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耀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史学家对历史和历史学的基本看法称为史学观念［1］324，其主要涉及的史学本体论是关于历史现象存在的本源和性质的观点或理论［2］20，史学本体论与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构成了史学的理论体系①，由此可见史学观念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学界对民国的史学观念及其与社会思想演变等关系的研究尚留有很大空白②。本文以民国史学观念为主线，结合史学方法论与认识论，并考量学术与思想、社会的关系，探讨该时期中国民族史研究及其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与演变。

民国的史学观念及民族史研究实现了从传统到近现代化的过渡。民国与史学相关的最重要的思潮流派包括：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为代表的近代实证史学（又称新历史考证学、新汉学等），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史学思潮，以胡适为代表的“整理国故”思潮，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以及以雷海宗等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其中，近代实证史学在继承清代汉学的同时借鉴了西方近代的科学观念和方法，成为五四运动后民国历史学主流。这些思潮与流派的史学观念、研究方法、领域、范式等均受到了西学的深刻影响。五四运动之前，西学已经在中国有了初步的传播；
五四运动之后，西学在中国迅速传播并对中国史学产生深远影响。20世纪20、30年代，传统的封建史学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西学的传播与冲击下，资产阶级史学取得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在这一时期产生并发展起来，中国的史学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下文提炼出民国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对中国史学影响最大的几种海外思想理论。

德国的历史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兰克史学对民国的近代实证史学、“史料学派”以及“整理国故”运动都有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唯物史观对中国近现代史学更是影响深远。法国年鉴学派拓展了史学的研究领域与视野，强调“整体”的历史，并主张“结构功能主义”，同时主张利用社会科学方法对史实进行“共时性”分析，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实证与归纳法，对中国近现代的“新史学”思潮、近代实证史学、“整理国故”运动以及“史料学派”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以杜威等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及以其作为理论依据的美国鲁滨逊新史学，也对中国近现代史学产生了广泛影响。英国斯宾塞的进化论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与史学的影响极大，梁启超的史学观念就深受进化论的影响。此外，日本在西学影响下形成的文明史学、新实证史学也分别对民国的“新史学”与新考证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总之，海外理论思想在史学观念及其主导下的认识论、方法论以及史学的研究领域、范式等方面，对中国近现代史学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其中的进化思想、实证方法，特别是科学主义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尤为深远。

中国传统史学一直包括对民族史的研究。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众多民族政权，蒙古族、满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元朝和清朝，其对本民族及相关民族史实的重视不言而喻，元朝所修《辽史》《金史》即保存了大量契丹、女真及其所建王朝的史料。另一方面，传统的民族史书写未获主体地位，也未形成完整的体系，而多是围绕封建王朝编纂，并多表现出大汉族主义思想。在民族观方面，清代“夷夏之辨”总体大为弱化，在晚清，传统的夷夏观又出现转折，“夷”也时指外国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又以“洋”指称外国人。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接受“五族共和”思想，社会各阶层对国内各民族为一体的认同逐渐加强，民族平等观念随之出现并日益增强。西方“民族建国”等思想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促使当时的学术界建构“国族”史。20世纪初，中国民族史学是在批驳“中国人种西来说”中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在讨论中国的民族形成和发展问题。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在继承传统民族史研究的同时，更多是受到西方进化论等思想理论以及人类学、民族学等新兴学科的影响，其在总体趋势上突破了传统民族史研究的局限，采用新的民族史学观与方法论进行研究。西方的“民族”“国家”及相关观念、理论，德国历史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民族观、日本文明史学及新实证史学、法国年鉴学派等提倡的科学主义及其社会科学式的研究方法、美国鲁滨逊新史学与美国边疆学派倡导的综合研究的理论方法，都对该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史学受海外影响还表现在对域外资料及具体研究方法的采用上，蒙元史③研究尤能反映这一点。比如，继清末洪钧与屠寄利用中西史料相参证进行蒙元史研究与撰述之后，民初，柯绍忞以《元史》为底本，在明、清两朝元史研究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的蒙元史研究成果，将东、西方史料对校互补，于1920年编成《新元史》④。总而言之，民国的民族史研究在时代变革、西学影响以及史学观念演变下，由传统的民族史研究转向了近现代化的民族史研究。

