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菱，刘道林，籍明明

（1.江西理工大学，a.经济管理学院；
b.法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2.赣州市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江西 赣州 341000）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城市作为汇集区域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的空间载体，更是区域创新发展最为主要的空间主体。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等国家战略部署之下[1]，我国大部分城市已逐渐认识到创新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北京、上海、深圳、重庆等重点城市相继提出建设全球、全国或者区域创新中心，江西省等中部区域省份也提出打造创新型省份。在“十三五”期间，江西省已打造19个省级创新型县（市、区）和1个国家创新型县（市）建设试点，不过从更高的标准来看，江西省内的创新活动与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城市群相比，在创新均衡发展、城市创新协同等方面还有所不足，各地级市的创新能力、规模及质量与东部主要城市仍有一定的差距[2]。现阶段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城市之间出现了更为复杂而紧密的联系，以知识和技术为核心的城市创新合作网络已成为提升城市和区域创新绩效的决定性因素[3-4]。

因此，在江西省政府要求加快迈入创新型省份行列并向更高水平迈进，以及加强对接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现实背景下[5]，研究江西省城市创新合作本地网络、江西—大湾区跨界网络和江西—全国跨界网络的结构特征，明晰其空间演化趋势，对优化江西省各地级市创新资源配置、提升区域创新协同发展能力和推动江西省创新体系有序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80年代，荷兰学者Donnell提出了“城市网络”的概念，紧接着英国经济学家Freeman在1991年定义了“创新网络”的内涵[6]，但当时关于城市创新的研究是从等级的视角出发，并未将网络化视角融入进去。随着经济和知识全球化不断加深，城市之间的联系突破了地理距离的限制，而表现得更为复杂和紧密，传统城市等级和“中心地”理论对城市之间联系频次和通道增多及非等级性等“流动空间”问题无法进行有效合理的解释[7]，由此Castells于1996年提出了流动空间理论，并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8]。流动空间理论，认为城市之间的知识流动、技术合作可以通过网络表征，即以城市作为节点、以创新联系作为边构建创新合作网络，以此刻画一个城市创新能力的辐射范围和城市创新要素的交流强度[9]。该理论的提出引发了城市创新网络研究范式的变革，创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逐渐向网络化方向发展，并且发现城市间的关系不仅对于城市创新效率有显著的影响，而且是“城市的第二本质”问题[10]。

当前，基于流动空间理论的城市创新网络研究主要从全球、国家、区域等不同空间尺度讨论网络拓扑结构、网络空间演化与特征、网络联系的影响因素与机制，但学术界就城市创新网络区域范围的选择、城市创新联系的表征方式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在城市创新网络区域范围的选择方面主要有三种观点：①新区域经济理论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认为本地化的隐性知识和创新网络对于区域创新具有更为显著的提升作用[11]，关注重点一般是城市群内部或者区域内部的创新网络，如中国城市创新网络[12]、广东省城市创新网络[13]、浙江省城市创新网络[14]、长三角城市群[9]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15]等；
②在通信技术革命所引发的通信领域的根本性变化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地理距离已然不是导致跨界网络比本地网络知识溢出强度更低的唯一因素，因此全球生产网络理论认为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界城市创新网络不仅有利于知识传播和创新绩效提升，而且在阻止本地创新网络陷入技术锁定的陷阱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6]；
③关系经济地理学认为，将本地创新网络和跨界创新网络割裂开的单一尺度分析未能全面反映创新联系对创新绩效的作用，忽略了隐性知识跨区域流动对推动本地创新绩效的影响。因此，Bathelt通过分析隐性知识在本地和全球流动的条件，构建了“本地蜂鸣—全球管道”的知识流动分析模型，有效地将本地网络和跨界网络连接起来[17]。Taira等进一步发现，同时注重本地和跨区域知识创新的培养，比单纯将关注重点集中在本地网络更能有效地提升本地城市创新网络的创新绩效[18]。如何对城市创新联系进行表征，研究者们也有不同意见，并采用了不同的数据和方法建立城市之间的创新联系，主要可以分成两个派系：①间接测度城市之间的创新联系，主要是利用引力模型[19]、修正引力模型[20-21]和投影寻踪模型[22]等方法将企业、城市等的特征数据转换为城市之间的创新联系；
②直接测度城市之间的创新联系，主要是通过城市之间的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关系[23-24]、联合发表论文关系或者是联合发表专利关系[25-26]，汇总搭建成城市之间的创新关系。

