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孟禹 房燕 周峻松

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人类社会的一切物品都是对生态资源的直接利用或再加工，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永恒主题。2022年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指出：“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如何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相辅相成，是新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追求。生态价值是人们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功能中获得的效用，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多以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形式出现，政府转移支付、生态补偿等非市场形式是其实现价值的典型模式。在人们生态价值需求日益增长的今天，由于生态系统服务或产品的公共物品属性，生态资源显然难以达到最优配置。然而更现实的问题是，生态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在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的同时，自身相对贫困问题却还比较突出，生态价值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货币价值回报，这种失衡最直接的原因是生态价值的实现机制不畅。对此，2021 年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发出了生态价值实现机制构建的最强音。本文以生态资源的直接利用为前提，对生态价值实现机制中的生态价值核算、转换、增值等主要问题进行系统梳理，拟为未来相关研究奠定文献基础，为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价值实现体系提供探索的方向。

生态价值亦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国际和国内学者基于时空尺度的生态价值核算工作主要围绕生态系统服务、自然资本、生态资产、生物多样性等角度展开（赵军等，2007）。生态系统服务（ES）以及产生它们的自然资本存量对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功能至关重要（Costanza等，1997），生态系统服务也是自然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欧阳志云等，2018），是自然资本、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直接联系（Banerjee，2020），包括供给服务（食物、淡水、木材等方面）、调节服务（调节气候、调节洪水、碳封存等方面）、文化服务（美学、教育等方面）以及支持服务（养分循环等方面），为人类带来各种效益（MA，2005）。生态价值核算至少涉及两个维度：一是对生态价值的生物物理核算；
二是对生态价值的社会经济核算，这两个维度下的不同核算方法的各种组合产生了核算生态价值的不同方法。生态价值核算的大致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生态价值核算主要路径

1.生物物理核算

生物物理核算量化了决定生态系统供给的生物和非生物结构的不同参数，其表现形式为生态系统服务相应的功能性指标，如碳储量、蒸腾速率、产品产量等（Vihervaara，2018）。生物物理核算方法的分类标准较多，例如Jiang等（2021）将生物物理方法分为经验模型、实地实验、实地调查、文献调查、统计数据、综合核算模型等。本文综合了过往研究，以Vihervaara（2018）和Harrison（2018）提出的分类方法为主，将其中的一些方法进行梳理归纳，最后将生物物理核算分为四种主要方法（见表1）。

表1 各生物物理核算方法原理与优缺点

一是直接调查法。该方法主要通过对生态系统的观测、监测、调查以直接获取生物物理数据。该方法的生物物理数据虽然较准确，但测量过程所需人力费用较高且不能对一些偏远、人迹罕至地区进行准确测量（Jiang等，2021；
Vihervaara等，2018）。

二是代理方法。此方法根据土地覆盖数据、容量矩阵来核算生态价值，如基于GIS 的土地覆盖数据，其提供的地形、植被、土壤等数据被广泛应用在生态价值的核算中（Jiang 等，2021），但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数据存在分类指标的统一、数据的标准化等问题（陈佑启等，2001）。而容量矩阵是一个查找表，它为每个生态系统类型分配一个表示其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分数，可以满足不同尺度上的生态价值核算需求，但其依赖于专家评价的偏好，因此可靠性无法保证（Roche等，2019）。

三是生物物理模型。通过构建模型核算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生物物理因素（过程和功能），常见的模型有物种分布模型、水文模型、土壤侵蚀模型、状态转移模型等（Harrison，2018）。其中物种分布模型是以人工神经网络为基础，通过生物气候包络线的特征来整合生物气候变量来预测物种的分布（Harrison，2006）；
水文模型使用数学语言或物理模型对现实水文系统进行刻画或比拟，并在一定条件下对水文变量的变化进行模拟和预报（陈仁升，2003）；
而通用土壤侵蚀模型（USLE）是基于自1930年以来对田间地块和小流域的数千项对照研究构建起来，被广泛用于估算降雨和相关地表流引起的土壤侵蚀率（Alewell 等，2019；
RUSLE；
USDA，2016）。状态转移模型基于交替状态理论模拟扰动后的生态系统动态，有助于理解支持生态系统服务提供的生态功能的重要性（Harrison，2018）。就生态模型总体上看，生物物理模型虽然可提供更准确的生态系统服务数据，但初始构建过程较为复杂。