中国近现代民族史研究的学者，以王国维、梁启超、吕思勉、王桐龄、林惠祥、宋文炳、李济、吕振羽等为代表，开始重构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使中国民族史成为近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并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民族史学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蒙古史在民国民族史研究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王国维、陈寅格、陈垣等是历史学转型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史学家，其史学研究为20世纪早期中国近代实证史学奠定了基础。他们的研究涉猎诸多方面，对蒙元史作了大量的考证论文和史籍校注，成绩突出，我国的蒙元史研究从他们开始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研究哲学与美学，继而攻词曲戏剧，后来研治史学。他承乾嘉学派余绪，又受西学、日本近代史学等影响，在20世纪初边疆与民族双重危机的情况下，参考国外研究成果，对中国北方民族史特别是蒙元史作了深入研究。其中，《蒙古史料校注四种》（包括《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圣武亲征录校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是其所著且在20世纪20年代初印行的蒙古史学力作。［3］陈垣于20世纪20年代写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从多个方面考辨了元代色目人“华化”的情形［4］，此研究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史的实证研究。陈寅恪通晓多种东方古代及欧洲的语言文字，精于史实考证，重视历史现象的前因后果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20世纪30年代初，其研究《蒙古源流》的四篇论文，以蒙古文、满文、汉文诸本进行对校，运用西学的审音与勘同等方法考释，推定作者世系、著作时代、版本以及史观等。［5］陈寅恪突破了蒙元史研究中证补、重修正史的传统学术路径，促使中国蒙古史研究步入一个新阶段。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民族史的撰述与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民族史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新中华民族主义》［6］等文章。五四时期的民族史研究初步形成了全新的民族平等观，承认少数民族在我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客观评述历代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民族史研究迅速发展，陕甘宁边区生活着回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1938年，西北工作委员会设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室，下置蒙古族和回族问题研究组，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开展了对回族、蒙古族的研究。1940年编写了民族问题丛书，包括《回回民族问题》《蒙古民族问题》。吕振羽在1947年所著的《中国民族简史》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论述民族史的专著，书中严厉批判了国内资产阶级的大汉族主义，主张各民族平等。［7］

此外，民族史研究与边疆史地研究紧密相关。嘉道之际，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西北边疆史地学兴起。民国时期，一些与民族史有关的学术机构得以成立。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在日本大举侵华下，边疆史研究再次兴起，研究边疆地区的专著、期刊等大量出版，1934年筹建的禹贡学会将边疆民族问题作为重要研究内容，《禹贡》半月刊出版了多期有关边疆史的专号。

民国时期，学者对“民族”“中华民族”以及“国族”“民族主义”“民族意识”“种族”“人种”等概念进行了阐释和探讨，为中国近现代民族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里主要论述民国时期，与民族史理论及观念密切相关的“民族”“中华民族”思想的演变。

中国的“民族”概念有三个基本源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传统的“民族”概念。“民族”一词在中国古籍文献中极少出现，不同于西方的“民族”观念，中国古籍文献中的“民族”更倾向表达“民”的含义。梁启超最先把近现代西方国家的“nation”一词经日语译介为“民族”，相关理论也传入中国，“中华民族”一词也由梁启超在1902年最早提出。

晚清，立宪派主要以文化区分民族，而革命派则持种族民族主义，更看重血统对汉民族形成的重要性。这样的区别与立宪派、革命派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密切相关，立宪派主张“满汉一体”，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革命派则主张“革命排满”，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此外，两派的思想也有相通的地方，即都受到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影响，都是为了完成民族建国，所以两派又相互影响。辛亥革命是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开端，当时边疆地区出现了帝国主义制造的分裂危机，革命派的民族思想随之发生转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摒弃种族民族主义，吸纳立宪派思想，确立“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其“五族共和”仍带有“汉族本位”思想），并使之成为基本国策。

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华民族”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孙中山在此时赋予了民族主义以新的内容，即明确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倡导各民族平等，并融合成一“中华民族”。这一时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讲的“中华民族”也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统称。此外，与立宪派关系密切的知识分子也吸收了革命派的民族主义思想，其代表人物梁启超在1922年写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里指出了“民族意识”的重要性。［8］总而言之，这时期中国主要政治派别的相关思想又一次得到统合，“中华民族”用来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观念得到确立。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高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得到全国各族人民普遍认同。综上可知，“民族”“中华民族”等观念的形成，与中国政治、社会的发展及国外的情况都联系紧密；
同时，也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特别是受到了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民族建国”及“民族主义”等观念的影响。

