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静

“家庭主义”不同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它是以伦理为基础，并依靠伦理关系得以维系的一种价值观念。传统的“家庭主义”强调家族的整体利益，将“家”看作是一个功能性的团体，相对弱化个人需求。父亲具有权威，父子关系是家庭内部的主要关系，夫妻关系具有繁衍后代的功能，是父子关系的附属，居于次要位置。但是近代以来西方的个体化进程冲击了传统的“家庭主义”，个人的需求和欲望从幕后转移到台前，逐渐被家庭重视，夫妻关系也不再是一种不能公开提及的、私密性的关系，甚至有研究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农村，夫妻关系超越了父子关系成为家庭内部的主要关系［1］。虽然随着人口结构及家庭结构的调整，中国的家庭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变，但由于中国的实际国情与西方有所区别，完全循着西方家庭现代化路径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家庭变革现象是不切合实际的。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社会在国家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发生了巨大变革，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打工经济成为家庭收入的一部分。社会的快速发展与传统婚姻观念发生碰撞，结婚成本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水涨船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出现了“下行式家庭主义”（Descending Familism）现象，家庭把物质和情感向第三代倾斜，注意力从祖辈身上转移到子代、孙代身上，这样的现实情况明显不同于传统的“家庭主义”，学者称其为“新家庭主义”。“新家庭主义”的“新”体现在家庭伦理、家庭结构、家庭内部亲密关系、家庭共同财产等方面都与过去不完全相同。而在中国北方农村，家庭问题受传统观念、地方文化等的影响，也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不能简单的分类讨论，值得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本文聚焦于中国北方农村家庭的关系问题，通过对务工广州的河南“的哥”的田野调查发现，相较于传统家庭主义，“新家庭主义”下夫妻关系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是现代社会迅猛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等压力，使男性青年难以实现物质和情感的独立，他们缺乏应对风险和挑战的能力，所以现代核心家庭越来越无法脱离父母的支持［2］。因此，现代家庭夫妻地位的提升并非意味着父子间代际关系作用的减弱，尤其对于大量进城务工的年轻男性来说，城市的生活固然充满新鲜感，但是与之相伴的还有城市生活带给他们的挑战，在城市打工挣到的钱远不能满足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支出和在老家县城买房成家等开支。面对“明码标价”的彩礼和日益上涨的房价，在城市里打工的男性青年只能寻求父母的帮助。如此，相对于城市中夫妻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在中国北方农村，对于外出打工并返乡结婚成家的男性青年群体来说，当下父子间的代际关系再一次成为家庭关系中的主要关系。

“家庭主义”是中国社会一种重要的价值取向，研究者在讨论中国家庭变革时往往绕不开这个概念。目前对于“家庭主义”并未形成一致的认识，但肯定的是，这种价值取向产生于“家”这个场所，并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形态分不开。“家”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卢作孚直截了当地指出：“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的第一重社会生活”［3］，同时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小农经济是传统中国农村的生计模式，而小农经济又是以“家”为单位进行生产，家庭成员根据各自的职责共同服务于家。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的意义与价值，通过父母对待祖父母的态度学会何为“孝”，然后再根据儒家“爱有等差”的原则推己及人形成大爱，“自我”通过“家”来表达情感，形成价值观念。所以“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不仅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单位，更是个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原型”［4］。西周以“亲亲尊尊”的原则立法，“亲亲”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是对人最基本的感情。《中庸》中说“亲亲为大”［5］，实则强调了“亲亲”在生存论上的源初地位。王国维认为自殷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其他的礼乐制度都是由“亲亲”发展而来的［6］，之后的一切德行都是要在“亲亲”的源初经验中才能被建构出来，在所有德行中最基础的就是“孝”。

