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漫，程志敏

（1.柏林自由大学弗里德里希·梅内克研究所，德国 柏林 14050；
2.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海南大学社科中心曹锡仁教授自2016年以来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了题为“南海文明及其价值”的讲演，并在他为文聘元教授的《地中海战史》所作的“序”中简单阐述了他对东西方文明及其命运的思考。曹锡仁教授提出了“南海文明”这个全新的概念，为我们全面认识区域文化、南海问题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思路和宏大理论建构。长期以来，我们的话语，无论是概念、命题还是体系，都是舶来品，用这些东西来认识世界虽不无一定的“知识价值”，却难免挂一漏万，甚至会掩盖许多重要问题的本质——“南海文明”这一新概念就是文化突围的一种尝试。当然，既然是尝试，就必定存在一定的风险，正如曹锡仁教授所说：“‘南海文明’的概念是否能够成立，这需要深入分析和论证。”[1]1本文拟从概念分析、历史回顾、未来展望和实质评判等角度进一步细化和推进这项极具文明战略意义的研究。

“南海文明”这一概念中标明地理位置的“南海”既不是中国古代典籍如《诗经·大雅·江汉》《尚书·禹贡》《左传·襄公十三年》《汉书》等所泛指“南方”，也不是中国主权意义上与东海和黄海等相提并论的领土范围即“南中国海”，更不是杰克·伦敦《南海故事》中所指的包括夏威夷在内的南太平洋海域，而是指中国南海及其周边众多东南亚国家组成的广大区域，也就是曹锡仁教授所说的“环南海”或“大南海”。曹锡仁教授把“南海陆海地理空间由诸多亚洲国家族群的互动方式和生存方式所构成的文明”称作“南海文明”[1]1，他把“南海文明”看成是环南海或大南海周边国家的民族交往、文化互动以及国家关系史所形成的一种人类文明史上的特殊形态，确实眼光独到，境界超迈。

另外一些学者也从这种“大区域”和“大历史”的角度把南中国海和整个东南亚国家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如澳大利亚的东南亚史专家瑞德（Anthony Reid，1939—）就以布罗代尔的地中海研究为榜样为东南亚撰写“整体历史”或“总的历史”（total history）。但他主要是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并非着眼于“大南海”，他所谓的total，更多地指人口、物产、语言、贸易、文学等。当然，即便如此，他还是像布罗代尔那样既揭示了一个广阔地区的共同命运，又很好地展现了其丰富灿烂的多样性。这一地区多多少少接近于我们所说的“大南海”，毕竟如他所说，“南中国海温暖而平和的水域则把东南亚更好地联成一体”[2]2。

此外，海南师范大学的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南海区域文化”这一概念，指的是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所形成的区域文化，与我们的“南海文明”完全一致。他们在2008年就成立了校级“南海区域文化研究中心”，次年升级为“海南省南海区域文化研究基地”，迄今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张一平教授有感于学术界一直不能将南海当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来研究，进而提出了如下主张：“应当在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化发展演变的大背景下，以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为经，以南海区域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为纬，将整个南海区域当作一个整体看待，在泛南海区域范围内，既研究文化历史的同中之异，也研究历史文化的异中之同，从而存异求同，以便更准确地反映南海区域各个国家、民族的风土民情和社会变迁。”[3]但他们的主要成果似乎还是围绕狭义的“南海”展开，而广东和福建的一些专家笔下的“南海”甚至主要指包括“海南”在内的“岭南”。

以整体性眼光来看待“大南海”的，还有严文斌主编、新华社国际部著的《南海文明基因图谱》。这部书结合了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的“自然因素”论和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中的“人文”因素论，试图从总体上研究“大南海”的方方面面。正如其中一位作者凌朔在前言中指出的，这不是在“编造”一种区域文明，而是要发现并复原原来就存在只不过被人忽略了的文明。这部书由新闻工作者集体创作而成，他们亲临国际关系一线，具有丰富的国际工作经验和训练有素的报道能力，更有敏锐的目光和满腔的热情，因而这本书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仍颇有见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文明基因”说，这也是我们接下来需要进一步用功的关键问题。