已有文献的研究对象更加侧重于全球、国家、城市群或者经济较发达区域，较少对江西省等中国中西部欠发达区域的城市创新网络特征、空间演化模式进行深入分析，也缺乏对一组具有毗邻关系的经济较发达区域（粤港澳大湾区）和经济欠发达区域（江西省）的跨界创新网络的探讨。此外，对于江西省地级市创新能力的研究多集中在间接测度领域[27-30]，忽视了城市之间协同发展的创新特质。因此，本文基于流动空间理论中关系经济地理学派的观点，以2010—2021年江西省11个地级市的联合发明专利授权数据为基础，分别构建江西省城市创新合作本地网络、江西—粤港澳大湾区跨界网络、江西—全国跨界网络。本地网络主要由江西省地级市之间的合作专利构成，两个跨界网络则分别由江西省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江西省和全国城市之间的合作专利构成，以此分析江西省内部、江西—粤港澳大湾区和江西—全国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和网络关系的演化，为江西省地级市创新协同发展和高效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体系探索方向和路径。

（一）数据获取与筛选

专利作为区域创新绩效和知识产权的主要体现形式，以其高技术含量、高原创性被广泛用于区域创新网络的研究，尤其是用城市之间的联合发明专利直接测度城市之间的创新联系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可[3,12,31-32]。因此，本文数据获取与筛选的主要步骤如下：①以2010—2021年作为研究区间，以江西省作为申请地址，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中检索联合发明专利授权数据，主要包括专利名称、公告号、公告日、申请人、地址等信息，共获取2030条数据；
②由于江西省前期合作专利数据量过少，因此参考王斌[33]的研究思路将研究区间划分成4个时期，分别为2010—2012年、2013—2015年、2016—2018年和2019—2021年；
③将专利合作数据转换成共现数据，并且仅保留专利申请人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机构类型的数据，剔除含有个人的数据；
④利用企查查和百度地图将机构创新主体与其所在地进行匹配，将创新主体专利合作关系转换成城市创新合作关系；
⑤初始城市之间创新合作关系为江西省和全国之间的跨界创新合作关系，若从中筛选出主体为江西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关系就为江西省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跨界创新合作关系，若从中筛选出主体均为江西省的关系则就是江西省本地创新合作关系；
⑥以合作次数表征城市之间的创新联系的权重，分别构建江西省城市创新合作本地无向加权网络、江西—全国跨界无向加权网络和江西—粤港澳大湾区跨界无向加权网络。

（二）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法是一种以图论和数理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该方法不仅可以对城市创新能力水平、潜力等静态特征进行描述，而且可通过观测城市创新网络的演变，刻画各个城市本身的地位、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对于整体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采取社会网络分析法中的网络整体指标、节点中心性对江西省创新本地网络进行分析，并利用ArcGIS对江西本地网络的空间演化过程进行可视化。运用网络整体指标、节点中心性对江西省地级市在江西—全国、江西—粤港澳大湾区两个跨界网络中的位置和结构进行演化分析，同时利用凝聚子群分析中的成分与切点分析来判断江西各地级市在江西省和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合作交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地位。

1.网络整体指标说明

网络整体指标包括有效规模、关系数、平均距离、密度、紧凑度、异质度、碎裂化程度等，主要用于衡量城市创新合作的集聚性和可达性[3,12]。有效规模指参与合作的城市数量，即网络中节点的数量；
关系数指城市之间创新合作关系的总量，即网络中边的数量；
平均距离用以衡量各城市在网络中进行创新合作的难易程度，值越大难度越大；
密度指网络中各个城市创新合作的紧密程度，值越大联系越紧密；
紧凑度指创新网络的凝聚程度，值越大城市之间进一步加强创新联系的可能性也越高；
异质度指网络中小团体之间的创新差异程度，值越大则小团体之间的差异程度越大；
碎裂化程度指网络结构的稳定程度，值越小网络越稳定。