“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化功能，是一切德行的基础，几乎制约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古人认为“孝”是“生，事之以礼；
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7］13，亲人即使去世了也要以礼待之，这不仅要求“世代性”要存在于活着的亲人中，也要通过“祭祀”维持这种“世代性”。这样看来，“祭”不仅是对祖先的追思，也是“孝”的延续。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7］176。不仅强调繁衍后代的重要性，更是要求家庭中的成员要敬畏祖先，是对个人“共世代”的要求。费孝通认为家庭的首要功能是要为社会解决“个人有生死，社会须持续”的问题［8］，所以在传统中国家庭中，父子关系因影响家族的繁衍而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夫妻关系依从、围绕着父子关系。所以中国传统社会鼓励代际间的情感联结［9］，年轻夫妇主要通过对家庭的共同责任而不是两性间的亲密来维持夫妻纽带［10］。费孝通认为中国家庭是一种“反馈模式”的父子关系［11］，中国家庭讲究父母对子女的抚育，子女长大后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同时，费孝通将中国家庭的内部关系分为以“夫妻关系”为基础的“横轴”和以“代际关系”为基础的“纵轴”，代际关系是中国家庭生活的“主轴”，这与西方社会中，子女成年后要离开家庭并建立自己家庭的情况不同。在小农经济形态和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形成了以家庭、家族整体利益为根本，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传统家庭主义”，大家都活在“祖荫”之下。

然而，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剧，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吉登斯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女性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家庭关系更倾向于平等的互相倾诉，而非传统的依附—主导关系［12］。随着核心家庭逐渐脱离大家庭独自经营，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结构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末发生了重要变化，夫妻关系占据了家庭内部关系的中心地位。的确，妻子在一个家庭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与过去相比，妻子更能够真实表达自己的想法，而非过去“小媳妇”式的一味隐忍。家庭与所处社会系统之间具有互动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时代的烙印。当前中国正处于迅猛发展的新时期，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同时，城乡间的差异日益扩大。中国的农村与城市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历史和路径，无可否认，当前中国城市家庭关系已经以夫妻关系为主轴，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农村同样如此。所以，时代、地域都会对家庭关系和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张雪霖认为农村家庭的父子之间虽然呈现出“分”的趋势，但是实质上却越来越强调代际之间“合”的力量［13］，农民家庭仍然是人们应对现代性压力的基本单位［14］。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家庭主义”顺势而生，不少研究者也从不同层次对其概念进行了定义。

阎云翔认为，与传统社会中以祖辈为主的“传统家庭主义”相比，“新家庭主义”部分回归了传统的内涵，但是它更强调代际依附和代际传承，承认家庭内部成员追求个人权利的合法性，并将情感性的需求也放到台前来表达，家庭资源开始向第三代转移［15］；
康岚通过分析两代人在家庭主义认同的不同维度上存在代差与代同，发现青年人存在着对于家庭主义的选择性认同，认为“新家庭主义”价值的兴起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16］；
李永萍认为“新家庭主义”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主要体现为代际合作的伦理实践，她借助“‘代际合力’的区域差异”这一中介阐释了转型期“新家庭主义”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实践内涵。所谓的“代际合力”主要是指父代与子代之间的劳动力配置状况和经济合作程度，其中父代是否要承担帮助子代结婚的任务、是否要承担抚育孙代的责任以及在子代结婚之后父代是否还会继续支持子代家庭的发展，是衡量代际合力强弱的重要维度［17］。同时根据社会村庄结构的不同，中国农村分为南方团结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中部分散型村庄三种类型［18］。通过对不同区域“代际合力”强弱的阐述，李永萍认为北方小亲族农村表现为高度的代际合力［17］。

目前，对于“新家庭主义”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本文的“新家庭主义”指的是在以家庭利益为本位的前提下，最大程度满足子代要求的一种价值认同。“新家庭主义”不同于“个体主义”，家庭与个人并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博弈的关系，尤其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北方农村，个人与家庭的关系无法分开讨论。“新家庭主义”继承了“传统家庭主义”中父代对子代物质和情感上的责任，将子代结婚成家视为自己的人生义务，并且这种义务开始向下延伸到孙代。同时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男性有时为了得到父代的帮助不惜作出退让，甚至接受父母的“包办婚姻”。