四是综合核算模型，通常为综合核算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有时是需求），在一个专门的类GIS软件环境中运行，常见有InVEST、ARIES、ESTIMAP等软件（Harrison，2018）。该模型由Harrison（2018）总结提出，强调模型对代理方法、生物物理模型以及直接调查法等多种方法的综合应用，该模型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核算生态价值，使决策者能够评估与替代管理选择相关的量化权衡，以确定对自然资本的投资可以促进人类发展和保护的领域（Vihervaara，2018），但其对输入数据的质量要求较高。

2.社会经济核算

社会经济核算通过揭示商品和服务货币估计量，为特定的生态系统服务赋予了容易比较的“重要价值”（Taye等，2021）。货币形式是人类社会比较认可和熟悉的价值表现形式，因此，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表现为货币形式，更加便于政府和相关社会组织进行决策。常见的社会经济核算方法如表2所示。

表2 各社会经济核算方法的原理与优缺点

续表2

一是直接市场法。直接市场法是基于市场价格考虑产品或功能价值的方法，其使用来自市场的数据，反映个人获得产品或功能的实际偏好或者实际成本（Pascual等，2010）。关于直接市场法的分类各有不同，本文主要借鉴Pascual等（2010）的分类方法，将直接市场法分为市场价格法、成本法以及生产函数法。首先为市场价格法。市场价格法最常用于获得供应服务的价值，因为由供应服务产生的产品往往在市场（例如农业市场）上销售，而且在运作良好的市场中，偏好与边际生产成本可以在市场价格上反映，这意味着市场价格可以被视为关于商品价值的准确信息（Pascual 等，2010），但市场价格法也存在缺陷，当市场扭曲时，市场价格法往往不能反映出产品或功能的真实价值。其次为成本法。根据Pascual等（2010）的分类，可分为避免成本法、替代成本法以及恢复成本法。避免成本法通过改变消费者行为、减少不必要的环境影响，从而防止福利的损失或捍卫现有的效用水平（Escofet，2007），但是避免成本法的前提是个人可以通过选择避免或防护行为来免受不利因素的影响（Pearce，2006）。替代成本法着眼于替换损坏或损失资产的成本，并将此成本作为其价值的部分代理或度量（Jackson，2014），使用这种方法通常是因为缺乏自然生态系统中产生的许多服务的数据，但这种方法可能会错估一些服务的价值（Barbier，2007）。恢复成本法是指减轻生态系统服务损失的成本或恢复这些服务的成本，而现实中恢复原先生态系统的困难使恢复成本法的应用存在问题（Pascual 等，2010）。最后为生产函数法。生态系统服务的“资源基础或环境质量的改善”可以降低成本和价格，增加销售商品的数量，产生消费者也可能是生产者的“盈余”（Freeman，2003），消费者和生产者盈余的总和反过来提供了改善的生态系统服务支付意愿的衡量标准（Barbier，2007）。该方法需要准确地模拟资源和某些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而且应用在一次性系统中最为简单，在多用途系统中则变得很复杂，尤其生态经济关系中的多重交互或重复计算可能会产生问题（Pascual等，2010）。

二是揭示偏好法。揭示偏好是通过观察实际行为，特别是在实际市场中进行的购买行为，从而核算非市场影响，即利用市场信息或行为来推断相关的非市场影响的经济价值（Pearce，2006）。因为许多影响都是无形的，并不在实际市场上进行交易，这也是揭示偏好法相较于直接市场法的优势，即可用来核算非市场影响。揭示偏好法又分为享乐定价法和旅行成本法。享乐定价法通过观察相关商品的市场行为来估计非市场商品特征的价值（Pearce，2006），从商品异质性的角度来看，人们消费商品的效用不是来自商品本身，而是来自商品的属性或特征，而每个特征对价格的影响就被称为该特征的享乐价格（Liang，2021），多应用于劳动力市场和房价市场，前提是观察到的商品的价格是一系列特性的函数（Pearce，2006）。旅行成本法主要将户外娱乐产生的物质和社会效益转化为货币价值，最早由Hotelling（1949）提出，主要分为区域旅行成本法和个人旅行成本法。区域旅行成本法通过将访问该区域的平均成本乘以总访问次数来评估特定区域的娱乐效益；
而个人旅行成本法以个人游客为基础，考虑了每个人的旅行成本和社会经济特征的核算方法（Zhang，2015）。旅行成本法对数据要求较高，并且对消费者行为有限制性假设，其结果对用于指定需求关系的统计方法高度敏感（Pascual等，2010）。