只有在“文明论”的高度，深入研究大南海的文化“基因”，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认识区域文化、世界格局、人类历史和未来走向。但从《南海文明基因图谱》这个书名的英文翻译即From Junks to Galleons:Discovering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从舢板到战舰：发现南中国海的文明）来看，新华社的记者们还是在“南中国海”（简称SCS）的意义上理解“南海”。这虽然是国际学术界的通行做法，但显然不够完整。因此，就“南海”的英文翻译来说，像王赓武那样直接以汉语音译为Nanhai，似乎太过归化，而译成South Sea又太过普通，所指不明，所以我们建议译作Southmarine Region或Grand South Sea。

阿布拉菲亚虽然在其《伟大的海》中提出了“作为全球史的地中海史”，但他的著作并不具有“全球史”（global history）眼光，因为他更看重多样性，不那么注重统一性。他甚至对当前地中海的历史意义感到悲观和绝望：尽管世界正在变成一个硕大无比的地中海，但与这种趋势相反的是，“在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中，一个完整的地中海具有重要的地方意义，而非全球意义。地中海不再是不同文明的交汇之地，也不再是紧密经济联系网络的发源地”[4]。但对“南海文明”的研究却必须以“世界史”为背景——本文所说的“南海”既包括了中国的广袤领土（尤其是南方诸省），更涵盖了广大的东南亚国家，因而它虽然是一个区域性的概念，却已经具有“世界”的意义：它对于全世界的商业贸易、交通运输、文化生态、宗教信仰、资源开发等等方面的作用日渐重要，而最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世界政治稳定最核心的砝码之一，更是世界文明融合的“样板间”。

广阔的南海地区（即便不把中国算进去）过去毫无疑问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辉煌文明，但太过分散，其体量和影响力也颇为有限，很难说它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南海文明”，因为这个地区本质上乃是（中国、印度和西方）文化的中转站。当然，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一直争议不断。大体说来，在二战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作为一个中间地带，东南亚所发展起来的要么是‘印度化’文明，要么是‘中国化’文明，这些文明的发源地都在该地区之外，或者说该地区深受外部因素的影响”[5]。而在二战之后，人们突破了仅仅依靠碑铭和文献资料的传统学问方式，带着新的问题意识并以最新考古资料校订了这些材料，明确反对此前的看法，认为东南亚是一个明显不同于印度、中国和西方的独立实体（distinct entity）。但即便如此，这个实体是否已经达到我们所界定的“南海文明”，恐怕还需要深究。

在历史上，东南亚最先受到印度的影响，后来受中国的巨大影响，然后是伊斯兰文化的模铸，最后是西方列强的强势灌输。近代欧洲殖民者把中南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等地视为“外印度”，而“东南亚”则是二战之后才流行的概念（最初是英国蒙巴顿将军在二战中设立的战区名称）。东南亚之所以尚未建成独立的大型文明体，一方面，该地区灿若繁星的古代文明虽各有特色（如占人文明、苏禄文明、渤泥文明、扶南文明、真腊文明、室利佛逝文明等），但还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更没有可能熔铸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南海文明”，没有像我们古代的齐、鲁、燕、赵、吴、越、楚、巴、蜀等地域性的文明那样，最终融合成为了“中华文明”。另一方面，南海各国在如此复杂曲折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受到完全异质文明的决定性影响，也就很难谈得上某种内在一致的文明形态。否则，当我们说“南海文明”的时候，说的究竟是以佛教为基础的那种文明，还是深深打上中国儒道印记的文明，抑或是以伊斯兰教以及基督教为底色的文明？借用现代人喜欢用的术语来说，当我们说历史上的“南海文明”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说什么？何种（which）南海文明，谁的（whose）南海文明？

不可否认，环南海地区数千年的发展史当然也有自己独特的贡献，并不仅仅是被动接受外来文明，南海地区在“文化输入”之前，已然有着自身的文化特色，输入之后又结合本土文化予以加工整理，还向周边乃至西方“输出”了自己的文化。正如塔夫茨大学的谢弗所认为的那样，东南亚在近代的“西方化”之前，还有一次“南方化”的历程，也就是东南亚地区的先进文明向外传播的过程。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公元1年到1500年，东南亚地区是全球的经济中心，也是世界上最活跃的意识形态中心和宗教中心。直到欧洲社会通过技术创新和经济变革，能够控制以南方为基础的香料贸易时，全球经济中心才由亚洲南部海域转移到北大西洋地区”[6]。尽管这种“南方化”之说不无讨论的空间，比如其范围和程度等等，但这个地区显然不只是被动接受和简单中转。