中国传统的家庭主义将“家”看作是一个功能性的团体，个人情感很少被重视，私人关系的亲密性被家族、家庭的功能性取代，传统中国的个人、家庭、亲缘关系、文化统统都在“祖先的阴影之下”［19］。但是在新家庭主义中，无论是代际情感还是夫妻情感都被放到台前，甚至结婚、抚育后代都成为全家人一起参与的项目。在新家庭主义中，个人是否成功，往往通过房子、车子、能干的媳妇、有出息的孩子和会做人的老人体现出来。在中国北方农村社会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们尤其重视子代的婚姻问题，父母有义务帮助儿子建新房娶媳妇。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机遇与风险并存，风险全球化使年轻人无法实现物质和情感的自由，代际关系再一次成为当代中国家庭的主要关系。虽然核心家庭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家庭的主要形态［20］，但是进城务工的北方农村青年由于缺乏应对风险的充足资源，他们离不开父母的支持，所以当下父子间的代际关系再一次成为中国北方农村家庭内部最重要的关系。

北方农村地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大多属于小亲族性质，父母对儿子具有很强的责任感，儿子成家的压力全部聚集在父母身上，所以父母生了儿子就要从情感和责任上帮助儿子成家，为家族延续香火。在北方农村，子代婚姻是村庄社会面子的基本指向［21］。因此，北方农村家庭外出务工青年虽然离开老家，但是父子关系仍然是他们最为重要的家庭关系。本研究于2019年4月到2021年5月期间，深度访谈了59位不同年龄务工广州的河南“的哥”，涵盖了父辈、子辈，试图从不同角度来了解家庭关系中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以及祖孙关系的发展演变。

（一）父与子：流变中的回归

父子关系在中国的“反馈模式”中表现为父代对子代的抚育以及子代对父代的赡养。在履行父职的过程中不仅包括父代对未成年子代的抚养，更是当子代面临结婚等人生大事时，父代给予物质与情感上的帮助。

董叔①本文访谈对象所使用的人名均为化名。2000年来到广州，跟着老乡干起了出租车的生意，其在广州的生活较为节俭，平常没有娱乐节目，吃最便宜的快餐，至今还和其他“的哥”合租。2017年，董叔终于攒够了给儿子买婚房的首付，在儿媳妇家人的要求下又添置了一辆价值14万的新车作为彩礼。完成这一切后，董叔说“总算完成任务了”。为了完成父代基本的义务，中国的农民总是积极争取每一笔收入并节约每一笔开支，以最大程度地积累家庭财产的总量［22］。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总是上有祖先下有子孙”［23］，每一个人都将“光宗耀祖，绵延香火”视为自己的责任。而且，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基本家庭关系，纵向的代际关系并非平等的关系，当子代面对困难时，父代为了履行“传家”的责任，必然给予子代帮助。

“我儿子去年毕业之后也干过其他活，他学的是市场营销，去超市干了几天说挣钱太少。他舅给他介绍了个姑娘，我们都看着不错，他自己也喜欢，我们就找人算了两个孩子的八字。年前我回去了一趟，跟女方的父母见了面，说了说彩礼的事，算是把这事定了。我干了这几年就挣了这么一套房子的首付，女方说还得有车，这不年前回去又花了14万买了一辆福特。剩下的他们自己折腾去吧，我们做父母就能做到这样了。”（董叔，1969年生，育有一子，2000年来穗）

中国农村父母的代际责任感非常强，父母深度介入子女婚事，相亲介绍是当地婚姻市场上的主流婚恋模式。在了解双方家庭条件的基础上，如果双方父母满意，就会请村里的“大仙儿”看一看两人的生辰八字适不适合结婚，只有两人的八字合了，才会进行接下来谈彩礼等事项。这个时候，家庭经济条件往往成为女方主要的筛选标准，婚姻的成本近几年也是水涨船高。正如布迪厄所言，婚姻不是遵循一种理想规则的产物，而是一种策略的产物［24］。“父亲”承受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对这一角色的期待和规训。完整的个体化进程展现出三个维度：解放、失去稳定性以及重新嵌入社会，中国父母们的积极行动可以理解为个体化进程中一种重新嵌入（Reintegration）社会的努力［25］。这些为人父的“的哥”将自己的身份定位在“父亲”上，并形成了强烈的角色认同，他们将中国社会对“父亲”角色的责任和信念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认为为人父母就要尽自己的能力为儿子买房，帮助儿子成家，这种对自己“父亲”身份的清晰认同促使他们勤勉工作，以求为家庭做出贡献。