三是陈述偏好法。陈述偏好法基于受访者问卷技术，直接或间接地从被调查者的回答中引出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Pearce，2006）。陈述偏好法通常面临着，受访者在现实生活中面对成本时的假设回答是否与他们的行为相对应的问题（Pascual 等，2010）。陈述偏好法又分为意愿调查法和选择实验法。意愿调查法使用问卷直接引出关于个人偏好的信息，以及对环境商品或服务的假设变化的支付意愿信息。该方法几乎适用于所有的非市场商品的事前和事后估值，是少数能够获取非市场商品所有类型收益的方法之一（Pearce，2006），但是意愿调查设计和实施可能会产生较多误差进而导致结果不稳健（Pascual等，2010）。选择实验法则对不同的服务情景进行选择，从而反映其支付意愿。其起源于运输和销售行业，主要是用于研究交通运输项目和私人物品特性，直到最近才应用到环境和健康等非市场商品领域（马爱慧，2013），其优势在于重视多维环境变化，但若想其反映复杂环境变化，那它本身的设计和分析也是复杂的（Pearce，2006）。

四是效益转移法。利益或价值转移涉及从一个背景获取经济价值并将其应用到另一个环境。第一个可以称为效益转移的综合研究，出现在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2 年，效益转移已经成为环境和资源经济学家协会（AERE）以及美国环境保护署（USEPA）共同主办的特别研讨会的焦点问题（Wilson，2006）。效益转移法分为数值转移和效益函数转移，数值转移涉及过去主要研究中的单个数值或一组数值的转移，效益函数转移涉及从原始研究中得到的估计参数函数（Grammatikopoulou，2021）。效益转移法在所有生态系统服务中都可以应用，但也给评估带来了主观性和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分析人员必须对原始研究中所包含的假设和判断做出一些额外的人为干预（Pearce，2006）。

生态系统会计框架（SEEAEA）包括生态系统的范围和条件（生物物理）、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和使用（生物物理和货币）、生态系统资产（货币）（Hein，2020），以及帮助解释生态系统账户的特定主题，包括土地、水、碳和生物多样性账户（联合国，2017）。而生物物理核算和社会经济核算是生态系统会计框架的核心，在SEEAEA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其较好地反映了国家或者区域的自然资源状况以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有利于政府和相关组织的政策制定。另外，将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方法与LULC变化和空间显示的ES建模相结合，如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计算最优的碳定价（Ploeg，2021），使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反馈成为可能，这也是生态价值核算应用研究的方向。我们坚信，随着中国“双碳”目标战略的推进，更成熟更易于操作的、适合中国国情的、能够综合各类方法优缺点的生态价值核算方法会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

国内外关于生态价值核算机制有三种核算方式，分别是生物物理核算、社会经济核算以及能值核算方法。但鉴于生物物理核算以及社会经济核算具有直观性，更加适用于经济社会交易，也便于理解，因此，本文的生态价值核算主要总结了国内外生物物理核算和社会经济核算方法。国民财富的流量可以从生产端、支出端等方面衡量，但国民财富的存量却难以衡量，因此，生态价值核算或许可以为国民财富的存量衡量提供一种参考路径。目前，国内将生态价值作为流量考虑，与国外重复率较高，路径较窄，创新价值不高。而国民财富的存量统计，研究方法也较为一致，建议可以从国民财富这个存量概念重新思考问题。例如统计一个省一年的矿产资源，较为稳定，建议按时间点衡量而不是时间段衡量。其他如景观价值，除非存在颠覆性的变化，依据时间点计算即可。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海岸带防护、洪水调蓄、碳固定、氧气提供、空气净化、水质净化和气候调节，时间点统计较好，较为精确，也有利于作各个时点上的对比。因此，建议国内相关研究调整方向，将自然资源带来的价值作为存量纳入国民财富的核算队列。