东南亚地区当然受到了其他文明的哺育，也必定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对其他文明有所“反哺”。比如说，它几千年来极大地受惠于中国大陆地区，但它也在建筑、彩陶原料、医药、音乐尤其宗教文化上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越南人极高的建筑术为北京城的布局和紫禁城的修建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海外（尤其东南亚）杰出华人华侨对近代中国的支持亦不能小觑，尤其在中国大陆地区最为艰难的时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但他们的贡献还不足以支撑起一个能够与“地中海文明”或“中华文明”相提并论的那种程度的“南海文明”，因为在360万平方公里的大南海地区，文明融合的进程一再受到干扰，“南海文明”迄今都尚未形成。公允地说，在西方殖民者闯入南海之前，我们虽不能说已经形成了完整而独立的“南海文明”，但在几千年甚至数万年地理、文化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相互影响下，已经具备了非常多共同的特征，完全谈得上“南海文明”的雏形，但也可能仅止于雏形而已。正是因为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来已开始逐渐融合的势头就此中断，甚至出现了“文明断代”的现象，所以我们才说这个地区还没有“机会”形成完整、统一而成熟的文明形态——这一点就是我们讨论“南海文明”的前提。

归根结底，“南海文明”这个词本身就是后人的总结，更是用来抵抗西方殖民的文化武器。如果强行拔高其历史地位，结果必定适得其反，会导致我们对历史认识不够清晰，看不到自身的不足，也找不到应该努力的方向。几乎所有严肃的学术著作都不把大南海视为一个现成的和统一的“文明”，这既是学术常识，也是历史的遗憾，因此才是我们的使命。总之，南海有文明，但还没有“南海文明”，就正如世界有历史，但迄今还没有真正以整全视野来看待世界的“世界历史”——所以我们才需要“以希望之名”“重写世界史”。“南海文明”与其说是“历史”和“现实”，不如说是“未来”和“希望”。

大南海地区在地理形态上与欧洲的地中海极为相似，历史学家和地缘政治学家自然而然就把前者命名为“亚洲的地中海”。瑞德的著作《东南亚的贸易时代》就有意识地把东南亚与地中海相比较，而塔林主编的《剑桥东南亚史》虽然没有把大南海比作“地中海”，但该书在研究方法上受布罗代尔的年鉴学派影响，也就暗中把大南海视为地中海了。美国地缘政治家斯皮克曼在80年前就把亚洲和大洋洲之间、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这片中央之海称作“亚洲地中海”，深入分析了它的战略价值。赛代斯如下的说法代表着学术界的普遍认知（尽管他并没有以“地中海”之名来研究这片海域）：

在马来半岛及其延伸出去的各岛屿所构成的天然屏障的另一侧，由中国海、暹罗湾和爪哇海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中海。尽管这个内海有台风和暗礁，然而自有史以来，它在沿岸居民之间与其说是个障碍，毋宁说是一条纽带，早在其他区域的航海者到来之前，这里的居民就拥有自己的船只；
尽管他们的民族渊源不尽相同，但是由于不断地交往，在他们的文化中已演变出了一定程度的共同性。［7］

这种“文化上的相似性”（similarity of culture）给人以坚定的印象：仿佛“南海文明”早已存在，完全可以同“地中海文明”相抗衡。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因为两者一虚一实，而且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文明”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也是一个神圣的概念，包含太多的内容，也有相当多的层级结构。比如“西方文明”这个概念还可以划分为很多二三级甚至更为细小的概念，而“地中海文明”似乎介于“西方文明”和“腓尼基文明”之间，其内涵比前者小而比后者大。迄今大南海地区的文明仍然主要以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为核心，因此，能够与地中海文明相提并论的，不是尚未建设成功的“南海文明”，而是“中华文明”或“印度文明”。

