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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视角下旅游资源和国内旅游经济空间错位演变及优化——以云南省为例*

2023-03-11 08:00:17

柯月嫦,吴映梅

(1.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综合保护中心,云南 西双版纳 666303;
2.云南师范大学 地理学部,云南 昆明 650500)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我国旅游收入断崖式下跌,旅游业受损严重.同时疫情暴发后我国入境游客占总游客数的比重不足1%,国内旅游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国民的出境游转向国内游,为国内旅游市场复苏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在新冠疫情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及世界经济低迷的环境下,我国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旅游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旅游双循环发展格局,是亟待学者回答的现实和热点问题.

旅游资源和旅游经济研究对于旅游产业的规划与发展至关重要.目前,国内学者对旅游资源的研究侧重于分类与评价[2]、空间分布格局[3]、影响因素[4]、保护与发展[5-6]、旅游定位[7]与空间规划[8]等方面;
旅游经济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陆林、汪德根、朱海燕、吴媛媛和衣传华等人从全国层面定量测度了旅游经济的空间特征以及旅游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等[9-13];
吴开军、李华、吴承忠和程进等学者从区域和省域层面探究了旅游经济的空间演化、成因和影响因素[14-17].但旅游资源作为创造旅游经济的前提和基础[18],国内学者从“旅游资源和旅游经济是否适配”作为切入点进行关联性探索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李连璞探究了旅游资源、规模和效益的同步与错位关系[19],邓祖涛剖析了我国旅游资源、区位和入境旅游收入之间的空间错位关系[20],李凌雁分析了西部地区旅游—文化—经济发展的错位关系[21],杨宇民探究了人口规模和交通对中国城市旅游资源和经济空间错位的影响[22].但相关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研究时段缺少动态研究,研究结果可能是某种特定情境下产生的一种短期偶然性结果,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难以为继;
二是市场划分和指标选择上,学者鲜有细分国内外市场,侧重于用A级景区代表区域旅游资源丰裕度.研究视角上,鲜有从双循环视角出发,探讨受疫情影响明显的旅游业如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为此,本文在双循环视角下以14项指标因子共同表征旅游资源丰裕度,探究动态演变历程下旅游资源和国内旅游经济的错位关系,对优化国内旅游供给结构,推动旅游业积极主动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以云南省为研究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可较好地探究旅游资源丰富的省区其旅游资源和国内旅游经济匹配关系的动态演变特征,对双循环战略导向下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提高和国内旅游的提档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1.1.1 数据来源

旅游资源方面,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22-24],结合实际情况,将云南省旅游资源划分为:3A级景区、4A级景区、5A级景区、世界遗产、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水利风景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南省特色小镇、国家级特色小镇、国家地质公园、国家自然保护区和国家森林公园14类,数据源于官方网络平台.国内旅游经济方面,选取2009-2019年国内旅游收入来表征各州市国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数据源于《云南省统计年鉴》(2010-2020年).

1.1.2 数据处理

具有多重身份的旅游资源,如石林风景区是5A级景区也是世界自然遗产,对其进行重复计算会导致旅游资源禀赋区域差异失真,故仅保留旅游资源的最高级别,不进行重复叠加与计算.根据旅游资源贡献重要程度和参考相关文献[22,25-26],依据世界遗产>5A级景区>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4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级特色小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3A级景区>省级特色小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顺序对各项旅游资源进行去重处理,因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对整个县区市的评选,故不列入去重处理行列.权重上,用熵权法和德尔菲法共同确定各项旅游资源权重[22](见表1).

表1 云南省旅游资源指标体系Table 1 Index system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Yunnan Province

1.2 研究方法

1.2.1 旅游资源指数

旅游资源指数用于表征各区域旅游资源的丰裕程度,其计算公式为[22]

式中,Ai为云南省i州市的旅游资源指数,θij表示云南省i州市j项旅游资源的标准化数值,bj为各项旅游资源指标所占的权重.

1.2.2 国内旅游经济指数

国内旅游经济指数用于衡量云南省各州市国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其公式为[27]

式中,Li为i州市国内旅游经济指数值,Xi为i州市的国内旅游经济总值,Xmin和Xmax分别为其国内旅游经济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1.2.3 重心模型

重心分布可从宏观层面把握旅游资源和国内旅游经济的空间错位程度和分离状况[28].其公式为

1.2.4 二维矩阵模型

二维矩阵模型是对错位要素进行分类以分析区域空间错位程度的重要方式,可确定无明显错位区和偏离区(见表2).其中,偏离区分为正错区(国内旅游经济指数>旅游资源指数)和负错区(国内旅游经济指数<旅游资源指数).依据错位程度,错位区可分为高错位、中错位和低错位三个等级[20].

表2 二维矩阵模型Table 2 Two-dimensional matrix model

2.1 全局重心演变

测算云南省旅游资源指数和国内旅游经济指数,借助Arc GIS软件中的重力模型对2009-2019年两要素的重心空间分布及演化路径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见图1).