生态价值核算从生态系统服务角度对现有生态资源的价值进行了总体核算，但如何将生态资源从抽象的核算理论转化为人们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还需要在市场层面对生态资源的经济转化模式进行进一步研究。本文将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转化分为三种模式：基础产业发展模式、多产业融合模式、产权市场交易模式。其中，基础产业发展模式是相对于多产业融合模式来说的，所依赖的产业相对单一，而产权市场交易模式，不同于前两种产业发展模式，其研究的是如何界定产权从而使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

（一）基础产业发展模式

最基础和最直观的模式就是通过基础产业开发利用生态资源。基础的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采矿业、自然旅游业、新能源等产业，通过这些产业及其上下游产业实现生态经济价值转化（见表3）。

表3 基础产业发展模式

基础产业对当地经济的效应包括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诱导效应。直接效应是指产业内部的影响，包括产业就业人员工资和就业机会的变化、地方政府税收的变化（Black，2005；
Watson，2021）；
间接效应是对相互联系产业的影响，包括对前向联系产业的影响和后向联系产业的影响（Watson，2021）；
诱导效应是将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带来的收入用来购买当地产品和服务（Watson，2021）。

（二）多产业融合模式

多产业融合模式是指不同产业的融合发展。本文将多产业融合模式分为农业和林业融合、旅游业和农业融合、旅游业和工业融合、数字和农业融合、数字和旅游业融合等模式。

1.农林复合系统

农林复合系统是一种综合生产系统，是指木本多年生植物与同一土地管理单位上的作物或动物相结合（Maia 等，2021；
Nair，1993）。农林复合系统的效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生态效益。农林复合可以通过生物害虫控制、碳固存、土壤改良、水调节、授粉、生物多样性（Tsonkova，2012；
Jose，2009；
Rosa-Schleich，2019；
Palma，2007）等生态系统服务从而产生生态效益。二是经济效益。农林复合系统产生经济效益主要通过生产多样化，从而获得更广泛的可销售产品，并且降低生产风险和提高产量，另外也包含改善就业和提高农业收入等经济效 益（Maia 等，2021；
Faße A，Grote U，2013；
YAbdul-Salam，2022）。虽然，农林复合系统所产生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可能因为其所在的生物物理和土地利用条件不同而不同（Torralba，2016）。但是，综合过往研究，农林复合系统带来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总体上是积极的。

国外农林复合系统和国内农林复合系统的主要分类标准有所不同，国外农林复合系统的分类标准没有一般意义上的逻辑，主要依据当地实践进行分类：一是条状种植（Alley cropping agroforestry），如将短周期灌木条带纳入常规农田（Tsonkova，2012）；
二是林牧系统（Silvopasturing），将牲畜、饲料生产和林业整合在同一土地管理单位（Feliciano，2018）；
三是林耕系统（Silvoarable agroforestry），将树木种植在一行或多行中，两行之间有可耕地或园艺作物（Nerlich，2013）；
四是森林农业（Forest farming），包括在天然森林中创造合适的微环境，种植观赏、烹饪或药用耐荫特殊作物（Garrett，1997）；
五是防风林（Windbreaks），在农场和田地周围种植一排排的树木，以保护农作物、动物和土壤免受风吹（K.Nerlich，2013）；
六是河岸缓冲带（Riparian buffer strips），将多年生植被（草、灌木、树木）种植在耕地或牧场之间的条带中，以加强和保护水生资源（溪流、湖泊）免受农业实践的负面影响（K.Nerlich，2013）。国内的农林复合系统则倾向于按照同一土地管理单位所进行的生产复合类别进行分类：如分类为林—农、林—牧、林—渔、林—农—渔、林—副或者分为农—林间作、林—牧业经营、农—林—牧经营、农—林—渔经营和多用途森林经营五类（宋兆民，1993）。国内外农林复合系统的主要实践包括：可可农林、林下咖啡、香蕉农林、林—胶—茶间作模式、泡桐—茶间作、稻鱼鸭等（梁玉斯，2007）。