仅仅从地理上说，南海与地中海差异也非常大，水文、风浪、气候、物产等等方面都大不相同，与欧洲深不可测、风高浪大的地中海相比，东南亚的“地中海”乃是“好客诱人的聚所和通衢”[2]7。世界上其他几个“地中海”，包括以加勒比海为核心的美洲地中海以及北极圈的极地地中海，它们之间在自然、历史和人文等方面的差异也不可以道里计。所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吉普鲁（Francois Gipouloux）以多年的实地考察为基础，采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乔杜里（K.N.Chaudhuri）的方法（尽管有所超越），把“地中海”视为一种制度（而非地理或历史）[8]，试图把整个中国周边的海域尤其是日本海、东海、南海等等视为一个整体，作出了气势恢宏的研究，却遭到了印度裔美国历史学家Sanjay Subrahmanyam和德国汉学家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的严厉批评，前者甚至认为“亚洲地中海”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因为这两个地中海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而言，都是异质的空间[9]。

即便大南海和地中海在地理上具有相似性，但也不能说明文化上就具有可比性，这大概就是孟德斯鸠和布罗代尔等思想家为后人所诟病的原因。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来说，地理固然重要，但历史对文化的形成可能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归根结底，“人”及其“文明”才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因素，毕竟“在区域自然条件与其所对应的经济、文化特征性之间，存在着人类集团这个中间项，而人类集团是具有特定的性质、能力、欲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因此自然条件与经济、文化特性之间并不存在环境决定论者所相信的那种因果关系”[10]。这也为拉采尔和豪斯霍弗等地缘政治学家所认同，“地理”不仅包括土地，还包括人，只有综合地看待这一切，才能重新恢复人文地理学的生机与活力。

南海与地中海的巨大差异已成为学者共识，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东方的多神论和西方的一神论，甚至可以说，“在视民族为自治的道德和政治实体的国家体系之中，基本的原则来自扎根于地中海和大西洋世界的哲学和神学传统，包括罗马日耳曼的律法主义（legalism）和犹太-基督教的自然法观念。而这些与中国人强调道德、自愿、家族和等级的权力观念几乎没有什么共通之处”[11]。南海是和平之海，地中海是战争之海，这绝佳地体现了东西方文明的根本不同。当然，南海地区历史上相对落后的经济、科技水平和相对稀少的人口也是其中并非无关紧要的因素。总之，“南海”形似“地中海”，但在文明类型上完全不同，不能简单比附。我们在研究中当然可以使用“亚洲地中海”之类的概念，但我们的任务正是要超越“地中海”思维。

我们习惯于享受历史上各种文明带来的便利和规范，容易把“文明”视为过去的现成之物，殊不知，我们也在创造着文明。我们不能躺在祖先的辛勤劳动成果上只管享福，而应该在传承中有所推进，薪火相传，才算得上是“文明”人。“创造文明”是一个极为宏大的概念，更是一种“狂妄”之举，在这个“躺平”的时代显得滑稽可笑，却早已是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工作。正如洒扫进退都是礼仪，我们每天的工作其实也是在创造着什么，只不过我们必须在更高的层次上想一想，应该创造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尤其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我们必须把历史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里。

如果不去创造，而是得过且过，平庸敷衍，那么，人类的命运堪忧。而如果积极进取，努力创造，那么就我们这里所谈论的主题来说，建设“南海文明”毫无疑问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和使命。布罗代尔撰写《地中海史》就是受到了历史学家职责的召唤，在他看来，雄心壮志的历史学家不仅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还要意识到自己无穷无尽的力量。我们的力量实在微不足道，但面对十分急迫的时代责任，也必须迎头而上。为什么说“南海文明”的建设已然称得上“急迫”呢？简述如下。

（一）世界政治的需要

国际局势日趋复杂，南海形势逐渐紧张，需要我们从文化战略上予以思考，只有准确的分析才能给政治、军事和经济战略以相应的智力支持。当前的国际战略重点已经从麦金德早期的“心脏地带”逐渐过渡到了“边缘地带”，“南海文明”地处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斯皮克曼提出了这样的口号，“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统治了欧亚大陆；
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的命运”[12]58，那么，大南海的建设对于国际政治的平衡与稳定究竟具有多大的作用，就不言而喻了。我们当然不认同西方自（古希腊以及）哥伦布和Walter Raleigh爵士以来的殖民主义，但我们不得不面对。唯有积极应对，才能免于被动挨打，更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

