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玉 婷

(扬州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00)

初平四年至建安五年之间的徐州战乱,使得江淮士民纷纷南下避难，史称“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1]1219。就广陵士民而言,南迁后仕于孙吴者即有吴硕、卫旌、张纮、皇象、华融、刘颖、吕岱等[2]。典籍所载、事迹可考者当然只是少数,实际迁移人数当远不止此。尤为关键的是,包括广陵士民在内的江北民众南迁,对汉末江东政局及此后的孙吴政权有着深远的影响[3]。

史籍所载的南渡广陵士人较多,举其要者:陈矫,广陵东阳人,避乱江东及东城;徐宣,广陵海西人,避乱江东;卫旌,避乱于会稽,后仕孙吴为尚书;吕岱,广陵海陵人也,本为郡县吏,避乱渡江;华融,广陵江都人,与父、祖避居山阴;皇象,广陵江都人,渡江寓居山阴;张纮,广陵郡广陵县人,因乱渡江;袁迪,广陵人,与张纮等同过江[1] 642、645、1236、1243、1336、1383、1446、1425;此外,后来寓居江东孙氏治下的广陵郡人秦松、陈端、刘颖、徐彪,范慎、王靖、吴硕、杨穆、杨竺兄弟等也应当是汉末南渡者[1]1104、1206-1207、1246、1330、1354、1363、1388。

广陵士民因战乱而南渡,客居异乡,其艰辛困苦可想而知。因此他们南奔之初,当有所依附。当日南方有两股势力成为流民的主要依附对象,一为盘踞在三吴地区的土著豪族;二为当时扬州刺史刘繇。概而言之,寒士多依附于三吴豪族,世家名士多依附刘繇、王朗、华歆等北方名士任官于江东。

广陵单寒之士常投奔三吴大姓豪族以自存。广陵卫旌与临淮步骘避居会稽,“单身穷困”“以种瓜自给”。为安居会稽,不为当地豪强焦矫所欺辱,二人不得不修名刺奉瓜果以献焦矫,反为其所侮慢。二人不得不自认贫贱,甘为当地豪强所欺。杨穆、杨竺兄弟南渡后,与吴郡陆逊往来甚密,以至于陆逊品鉴人伦,认为杨竺终当败家,劝杨穆与其弟分家别族。广陵袁迪“单贫有志”,与陈国陈融、陈留濮阳逸、沛郡蒋纂等侨寓之士依附陆逊之弟陆瑁,陆瑁“割少分甘,与同丰约”。江都华融、皇象寓居山阴,吴郡张温从二人就学[1]1236、1336、1354、1446。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广陵寒士南渡江东者与三吴豪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至于世家名士,则多依刘繇、华歆、王朗。东莱刘繇出自皇族,家世儒学,一门公卿,世代为官。兴平元年,朝廷任命刘繇出任扬州刺史,镇曲阿,用于捍卫江东,抵御屯驻淮南、图谋僭立的袁术。陈寿认为,刘繇为人“藻厉名行,好尚臧否,至于扰攘之时,据万里之土,非其长也”[1]1194。刘繇为世家大族,礼敬世族名士,且高举拥戴汉室的旗帜,这就使得刘繇成为当时南下流寓世族名士投附的主要目标。如许劭不容于陶谦,乃南投刘繇;被孔融誉为“廊庙才”的北海孙邵亦南奔刘繇[1]1131、2235。当然,由于东莱隶属青州,刘繇重乡里,也有众多青州北海郡的单寒之士投靠刘繇,如是仪、滕胤等皆为此类[1]1411、1443，史称“中国丧乱,士友多南奔,(刘)繇携接收养,与同优剧,甚得名称”。又,华歆任豫章太守,当时“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皆出其下,人人望风”。王朗任会稽太守,汝南名士许靖与桓晔、袁忠等往投之[4]。

以广陵士人而言,广陵东阳陈矫、海西徐宣、广陵刘颖避乱江东[1]642、645、1248,皆为心向汉室之名士,其投奔刘繇、华歆、王朗等人也是理所当然之事。这说明刘、华、王等人所在的扬州为北方世家名士投奔向往之所。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自汉灵帝末至献帝初年北方战乱频仍,因此南渡江东的流民众多,广陵人士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这些流寓江南的北方人士,往往声气相通,互相联络。如南渡的广陵刘颖与避乱江东的彭城严畯有旧交,而严畯与琅琊诸葛瑾、临淮步骘友善,步骘则与广陵卫旌同居于会稽,以种瓜度日[1]1247-1248。由此足见汉末江东侨寓人士存在着一个松散的流民群体。