在中国，所有的社会伦理都只是将与生俱来的恭顺关系转化到其他被认为与此同构型的关系上而已［26］，父亲在中国家庭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父权文化影响下，家庭中男性的地位往往比女性高，出嫁的女儿在他们眼里就是泼出去的水，自己只需要照顾好孙子。父辈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在他们老了之后有所回报，因此，给儿子的金钱是未来养老的保障。

孙师傅有两个姐姐，都已经有自己的家庭，他和妻子有两个女儿，平常都是自己在广州开车，父母、孩子和妻子都在河南南阳老家。现在他和老乡租住在棠下村的一栋居民楼里。孙师傅说在他们老家，结婚要盖新房，现在则需要在县城买商品房才行，并且县城的房子最好是学区房，这样子女上学的时候就不用换房了。

“现在农村的学校少，以前乡里有学校，现在就是几个地方合并成一个，但是这种学校肯定比不上人家那县里的学校啊，所以人家女方家就看那是不是学区房。我们那边县城的房子肯定比不上广州啊，差不多五千多一平吧。但是你想一个农民光种粮食，一年能有多少收入，他买那一百多平的房子也得将近六十万啊。但是没有办法，你要结婚就得这样，老一辈说置房子置地，那是给自己住的吗？那都是给儿子的。但是也有那家里真的没有钱，买不起房子的，反正有条件的都买房子。我们结得早，就在村里盖了那楼房，我们住二楼，父母在楼下。这个房子你怎么都得有，你要是没有村里人就笑话你，你看看你儿子结婚连房子都没有。”（孙师傅，1982年生，育有两女，2009年来穗）

为了不在同村人面前丢掉“面子”，父辈无论如何都会为儿子买上新房。孙师傅的父母为了帮儿子娶上媳妇，几乎用掉了全部的积蓄。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孙师傅的父亲希望他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但是奈何孙师傅只有两个女儿。孙师傅的父亲认为“养儿防老”，女儿再好以后也是要嫁出去的，是要给别人养老的，只有自己的儿子才靠得住。

“这小孩儿生出来全是要花钱的地方，那长大了上学也要花钱，一个男孩子，你还得给他买房子，娶媳妇儿。我爸爸就说‘你只管生，我们来养’。”（孙师傅，1982年生，育有两女，2009年来穗）

北方农村地区人口密集，居住拥挤，人地关系比较紧张，一个村庄同时存在多个姓氏，农民一般以五服以内的“小亲族”为血缘认同与行动单位［27］。为了在小宗族的村庄竞争中赢得一席地位，村庄内部的高度竞争关系使得村庄所有人都为了获得竞争胜利而节制当下消费，积累最终实力。各家为了增加自己亲族的人力，往往会鼓励“三服”以内的男性兄弟多生儿子，以期在村庄下一轮竞争中胜出。从个人角度来说，要生儿子，要让儿子娶上媳妇，一个人如果没有生儿子，不仅会被村庄其他人瞧不起，而且也会被“三服”以内的兄弟瞧不起，自己也觉得没有本事。如果儿子娶不上媳妇，打了光棍，儿子会责怪父亲，父亲也会觉得没有完成人生任务，一辈子白活了。为了让儿子娶上媳妇，就要拼命挣钱，到处打工，为儿子新建婚房并准备彩礼，娶回媳妇才算完成了人生任务。

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人是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的身上有着时代的印记。通讯技术的进步让他们比父辈更早地接触外面的世界，看到更多新的文化。在广州务工的河南“的哥”小郑是一个标准的“90后”青年，和大部分北方农村青年一样，小郑早早的结了婚并有了孩子，结婚的当年，小郑的女儿出生了。但是孩子的到来并没有让夫妻俩感受到身为父母的责任感。小郑还是在广州打工，他的妻子婚前在中山的一家电子厂上班，结婚后就辞职在家，一直没有工作，孩子交给小郑的父母照顾。

