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弘

当今世界各国都将财富的创造与分配放在治国理政的至关重要地位。各国也已经形成了许多类似或不同的财富构成，以及影响财富构成的机制。认识财富构成和分配的机制和方式之间的共性和特性，有利于我们寻找实现共同富裕的最佳途径和最佳方式。

共同富裕的最初概念来源于社会主义理想。在社会主义者们追求共同富裕的各个历史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都是决定共同富裕水平的关键因素。发达国家的社会总体富裕程度远远高于欠发达国家，离开先进的生产力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而社会主义的要义也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而实现共同富裕。西方发达国家分配财富的机制和方式与社会主义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出于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目的，这些国家里也出现了调节资本和劳动对立关系的机制，资本增值和利润最大化受到了社会力量的制约。

为了便于跟踪并衡量世界各国在财富分配领域里丰富多彩的实践，很多机构和个人尝试过多种计量方法，其中最为广泛使用的是基尼系数和基于五等分的S80/S20指标。将基尼系数作为主要衡量指标，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社会均富（或共同富裕）与社会富裕水平（人均GDP）往往重合，但并不总是正相关。人均GDP在3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基尼系数大多低于0.35，而一些欠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高达0.5以上。

如果我们将实现“共同富裕”看作一个历史进程的话，财富增长和财富分配都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我们在这里要关注的是影响贫富差距的各种机制，以及它们在人类追求“共同富裕”道路上所起的作用。

（一）为什么说“市场本身就是社会的”

世界各国的市场规则所依据的社会公平尺度是不同的，而依据不同的社会目标制订的市场规则会对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社会收入的分配产生影响。世界上没有不受社会因素影响的自由市场经济。德国在二战结束后重建自由市场经济时即申明，所谓“自由的”市场经济并非全然放任的自由，而是具有规范的市场秩序的经济，德国人又将其称为“社会市场经济”。美国人将自由奉为市场经济的圭臬，但是在美国的市场机制中也嵌入了大量的社会公平要素，例如美国对垄断行业实施严厉打击。几乎所有发达的经济体都采用了法律或行政的手段规范市场。市场经济是包容在社会之内的。根据社会价值规范市场，防止市场无序竞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快速滑向两极化。市场规则保障了市场的平稳运行，而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是社会收入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

（二）干预劳动力市场的机制

西方发达国家另一个带有共性的规范市场的机制是国家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干预，虽然干预的方式并不相同。美国的就业政策注重市场，实现了全国性、大面积、无障碍的劳动力自由流动，目的是使劳动力资源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实现优化配置。欧盟/欧共体为了达到促进经济增长和福利增加的目标，确定了“资本、商品、服务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简称“四大自由”）的原则，并通过各种法律和软法的机制，为跨国劳动者提供公平的、均等的跨国工作环境和就业待遇。德国在欧债危机期间创造“短时工作制”，维持德国核心劳动力队伍和劳动者收入的稳定。这种机制在新冠疫情期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被欧盟作为“最佳实践”加以推广。北欧的劳动力市场规则也十分严格，个人所得税费高达70%左右，用于各种“社会团结”计划，不仅使社会福利服务能够做到细致入微，而且大力投资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帮助国民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获得竞争能力，被称为“社会投资国家”。

（三）规范引导初次分配

初次分配是决定财富分配的关键环节，欧洲大陆国家在引导规范初次分配的领域里创造了一些成熟的机制。国家不仅干预薪资政策的制订，而且通过特定程序保证劳动者的合理收益，同时确保劳动者依法纳税。这种对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性干预使得欧洲大陆国家的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后就达到了相对平均的水平。

在初次分配领域里，德国创造了被称为“社会伙伴关系”的劳资集体谈判机制，这种机制使劳动者在初次分配时占有参与决策的地位。“社会伙伴”由雇主、雇员和政府代表三方构成，分行业就工资水平及工作条件进行谈判，达成一揽子协议，形成固定的、高度社会自治与社会自我管理的原则。经过集体谈判后的雇员薪金和雇主利润要达到合理均衡的水平。初次分配后，德国就业人员的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从2010年的66.8%上升到2018年的69%。劳动报酬成为德国国民财富构成的主体，这种机制也体现了劳动相对于资本的价值，并保障了有效消费。

日本就业机制的特征是终身雇佣、工龄工资制和企业工会的核心作用，就业高度稳定，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往往由企业主和高管承担。每年步入职场的毕业生中和企业签订终身雇佣合同的比重超过90%。稳定的就业也使企业主更愿意投资员工的培训和职业发展。结果是，日本在初次分配以后即呈现出收入高度均等化的特征。基尼系数长期稳定在0.35以下。

美国将对于初次分配的政府干预降到最低，薪酬谈判多数情况下在个人和雇主之间进行。近年来，由于高端服务业和低端服务业之间鸿沟加大，资本快速扩张，所以美国的就业率虽较高，但是资本、土地和技术相对于劳动在分配中占比过高，初次分配后美国的贫富差距相当明显，工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自2000年以来快速下降，从63.3%降至2016年的56.7%，而1947年为65.4%。

在保证市场运行的基础上，各个国家根据不同的社会认同和政治制度，通过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及社会行政，干预社会分配，一则是防范工业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的风险，二则是平抑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分配的不公，以弥补“市场缺失”。

社会再分配有很多机制，最为普及且制度化的机制是社会保险，此外还有专门用于扶贫的社会救助，为实现各种社会目标而制定的社会福利津贴等。2018年OECD成员国就业人员的基尼系数平均数是：税前与转移支付前为0.41，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公共政策干预后，基尼系数降低到0.31。