由于刘、华、王等人自身经学世家与官僚世家的特性,所以他们普遍不重单寒之人。曾有人向刘繇推荐单家太史慈为将军,刘繇竟然说,如若启用太史慈,将为许劭所笑。刘繇的这种态度,当然不会为心怀抱负的南下单寒之士所接受。这也就直接促使了孙策以单寒之人入主江东后,刘繇与孙策在军事、政治、文化上的多重对立,也导致了包括广陵流寓之士在内的侨寄江东的士人在孙、刘对峙时做出不同的政治抉择。

孙策为吴郡富春人,其父孙坚曾以长沙太守参与讨董,后投靠袁术,在初平二年与荆州牧刘表作战时阵亡。孙坚未亡时,孙策将母亲从富春迁至淮南庐江郡舒县,并结交周瑜,“收合士大夫,江、淮间人咸向之”[1]1101。孙坚死后,孙策又将母亲徙居曲阿,依其舅吴景,自身乃就近居江都,仍处江淮之间。由此可见,孙策起初之志向并不在江东,而在江淮之间广收民望,欲以为基业。

当时江都所隶属的徐州为陶谦辖区,袁术对徐州久怀觊觎之心。袁术旧属孙坚之子孙策盘踞江都,为陶谦所不容,史称“徐州牧陶谦深忌(孙)策”[1]1101。孙策明了自己的尴尬处境,其父部曲皆在袁术处,自身势单力薄,难以立足江淮与陶谦、袁术抗衡。至此,孙策始萌发另辟江东为基业的意图。也在此时,孙策得遇广陵张纮,最终定下了进取江东之策。

广陵张纮早年曾游学洛阳,入太学,博通儒家经典,但父祖无闻,是典型的单家寒士。兴平元年孙策寓居江都时,数次拜谒张纮,咨询以当世之务。孙策坦言自己的意图:从袁术处求取其父孙坚余部,“东据吴会,报雠雪耻,为朝廷外藩”。张纮自谦才劣,“无以奉赞盛略”。孙策“辞令慷慨”,称“今日事计,决之于君”。面对孙策的恳切陈词,张纮答曰:

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杨,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雠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1]1102

张纮肯定了孙策渡江南下、进取江东,进而西向吞并荆州的战略意图。当然,张纮也明白地指出,孙策的此番谋议,其意并不是作为扶持汉室的“外藩”,而是力图建立类似齐桓、晋文那样的霸业，二人可谓心照不宣。张纮坦言,一旦孙策立足江东,即与同好之人渡江来投。可以说,孙策与张纮在江都的谋议,奠定了孙氏政权盘踞江东,跨有荆、扬的战略格局,堪称“江都对”。孙策与张纮遂由此定交,正如孙策所言,二人“同符合契,有永固之分”[1]1102。张纮与孙策的合作也拉开了孙策与广陵人士合作的序幕。

兴平二年(195),孙策以助袁术取江东为名,自袁术处取得其父部曲,横渡长江,进取江东。袁术之所以允诺孙策渡江并资助其部曲,在于袁术认为孙策力量寡弱,不足与江东为敌。即便孙策也自言,此时力量不足,待渡江至江东后再招募兵士三万[1]1103。孙策以单薄的兵力进入江东,连战连捷。更为重要的是,孙策得到了扬州刺史刘繇与笮融所部降卒的补充。

笮融在初平四年以漕运兵劫掠广陵资财,裹挟民众渡江后,一直盘踞江东。及孙策渡江,笮融乃推刘繇为盟主,共同抵御孙氏。孙策在牛渚败刘繇,秣陵败笮融后进入曲阿,发布告令:“刘繇、笮融等故乡部曲来降首者,一无所问。”于是,“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形势转盛”[1]1103。至此,孙策已有数万之众,自言“吾以此众取吴会平山越已足”[1]1259。在这数万之众中,应当包括当日笮融所部徐州漕运兵万人与其裹挟的广陵之众。应该说,徐州漕运兵与广陵民众的附孙,为孙策渡江之初立足江东作出了重大贡献。

