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佳丽

冯梦龙编撰的“三言”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白话短篇小说选集，三部共一百二十篇短篇小说，是话本小说的宝库，后在清初散佚，时人所见“三言”故事多为明末姑苏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中选本而成的《今古奇观》。“三言”集中展示了古代文学家在通俗小说创作方面的才能，也反映了广大群众的阅读趣味，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三言”作品同样也吸引了中外学者和译者，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年）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以下简称《全志》）1735年刊行于巴黎，其中收录了耶稣会士殷宏绪（Pére d’Entrecolles， 1664—1741年）从明姑苏抱瓮老人所编的《今古奇观》中的两篇“三言”作品：《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和《吕大郎还金完骨肉》。此后约翰·瓦茨（John Watts）和爱德华·凯夫（Edward Cave）先后组织人力翻译并出版了《全志》的英文节译本和全译本，自此“三言”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呈上升趋势，其中代表性的译者之一就是塞缪尔·伯奇（Samuel Birch）（以下简称伯奇）。

1813年，伯奇出生于英国伦敦的显赫家族，其祖父曾经于1814年当选过伦敦金融城市长（Lord Mayor），还撰写过若干音乐戏剧，父亲则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艺术专业，并拥有神学博士学位。伯奇作为长子则以精通埃及古文物闻名于世。伯奇在18岁以后接受了两到三年的中文教育，但师从何人并无确切的考证。1836年，伯奇进入大英博物馆工作，其第一项工作就是整理中国古代钱币。其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也与中国文化有关——《中国古代的刀币》。伯奇还是中国篆书方面的专家，曾决心来中国研究相关文化，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行。伯奇的工作使他能够接触到大量珍贵的中国文本，在他长期的学术生涯中，他翻译了众多中国文学作品，并对这些经典文学作品有独特的见解。

笔者将其翻译的“三言”作品按发表时间排列如下：

1841年发表在《亚洲杂志》（The Asiatic Journal）上以《中国选集》（Analecta Sinensia）为名的三篇白话小说译作《神奇的笛子》（Magical Flute）（清·陈树基《西湖拾遗》卷二十一《萧离人面真病赘东床》入话之一）、《逆子》（The Disobedient Son）（《西湖拾遗》卷二十三 《负双骸孝子感神》入话）、《狐狸精》（Elfin Fox）（《西湖拾遗》卷四十《托邻女狐生贵子》篇首诗与入话）。在《狐狸精》一文后，伯奇转译了法国汉学家巴维（Théodore Pavie）1839年出版的译作集《中国故事与短篇小说集》（Choix De Contes et Nouvelles）中的《醒世恒言》卷六《小水湾天狐贻书》的正话部分。虽然该转译相对于法文译文只是概述，但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可视为《醒世恒言》在英语世界早期传播的证据之一。

1843年，伯奇在《亚洲杂志》（The Asiatic Journal）第一卷刊登了《没耐心的寡妇》（The Impatient Widow），即《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以下简称《庄子休》）。

1845年，于《亚洲杂志》发表《生死之交》（Friends Till Death）即《羊角哀舍命全交》（以下简称《羊角哀》）。

1863年，伯奇在《中日丛报》（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上刊登了《中国罗曼史——狐狸精》（Chinese Romance——The Elfin Foxes），即《列国志》卷一《苏妲己驿堂被魅 云中子进斩妖剑》和再次整理后的《小水湾天狐贻书》正话概译，并在文中比较了中西精怪故事之间的异同。

1871年，于《凤凰杂志》上发表了《宝石箱》（The Casket of Gems）即《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以下简称《杜十娘》）。《凤凰杂志》出版社还在1872年出版了该译本的单行本。

1872年，伯奇时隔近三十年重译了《庄子休》并以《中国寡妇》（The Chinese Widow）为题在《凤凰杂志》上发表。

英国汉学家、大英博物馆东方书籍及手稿部门负责人道格拉斯（R.K Douglas，1838—1913年）为塞缪尔·伯奇在中国文学上的成就所撰写的评述中道出了伯奇在中国文学译介上的动机与偏好，他写道：“相比中国哲学家的话语，伯奇更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他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中国的“爱情文学”。基于这样的立场，伯奇对其选择翻译的作品有着独特的取向。他翻译的动机在于让西方人在读到准确翻译的译本的同时，也能深入了解中国人的家庭生活。

根据伯奇译本前言记载，此三卷故事均从十二卷本《今古奇观》中选译，根据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记载，大英博物馆所藏《绣像今古奇观》为大型十二册本，每页版心下面书口刻同文堂，应为清代同文堂本。笔者据此推测伯奇译本之底本便为上述清同文堂本《绣像今古奇观》。

在每卷译作之前，伯奇都有一小段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角度对该三言作品的介绍：在1843年版的《庄子休》开头指出，该故事是伏尔泰的《查第格》一文中的故事的来源，但主人公名字、情节和地点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样哥尔德斯密（Oliver Goldsmith）的《世界公民》一书中也有上述变译本，这是英语世界较早论述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影响的论断。在1845年《羊角哀》译本介绍中，伯奇将羊角哀与左伯桃比作希腊神话中的皮拉德斯与俄瑞斯忒斯（Pylades and Orestes），并介绍了“荆轲刺秦”的历史可见于郭实腊的《中国简史》，并简单介绍了荆轲刺秦的典故，还提醒读者可以在《春秋列国志》一书中得到对该段历史更详细的描述。在1872年版的 The Chinese Widow译文前言中他提道：“这个故事让人想起以弗所妇女和伏尔泰作品中的女性。”在1873年的《杜十娘》译本介绍中，他又提出：“该故事中涉及的一类女性，很像古希腊的交际花，但又与西方该类女性不同，这些中国女性往往是书生、诗人和哲学家的同伴，同这些男性欣赏美景，并在狂欢和玩乐中打发时间。这些女性经常是孤儿或者有被拐卖的经历，并由一些声名狼藉的老妇人买入，接受各种高贵举止的教导，比如琴棋书画等。”从译者前言可以看出，他在翻译之前对其他汉学家的作品多有阅读和研究。