“她生完孩子就没回来（广州）了，也不上班，就在家里玩，孩子就是我爸妈在看，我老婆一抱孩子，孩子就哭，平常孩子就跟我爸妈睡，现在也不用喂奶了嘛，就一直跟着他们（父母）。我每次跟她（妻子）视频，她都让我回老家找活，我就不同意嘛，老家那挣的钱根本不行，种地我又不会，所以聊着聊着就吵架，次数多了就不想聊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没想明白，当时为啥要结婚。”（小郑，1995年生，育有一女，2018来穗）

年轻一代“的哥”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缺乏管理农田的技术，并且他们也不愿意像祖辈一样靠务农为生；
另一方面长时间接受了城市的文化和丰富的生活后，他们很难再重新回到相对单调的农村。小郑没有结婚的时候幻想着婚姻是美好的，但是结婚后，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才发现婚姻就是实实在在的过日子。对于父代而言，子代家庭是父代家庭的延续，帮助子代顺利实现家庭再生产及早日实现更好的生活，是父代家庭义不容辞的责任［28］。因为儿子与儿媳没有抚养孙子的“责任感”，所以小郑的父母就承担起了抚养孙女的任务。父辈作为三代之间的连结，有责任为家族延续香火，他们积极行动努力重新嵌入子代的生活。

（二）夫与妻：变幻中的衰微

受到“家本位”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夫妻关系是基于繁衍后代而存在的家庭关系，两性之间的疏远构成传统中国家庭的重要特征［19］。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农村地区的夫妻关系成为家庭中的主要关系［1］。因此，现在的中国农村社会中存在着传统“过日子”和新型亲密关系共存的现象。传统中国的农耕经济以家为单位，家是生产单位也是消费单位，家庭在“过日子”中处于核心地位［29］。

“我跟我老婆没有吵过架，可能是因为在一起的时间不多，话也不多，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但也没红过脸，（她）跟我爸妈也没有，就是过日子。”（小李，1993年生，育有一子，2016年来穗）

小李通过亲戚认识了妻子，在相处了一段时间后，虽然感情很浅，但是双方觉得比较“合适”就决定一起“过日子”。小李顺从父母接受这种“包办婚姻”是为了获得较多的物质和精神资源支持。“合适”是因为小李的父亲早早就在县城买好了儿子的婚房，虽然彩礼不是全村最多的，但是也说得过去。小李按照父母的意思，找到一个“通情达理”的妻子，在父亲看来是给他挣了面子。在北方农村的地方性文化中，父母最大的任务就是帮助儿子娶一个会过日子的媳妇，否则在村子里便没有地位。中国传统社会中，小家庭大多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夫妻之间是否有感情并不重要，人、财产、礼是过日子的三个因素①滋贺秀三在《中国家族原理》一书中说，人、财产和祭祀是维持一个中国旧家族的三个因素。后来吴飞在《论“过日子”》一文中引申为人、财产、礼是过日子的三个因素。。

同样作为“90后”的司机小林结婚时父母只给他在村里起了一层新房，婚后并没有能力再在县城买一处商品房。结婚后小林便回到广州继续开出租车，婚后一年儿子出生。妻子本应该是最亲近的人，但是小林似乎对这位亲戚介绍的妻子没什么感情，浪漫和爱情在西方社会里被认为是亲密关系或者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他们都得让位于家庭的需求［30］。小林按照父亲的要求，找了一个合适的人结婚，其实这就是代际间不平等的表现。中国人依然是一个处于人际关系网络中的关系个体，并且有一个分裂的自我，西方那种为自己而活的理想在中国文化中很难获得充分的道德合法性［31］。其实在结婚之前，小林有过一个女朋友，但是小林的母亲说那个姑娘长得太好看，又不是本地的怕留不住，两人终究没能结成夫妻。在这场爱情与过日子的博弈中，小林选择了过日子。中国传统农村的姻缘关系也是由近及远，旧时的大家族为了巩固家族的权力，常常和家境相同的人结亲，这种“门当户对”的婚姻往往夫妻双方在结婚当日才第一次见面。现在虽然并没有那样严格的男女之礼，但是这种为了过日子而形成的家庭却一直保存至今。