（一）社会保险（社会保障）

社会保险（在英美等国家被称为“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社会再分配机制，起始于19世纪末的德国，普及于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成熟于20世纪70年代。在不同的国家里，社会保险的制度设计不尽相同，但是涵盖的保障内容却高度一致，这说明了社会保险作为现代社会制度设计的合理性。

社会保险由于供款方式（雇主和雇员按特定比例分别缴费）和给付方式（根据年龄、失业、疾病等必要条件）的不同，在参保人中间（或参保人不同收入阶段之间）产生收入转移的现象和社会再分配的效果，因此也称为“二次分配”。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并经过该制度的收入调剂后，国民的贫富差距一般显著缩小。

社会保险在各个国家的“慷慨程度”相距甚远。法国的公共养老金替代率高达60%～70%，与德国体制十分接近。西班牙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几乎覆盖了全部西班牙人口，对于维持基尼系数在0.35以下发挥了作用。有些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险计划甚至是均等的，例如法国和英国的医疗保障都无需患者额外支付费用。在新冠疫情大爆发时期，欧洲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虽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是作为一套社会平衡机制依然稳固。1989年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保险计划的扩张性改革措施，强化了收入再分配功能，使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达到0.40的初次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回落到了0.30左右。南美有些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缺失，公共养老金采用“缴费确定型”（DC）方式，造成覆盖面不足、社会再分配功能弱、强制性缴款率低和由此导致的老年贫困。此后经过向“待遇确定型”（DB）计划或混合型计划的改制，造成了改制代价和财政困难，基尼系数长期高于0.45。

（二）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

“社会救助”一般是防止落入绝对贫困的托底政策，在多数国家也是整体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因为很多国家需要经过家计调查才予以有针对性的发放，因此其成为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歧视的又一根源。

“社会福利”有不同的解释。在一些国家里，“社会福利”泛指不包含在“五大险种”中的社会政策给付，其中包括社会救助等托底项目。但是在有些国家里，“社会福利”则代表高于社会保险的社会政策给付或社会津贴。这些津贴项目的实施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需求者的收入水平，而且会兼顾人口政策、性别政策等其他国家政策，同时也可以用于进一步消弭贫富差距。

在经过了初次分配和社会再分配之后，有些国家（如美国）的资本利得仍然过高，贫富悬殊现象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对于过高的收入，欧洲国家采取的是高额累进所得税制，同时增加公共社会服务开支。在美国，资本受到了格外的庇护，平抑贫富就被作为一种自愿的行为。各级政府通过遗产税、地产税等多个税种的减免或增加引导富人的取向，同时辅之以极其宽松的慈善法规，推动富人通过自愿的方式将多余的财富转移他用。与美国相比，欧洲国家国内的贫富比较均等，因此除英国（每年约100亿英镑资金投给慈善事业）以外，投给慈善事业的捐款十分有限，且绝大多数投到国外的人道主义事业。

在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里，社会对于政府介入公共设施建设、提供公共服务抱有期待，而公共设施亦能够普惠不同人群。欧盟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南欧国家投放结构基金，初始目的虽是通过公共设施（如高速公路、地铁等）的建设在欧盟内的欠发达地区创造就业，但在实现创造就业的社会目标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区域间均贫富的公共性投入。欧盟的结构基金和聚合基金就是欧盟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支持了落后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了投资并改善了基础设施，并为改进农业产业结构和发展非农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对平衡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发挥了作用。

除了政府对公共设施的直接投入以外，很多国家通过减免税的方式引导、推动、激励、促进大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支持公益活动。例如瑞典每年捐款2000克朗或一次性捐款200克朗即可享受25%的捐款免税，每年最高可免1500克朗。西班牙政府推行地区之间的财政转移，帮助较落后地区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欧盟利用法律法规、指导文件等软实力工具倡导企业的社会责任，引导企业参与提供社会、环境等领域的公共产品，同时推动成员国出台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立法和监管措施。

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上述考察显示，影响收入分配的政策和机制不仅限于一种或几种政策，而是一整套社会系统。在这套系统中，市场规则、劳动力市场、初次分配、社会保障（二次分配）、慈善事业（三次分配），乃至特定的收入政策、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以及区域发展政策等等都是重要的环节，在这些环节中，不同的国家选择了不同的介入方式和政策重点。

几乎所有国家都干预市场规则，借助市场的社会属性寻求机会公平带来的福利。绝大多数国家关注劳动力市场，尽管所使用的方式截然不同，但劳动力市场的合理配置可以带来更多更好的就业和更多的财富。德国和法国大力干预第一次分配，创造了“社会伙伴关系”机制，在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促进了消费和公平。日本因终身就业、在职培训、初次分配均等化等特点，基尼系数长期稳定在0.35以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市场规则、劳动力市场介入和初次分配这几个环节解决不了的问题留给二次分配（社会再分配）。二次分配的目标主要是社会性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成熟的社会再分配机制，有效地防范了社会风险，减少了老年贫困、因病因残致贫，为更加公平的社会分配提供了机制性保障。

三次分配的社会背景是社会不公。在英国和美国，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力度都比较小，遗留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因此这些国家就通过税收优惠并制订法律法规，鼓励慈善事业的发展，推动自愿基础上的三次分配。西欧和北欧国家经过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后，社会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共同富裕程度，因此慈善事业并不发达。

除了三次分配以外，政府的减免税、累进税等机制对财富分配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有些政府甚至直接投资或由企业和私人投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事业，这些设施和服务只要是普惠性的，就会对国民的财富分布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

综上，现代社会发展出了很多影响财富分配的机制，形成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相互融合渗透又相互制约的局面。当前，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狭隘的地方政治权力格局与全球化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发展不相匹配的现象，这将会制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面临新的转型，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正面或负面的经验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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