国内旅游经济重心的演变呈现出“西北—东南—西北”的移动路径,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2009-2015年,国内旅游经济重心大幅往西北方向移动,旅游“二次创业”和“旅游强省”建设推动了政府和社会对旅游产业的投资,尤其滇藏旅游走廊的推进,大大促进了滇西北地区的旅游发展,拉动国内旅游经济重心往西北方向移动.第二阶段2015—2018年,国内旅游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原因是金沙江沿江旅游经济带的交通基础设施、旅游服务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优化促进了滇东南和滇西南地区旅游发展.第三阶段2018—2019年,国内旅游经济重心往西北方向回迁,大滇西旅游环线的建设优化了滇西和滇西北地区的旅游基础设施,提高了区域旅游可进入性,牵引国内旅游经济重心朝西北方向移动.总体上,2009年国内旅游经济重心(25°8′N,101°45′E)和2019年国内旅游经济重心(25°7′N,101°15′E)南北相差1′,东西相距30′,空间距离变化较小.旅游资源重心演变的方向展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和无序性的特征,但分布集中,历年来空间距离变化幅度小.

图1 云南省旅游资源和国内旅游经济重心迁移路线图Fig.1 Ride map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domestic tourism economy in Yunnan Province

总体上,云南省的国内旅游经济重心和旅游资源重心存在空间错位,但两要素的空间错位程度不断缩小,呈现出非极化和逐步协调发展的态势,说明旅游资源是国内游客外出旅游的主要考量因素,旅游基础设施优化和旅游资源发展是两要素错位程度不断缩小的重要原因.

2.2 局域错位演变

通过二维矩阵模型划分各州市旅游资源指数和国内旅游经济指数的错位程度,再运用Arc GIS软件对2009-2019年云南省旅游资源和入境旅游经济错位关系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见图2).根据“云南省十四五规划”,云南省分为六大旅游区,滇东北地区包括曲靖市和昭通市;
滇东南地区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滇中地区包括昆明市、玉溪市和楚雄彝族自治州;
滇西北地区为大理白族自治州、丽江市、迪庆藏族自治州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滇西地区指保山市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滇西南地区则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和临沧市.

滇东北地区:始终在无明显错位区和低正错区间变化,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旅游投资相对较少,旅游资源提质增效发展缓慢.滇中地区:2009-2015年(2011年除外),昆明市位于低正错区,2016年后则演变为无明显错位区;玉溪市历经“低正错区—无明显错位区—低负错区—无明显错位区”的演变历程;
楚雄彝族自治州经历“无明显错位区—低负错区—无明显错位区—低正错区”的变化.总体上,昆明市长期位于低正错区,历年来国内旅游经济省内排名第一,玉溪市和楚雄彝族自治州则长期位于无明显错位区和低负错区,受昆明市的旅游遮蔽效应影响明显,急需实行差异化的旅游发展战略,提升旅游资源核心竞争力,提高国内游客关注度.滇东南地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从低正错区向无明显错位区演变;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则从无明显错位区向低负错区演变,“昆玉红文化产业经济带”的打造使地方政府和投资商加大了对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旅游资源的投资和开发力度,国家级和省级特色小镇的建设以及红河哈尼梯田世界双遗产的发展提升了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旅游资源丰裕度,但游客对新兴旅游资源感知并做出旅游选择具有时间滞后性,故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旅游资源指数大幅提升的同时旅游经济指数未能同步发展.滇西南地区:2011年前,正错区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2012-2015年,正错区转向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演变为无明显错位区;
2016-2019年(除2017年),滇西南三州市均属无明显错位区.澜沧江沿江旅游经济带的建设让滇西南地区旅游资源品质不断提升,边境游和民族文化游崛起,吸引游客流向滇西南地区,国内旅游经济随之增加.滇西地区:2015年前,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始终位于低正错区,而后,其在无明显错位区和低正错区间交替演变.保山市经历“无明显错位区—低负错区—无明显错位区—低负错区”的交替演变,交通限制致使游客的可进入性低,使其难以发展成为正错区.滇西北地区:2009-2018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位于无明显错位区,2019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新生桥国家森林公园和三江并流风景区等旅游资源逐步得到开发,但交通闭塞和旅游基础设施滞后等核心问题影响游客的可进入性和停留时长,严重限制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旅游经济崛起,故其后演变为负错区.大理白族自治州从无明显错位区向低负错区演变;
丽江市历经“无明显错位区—低负错区—无明显错位区—低正错区—低负错区”的演变历程;
迪庆藏族自治州则经过“低正错区—无明显错位区—低负错区”的演变.综上,滇西北地区逐步演变为全区域低负错区,根本原因是滇西北地区旅游资源质量和数量不断提升,旅游资源丰裕度全省最高,但其国内旅游经济尚未同步发展,需进一步加强对新开发旅游资源的宣传与营销力度,增强游客对新兴旅游资源的感知和认识,激发游客做出旅游选择的欲望;
同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亦待快速推进,增加游客对迪庆藏族自治州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可进入性.

