来十分强调“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包容精神推动了中国古代各民族的文化交融以及对外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佛教思想的传入和发展是中国文化史上发扬包容精神的重要典范。中华民族历时数百年将佛教这种外来文化发展为中国的本土文化，在融合儒家与道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典型的中国化佛教宗派——禅宗，使佛教最终成为中国的三大宗教之一。唐朝奉行开放包容的对外政策，也是秉持包容精神的重要表现。唐都长安作为国际性大都市，是当时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使团齐聚长安，创造了盛世辉煌的灿烂文化，充分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

（二）弘扬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推动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

“和而不同”思想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14]中国古代和而不同的文明观能够为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提供深刻的文化启示，能够加强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促进不同文化和谐共处，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1.尊重文化多样性，实现多元文明共生共存。每种文明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都值得被尊重。“人类文明存在形式的多样性，恰恰是人类文明存在合理性的根据。”[15]文明多样性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文明的发展演化是各种不同文化共同促进的结果。“和而不同”作为中国古代处理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能够为推动世界文明的多元共存提供有益借鉴。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指出：“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16]（P256）弘扬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以包容的胸怀去面对各种文化差异与分歧，有助于促进各国尊重世界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增进对其他国家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有助于调和不同文明间的矛盾与冲突，实现人类文明的和谐共存，促进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

2.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2]（P258）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有容乃大”的开放包容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蕴含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启示，即主张通过各美其美，实现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作为世界文明发展的理想状态，强调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以开放包容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最终实现多样文明的和谐共存。弘扬“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有助于切实推进各国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推动各国从多元文化中汲取优秀成果；
有助于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实现世界文明深度融合、相互包容、共同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中国古代哲学对于天人关系的经典命题，主张在认识、把握自然宇宙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天”与“人”的内在统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能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定的生态启示。

（一）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宇宙观

农业是古代中国最基本的经济形式，由于农业生产受到气候、水源、土壤等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与影响，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思想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整体观念，认为“天”与“人”之间具有相即不离的内在联系，强调在生生不息的发展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1.“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从中国文字学的角度来讲，“天”与“人”联系密切，“人”本身就是“天”的一部分。[17]“天人合一”思想最早体现在《周易·序卦》中，“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指出万物孕育于天地之中，人与天地具有统一性。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初步论证天与人“合而为一”，张载在《正蒙·乾称》中正式提出“天人合一”这一概念。中国古代先贤在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中，进一步发展出“万物一体”的整体观念。张载在《西铭》中指出，“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认为要将世间万物当作人类的同伴去平等对待。王守仁在《答聂文蔚书》中提出“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认为世间万物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国古代不仅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而且形成了遵循自然法则、使天地万物和谐共生的伦理观念。《道德经》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法自然”思想主张顺应而为之。管仲将“天”视作自然之天，主张“人与天调”的哲学自然观，强调敬畏、顺从自然。他在《禁藏》中指出，“顺天之时，约地之宜……五谷实，草木美多”，认为顺应天时可以使五谷丰收、草木茂盛，反映出良好的生态对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主张实现人与自然的相互协调。

2.中国哲学的“生生之道”。“生生”是充满思辨色彩的中国古代哲学术语。“生生”意为万事万物处于生生不息的变化过程中，主张在万物生化历程中去掌握其规律性。“生生”一词出自《周易·系辞上》，“生生之谓易”，认为易之道就是万物繁衍生息、新事物不断产生的过程。《太极图说》曰：“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在这里，周敦颐主张生生不息是天地万物最根本的性质。

“知止”是伴随“生生”思想形成的制度理念。《道德经》有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认为适可而止方能保持长久。陆贽在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提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指出要适度地进行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利用，主张俭约自守、知止知足。“以时禁发”也是在“生生”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制度传统。《礼记·祭义》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主张砍伐树木、捕杀野兽要在适当的时候。《荀子·王制》言：“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认为在草木生长阶段要禁止砍伐，否则会断绝树木的生长。为实施“以时禁发”理念，统治者还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制度，如按照季节合理采伐树木的制度、按照季节与农事特征进行森林防火制度、利用税收政策保护森林植被的制度等，[18]对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二）秉承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推动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生态智慧，能够为推动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提供宝贵启示，有助于引导各国尊重自然发展规律，推动各国形成绿色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1.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认为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强调顺应自然的运行规律，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生态智慧。近代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对全球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在人与自然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的形势下，吸收借鉴天人合一宇宙观的思想精髓，有助于推动各国树立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和平共处。世界各国应该坚持“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不能因为提升人类生活质量而肆意破坏环境，也不能因为保护生态环境而影响人类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在此基础上共同谋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2.加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推进世界可持续发展。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严重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绿色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基本共识。“生生”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万物在自然运行的法则下生长发育、繁衍生息。这一思想有助于世界各国秉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原则，携手开展全球生态治理，完善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体系，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时指出，要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中国古代“知止”“以时禁发”的生态理念有助于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探索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和治理模式，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不仅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产生深刻影响，而且对解决全人类问题具有重大价值。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应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推动世界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携手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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