伯奇翻译“三言”故事的主要策略为直译加注，伯奇将第一版《庄子休》题目译为 The Impatient Widow，A Chinese Tale， 并没有直译原文题目，而是讲出了文章主要人物及其性格特点，并指明是来自中国的故事。同样，伯奇将《羊角哀》题目译为Friends Till Death，同样未对原文题目进行直译，但准确地表达出了原文的核心思想，即同生共死的兄弟情谊。1871年伯奇所译《杜十娘》，题目The Gasket of Gems直接将文中的核心要素“百宝箱”体现出来，精炼地传达出原作的精髓或点出推动情节的重要物品。

伯奇译文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文的特色，为了更贴近源语而做出了比较生硬的翻译甚至是误译。如在翻译“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马牛”时，将第二句翻译为“do not expect your grandchildren and children will be cows and horses”，并在脚注中提到了这句话可与马礼逊所译“但愿我儿骍且角，老夫情愿做犁牛”（I only wish that my son may be a good bay horse; I，the old fellow，will be contented to be a spotted cow）进行参照。但很明显马礼逊的这句话同《庄子休》中这句意义上并无相同之处，后伯奇又注明该句话意思是“let prosperity take care of itself”，该脚注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对译文的补充作用。在本文的最后，庄子鼓盆而歌时的唱词“大块无心兮，生我与伊”，伯奇将其翻译为“the great piece has no feelings/hearts， it produced you and me”。“大块”在道家指的是大自然，而“无心”指的是大自然并不是有意生出人类，但是伯奇选择将该句直译、硬译，西方读者看到也应该会出现疑惑。但瑕不掩瑜，伯奇的两个《庄子休》译本也能够反映出他对话本的体制在这三十年间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是英语世界继法文转译的译本后首次对“三言”这种话本小说的完整形制有所定义。

在《杜十娘》的译文前言中，伯奇用比较大的篇幅介绍了西方文化中与“杜十娘”相似的一类女性，并道出吸引他的就是这篇文章中蕴藏的深深的悲情。在前言结尾，伯奇特地向读者介绍了该篇文章中一些有助于理解的细节，比如，故事发生的时代设置为明朝，但文中“明代”的字眼被抹去，只留下了一些空白，此处恐怕是伯奇对中国文学中特殊的避讳现象不太了解造成的。他还指出一系列《今古奇观》的故事都具有明显的道德说教意味等。同前几篇译文所用手法基本相同，伯奇采用的翻译方法仍然是直译加注的形式。本文中较为出色的是对诗词做出了准确的翻译，也把握住了一定意境和主旨，例如“扫荡残胡立帝畿”（clearing away the plundering feigners， he established the imperial district）等句，但是在翻译描绘杜十娘的姓名、来历、外貌的韵文时也有很多误译，例如，原文中“那名姬姓杜名媺，排行第十，院中都称为杜十娘”译为“in the court he met with a renowned courtesan ，named Too-wei ，and on account her residing at No.10 court she was called Too-shih-neang”，对“杜十娘”的名字来历变成了她住在十号院子中。在描述杜十娘的外貌时，原文是这样描写的：“脸如莲萼，分明卓氏文君；
唇似樱桃，何减白家樊素。”伯奇将其翻译为：“her waist resembled a lily’s stem， she was a Tsaou-wan-keun， her lips were like peaches then they screen the elevation and purity of a white house.”“白家樊素”译成了“white house”（白色的房子），而“樊素”本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家的侍姬，善歌，白居易也写有“樱桃樊素口”的诗句。在文中这个典故被误译了，同样被误译的还有中国诗歌中“樱桃小口”的意象，被翻译成了peaches（桃子），这是因为作者缺乏背景知识而造成了误译。

根据王丽娜和路旦俊的考订，继瓦茨和凯夫从法语转译《中华帝国全志》之后的大多数 “三言”作品都是从法语或者德语译本转译过来的，伯奇作为19世纪早期少有的通晓中文的译者，其翻译的《杜十娘》以及《羊角哀》从现有的文献搜集资料基础上判断，均为首次英译，《庄子休》一文也是首次由英语世界学者从中文翻译为英文。因此伯奇在“三言”的传播上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其《庄子休》的译文经由法国古埃及文物研究家弗朗索瓦·查巴斯（Franois Chabas）转译成法语《寡妇，中国故事》（La Veuve， Conte Chinois），同一部译作也被德国外交家爱德华·格里泽巴赫（Eduard Grisebach）转译并附上评论，题为《中国寡妇，一部中国小说及其在世界文学中的演变 》（Die Treulose Witwe.Eine Chinesiche Novelle und Ihre Wanderung durch die Weltliteratur）并经历多次再版，在德国广泛传播，伯奇的英译功劳不可谓不大。

作为最早被翻译到西方的中国文学作品，“三言”以其题材的丰富、情节的曲折离奇等特点吸引着西方人的目光，伯奇作为最早的“三言”作品的传播者之一，其翻译基本上能够反映出话本小说的原貌，并且加入了很多注解，帮助西方读者了解文章背景及中国文化，虽然因为背景知识有所欠缺也有一些误译的情况，但他的翻译既保留了话本小说的体制，也向西方读者展示出中国文化的精髓，其译本也被其他国家的学者转译成了多种语言，多次出版或再版，也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三言”在西方的传播，在21世纪的今天，伯奇仍然值得学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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