2.节点中心性指标说明

节点中心指标主要包括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介中心度，用以衡量各城市在创新网络中的中心化程度，值越高说明节点中心化程度越高。度中心度，用以衡量各城市在创新网络中的重要程度，判断城市属于核心位置还是从属位置；
接近中心度，用以衡量一个城市创新的独立性，值越大，说明这个城市的联合创新能力越不受制于网络中的其他城市；
中介中心度，用以衡量一个城市在创新网络中的“桥梁”“中间人”的作用[3]。

3.成分与切点分析

成分与切点分析（Ucinet软件中Bi-component模块）是凝聚子群分析中的一种，主要是将城市创新网络划分成若干个成分和切点，寻找网络中的子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其中切点可以将网络划分成两个互不连接的成分，切点城市在创新网络中扮演着知识、技术传递的“中间人”的角色，换而言之，在跨界网络中本地的切点城市扮演着“守门人”的角色。

（一）江西省城市创新合作本地网络分析

1.本地网络整体结构和中心性分析

运用Ucinet软件对江西省4个时期的本地创新网络的有效规模、关系数、平均距离、密度、紧凑度、异质度和碎裂化程度等指标进行测算，结果如表1所列。从有效规模来看，2010年到2021年本地网络有效规模增加一倍，并且在第四阶段实现11个地级市全覆盖，说明现阶段江西省内部合作创新覆盖面达到理想水平。此外，城市之间的创新合作关系数虽从2010—2012年的4条增长到2019—2020年的17条，但实际关系数仅为理论最大关系数的30.90%，说明在地级市之间的协同创新方面仍有待加强。平均距离从2016—2018年的1.778下降到2019—2021年的1.691，说明江西省地级市之间创新交流合作的畅通程度尚未改善。网络密度、紧凑度的持续增加反映了江西省各地级市之间的创新联系越来越密切，网络整体凝聚力在不断提升，网络结构的稳定性趋于良好。而且，本地网络异质度和碎裂化程度的持续降低，也进一步说明网络内部稳定性在不断增强。总体而言，江西省内部创新网络的稳定性和凝聚性呈上升趋势并处于良好水平，但创新交流的通达性变化较小，创新合作的密集性仍有待提升。

表1 江西省本地创新网络的整体拓扑指标

为明确江西省本地创新网络中各地级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进一步揭示其网络内部结构特征，本文测算了江西省11个地级市的中心度指标，结果如表2所列。

表2 江西省本地创新网络节点城市地位分析

其一，度中心度可衡量各个城市在整个网络中的重要程度，如果一个城市和越多的城市具有直接的创新合作联系，那么该城市越靠近网络的核心区域。从4个时间段来看，江西省各个地级市的度中心度都呈上升趋势，说明各个城市趋向于和其他城市进行创新交流合作。从具体的城市来看，南昌、赣州和宜春的度中心度增长幅度最大，同时在2019—2021年的度中心度远高于其他几个地级市，说明现阶段这3个城市在整个江西省创新本地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其他8个城市处于从属地位。值得注意的是，2019—2021年宜春的度中心度较上一时期有所下降，赣州的度中心度则持续上升且首次超过宜春。

其二，接近中心度衡量各个城市的创新独立性，值越高，说明该城市不受其他城市限制的能力越强，且知识流动能力越好。2010—2021年各个地级市的接近中心度均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第四期的接近中心度明显低于第一期，说明各个地级市的创新独立性都在下降，本身的创新能力更加受到其他城市的影响，整个网络的知识流动性有所削弱。具体来看，南昌的接近中心度最低，赣州、宜春次之，其他几个城市均在17～19之间，差距较小。

其三，运用中介中心度衡量各个地级市在网络中对其他城市创新交流合作活动的控制能力，即其本身“桥梁”作用的大小。总体上看各城市中介中心度变化趋势差异较大，其中南昌、宜春的中介中心度在不断提升，赣州、吉安、抚州、新余的中介中心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其余城市的中介中心度的值持续为0。在2019—2021年仅有南昌、赣州、宜春具有中介中心度，并且南昌的中介中心度（33.00）远高于赣州（2.50）和宜春（2.50），说明南昌作为省会城市对江西省内的创新活动具有绝对的控制能力，赣州和宜春则作为次级“桥梁”。