（二）区域发展的需要

借用斯皮克曼的话来说，“亚洲地中海将会继续对独立亚洲国家的政治战略产生重要意义，甚至就像它在西方海上势力包围时所具有的至关重要性一样”[12]55。这句话虽然是为美国献计献策，我们却不妨“听者有心”。喜怒无常的大海变成了西方遏制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崛起的新战场，实际上，各国文明的冲突或较量已经不再以传统的“新月地带”为核心，而呈现出散乱和随机的特点，主要以战略资源如石油和天然气产地为转移。而大南海地区即所谓的“亚洲地中海”就是这样一块风水宝地，必然成为西方世界尤其美国高度关注甚至不惜代价强势介入（或侵略）的地区，他们在二战正酣之时就惧怕和平崛起之后的中国在这个地区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但这也正好指明了我们的努力方向。

此外，国际力量的角逐会围绕相对落后的地区展开，这些地区因为经济和观念的滞后，在政治军事上也就自然是一盘散沙，容易给觊觎者和霸凌者以可乘之机。包括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在内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肥美、温顺而软弱的待宰羔羊，更不用说这个地区“因其人口、丰富的资源和他们对内陆出海通道（sea-lane）的占用而成为控制世界的关键”，甚至“边缘地区既易遭心脏地带国家的攻击，也易遭沿岸国家攻击”[13]。因此我们不得不呼吁，全世界受压迫的国家，团结起来！我们的“南海文明”建设不是要走“门罗主义”的路线，而是为了免遭侵略和屠戮。借用英国地缘政治学家费尔格里夫的话，“这个破碎地带，但是如果能够予以组织化且强盛起来，其地位便会大不相同”[14]。

（三）我国伟大复兴的需要

随着二战的结束，世界政治地理相对稳定，全球政治格局逐渐成形，再加上高速交通工具和远程武器的不断更新迭代，走出历史炼狱的中国所面临的不再是来自（西北部）陆地上的威胁。中国当前的麻烦主要来自海上，尤其是广袤无垠而又动荡脆弱的东海和南海（腹部总是最薄弱的地方）。“南海文明”有助于周边十数个国家达成共识，从而为我们自己赢得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环境。

此外，我们需要超越近代西方独有的“民族国家”概念，上升到“文明国家”的高度，进一步把每一个文明类型的存在体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中，我们才能有一个宽阔而清晰的视野，充分认识到西方现代概念的狭隘与危险，从而绕过种种理论陷阱，以整全的眼光看待一切，这也是中国重新回到世界历史舞台的“必修课”，古话说得好，“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初级阶段的需要

在工业化时代以前，河流、山脉和海洋成了人们不可逾越的障碍，一方面加剧了民族的分化，另一方面也为文化融合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这些不利条件刺激着人们的好奇心和丰富的想象，为文明冲突或文化战争提供了非常大的战略纵深，不仅为异域文明之间的对抗提供宽广的地理便利，也为它们的相互浸润与融合提供了舞台。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哪一个文明能够置身世界之外，全人类的命运在愈发高度的相互依赖中空前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最近几十年来，“认同”或“身份”问题（identification）似乎被理论家们炒作得太离谱了，远远超过了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必要的限度，越来越成了“民族主义”甚或“民粹主义”的附庸和帮凶。实际上，各个区域文化都具有相同的结构（尽管表现各异），也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如和平、稳定、繁荣），因而哪怕就在这种颇为抽象的层面，我们也能够清楚地看到，文化认同本身就具有非常坚实的基础。具体到南海区域而言，这种基础就更为牢固了：人种、语言、习俗、宗教等等方面的相互影响所打造的“家族相似”（维特根斯坦语）如此显明昭著，完全具备建设“南海文明”的可行性和现实性——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部分或初级阶段。正如人性中的另外一面必定会造成“文明冲突”一样，人心之善端也同样能让人类走向“同”甚至“大同”。