总体来看,云南省以无明显错位区为主,低负错区在数量上呈现出“无—有—多”的发展态势,空间上主要集聚于滇西北地区和滇西南地区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尚不存在中度或高度错位区,说明国内游客依然以旅游资源为导向开展旅游活动.低正错区则经历“集聚分布—分散分布—空间收敛分布”的演变态势,与无明显错位区和低负错区交替演变,表明国内旅游经济和旅游资源发展相互响应,游客感知、旅游投资、旅游资源及交通优化等内外部条件变化使各州市两要素间的错位关系发生改变(图2).

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1822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图2 2009-2019年旅游资源和国内旅游经济空间演变Fig.2 The evolu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domestic tourism economy space from 2009 to 2019

2.3 空间匹配性演变

以2009年、2012年、2015年和2019年为时间节点,以两要素的全省平均水平为标准,通过两要素的相互作用,可得出旅游资源和国内旅游经济间的四种空间匹配关系,研究结果如下:

(1)双高型:丽江市、大理白族自治州、昆明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长期为高旅游资源、高旅游经济型,说明上述州市为旅游发展领头州市,其中,2015年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国内旅游经济指数低于平均值,2019年伴随滇越铁路、高铁交通和哈尼梯田等旅游交通的优化和高品级旅游资源的发展,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再次发展为双高型州市.(2)双低型:楚雄彝族自治州、玉溪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临沧市、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曲靖市和昭通市长期为低旅游资源、低旅游经济型州市,但在“旅游强省”的战略导向下,双低型州市的旅游资源指数和国内旅游经济指数逐年提高.(3)低高型:2009-2019年,云南省无州市为低旅游资源、高旅游经济型.(4)高低型:2009-2019年,少有州市位于高旅游资源、低旅游经济型行列,说明国内游客依然是围绕旅游资源开展旅游活动,旅游资源和国内旅游经济的匹配程度较高.迪庆藏族自治州和保山市曾从双低型发展为高低型,说明上述两个州、市不断加强旅游资源的开发,以推动州市旅游发展.

根据16个州、市的空间错位程度和六大旅游区发展的痛难点,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提出优化策略:

(1)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受贸易保护主义及新冠疫情等方面的影响,国际旅游市场不确定性大幅增加,为此,云南省旅游业要于变局中开新局需立足于国内旅游大循环.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旅游消费需求旺盛,潜力巨大,因此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应充分利用国内旅游市场超大规模的优势,以国内旅游大循环为主体,进行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国内旅游大循环.在做好国内旅游大循环的基础上,需积极拓展国际旅游市场,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旅游市场,形成良性联动的新发展格局.

(2)优化游客入滇的交通环境,畅通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交通先行”是当前旅游发展的基本共识,滇东南地区需加快旅游高铁建设,实现“昆明—红河—文山”高铁互联互通,形成滇东南旅游环线,互送客源;
滇西和滇西北地区需加快发展航空和公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等更需主动融入大滇西旅游环线建设,打破交通对区域旅游发展的限制.滇东北地区需快速优化内联外通的旅游基础,提高省内外游客的可进入性.

(3)轴带式联动化布局,实施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整合区域内世界遗产和A级景区等高品级旅游资源,发挥昆明市、丽江市、大理白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领头作用和旅游溢出效应,州市间差异化发展,构建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旅游廊道.滇中和滇东南地区构建昆玉红旅游文化带;
滇西南地区紧抓大湄公河次区域旅游合作、云南—东盟国家区域旅游合作等发展机遇,打造民族文化突出的旅游黄金路线——茶马古道游线;
滇西和滇西北地区建设大理—丽江—迪庆—怒江—保山—德宏大滇西旅游环线;
滇东北地区依靠地缘优势,与贵州省开展旅游合作,形成客源互送、资源共享、联合营销和共同发展的旅游格局.

(4)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施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双高型州市需稳定市场规模,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完善旅游产品体系,促进游客消费升级;
双低型州市需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开发“精、特、奇”等旅游项目,加强旅游宣传与营销,提升游客对旅游资源和城市的感知与认识;
高低型州市需整合区域旅游资源,构建独具特色的旅游线路,畅通点与点之间的交通连接,并结合当前游客的需求转向,加强对旅游资源的宣传与营销.

以云南省2009-2019年的旅游资源和旅游经济为研究对象,从“双循环”视角出发,运用多种定量方法动态分析两要素的空间演变特征和匹配关系,研究结果如下:

(1)全局重心演变上,云南省的旅游资源重心和国内旅游经济重心的空间错位程度不断缩小,说明旅游资源是国内游客入滇旅游的主要考量要素,其中旅游基础设施优化和旅游资源开发是两要素错位程度不断缩小的重要原因.

(2)局域错位关系上,云南省以无明显错位区为主,低负错区在数量上呈现出“无—有—多”的态势,空间上集聚于滇西北地区和滇东南地区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不存在中度或高度负错区.低正错区经历“集聚分布—分散分布—空间收敛”演变态势,与无明显错位区和低负错区交替演变.游客感知、旅游投资、旅游资源和交通优化等是各州市两要素错位关系发生改变的主要影响因子.

(3)匹配性上,昆明市、丽江市、大理白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长期为双高型城市;
多数州市属于双低型城市,但发展趋势向好;
迪庆藏族自治州和保山市曾为高低型城市;尚不存在低高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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