刘繇、王朗、华歆等连战连败,数年之内,孙策尽得江东之地。由于孙策所部大多为淮泗人与渡江后招纳的江淮流人,且其依附之袁术有僭逆之名,自然得不到吴姓世家大族与侨寓南方诸名士的支持。他们纷纷离开江东,或南投岭表,或返回江北[5]。就寓居广陵人士而言,陈矫“避乱江东及东城,辞孙策、袁术之命,还本郡”,徐宣“避乱江东,又辞孙策之命,还本郡”[1]642、645。陈、徐二人的返乡,既有对孙策的敌视,也与北方战乱渐息有关。当然,也有部分北返无路,只能蛰伏江东的侨寓之士,如广陵刘颖滞留江东,但矢志不仕孙氏。后孙权屡屡辟之,刘颖皆称病不就征[1]1247-1248。因此一直到建安五年，孙策去世前念念不忘的还是“宾客寄寓之士以安慰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1]1116。

无论是侨寓士人的蛰伏、南下,抑或是北归,都表明了他们对孙策的不认同,至少是不完全认同。由于刘繇所屯驻的曲阿、王朗所屯驻的会稽都在江海之边,因此士人的南投、北归,大体沿水路而行。而在士人北归的迁徙路线中,广陵又成为自海路北返的终点。汝南许靖本投靠会稽郡守王朗,王朗战败后,侨寓会稽的诸名士大体自海路南走交州。至于王朗,因不敌孙策,“流移穷困,朝不谋夕”,乃南走侯官躲避。适曹操以书召王朗,王朗自侯官海路北上,“展转江海”,历时一年方至广陵。孔融在给王朗的信中也称王朗自南投北的旅程为“棹舟浮海,息驾广陵”[1]407、408。因此,当日的广陵正以其处于长江入海口的地理位置,成为北方接纳南方名士海路入北的前站。

对于许靖等名士浮舟南走,历经艰辛以避孙策,南朝宋代史学家裴松之并不以为然。裴松之认为:许靖寓居会稽,但并非汉室官员。孙策渡江东进,与许靖无涉,其何苦泛海南走?不若“安时处顺,端拱吴、越”,像张昭、张纮那样投靠孙策以保全富贵[1]964。裴松之所言张昭、张纮等依附孙策与许靖、王朗等避孙他走的不同态度,正是单寒士人与世家名士对孙氏的不同态度。

既然世家名士与孙策心存芥蒂,不愿归附,那么,在孙氏集团早期投靠孙策的,除了像周瑜这样的故旧,主要是单家寒士，这种情况在孙策渡江前即是如此。如汝南细阳人吕范,单家寒士,少年时曾为县吏,后避乱寿春,投靠了当时还没有渡江的孙策，当时“唯(吕)范与孙河常从(孙)策,跋涉辛苦,危难不避”[1]1309。

及孙策渡江,此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孙策进入江东之初,前来投附者主要是徐州的侨寓之士,其中又以彭城张昭、广陵张纮为代表。张昭,博学善书,但家世无闻,是典型的寒士。张昭自徐州避难渡江,适逢孙策征讨江东,张昭乃投奔孙策,被委任为长史、抚军中郎将[1]1219。

广陵张纮在孙策渡江前即与其在江都谋定进取江东之策,张纮曾允诺,一旦孙策立足江东,即与同好之人渡江来投。及孙策入江东,张纮即与同郡秦松、陈端投附,史称秦松、陈端二人“与(张)纮见待于孙策,参与谋谟”,“彭城张昭、广陵张纮、秦松、陈端等为(孙策)谋主”[1]1104、1247。这也说明在孙策初入江东之时,孙氏集团中活跃着一批以参议谋划为主的广陵人士。

值得注意的是,彭城张昭在渡江前即与琅邪赵昱、东海王朗友善。赵昱在被徐州牧陶谦排挤为广陵太守时,又曾察举张纮为孝廉。张纮与广陵士人秦松、陈端等南附孙策,张昭则在孙策甫亡之际“绥抚百姓,诸侯宾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1]1221。可以说,孙氏渡江之初,张昭、张纮二人对招徕流寓之士出力颇多,二人为孙吴集团中徐州流民的代表人物。此后,广陵袁迪、杨竺、杨穆、吕岱等寒士陆续投附孙氏,这与张昭、张纮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清代学者何焯即认为,孙策虽然“以勇锐摧破(刘)繇、(王)朗”,但是“能系属士民,修其政理,遂创霸图,亦子布三四公之助”[6]。具体到投靠孙氏集团中的广陵人士,张纮所起到的作用尤其不可低估。