这一时期，学者们也认识到了汉族的多源性以及“中华民族”的文化性。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提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这里的“中华民族”指汉族）。［9］同为立宪派的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强调“中华”是一个文化的族名，并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为一“中华民族”。⑤他们的学说可被看作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滥觞。吴文藻在1926年写的《民族与国家》里则认为汉族主义是种族主义，中华主义是民族主义，以种族与民族较，“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统称，以国家与民族较，中华则代表汉族。⑥这一论述可见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思想的萌发，但其指代还不够清晰。其学生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及“中华民族”理论的集大成之作。［10］

民国的民族史研究在西学影响下采用近现代的研究方法。传统民族史中因考察、任职或行商等亲历而作的研究很少，多是摘录文献典籍，强调文献考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学的传入，民族史研究在继承传统的文献考据基础上，又采用了西方学科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并取得研究硕果，促进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其中，人类学理论及其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在民族史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类学开始传入中国，进化论作为人类学第一个学科范式，对一些研究中国民族文化历史的学者有很大启发。此外，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史编撰的指导思想也由传统的“夷夏观”向“中华一体”转变，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学界借鉴西方理论与方法，开始按新的体例编纂中国民族史。

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一，这一时期的民族史研究还未获得全面、长足之发展，比如在研究领域上，关于中国民族史的史学理论、史学史、历史哲学以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献、民族文化与原始宗教等的研究还很不足。其二，20世纪前期，尽管时代剧变，且中国学者受西学的影响日益加深，但在历史条件与当时主流思想的限制下，其民族史观多未能摆脱大汉族主义与正统史观的束缚，研究重点仍集中于传统范畴，同时又难以避免地受到帝国主义民族观的消极影响。其三，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并不十分专业。如王桐龄、吕思勉、宋文炳等学者，是在传统史学研习之余进行民族史研究的，且没有受过系统的西方人类学等学科训练。又如研究者在对域外思想理论及资料的借鉴上也存在局限性，研究元史的柯绍忞并未掌握相关的民族语言，所用域外资料是用西文翻译了的论著，而其也不懂相关西文，最初的资料经重译后很大程度上已偏离原意。由于柯绍忞也不懂近现代历史语言学，在审音与勘同等方面也存在困难。再如近现代民族史的学科规范方面也存在问题，柯绍忞的《新元史》所引用的新资料都未注明出处，以致难以参考引用。此外，在借用西方理论方面也存在很大问题，比如西方建构的单一民族建国理论，在西方国家也难以真正实践，更不适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与国情。民国的民族史研究也是多史实叙述，较少理论探讨，对与民族史研究密切相关的“民族”“国家”等关键概念的辨析不够精准、深入。

本文通过论述民国特别是五四运动后的史学及中国民族史研究，梳理其演变脉络，分析其内在理论与外在影响因素以及二者的互动关系，探究学术、思想及社会的内在联系。总体而言，民国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经历了从封建史学向资产阶级史学的演变，在不同阶段也具有不同特征，其史学观念、认识论及方法论直接受到了政治运动、政党派别以及不同学术流派、社会思潮等影响，中国民族史研究开始从传统向近现代过渡。本文探讨了民国时期中国传统民族史学在时代剧变与海外思想理论冲击下的演变，并参照中西、新旧、变与不变、保守与激进等因素，探究历史学特别是中国民族史学与社会、政治，特别是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这些研究，本文以期能较深刻地发掘中国传统史学近现代化的路径及与相关因素间的内在关联，通过史学近现代化探讨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及其发展特征。

［注释］

①史学本体论主导着史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史学方法论是历史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以及从属于它们的较低层次的导向性方法或指导准则，史学认识论是关于人们对历史之认识的理论。

②参见罗志田：《传承中的裂变——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92—201页。作者论及“清代以及近代中国学术与思想演变的互动关系迄今尚乏基本的梳理……可以从思想和学术互动的角度考察分析，如果可能的话更应从社会角度考察中国学术怎样因应西方学术（包括学术分类）的冲击、怎么调整和确立自身的学科认同”。

③蒙元史包括大蒙古国史、元朝史以及明清蒙古史。

④参见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与中西学术的会通》，《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其指出该书“资料搜集大大超过前人，并能吸收乾嘉以来诸家的考订，更突出的是利用了域外史料·和西方学者、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增补内容甚多，考订正确者也有不少，与前人重修元史者相比确是面目一新”。

⑤1907年1月，杨度创立《中国新报》，在其上连载长文《金铁主义说》。

⑥《民族与国家》一文为吴文藻先生于1926年4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学时的作品，载于《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第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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