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本森，周 沐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

威海的城市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城市定位、城市规划的影响，为研究城市定位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典型案例。在近代，威海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历经晚清、英国殖民时期、民国三个阶段，从最初的渔村逐渐发展成为特色鲜明、颇具规模的近代化城市。对其城市发展过程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城市定位和规划的作用，对今天的城市定位、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决策有直接的借鉴意义。目前，国内学界关于近代威海卫城市定位、规划和发展的专题研究成果尚未见到，仅在对近代威海卫城市史研究的成果中有很少涉及。(1)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刘本森：《帝国的角落：英国租占威海卫研究(1898—193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郭燕飞、刘本森：《英国威海卫租借地城镇化进程中的市政建设及其启示》，《城市史研究》2020年第1期；
杨发源：《英租时期威海卫功能的变迁》，《城乡社会观察》第四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
郭晓：《英租时期威海卫社会文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年；
李东泉：《近代青岛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关系的历史研究及启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期等。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广泛搜集整理相关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考察威海的城市近代化进程及城市定位和城市规划演变情况，进而探究城市定位、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

威海地处胶东半岛最东端，北、东、南三面濒临黄海，北与辽东半岛相对，东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西与山东省烟台市接壤，是一个三面环海、背负群山的海滨城市。自元代以来，威海卫因地处沿海而频遭海盗侵扰。明朝建立后，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将文登县辛汪都三里东北近海处划出，设威海卫，派兵驻屯。“卫辖左、前、后三个千户所，……并在沿海筑墩，沿路设堡。遇有倭寇袭扰，墩则昼举烟，夜举火，接递通报”。(2)威海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威海市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页。威海卫初建时，有防无城，直到永乐元年(1403)威海卫指挥佥事陶钺征集军民数万人建筑卫城，威海才有了建城史。

威海卫城占地面积较小，永乐元年建城时，“砖石相间，高三丈，厚二丈，周六里一十八步。动宁海、文登夫役，军三民七修之，门四，楼铺二十，池阔一丈五尺，深八尺”。(3)毕懋第原修，郭文大续修：《山东省威海卫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64页。其城市规模及布局亦很简单，据《威海市志》载：“城垣南北长870米，东西平均宽度632米，占地55公顷。卫城布局，明代以东西、南北两条主要街道划为四个坊隅。威海卫指挥使司衙门、威海卫学和主要庙宇，均集中于东北隅；
生活居住区多集中于东南隅和西南隅；
集市则设于‘十字街口’附近地段。”(4)威海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威海市志》，第34页。明清时代，威海卫城内有大街小巷21条，其中主要街道两条，路宽6米；
次要街道2条，路宽4米；
其余多系小巷，宽2米左右。路面多为夹沙土铺盖，间或乱石铺砌。主要街道断面呈两侧高、中间低凹槽状，兼为排水沟渠。(5)威海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威海市志》，第395页。清代以来，统治者开始对卫所进行裁撤与“民化”。雍正十三年(1735)，威海卫“裁卫十八屯，已垦未垦地俱归并宁海州、文登县并新分海阳县”。(6)毕懋第原修，郭文大续修：《山东省威海卫志》，第97页。此后直到光绪以前，威海卫城基本保留了建城时期的规模，并没有太大改变。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清政府渐识海防之重要性，至洋务运动时期，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始筹办水师。与此同时，清政府开始为北洋水师基地选址，威海卫由此进入选址视野。1874年，早期维新思想家郑观应提出，“合直、奉、东三省之力，以铁甲船四艘为帅，以蚊子船四艘、轮船十艘为辅，与炮台相表里，立营于威海之中，使敌先不敢屯兵于登郡各岛”，将目光投向威海卫。(7)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9-130页。1875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在《筹办海防折》中也指出在威海建立海军基地的必要性，他认为，威海“三面皆系高山，唯一面临海，而外有刘公岛为之屏蔽”，“轮船出与敌战，胜则可追，败则可退而自固，此威海之防也”。(8)丁宝桢：《筹办海防折》(光绪元年十月初一日)，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1389页。威海卫的地理位置及地势，突显了其海防军事功能。