2.本地网络结构的空间演化分析

上述分析仅对江西省本地创新网络不同时段结构特征进行描述，为了进一步描述江西省本地创新网络演变过程，本文利用ArcGIS从空间视角对其演变进行进一步分析。为此，本文采用自然断裂法作为分级标准，用城市节点大小表示度中心度的大小，用线条粗细表示城市之间的合作专利数量的多少，用地级市行政区域图形纹理表示该城市合作专利的总量（包括城市内部合作），进而从这三个方面分析江西省本地创新网络空间演变特征，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2010—2021年江西省本地创新网络演化

从图1可以发现：①2010—2012年，创新网络呈现“以南昌为核心，以九江、宜春、上饶和赣州为边缘，多节点散布”的“1+4”空间格局，该阶段的创新网络十分稀疏，整体创新联系处于低水平状态。具体来看，南昌具有相对较高的合作专利总量，其他城市合作专利总量相对较少。②2013—2015年，创新网络呈现“以南昌和宜春为中心，以赣州、九江、景德镇和鹰潭为支点，多节点散布”的“2+4”空间格局，整体创新程度有所增加，但依然处于低层次阶段。大部分创新合作依然是通过省会南昌产生，赣州和宜春的合作专利总量等级上升了一个台阶，但相对于宜春，赣州更倾向于寻求内部合作。③2016—2018年，创新网络呈现“以南昌和宜春为中心，以赣州、新余为次中心，以九江、景德镇、上饶、抚州、吉安和鹰潭为支点”的“2+2+6”空间格局，新增创新合作关系主要以南昌以外城市为主，江西省本地创新网络密度有所增加。由于南昌本地专利合作数量较多，因此其合作专利总量等级再次提升，宜春、赣州、九江、新余的合作专利总量等级同处第二级，并且赣州和其他城市的创新关系大幅增加。④2019—2021年，网络格局再次改变，南昌依然具有明显的核心优势，但宜春、赣州成为整个创新网络中的次核心城市，同时创新合作覆盖了11个地级市，形成了“1+2+8”的创新空间格局。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赣州合作专利总量等级已经与南昌相同，从具体数值可以发现赣州和南昌均更倾向于内部创新合作。

总体而言，南昌作为江西省的省会城市，长期是江西省本地创新网络的中心城市，后期宜春、赣州成为次中心城市，三座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加入创新网络之中，进而推动整个创新网络的发展，但江西省中部和东北部合作创新密度较低。同时，南昌和赣州在此期间，虽然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创新合作在不断增强，但两座城市均更加专注于城市内部本身的创新合作，赣州实际的知识溢出辐射带动作用偏低。

（二）江西省城市创新合作跨界网络分析

1.跨界网络整体结构和中心性分析

利用Ucinet软件计算江西—全国、江西—粤港澳大湾区两个范围的江西省跨界创新网络的规模、关系数、密度，以及江西省城市的平均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介中心度，以分析江西省跨界创新网络在两个区域内的特征和江西省各城市在其中地位，结果如表3所列。

表3 江西省跨界创新网络整体特征和中心性

从跨界网络整体特征来看，这4个阶段的江西省跨界创新网络的规模呈现上升趋势，说明有新的外部城市不断加入江西—全国跨界网络和江西—粤港澳大湾区跨界网络当中，江西省对外的创新交流通道在不断拓宽，更容易吸收到外部城市的知识溢出，进而推动本地创新绩效的提升。但是江西省在全国区域网络规模增加幅度高于在大湾区区域，可见江西省还未充分发挥地理邻近优势，与大湾区的知识交流和技术合作的强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在两个跨界网络当中，网络关系数均呈现大幅上升的趋势，在全国区域增加了730%，在大湾区区域增加了560%，说明江西省内部城市与外部城市的知识技术交流程度在不断提升，间接说明了通过吸收外部城市的知识溢出可以增强与新城市之间的创新交流。但是其实际关系数与理论最大关系数相比，两个跨界创新网络均处于低水平状态。而且全国区域跨界网络的密度呈现下降趋势，江西与大湾区之间的跨界网络密度则是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说明江西—全国跨界网络关系的增加主要依靠将新城市纳入网络之中，而江西—粤港澳大湾区跨界网络不仅增加了新的城市节点，也加强了与原有城市之间的知识与技术的交流。总体而言，两个跨界网络的网络规模在不断增加，网络结构未稳定，网络密度有待提升。