我们所说的未来的“南海文明”不是“以海为田”“以海为商”的“海洋文明”，因为它不以冒险、战争和殖民掠夺为追求，而是以天命共生、内敛互助、和谐发展为目标[1]3。这种战略可以称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即张文木所说的“地区性守成”。毕竟，南海地区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我们的朋友，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地缘政治上相互依存的需求，都共同遭受过西方帝国主义的侵害。所以，我国对待这些国家（包括印度）的态度都是克制、理性和忍让，因为在帝国主义仍然肆虐世界之时，我们需要团结起来，而“南海文明”就是我们团结的文化基础。

与此相反，西方人热衷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其代表人物就是米尔斯海默，他看上去是在客观描述西方文明的底色，但这种文明毕竟无法给人类的未来带来光明，因为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反而会把世界拖进无尽的灾难。阎学通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来批判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唐世平则提出了“防御性现实主义”，尽管他不是在为“防御性现实主义”辩护，甚至也不是为“现实主义”摇旗呐喊，而是提出一种社会演化范式，并为两种现实主义的辩论提供一种巧妙的解决方案。但实际上，马克思早就指出了西方文化与“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15]。我们自古就是防御型文明，而无边界（sine fine）地扩张则是西方帝国的特征。且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仅有现实主义，更有“天下大同”的理想主义。

从传说中的徐福赴日，到两汉遣使历访南洋，到古代中央政府对台湾和琉球的管辖，从鉴真东渡到义净经海路往返天竺与中土，从杨良瑶（736—806）出使黑衣大食（即阿拔斯王朝），到郑和下西洋，从苏禄国王来华到海上丝绸之路，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中国自古就有较为发达的造船业，技术水平甚至远超以航海和贸易见长的中亚地区，甚至阿拉伯商人（以及后世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也多乘中国船往返于茫茫大海之上，因为，明清之前，“华船之构造、设备、载量，皆冠绝千古”[16]。但我们却从来没有发展出强大的海军，因为我们没有海外殖民的欲望和需求，从来不以占领和奴役别人为“荣耀”。

但在黑格尔这样的历史哲学家看来，没有经历过大海的洗礼，没有受到“大航海”的赋形，就与世界的其他部分缺少联系，因而就还是封闭的[17]。其潜台词就是，这种文明仍然是落后的，远不如西方“先进”。但从几百年来西方“先进”文明对全世界的奴役和征战，尤其对自然的无情剥夺及其在近几十年恶果日渐显露来看，黑格尔可能只看到事情的一面，他基本上已经被封闭在“历史”之中，看不到西方这些所谓的“先进”文明给人类历史造成的灾难。诚然，在简单的地理意义上可以说，海洋乃是连接世界各国的公器，但如果上升到文明的层次，还坚持这样粗浅的观念，未免才是真正的“落后”。因为如黑格尔自己所宣扬的那样，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乃是“精神”。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应该还像孟德斯鸠和布罗代尔那样只思考地理对人文的决定性影响，而是应该在更高的层面上探讨人类的相处之道。

总之，“南海文明”不是一个单数概念，而是复数概念，更是一个集合名词。就连西方历史学家也都承认这样的“常识”：文明和文化都不可能是单数。而“复数的文明和文化，意味着放弃了用一种理想，或者更正确地说，用这种理想所界定的文明；
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最初所包含的那种普遍的、社会的、道德的和思想的品质”[18]。实际上，一旦走出某种“中心主义”，我们的眼界就会开阔得多，因此，哪怕据说阴郁悲观的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O.Spengler），也可能比那些自以为是的一流思想家显得更有见识。

我们虽不能说“南海定则天下平”，但全球化的全面开展总需要有尖兵和模板，此外，当今日趋失败甚至倒退的历史潮流（比如“逆全球化”）也需要在某个地方刹住车，所以，我们应当重新思考更恰当的人类相处规则。广义的“南海”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条件，似乎正好就是一块极为难得的“试验田”——这也是我们提出“南海文明”战略的原因之一。否则，如果我们仅仅停留于（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层次，则终不免于“商贾之谈”[19]。对于全世界美好的未来来说，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和平与安宁都至关重要，而这需要文明的介入，或者说，这本身就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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