清政府选定威海卫作为军港之后，于1887年开始全面建设。是年，首先在刘公岛前坡开工修建了北洋海军提督署及大批营房设施。(9)王树强主编：《威海卫史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年，第72页。1889年，由道员龚照玙主持，于提督署西南筹建铁码头，1891年竣工。铁码头长205米，宽6.9米，水深7米，其墩桩“用厚铁板钉成方柱，径四五尺，长五六丈，中灌塞们德士(水泥)，凝结如石，直入海底，较之各处所设铁码头工程尤巨”。(10)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4卷《奏议十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95页。同时，在刘公岛西端建有麻井船坞，负责停靠、修理小型舰船和鱼雷艇。船坞呈长方形，东西长300米，南北宽180米，东北西三面皆有护浪堤坝，南岸设有两个码头和两处带铁轨、吊架的坞道。(11)威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威海文史资料》第8辑，1994年，第31页。此外，在刘公岛上，清政府还建有电报局、电灯台、工程局、机器局、屯煤所、水师养病院、鱼雷修理厂等。清政府还在沿岸修建海岸炮台和陆路炮台，至1891年海军基地建成时，共有海岸炮台13座，陆路炮台3座。由此，在威海卫港湾，海军各种配套设施已基本齐全，威海卫成为一所近代化军港。

总体而言，随着清末洋务运动和北洋水师的建立，威海卫城市建设亦随之展开。出于海防需要，大多数工业建筑和军事建筑都集中在刘公岛上，使得威海卫的这次大规模建设运动对威海卫城的建设影响不大。彼时威海卫正处在近代城市形成早期，在原来卫城的基础上有所发展，逐渐形成一定的城市规模。

甲午战争后，日本成立威海卫占领军，对威海卫进行了长达两年半的军事占领，在此占据期间，日军几乎没有对威海卫的城市建设做出什么改变。(12)刘本森：《帝国的角落：英国租占威海卫研究(1898—1930)》，第241页。

甲午战争打破了西方列强在远东争夺权益的均势，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在这一过程中，威海卫成为英国的租借地。1898年7月1日，清政府与英国正式签署《订租威海卫专条》，规定英国政府的租借范围除刘公岛外，还包括“环绕整个海湾的约长10英里的带状土地……这条带状土地面积有近300平方英里，海岸线长度超过70英里；
从最东边的村子大岚头到最西边的海庄，直线距离约有40英里”。(13)庄士敦：《狮龙共舞：一个英国人笔下的威海卫与中国传统文化》，刘本森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5-56页。根据条约，英国的租界范围并不包括当时的威海卫城。在英国人的眼中，威海卫城“根本算不上什么城，而是一个‘带有围墙的村庄’”，因而在英租威海卫32年的时间中，威海卫老城不但没得到发展，反而更加破烂不堪。(14)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201页。英国人看重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威海卫沿海的部分地区，最早这一带是渔民泊船晒网的场所，直到光绪年间创办北洋海军后，这里才开始出现了街市。(15)威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威海文史资料》第4辑，1989年，第180页。

最初租借威海卫时，英国政府计划把威海卫建成其在远东地区的永久性海军基地。英国人认为，威海卫是中国北方仅剩的能与胶州、旅顺抗衡的军港，看重其作为海军基地的潜力。在《租借威海卫协议草案》中，英国强调其租借威海卫的行为是“为了向大不列颠提供中国北方适宜的海军港口，更好地保护英国在附近海域的商务”，“有权在东经121度40分的沿海地区的任何地方修筑防御设施、驻扎军队或采取为防务目的所需的任何其他设施”等。(16)《租借威海卫的协议草案》，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清史译丛》第1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4页。因而在1898年占领威海卫后，英军一方面着手对既有的军事设施进行加固维修，另一方面又在岛上开始设计与兴建新的炮台、兵营、战壕、掩体、碉堡、煤库、医院等军事防御设施与后勤保障设施。(17)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第77页。