2.“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1）农业旅游

关于农业旅游的定义比较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农业旅游是基于农场的旅游，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农业旅游是乡村旅游。本文将农业旅游（Agritourism）定义为因休闲、娱乐或教育目的访问农业环境（Arroyo，2013；
Khairabadi，2020）。农业旅游的常见模式见表4，根据Phillip（2010）和Tew（2012）文献整理而得。

表4 农业旅游模式

农业旅游在经济方面上可增加直接收入、增加就业机会、缩小城乡差异、增加经济多样性等好处（Barbieri，2013；
Khairabadi，2020）。但是，关于农业旅游生态方面上的研究较为薄弱，在测度农业旅游所带来的生态效益上有所缺失。

（2）工业旅游

关于工业旅游的定义也存在不同看法，但一般都将工业旅游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工业遗产旅游，是建立在一个长期弃用、后来重建的工业遗产之上的旅游。二是工厂观光旅游，例如访问公司，到生产活动实际发生的地点，见证实际存在的运动的过程（见表5）。

表5 工业旅游发展模式

工业旅游的概念提出时间已然不短，但学者可能更关注其现实的实践活动，因此，关于工业旅游的经济利益相关文献研究较少。根据现有文献，工业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包括增加收入和就业、旅游产品范围多样化（Otgaar A，2012；
Edwards，1996）。

（3）数字农业

数字农业是将新兴的颠覆性数字技术，如物联网（IoT）、大数据和分析（BDA）、系统集成（SI）、云计算（CC）、仿真、自主机器人系统（ARS）、增强现实（AR）、人工智能（AI）、无线传感器网络（WSN）、网络物理系统（CPS）、数字双胞胎（DT）和增材制造（AM）等（Abbasi 等，2022）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实现产量的增加，通过减少燃料、化肥和杀虫剂等所需的投入来降低成本，减少劳动力投入并改善最终产品的质量（Moysiadis，2021）。

但是大多数农户由于缺少必要经济能力和前端的知识技术，较难通过自身实现农业数字化。那么数字农业如何推广、如何实现？Phillips等（2019）研究了加拿大西部的农业发展现状，并提出了4 种数字农业的商业实现模式：一是大型农业联合公司。这个自上而下的封闭系统将数字创新与农业设备购买捆绑在一起，利用品牌忠诚度发展数字农业。二是网络平台，通过网络平台实现数字农业的发展。例如Farmobile 平台，其类似于John Deere（大型农业公司之一）使用的自上而下结构，但不同在于它促进了农民和买家之间的开放数据交易交换，其中可能包括研究人员、农学家、会计师、保险经纪人或设备制造商。利用一种新的方式，将农场数据的供应与对农场作物性能和实时生产信息的需求联系起来。三是小型数字农业公司。例如AgSky，其将无人机图像、现场地形（卫星）和多种类型的图像用于诊断植物性能，以便快速生成结果，同时以易于消费的形式提供农民需要的信息。四是颠覆性的商业模式。新技术为新的市场进入者提供了对该行业进行改造的前景。就像亚马逊重塑了图书销售行业后专注于转变食品零售行业一样，农业中的数字机会可能为一个新的进入者开辟或创造一个全新的发展体系提供了道路。例如，FarmLead创建了一种支持系统或工具，为出售粮食的农民或希望购买粮食的小商人带来知情决策的力量。以上四种数字农业实现模式均是根据Phillips等（2019）的研究整理而得。总之，目前关于数字农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将数字技术和农业相结合这一角度，但是当数字技术与农业结合的技术问题解决后，数字农业如何推广、如何实现，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4）数字旅游

数字旅游是旅游业和数字产业的融合，但其更强调数字技术的应用，面对新经济形式，许多旅游组织都采用了数字技术，数字技术的采用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旅游业（Perelygina，2022）。如今，旅游组织、旅游运营商、酒店企业、主题公园、博物馆、活动组织者和其他与旅游相关的企业越来越多地转向数字和其他形式的技术，以简化运营，更好地与市场互动，提高竞争力，并提高收入（Hadjielias 等，2021；
Alford 等，2020；
Lam，2019）。可能由于旅游业和数字产业相结合在技术上比较容易实现，在社会中便于推广，不需要过于攻坚克难（例如旅游订票平台，博物馆的VR 虚拟旅游），而且一些旅游的项目注重追求淳朴的乡村生活和自然风光，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也相对较窄，大部分只需要在数字营销上下功夫。