伴随女性的加入，大家庭中产生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其他关系：婆媳关系和母子/女关系，这两种关系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家庭中的其他关系。相较于传统家庭主义下的夫妻关系，“新家庭主义”下夫妻关系的地位有所提升，夫妻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父子间代际关系作用的减弱。为了完成结婚生子等任务，外出务工的年轻男性更加依赖父代的帮助，在建/买房子等问题上向父辈借力，甚至为此接受“包办婚姻”。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似乎比之前的人更“孝顺”，他们的生活倚仗于父母的帮助，所以不同于此前学者所认为的“孝道”衰弱①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代际冲突明显，那一代的老人依旧坚持传统的价值观，但是却没有传统社会赋予老人的“权力”，传统与现实碰撞下产生了“孝道”的衰弱。，他们认为应该践行“孝道”，顺从父母。

（三）爷与孙：“孙子上了天，爷爷变孙子”

在传统家庭“反馈模式”下父亲承担着抚育儿子的责任，但是“新家庭主义”背景下他们还需要抚养孙子，这种“下行式家庭主义”对传统“反馈模式”提出了挑战，孩子似乎代替祖辈成为家庭中最重要的人。小杨2018年跟老乡来到广州开出租车，并在一次老乡聚会上认识了隔壁村的妻子，两人回老家结婚后便又一起回到广州，两人原本计划等到生孩子再回老家，但是小杨爷爷的离世打乱了两人的计划，因为当时妻子已经怀孕，所以小杨的爸爸觉得只让小杨回家奔丧就好，毕竟“爷爷又不是爸爸”。

20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人大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家中的祖父/母去世不再成为孙辈眼中最重要的事情，甚至老人的身后事全部办完了才被告知老人已经离去，但是自己的父母去世就需要马上放下手中的事情飞奔回家，否则就是不孝之子。这其中隔着的父辈，似乎也隔断了中国的“三纲五伦”。中国按照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伦”建立了五种服制的丧服制度，也被称为“五服制度”。在“五服图”中，祖父母在以“己”为中心的第三层，是三服以内的关系，按照传统社会的伦理规范，祖父母去世孙辈需要服丧，这是“明伦”。但是现在父母却隐瞒祖父/母去世的消息，事实上弱化了祖辈的地位。

“后来我跟我媳妇儿商量了一下，她一个人在这里我也不放心，我们就一起回去的。亲戚看到孙媳妇儿都回来了，还大着肚子，我爸觉得很有面子。”（小杨，1993年生，已婚育有一子，2018年来穗）

在孙媳妇儿回家奔丧这件事上，“伦理”对她的约束力降低了，而“面子”作为一种乡土性的权威代表体现出了更大的影响力。正因为孙媳妇儿能够怀着孕回家奔丧，亲戚们觉得这是小杨父亲教育的功劳，并且也会觉得小杨会管老婆，媳妇儿通情达理，所有的事情都让小杨一家在村里有面子，丧事办得非常气派，小杨父母也因为这件事评价这个媳妇儿“懂事儿”。这件事在传统“家庭主义”中极其平常，但是在“新家庭主义”下就显得与众不同。现代社会中个体的行为越来越少的照顾祖辈的情感，一旦出现一例，乡亲都会觉得这是家里的老人会教，孩子有家教、懂礼数的表现。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儿媳妇的行为对整个家族在村里的地位有着很重要的影响，这在平常或许看不出来，但是当遇到生老病死的事情时，“懂事”的媳妇儿往往能提高家族的声誉。虽然作为一个外姓人，但是她的言行举止处处体现着夫家的伦理观念。