与此同时，负责接收威海卫的英国驻华海军总司令西摩尔，受英国海军部委托对威海卫进行勘察，主要是针对“陆地和岛上的防御工事情况、原来的工事和储煤情况”，并就“目前状况下威海卫用做海军基地的价值、如何能尽快提升、最可能受到攻击之处、怎样防御能最好保护该港”等问题做出报告。(18)Admiralty to Commander-in-chief, China, 13 May 1898,China. No.1 (1899).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China,p.83.英国陆军部同样派遣防务专家路易斯上校率领调查团抵达威海卫，期望“使政府能够确定租借地的边界，包括势力范围和实际占领区；
使海军部能够对留给海军工事的用地做出估计；
使陆军和海军当局能明白哪些是保护该军港的必需防御”等。(19)“Instructions for the Officer Commanding the Military Survey Party about to be dispatched to Wei-hai-Wei, China. No.1(1899)”，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China, 1899, p.84.不久后，两人都给出了自己的建议。西摩尔认为威海卫有着较大的战略潜力，应该把它建成“实用的海军基地，可以抵御舰队的袭击”。(20)Seymour to Admiralty (no.481), 17 Sep.1898, ADM 125/88.而路易斯则认为威海卫在战争时期对俄国的制衡“没有价值”，并主张应当减少对威海卫的军事投入。(21)Lewis, “Report on the Proposed Defence of the Naval Establishment at Weihaiwei”, 11 Sep.1898, CAB 11/59.

尽管意见不同，但两人对把威海卫作为军港进行规划的态度是一致的。经过反复论证后，调查团向英国政府提交了规模庞大的威海卫海军基地建设规划，其中包括在刘公岛上建立严密的防御设施和充足的军用储备库，使得纵横交错的火力配备足以抵御外来进攻。岛上军营计划容纳1个步兵营、1个炮兵连和1个机械化师的大部分以及重机枪部队。此外，还将在陆地上及东经121°40′以东的范围内修建一批碉堡、炮台和兵营。(22)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第77页。然而，这一计划在施行时却遇到较大阻力。一方面，彼时英国正在南非与布尔人作战，如耗费巨资在威海卫修建基地无疑会给英国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自从1898年租占威海卫以来，远东形势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899年英俄协定签署，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联军驻扎天津。与1897—1898年远东危机时各国之间的紧张气氛不同，此时列强在华更多的是采取合作态势。(23)刘本森：《帝国的角落：英国租占威海卫研究(1898—1930)》，第158页。如此一来，威海卫的军事战略意义就大打折扣了。

最终，海军部、陆军部、殖民部于1902年对威海卫的防御问题进行会商，否决了在威海卫大规模建设海军基地的计划。对此，有人评论说“我们已犯了错误：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超过两年)决定这儿不适合海军用途”。(24)Report by Major Pereira, 12 Feb.1902, FO228/1546，随着1902年英日同盟达成，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取得俄国在旅顺、大连的权益，威海卫失去了制衡俄国的价值，其作为海军基地的定位被彻底放弃了。

在讨论是否将威海卫建设成海军基地的同时，英国人对威海卫能否在自己手上成为“第二个香港”也抱有相当期待。租占威海卫在当时极大地刺激了英国工商界的膨胀欲望，他们非常希望利用威海卫扩大其商业利益。1902年2月，《泰晤士报》曾评论道：“如同香港是华南商业中心一样，威海卫在未来成为华北的商业中心绝不是不可能的。香港被占领后的很多年里被认为是无用的负担，虽然它在某些方面不如威海，但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商业港口之一。”(25)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第105页。

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一批外商很快奔赴威海卫境内。1898年，英国人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在刘公岛创办了康来洋行，这是威海近代第一家外资洋行。1899年欧内斯特·克拉克(Emest Clark)创办的泰茂洋行，也是近代威海有名的英资洋行之一，该行在上海、香港等地均设有行号。此外，英商还展开了对威海卫所储矿藏进行勘探调查，认为威海卫蕴藏着“质地极佳、储量丰富”的金矿，其他矿种的储量也前景喜人，这也同样刺激了英商开发威海卫的热情。