也即由此,张昭、张纮二人在孙氏集团中地位甚高。二人“并与参谋”,遇有战事,常“一人居守,一人从征讨”。继孙策统领江东的孙权也敬重二人,孙权对臣下一般都称字,唯独称张昭为张公,称张纮为东部,“所以重二人也”[1]1243、1244。此后张纮于建安四年(199)出使许昌游说曹操不因孙策之丧伐吴;建安十三年(208)张纮随孙权北征合肥时谏止孙权亲冒矢石,对所围之合肥往开一面,以观其变;次年又谏孙权当“广开播殖,任贤使能”,不应再次出师北征;建安十七年(212),张纮病逝前不久,又向孙权建议以秣陵为都,最终促成了孙吴定都建业的政治举措。应该说,称张纮为孙吴政权的股肱之臣并不为过。

世族名士对孙氏的敌视,在于孙氏卑微的门第以及其起初依附袁术这样的逆臣。因此,世族名士与孙氏的对立,既有家世文化上的冲突,也有政治态度上的矛盾。但张纮等单家寒士则较少这样的顾忌。当孙策困居江都,在江淮间难有施展,意欲南下江东时,张纮即以齐桓、晋文之霸业为孙策谋划,主张以武力定江东。这与世习经学的世家名士主张扶持汉室,以仁孝治国的主张是不一样的。如孙策时,张昭与广陵张纮、秦松等“共论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而平之”,唯吴郡陆绩不以为然,他引经据典,认为:

昔管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车。孔子曰:“远人不服,则脩文德以来之。”今论者不务道德怀取之术,而惟尚武,绩虽童蒙,窃所未安也。[1]1328

张昭、张纮等人与陆绩在观念上的差异实际上就是单家寒士与世家名士之间的差别。这也是前者乐于归附孙氏,后者采取疏离态度的原因之一。彭城张昭、广陵张纮、秦松等侨寓寒士劝孙策以武力征伐,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意识。但他们在讲求个人品行、家世的察举制度下难以进仕,只能在乱世中依附某一军阀建立功名。如广陵名士陈矫从江东返回广陵后,即由颍川陈群推荐,为曹操所用,“遂为名臣”[1]633,而张纮等寒士则无此际遇。广陵寒士投附孙氏之原因在此,日后他们在对曹操南下时或降或战的政治态度,卷入孙权的二宫之争、暨艳案等都与他们的单家寒士身份有关。

建安七年(202),曹操在平定袁绍后,责令孙权送质子于许昌。孙权心有不甘,召集群僚商议,“张昭、秦松等犹豫不能决”。秦松等人的犹豫不决,实际上就是认同当送质子于曹操。在这一政治决策上,孙权采纳了周瑜的意见,保持独立割据的政治地位,并没有送质子于曹[1]1260。及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在统一北方后,南取荆襄,兵临江东,以信恫吓孙权。孙权召集臣僚商议战、和之策。张昭、秦松等人“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唯鲁肃、周瑜等人竭力主战[1]1280。在两次对曹军政大事中,张昭、秦松所秉持的都是投降态度。究其缘由,除了根据当时南北强弱的政治态势所作的判断外,孙权认为主要原因是张昭、秦松等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鲁肃更是分析道:诸人欲降曹操,实为大误,如果像自己这样的江东僚属降曹,当“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至于孙权降曹,则名位、基业尽失[1]1262。很显然,张昭、秦松等人主张降曹的原因之一,就是考虑到一旦交战,便无法顾及妻小,但若降曹,则自身名位不失。如此从家庭与个人名位角度出发的政治立场,与孙氏政权中的吴姓大族也是一致的。