从江西省地级市在跨界网络中的中心性来看：其一，江西—全国跨界网络的江西省内部城市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江西省在全国范围的跨界网络中拥有更多的网络资本，与其他城市联系程度更高，知识流动越流畅，创新独立性越强，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高，并且获取的外部知识和技术也在增加。同时，江西省内部城市度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高于均值的数量仅1～3个，其中南昌在吸收省外知识溢出和向省内进行知识扩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二，在江西—粤港澳大湾区范围的跨界网络中，网络的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19—2021年，三种中心度较上一时期均有所下降，说明江西省内部城市与大湾区内城市进行知识交流和技术合作的作用与地位在降低，网络资本也随着交流的深入在减少，但是接近中心度高于均值的城市数量在不断上升，反映了江西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知识流动通道在不断拓宽。

2.江西—粤港澳大湾区跨界网络成分与切点分析

为了明确展示江西省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创新合作关系及其变化，本文利用ArcGIS对江西—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合作跨界网络结构演变进行可视化，如图2所示。

图2 2010—2021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合作跨界网络演变

图2中，城市节点大小表示节点的度中心度，节点越大表示该城市与其他城市创新合作的次数越多；
线条粗细表示城市之间创新合作专利数量，线条越粗表示两个城市之间的专利合作数量越多。总体上，江西省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创新合作呈现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趋势，江西省各城市与江门、珠海、惠州、香港和澳门的专利合作关系有待加强。具体来看，大湾区城市前期主要与南昌、赣州和宜春进行创新合作，后期逐渐绕过这3个城市与江西省其他城市进行创新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南昌与深圳的创新合作是江西与大湾区创新合作的主线。当前，南昌与深圳、东莞关系更为紧密，赣州、抚州、上饶与广州关系更为紧密，鹰潭与佛山关系更为紧密，吉安与中山关系更为紧密。

为了进一步明确江西省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知识流动和技术合作的变化，通过网络成分和切点分析，判定江西省哪些城市在对外创新交流中起到“中间人”的作用。这些城市通过吸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知识溢出，并将其传递到江西省内部其他城市，进而推动江西省本地各城市创新绩效的提升。通过对每一阶段江西—粤港澳大湾区跨界网络进行切点与成分分析，可以发现部分切点划分的两个成分均为江西省内部城市，说明该城市仅在内部信息传递中起到“中间人”作用，因此将这类切点城市进行删除，最终得到4个阶段跨界网络中的切点城市、成分数量和当期网络中含有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结果见表4。

表4 江西—粤港澳大湾区跨界网络成分和切点城市

从总体趋势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4个阶段切点城市数量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而网络中大湾区城市数量呈现持续增加的趋势，说明外部城市的增加不一定导致切点城市的增加。具体来看，第一个阶段无切点城市主要是由于该阶段以南昌为中心的子网络与大湾区城市不相连，吉安这个孤立节点与大湾区的肇庆有创新交流。在其他3个阶段中，作为省会城市的南昌均为切点城市，说明行政等级对于城市进行知识流动和技术合作具有显著的强化作用。第四个阶段仅有南昌作为切点城市，主要原因在于前三个阶段江西—粤港澳大湾区跨界网络主要通过以“树形分叉”的方式增加网络规模和关系，即由部分城市担任技术守门员的角色与大湾区个别城市进行知识流动和技术合作，形成一对一的关系。但是在2019—2021年，江西省内部城市逐渐转向同大湾区多个城市进行联合创新，而大湾区的城市又与江西省内部多个城市进行联合创新，因此两个区域之间形成了多对多的关系。从网络中可以发现，现阶段南昌仅在江西省和中山之间扮演着守门员的角色，在不经过南昌的前提下，其他地级市仍拥有一条直接或者多条间接的通道与大湾区的城市进行知识交流或者技术合作。切点城市可能在内部城市之间的竞争中有意延缓外部知识向其他城市传递的进程，网络内部通道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避免这种“技术锁定”。