然而，总体来看，英租时期威海卫发挥其经济口岸的作用并不尽如人意。相较于其他通商口岸，威海卫的外资流入不多，数量少、规模小，而且资本构成单一，几乎全部为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输入微乎其微，这是两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英国对威海卫的租借，起初多是从与沙俄相抗衡这方面进行考虑的，因而当时英国政府没有明确规定对威海卫的租借期限。外资在近代进入中国时，洋商之所以首先看好通商口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通商口岸他们可以享有土地永租和免税等诸多特权，足够长的租期也能维护商人的长期利益。但在威海卫，尽管洋商们依旧享有特权，但缺少英国政府所保证的稳定租期，这种特权往往是朝不保夕的。而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发生后，日本取代俄国占领了旅顺、大连，这就使得英国失去了租借威海卫以对抗俄国的理由，英国政府内部就是否将威海卫归还中国而产生了态度分歧。因此，租期不定成为洋商心中始终挥之不去的一道阴影，这也是阻碍威海卫成为优秀经济口岸的因素之一。

第二，1898年租借威海卫之初，英国为得到已经租占青岛的德国方面支持，曾向德国承诺“在它得到威海卫后，绝不会伤害和争夺德国在山东省的利益，也不会在该省给德国制造麻烦”，并特别指出，“英国不从威海卫及与之相关的租借地修筑任何进入山东省内地的铁路系统”。(26)《拉塞尔斯爵士致布洛夫先生函》，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清史译丛》第1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1页。对威海卫来说，其本身位于沿海，加之无法建设铁路，使其与其他城市的联系较弱。英国人曾对此评价说：“当我到达这里时，我发现与外界的唯一可靠的沟通是通过上面提到的一艘小轮船，它被补贴来在威海卫和烟台之间运送邮件……由于难以到达和离开租借地，所以许多人不愿到威海卫来。”(27)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Annual Report for Weihaiwei 1902, p.19.显然，这种极不便利的交通运输情况对威海卫商业的发展是一大打击。

此外，在某一特定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是基本稳定的。当青岛、烟台、天津等港口占据了华北大部分市场份额之后，后起的威海卫自然很难从中分得一杯羹。

总之，综合种种因素，洋商们逐渐意识到威海卫在商业发展上的致命缺陷。随着在华英商纷纷停止对威海卫的投资，把威海卫建设成第二个香港的愿望也随之破灭了。

英国政府放弃其在威海卫的防御建设规划后，开始注意到威海卫良好的气候条件。曾担任威海卫行政长官的庄士敦评价说：“不管从海军还是从行政的角度来看，威海卫拥有最大的优势是它良好的气候。或许它并不像有些作家、官员或其他人描述的那样好，但是没有人会否认这儿的气候是‘适合白人的’，并且一般来说，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它是中国沿海气候最好的一个地方。”(28)庄士敦：《狮龙共舞：一个英国人笔下的威海卫与中国传统文化》，刘本森译，第58页。在威海卫行政公署的年度报告中，英国人也不止一次地称赞威海卫的良好气候，如在1902年的报告中，行政长官强调：“威海卫的气候无疑是世界上这一地区最好的气候之一……既没有极端炎热，也没有极端严寒。”报告中还提到了已经在威海卫居住四年的斯塔尔少校的意见：“可以负责任地说，威海卫应该成为远东的疗养院，这里的气候首屈一指。”(29)中共威海市委党史研究院、威海市地方史志研究院编：《英租时期威海卫行政公署年度报告》，刘本森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20年，第12页。

对英国人来说，在海军基地与经济口岸的计划都无法实现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选择将其建设成为海军疗养基地并开发旅游业，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军事和经济。最终，英国政府决定将威海卫建设成为海军疗养基地，并马上开始进行相应的城市建设。其建设的主要内容集中于休闲设施、医疗与公共卫生事业以及道路交通建设等方面。