（三）产权市场交易模式

产权是指将商品或资产用于消费或产生收入的所有者权利，它的一个关键作用是促进交换，并允许生产者或消费者利用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Besley，2010）。产权和市场相结合是自然资源依赖型产业成为可再生资源产业的重要路径（Croutzet，2017）。关于生态资源的产权研究涵盖了水权、土地所有权、渔业许可权、林业许可权、地热使用权、排污许可权、矿产开采权等。在绿色发展背景下，碳排放权交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生态价值实现的热点问题，是发生在人类环境过程中，国与国之间、国家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为顺利完成对CO2等温室气体的减排任务而形成排放配额的交易行为。根据《京都协定书》规定碳排放权有三种交易机制：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联合履行机制（Joint Implementation）以及排放交易机制（Emissions Trading）。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履行机制都以项目的执行为主，但不同之处在于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协定缔约国对非缔约国（发展中国家）的CDM项目进行投资，以获得可交易的核证减排量（CER）信用额度，而联合履行机制是京都协定缔约国从缔约国的减排项目中获得减排单位（ERU）（UNFCCC）。以禽畜养殖场中的沼气工程为例，其具有较好地减排CO2的效益，如果能够将产生的这部分CERs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则可以获得一定的额外经济回报，从而改善沼气工程的内部经济效益（段茂盛，2003）。排放交易机制以配额的交易为主，是指在排放总量固定的情况下，减排单位过多的机构可以向减排单位不足的机构出售多余的减排单位，其中，欧盟的碳排放交易系统是排放交易机制的典型应用，其通过排放权的拍卖等市场行为配置排放权，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增加了部分机构的经济效益。尽管各个国家的生态资源产权的概念界定以及产权市场交易规则均有所不同，但是完善的产权界定规则和健全的产权交易市场可以为当地发展建设带来资金并且优化生态资源配置。因此，生态资源产权交易也成为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典型模式。

从产业发展和产权市场两个方面总结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的不同模式会发现，产业发展模式多数入门成本较低、依赖当地生态资源、具有地区独特性，因此适用于欠发达地区产业培育的初期，且具备相当竞争优势和拓展潜力。以农业旅游为例，农业旅游可分为一般性农业旅游和个性化农业旅游。一般性农业旅游追求农业生活体验，可根据当地农业资源进行一般化发展。个性化农业旅游如田园婚礼等，应进行个性化发展，若对其进行重复性模式化设计则失去美学意义。而工业旅游由于其天然的个性特征，根据地方特点进行高质量设计即可。关于产权市场，由于产权定价可能因成本差异而有所不同，且仅在政府网站、社区公布，部分群众可能无法获取产权定价信息。因此，相关部门提供工具，实现直接由政府到个人的服务，更有利于政府工作的推进。如公益短信推送，产权价格听证会或者定价原则等可以通过公益短信形式按时为受众推送。

生态价值转化是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典型模式，但是，如何在经济价值转化模式的基础上实现生态经济效益的增加，可以从生态标签认证、总量管制和交易制度、生态税改革、生态产品交易保护价等四个方面梳理生态经济价值的增值模式。

1.生态标签认证

生态标签是一种自愿性产品标志，但其认定标准比较严格，以美国农业部有机产品认证为例，必须满足如下条件：美国农业部授权的有机认证部门监督，产品必须满足农业部制定的有机农业生产法规；
禁止使用基因工程、污水污泥等方法生产农业产品；
禁止使用国家清单（来源于美国农业部有机法规）外的合成物质进行农业产品生产（USDA）。通过严格的生态标签认定标准将推动产品生产更符合环境要求，并且能够推动生态平衡，进而带来一定的生态效益，另外生态标签认证也将为生产者带来一定经济效益。这是由于保护或忽视生态环境不会立即产生经济后果，生产者可能会应用高水平的投入，如合成肥料、杀虫剂和灌溉水，以最大化提高产量和短期利润（Takatsuka 等，2009；
Chen等，2018），这种行为将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但是，由于可感知到的环境效益，消费者会对使用可持续生产方法生产的产品有更高的支付意愿（WTP）（Chen等，2018）。生态标签认证允许企业向消费者展示其环境行为的证据（由第三方验证），从而允许生产者向消费者收取额外费用，而具有环保和安全意识的消费者也乐于接受溢出的费用，可以说，生态标签认证既减少了对环境的损害，也增加了消费者的效用（Walter等，2020）。