2020年，“90后”的小吴6岁的儿子准备上小学，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双方父母在县城帮小吴买了一套商品房，但是因为房款的问题，小吴爸妈和岳父母一家产生了分歧。房子的首付是两家老人凑的，小吴和妻子没有出钱，但是后期的贷款是两个年轻人还，所以在办理房产证的时候，写谁不写谁成为一个问题。两家老人各执一词，最后的解决方案是小吴父亲将岳父母支付的首付还给了她，相当于房子的首付全部由小吴父亲支付，小吴和妻子只需要负责后续的贷款。但是刚结婚的小两口没有能力偿还房贷，所以这件事情最后变成小吴的父亲付了全部首付和贷款，房产证上写的父亲、小吴和妻子三个人的名字，并且小吴的儿子现在大部分时间是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孔迈隆（Myron Cohen）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判断，即中国家庭由房产、家庭集体和经济三部分组成［31］。小吴还未到而立之年，虽然他有自己的孩子，他和大部分的父母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以后比自己有出息，但是他儿子的教育却要父亲买单。据相关数据统计，中国的孩子50%～70%都是被隔代照顾，但是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照顾只是大家在私域形成的一种共同的情感传递方式，公域层面的法律并没有规定祖辈需要照顾孙辈。就像阎云翔说的，虽然家庭是以主干家庭的模式在运行，但事实上是一个合二为一的单位［32］。父母主动为子女购房，实际上是将市场环境、子女发展以及自身生活期待三者捏合起来的策略，因此是重新嵌入社会的努力［25］。中国农民以家庭为单位，通过代际之间的财富累积和传递，父代逐步为子代积累了现代化的资本，从而推动并加速了子代家庭的现代化进程［22］。

梁漱溟先生认为：“亲子关系为家族生活核心，一孝字正为其文化所尚之扼要点出”［33］，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在不同时代占据家庭关系中的不同位置，虽然一定时期内夫妻关系超越了父子关系成为家庭内部最重要的关系，但是本文借助北方农村家庭进城务工男青年应对“风险社会”资源这一中介阐释发现，当下父子关系再一次成为北方农村家庭内部最重要的关系，并且这种现象在独自进城打工并返乡结婚的男青年身上尤为明显。

具体来看，在国家人口政策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出生率较之前大幅下降，这在北方农村具体表现为孩子数量的减少。作为家中为数不多的孩子，这一代人从小受到父母的保护而缺乏应对风险的压力与资源。风险社会制造了新的利益对立和新的危险共同体［34］。同时，现代社会已经突破了过去封闭的地域空间，逐渐发展成一个全球化世界，全球化在带来经济和政治交往全球化的同时也带了风险的全球化，就像吉登斯说的那样：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任何人都无法避免［35］。风险社会给北方农村进城务工男青年带来了社会大环境的改变以及个人居住空间上的危机，生活的压力让他们对婚姻逐渐丧失主动性，甚至开始接受父母的“包办婚姻”作为求助父母帮助的回报。他们在父母的帮助下完成结婚的人生大事，为家族延续香火。作为对子代寻求帮助的回应，父代在完成了帮助子代结婚的人生“责任”后，再一次将抚育孙代视为自己又一项家庭责任，传统“反馈结构”中的父子关系延伸为父、子、孙三代之间的关系。虽然“新家庭主义”给予家庭成员追寻个人生活的权利，家庭也将子代甚至是孙代的需求作为家庭努力的核心动力，但是北方小亲族较强的代际合力促使父代再一次嵌入家庭的代际关系中，以更好的整合家庭资源，实现家庭全体成员的“幸福”，在下一轮的村庄竞争中获得胜利。

虽然核心家庭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家庭形态，这看似是夫妻关系成为主轴的重要“佐证”，但当个人无法应对风险社会挑战时，父辈是成家立业的唯一可靠资源，农村是进城务工男青年最后的退路。父子关系再一次成为北方农村地区最重要的家庭关系，这使外出务工的年轻男性群体有了应对风险的资源，完成了祖辈交给自己的任务，也在无形中强化“家本位”的伦常秩序，一定意义上也是传统儒家文化在当代的复兴。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一过程中年轻男性作出的妥协，他们让渡了个人意识与个人情感，以期获取生活的资源。这并非是该群体所具有的特殊表现，而是风险社会带给整个世界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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