休闲设施建设主要是指兴建运动场、公园、温泉等娱乐休闲设施。1907年，殖民政府在威海卫大操场处兴建高尔夫球草坪球场；
英国海军在刘公岛成立了高尔夫俱乐部，并修建了一处高尔夫球场，后又在威海卫西、南两乡建了两处高尔夫球场。(30)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第171页。英国驻威军政当局和英侨学校先后在威海卫建起了5处草坪足球场。网球场更是遍及城区，仅区区一个刘公岛就有数十处。英国殖民政府还在威海卫修建了两处公园。一处是坞口花园，该花园“位于坞口三条马路交汇形成的中心地带，初始面积有2600平方米”，另一处为1928年建成的东山公园，园内种植了多种观赏树木和珍贵花卉，好多品种都从国外引进。(31)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第208-210页。此外，殖民政府还重点建设了温泉。英国人到威海卫后，经过对温泉水质进行检验，认为这里的温泉水“是一种天然硫磺泉水，含有高恢复体质价值的物质”，“很可能对恢复体质和风湿病治疗有用”。(32)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Annual Report for Weihaiwei 1902, pp.16-17.于是，英国人很快开始开发温泉浴室。(33)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Annual Report for Weihaiwei 1903, p.16.

医疗与公共卫生事业建设方面，由于预算较少，加之到访威海卫的西方人不多，英国政府最初并不打算大力整顿当地医疗卫生设施，但在英国确定将威海卫作为海军疗养基地后，对医疗卫生条件的要求大幅提高，只得改变原有计划，开始大力改善当地医疗卫生条件。(34)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第163-164页。殖民政府首先出台了一些基础的卫生保障措施，如修建公共厕所、排水沟，颁行卫生条例，并将“港口内一些最贫穷、最不卫生的本地住宅”拆除，建造成更好的住宅。(35)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Annual Report of The Acting Colonial Surgeon Medical Transactions, Annual Report for Weihaiwei 1903, pp.56-57.随后，又相继进行了道路、下水道、屠宰场、牛奶厂、面包房等各种建筑和设施的改善，并引入了新的管理方案。在医疗方面，英租初期，殖民政府在爱德华港和刘公岛各设有一处临时医院，(36)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Annual Report of The Acting Colonial Surgeon Medical Transactions, Annual Report for Weihaiwei 1903, p.52.1903年建成大英民医院和大英施医局，至1908年，大英民医院已经发展成为“全区规模最大的医院，医疗药品比较齐备，可同时接纳五、六十人住院”。(37)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第164页。1911年，殖民政府又在华务司署所在地温泉汤新建了一座医院。(38)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Annual Report for Weihaiwei 1911，p.12.

道路交通建设方面，1901年殖民政府在租借地内修筑了23英里的土路，1903年又修筑了半月湾到爱德华港的碎石路5英里。(39)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Annual Report for Weihaiwei 1903, p.8.整个英租时期，道路整修工作一直在进行。至1930年威海卫归还时，英国殖民政府共修筑干道8条、支线14条，总长度超过50英里。所修筑的道路能够抵御暴雨，路上修筑涵洞、桥梁，路旁有排水渠，栽上了槐树为主的道旁树，爱德华港的道路上还安有路灯。英国行政公署同样致力于海路交通建设。1901年英国人将原来的码头村命名为爱德华港，修建了码头，(40)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Annual Report for Weihaiwei 1902, p.10.日后这里逐渐成为威海的新城区。1918年，爱德华港的“胜德码头”正式启用。(41)《庆祝联军战胜德国及胜德码头开业贺辞(1918)》，威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229-1-927。在航运配套设施建设方面，英国人建立了两座灯塔和三个浮标。(42)朱世全：《英国租借威海卫时期之地方情形》，见威海市政协科教文史委员会编：《威海文史资料》第10辑，1998年，第82页。新式道路、近代化码头的修建，极大地便利了海陆交通，促进了威海卫与外界的交流，一定程度上使威海卫由渔村走向近代化。