孙吴政权中的广陵侨寓人士与吴姓大族在对曹的政治态度上虽然能大体保持一致,但是在孙氏政权的内部斗争中,往往出现分歧。这在孙权称帝后的 “暨艳案”与“二宫之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暨艳案发生于孙权黄武三年(224),事件起源于选曹尚书暨艳检核三署郎时分别清浊,由此打击了吴姓大族子弟,并堵塞了他们的入仕之途。最终其与选曹郎广陵徐彪一起被诬杀,连同名士吴郡张温也被废黜终生[7]。孙权之所以要处死暨艳与徐彪,就是因为孙氏在渡江三十年后,江北淮泗集团与侨寓江东之士日渐凋谢,起用江东本土人士是维持孙吴政权的必然趋势。因此,暨艳、徐彪的被赐死,一方面是二人在孙吴政治转型过程中昧于大势而自蹈覆辙,另一方面,也是徐彪这样的侨寓士人与吴姓大族之间的政治权益之争。

所谓“二宫之争”,即孙权早年所立太子孙登故去后,赤乌五年(242)立第三子孙和为太子,同时又封第四子孙霸为鲁王,“宠爱崇特,与(孙)和无殊”[1]1371。二人礼秩不分,于是孙和、孙霸兄弟形成储位相争之势。斗争最终以赤乌十三年(250)孙权废黜孙和,赐死孙霸,另立幼子孙亮为太子结束。大体言之,在这场历经十年的纷争中,从宫廷到朝野,也大体分作拥戴孙和与拥戴孙霸的二派势力。拥戴孙和的主要是以陆逊为中心的儒学礼法之士,拥戴孙霸的主要是以全公主为幕后主使的寒士势力[8]。而广陵侨寓江东之寒士主要为孙霸一党。

孙霸党羽中的中坚人物是当年与广陵卫旌寓居会稽,以种瓜自给的临淮步骘，步骘与全公主之母步夫人同族。该党中的活跃分子为广陵杨竺，另有广陵吕岱也是孙霸一党。吕岱党附孙霸之详情无考,而杨竺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种种行为恰能代表着广陵寒士的普遍心态。

杨竺与兄杨穆自广陵南渡后即与吴郡陆逊相识，这是北方单家寒士南迁江东后依附三吴大族的常态。杨竺少年即暴得大名,但是陆逊“谓之终败”,甚至劝杨穆与其弟别族[1]1354。何以如此?这是由杨竺与陆逊在门第、文化上的差异所导致的政治态度不同。

陆逊之所以拥戴太子孙和,原因在于孙权长子孙登、次子孙虑皆已亡故,孙和依次当立,按儒家礼法,此为顺理成章之事。陆逊与孙和不存在政治利益之关联。而单家寒士之所以要拥戴孙霸,主要是他们欲在政治上有所伸张,当揣摩孙权之意,竭力逢迎。即以杨竺而言,孙权曾秘密召见杨竺,共论孙霸之才。杨竺当然“深述(孙)霸有文武英姿,宜为嫡嗣”。面对陆逊反对废孙和立孙霸的态度,杨竺甚至将陆逊的意见一一列为条陈上呈孙权。吴郡吾粲反对废嫡立庶,联合陆逊上奏孙权,“欲使鲁王(孙)霸出驻夏口,遣杨竺不得令在都邑”,最终竟然“为(孙)霸、(杨)竺等所谮害,下狱诛”[1]1339、1354、1372。孙氏父子出自寒门,本不重礼法,立嗣是否依儒家以嫡以长,本为无可无不可之事。杨竺等人并非不知嫡庶之分,但其拥戴孙霸不遗余力,正是看准了孙权个人的政治倾向,竭力迎合。孙霸被赐死后,杨竺连带被孙权处死。因此,杨竺、吕岱等寒士行事,大体可视作政治投机者。

陆逊作为当日吴姓大族在孙吴政权中的代表,以礼法维持门户为第一要务，他不会置整个家族命运于不顾而公然违背儒家伦理进行政治投机。全琮之子全寄党附孙霸,陆逊在给全琮的信中说:如果继续纵容全寄参与废嫡立庶的政治阴谋,“终为足下门户致祸”[1] 1354，这与陆逊劝杨穆与杨竺兄弟分家别族的意味是一样的。单家寒士只重妻儿与自己的政治前途,世家大族则更重门户安危。他们在曹兵压境时有着媾和降附的共同政治倾向在此,面临国内的政治斗争所出现的分歧也在于此，这也是广陵杨竺不为陆逊所许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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