（一）结 论

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江西省本地创新网络的网络结构特征和空间演化进行了分析，同时从江西—全国、江西—粤港澳大湾区两个视角探究江西省跨界创新网络的网络结构特征，并且对江西和大湾区的知识流动和技术合作通道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得到以下三个主要结论。

第一，2010—2021年江西省本地创新网络的规模和凝聚性逐年提升，知识流动和技术合作的流畅性、通达性变化较小且处于中低水平状态，地级市之间创新合作的密集性仍有待提升。此外，南昌一直处于网络的中心位置，对本地网络有较强的控制能力，宜春和赣州逐渐成为网络的次中心城市，逐步起到本地创新合作网络中的重要“桥梁”作用。

第二，江西省本地创新网络在空间上开始以南昌为主导的“单核心-边缘”结构，逐渐转变为以南昌为主、宜春和赣州为辅的“单核心-双次核心-边缘”的创新空间格局，本地创新空间结构逐渐优化，但当前中部和东北部创新合作仍较弱。此外，赣州具有高强度的内部合作创新活动，但外部活动偏弱，宜春外部活动较强而内部创新活动偏弱，两者均有待进一步提升。

第三，自2010年以来，江西—全国、江西—粤港澳大湾区跨界创新网络的网络规模均大幅增加，网络资本、对外联系强度和知识流动的畅通性呈逐步上升趋势，江西跨界创新网络日益完善。在江西与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合作中，网络结构逐渐复杂化，知识流动和技术合作网络通道不断拓宽，但城市覆盖范围和创新合作紧密性有待增强，尤其是抚州、九江、景德镇等边缘城市与大湾区创新交流仍然比较薄弱。值得注意的是，南昌与深圳持续作为江西与大湾区之间创新合作的主桥梁，以南昌为主的技术守门员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分享合作机遇带动了内部其他地级市的对内对外协同创新。

（二）启 示

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江西省优化内部创新协同体系和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合作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第一，增强南昌的创新辐射和带动能力，充分发挥南昌作为江西省创新“头雁”的作用。依托南昌构建大南昌都市圈，重点加强南昌与江西中部、东北部城市的科技创新活动，弥补现今江西中部和东北部创新合作“塌陷”的困境，从而夯实江西本地创新联系基础。同时，主动建立南昌和边缘城市共同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进行创新协作的体制机制，通过以强带弱激发江西与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网络活力。

第二，合理布局创新要素落户赣州和宜春，构建“一核双中心”的创新生态体系。多中心发展有助于增强创新网络韧性和降低边缘城市被孤立的风险，而中心城市的“本地蜂鸣”更有利于增强其辐射和带动能力。因此，优先推动南昌、宜春、赣州三地信息、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的互联互通，逐步建立创新要素共享机制，并鼓励宜春加强内部高质量的创新合作以增强辐射能力，支持赣州加强与其他边缘地级市开展创新合作活动，通过核心和中心城市带动边缘城市加强与内部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外部城市的创新合作，以此构建多点带动的创新协同发展体系。

第三，借助南昌VR、赣州稀金、鹰潭智慧等十大科创城的建设，加强江西与外部城市的创新合作。充分发挥江西省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邻近优势、交通优势及现有创新合作关系，根据各地产业特色精准对接大湾区各个城市，强化与深圳、东莞、广州、中山、佛山、肇庆的创新合作，拓展与香港、澳门、珠海、惠州、江门的创新合作。构建江西省内部创新资源数据库共享、交易平台，将各城市从外部吸收或者内部衍生的专利、技术、理念等创新资源实现内部相互吸收，修正因为科研院所和高校区域分布不均衡，或者因为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之间的行政差异而带来的江西省地级市的创新差距日益增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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