英国当局1929年的年度报告指出：“人们早已认识到威海卫是中国沿海最健康的地方之一。正因如此，他已经成为中国其他地区的欧洲居民的一个著名的度假胜地。其良好的气候和卫生条件也得到公认……境内中国人的健康状况也很好，流行病罕见而温和”，“刘公岛上建有海军设施、海军病区、娱乐场所、食堂、俱乐部等，该岛在官方报告中被称为‘卫生条件极佳’”。(43)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Annual Report for Weihaiwei 1929, pp.17-18.威海卫作为海军的疗养基地和休闲避暑胜地，成为在东亚的西方人的共识。

1930年10月1日，经中英两国政府多次交涉，租借时间长达32年的威海卫最终被国民政府收回。威海卫被收回后，国民政府特设威海卫行政区，先后颁行《威海卫管理公署条例》和《修正威海卫管理公署条例》，规定威海卫行政区管理公署，直隶中央政府行政院。(44)王守中、郭大松：《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26页。

收回威海卫后，国民政府同样面临着如何规划与发展威海卫的问题。1930年8月，国民政府外交部曾对威海卫的定位与规划拟定了三种具体办法：“(一)改为军港；
(二)改为县，或属省辖之市；
(三)改为直隶中央之市。”最终，经过行政院会议审议，国民政府决定恢复威海卫的军港功能，因其“非贸易中心，设市难以发展当地商业，且于财政上亦不易维持。至于完成海军军港，自可衡量财力随时计划进行”，“故为贯彻收回威海卫本旨，及树立国防上之建设基础起见，拟于收回后，即辟为海军军港”。但苦于经济上的困难，国民政府亦承认“非必于初辟时，即须立拨巨款”。(45)威海市政协科教文史委员会编：《威海文史资料》第10辑，第181页。可见，国民政府曾希望待财力足够后再将威海卫建设成为海军军港。但直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由于国内形势始终较为动荡，威海卫的军港建设计划也就无限期被推迟了下去。

因此，国民政府对于威海卫的具体建设，延续了英租时期的城市建设方向，主要对一些城市基本设施进行了修缮，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首先，威海卫管理公署进行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如1931年春开始对卫城进行改造。“原有城门高、宽仅各丈余，实城内外交通之一大障碍，东门尤为要冲”。(46)威海卫管理公署秘书处编：《威海卫收回周年特刊》，1931年，第28页。因此管理公署将卫城东门拆除，使卫城里和码头区连成一片，并将附近的戚家疃、谷家疃、东仓、北沟、北门外诸村和刘公岛，也划入市区以内，使市区范围扩大。(47)政协威海市环翠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威海环翠文史资料》第5辑，1990年，第237页。同时，威海卫管理公署还加强了城巿景点建设，对环翠楼、坞口公园、东山公园进行了改建与扩建。对于城内马路，管理公署也进行了开发，整平城内四街道路，“新筑之路亦分东西南北四街，共长五千余尺，宽二十七尺。路为泰尔福式碎石沙土路，路基为一尺厚大石，排砌夯紧，上铺六寸厚碎石砂土，逐层和水压实路身……两旁水沟各宽一尺深……尤应特别坚实也。”(48)威海卫管理公署秘书处编：《威海卫收回周年特刊》，第28页。

在整修拓宽市区街道的同时，管理公署开始着手整顿街道名称。威海卫收回前夕，商埠区(即爱德华港)内有据可查的街巷名称15个。当时，这15条街巷的名称都是用英文书写的。为激发民众的爱国意识、维护国家主权，从英国手里收回威海卫后，威海卫管理公署对整个行政区内的街巷名称进行了系统的调整，废除了在英国租借时期一些衔巷的英文名称。至1936年，管理公署先后两次公布了156条街巷名称。经过整顿以后的街巷名称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街巷名称全部由官方正式命名；
二是卫城里和商埠区的街巷名称，仍然具有明显的区别。卫城里的街巷大部分保留了原来以姓氏得名的名称，商埠区的街巷则大多数是以我国当时的省、市、县名称或旧州府名称命名的，将原来的英文名称全部废弃。(49)李仁海：《收回威海卫后地名的整顿》，见威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威海文史资料》第4辑，1989年，第179-182页。威海卫管理公署新修境内城乡“干支等路八百余里，成绩颇有可观”。(50)威海卫管理公署秘书处编：《威海卫收回周年特刊》，第29页。对外交通方面，先后开通了威文路(威海至文登县城，全长57.5千米)、威石路(威海至石岛，全长102.5千米)、威荣路(威海至荣城县城，全长57.5千米)、威俚路(威海至俚岛，全长147.5千米)、威烟路(威海至烟台，全长147.5千米)，各路均可通行汽车，极大地改善了威海与内地的客货运输条件，对威海商贸的发展，无疑是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51)王守中、郭大松：《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第628页。

其次，管理公署修缮了威海卫的既有设施。以码头为例，英国殖民政府曾在威海卫修建多个码头，到1930年威海卫回归时，部分码头已经损坏。如1918年修建的胜德码头，“为现在一切轮渡停泊之所”，但其“水泥梁架靠近海面部分因潮水涨落时之冲击，损坏极大，甚至钢骨暴露锈蚀日重，水泥松裂”。又如1902年修建的康来码头，“年久失修，木椿腐蚀过半边，木亦多腐烂，其四周及尖端，即受浪力较大之处，石块亦多冲没……”这些码头如不加修理，其后果自然可以想象，因而威海卫管理公署招募工人对其进行修理，大概数月便竣工。(52)威海卫管理公署秘书处编：《威海卫收回周年特刊》，第31页。此外，管理公署还把英租时期修成的约五十英里公路及一些桥梁、涵洞进行修缮，制定了每隔两三年就翻修一次的计划等。除此之外，威海卫管理公署还开展了一些其他工程，如为纪念收回威海卫一周年，在坞口修建了“收回威海卫纪念塔”，又修建海水浴板房等。

经过国民政府的这些努力，加之英租时期威海卫相对和平的环境也吸进了大量境外之资本进入，所以这一时期威海卫的城市发展较为迅速。1934年，时人描述威海卫称：“这里正当海洋交通要冲，街市的建筑与繁华程度，虽较烟台稍有逊色，然洁雅清秀，较烟台实有过无不及。银行业有中国金城两家，钱庄业亦相当发达，马路上来往徜徉着的人士，十有九是衣冠楚楚，你看不出一个是衣衫褴褛的同胞，这一点确为威海卫极特有的现象。这祥富庶的区域，在中国怕是少有的地方。”(53)《威海卫之游》，见威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威海文史资料》第1辑，1984年，第38页。

总体而言，威海卫回归后，尽管国民政府希望将其建设成为军港，但碍于国内形势及资金短缺等情况，最终还是延续了英租时期的规划建设思路，对威海卫的发展大体以整顿、维修为主，基本维持了威海卫的城市布局，同时又使其得以进一步发展。在威海卫管理公署负责下，城市建设进展顺利，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区总面积至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拓展至4平方千米，道路由英占时期的14条增为122条，总长约23千米。这一城市规模为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最大规模。(54)王守中、郭大松：《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第627页。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开始了对华北地区的进攻，作为海防要冲的威海卫也于1938年3月沦陷。由于日军将威海卫作为其战略要地和基点，所以威海卫一直处在日军的严密控制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威海卫不可能得到发展。据战后统计，威海卫工业、商业遭受了巨大破坏：“战前威市大小商号共八百四十户，由于敌伪的压榨，逐渐陷于破产倒闭，小商小贩破产更为严重。日寇汉奸的血腥统治，宣告了威海工业的死刑。敌人没收了各商号三十多只汽船，统制了所有的钢铁，大小十六家铁工厂无工可做。最著名的中威胶皮工厂、获火公司、汽车公司都相继倒闭了。战前依靠这些工厂勉强维持最低生活的工人们，遂投入饥饿的深渊中。”(55)《威海工人生活调查资料之二》，《大众日报》1945年10月7日，第1、4版中缝。总而言之，从1938年3月日军侵占威海卫，至1945年8月光复，在七年多的时间内，威海卫遭受巨大破坏，市区的市政建设也因此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1945年威海卫解放后，中共在此设立威海卫市，由胶东区行政公署管辖。威海卫市政府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恢复威海卫各行业发展，同时开始制定计划并进行各种建设工作。在1946年市政府发布的威海卫建设方针中，强调了“加强卫生建设，整理市容，保证人民健康，建设港口等，也是非常必要的”。(56)《威海建设日新月异，市府发表本年建设方针》，《大众日报》1946年1月20日，第4版。在农业方面，威海卫市政府组织民众“疏河四条，筑堤十二条，可灌地13383亩，可增产粮73000斤。打井350眼，可灌地近400亩”；
在工商业方面，威海卫市成立了“大小工厂189处，比敌伪时增加160处。新成立商店1010家，行商1712家。成立各种合作社129处”；
交通建设方面，为恢复交通、便利航运，组织人力“修烟威、文威、石威、荣威公路四条，及支路长471里，桥梁227座，现均可通行汽车。修理了码头，建设了海岸两灯塔，修补了市内马路、花园等……此外，政府还开展群众性的卫生工作……”(57)《威海市政建设一年》，《大众日报》1946年9月7日，第2版。可以说，在威海卫解放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其善于动员民众的长处，在威海卫的重建工作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但在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军于1947年对胶东发动进攻后，威海卫的发展再度陷入了停滞。

自1938年日军占领威海卫，此后的十年间，由于战争接连不断，威海卫的城市建设进展缓慢。尽管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对威海卫进行了重建工作，但也很快因内战爆发而被打断。总之，缺乏和平的环境、军事港口的定位，迟滞了威海卫的城市发展进程。

从渔村到近代化的城市，威海卫的近代城市发展之路，走过了一个特殊的历程。不难发现，威海的城市近代化发展经历了三次主要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从卫所到军事港口的转变。出于发展北洋水师的需要，清政府将威海卫定位为军港，并在这一定位下进行了威海卫的建设规划，这种定位和规划限制了威海卫的发展规模，但码头、船坞等近代化设施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威海卫的近代化进程。英国人租占之初，仍然延续了这一思路。第二次转变是从军港到经济口岸的转变。这是威海卫城市定位和规划的关键之一，也是其城市近代化的真正起步之举。随着远东的相对和平，英国人试图将威海卫打造成华北的商业中心，威海卫进入了城市发展的快车道。但因租期未定、交通不便、经济总额有限、后发劣势等影响，使得威海卫的“第二香港”梦无法实现。第三次转变是从经济口岸到海军疗养基地和度假胜地的转变。鉴于威海卫的军港基础和良好气候，英国人将威海卫规划为海军疗养基地，针对这一功能进行相应配套设施建设，还对威海卫公共卫生、道路交通等进行近代化改造。威海卫逐渐成为英国海军在东亚的疗养基地，也成为中外游客眼中的度假天堂。近代中国战乱频仍，威海卫的租借地身份却偶然使其成为安静的世外桃源，威海的城市发展迎来了较好的时期。国民政府收回威海卫后，威海卫成为山东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之一，但动荡的局势很快扼杀了这一发展势头。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对威海卫进行了有效重建工作，但也很快因内战爆发而被打断。

纵观威海的近代城市发展之路，可以看出，城市发展受到地理区位(气候、地理)、政治环境(战争、和平、政权)、境内资源(如矿产、景观等)等客观条件的影响极大，且这种影响许多是先天的、根本性的。威海的城市发展之路还告诉我们，城市定位、城市规划、开放程度、对外交通等城市决策，是决定城市发展的重要主观因素。如何寻求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有机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准城市发展的正确道路，是需要在回顾城市发展史的前提下综合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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