2.总量管制和交易制度

总量管制和交易制度是指在总量固定的情况下，对公共产品（如排放权、开采权）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总量管制和交易制度一般通过免费发放和拍卖运作进行，而且大部分应用于碳排放方面（Kaiying Cao，2017）。其规定了排放上限，从而在减排方面创造了更大的确定性，同时保留了在减排边际成本最低的情况下进行减排激励措施，另外，该制度还允许碳价格随经济条件而变化，而不是锁定固定价格，因此，也不会威胁到硬排放上限带来的环境收益（Raymond，2019）。总量管制和交易制度通过限制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数量，进一步减少了负外部性，提高了经济效率，从而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双赢（Gonçalves，2022）。以加州碳排放交易为例，加州碳排放交易机制，几乎包括了所有温室气体和许多尚未涉及的产业部门和排放行为，其总量管制和交易制度存在两种交易方式：免费发放和拍卖，在起始阶段优先适用于免费发放碳排放权，而后逐步增加碳排放权拍卖交易的比重（邢佰英，2012）。加州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是减排力度最大的强制性总量控制交易体系，自该计划开始以来，配额拍卖已经产生了125 亿美元的收入（温言等，2013）。

3.生态税改革

生态税改革又称为环境税改革，其指增加自然资源使用、污染产品或污染的税收，并降低其他方面的税收（Dresner等，2006）。生态税改革的目标一般为两个：一是环境保护，特别是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为减缓气候变化的一种手段；
二是改变税收结构，以减少劳动力成本和增加就业（Beuermann，2006）。其运行机制从政府层面来看，生态税改革能够用外部性的内在化进而纠正市场和扭曲的价格，为削减更多扭曲的税收提供了空间，从而提高了财政体系的整体有效性；
在企业和个人决策者的微观层面上，改善或支付污染成本的选择仍然开放，不断提供提高效率的激励，激励和指导创新，从而解决扩散的污染源（Dresner 等，2006）。因此，只要措施适当，税收改革的长期结果不会妨碍经济发展，而且已实施政策可能更大程度上提高了生产过程的效率（Kiuila，2003）。以德国生态税改革为例，1999年德国实行了生态税改革（ETR），其税收由雇主和雇员支付的社会保障缴款（养老金保险）方面转移到对能源（矿物油、天然气、电力）进行征税，结果表明，能源价格的上涨将有助于指导生产过程和需求转向技术创新，从而研发出更节能的产品，与此同时，由于养老保险税率降低，从而使劳动力成本下降，进而创造额外的就业机会，这说明生态税改革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Beuermann，2006；
Dresner等，2006）。

4.生态产品交易保护价

生态产品交易保护价，是指当生态产品在市场流通中价格偏低，且在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由政府制定保护价格，以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增值。该方法的理论根源为传统经济学的最低限价理论，在各国都有典型应用。该方法是解决谷贱伤农问题的典型应用，谷贱伤农指粮食生产不可或缺，粮食保持较低价格有利于居民生产生活，但是，粮食保持低价却又损害农民的利益，也降低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有必要出台相关政策，以保证粮食产业的正常运作。各地政府解决谷贱伤农的具体政策主要有提供农业生产补贴以及粮食价格保护政策。但前者不属于生态价值增值的范围，因此，不予赘述。粮食价格保护制度即通过制定粮食收购价提高粮食的价格，实现农产品价值增值，进而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保障农业生产者收入。根据实践表明，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稳定了种粮农民的收入预期，有效调动了农民种粮、地方抓粮的积极性，较好地达到了稳定市场粮价、促进农民增收的预期效果（贺伟，2010）。

总之，当市场无法自行解决生态产品价值过低问题时，应由政府出台相应措施帮助市场解决相应问题，发挥互补作用。因此，上述模式均偏向通过政府手段来推动市场实现生态价值增值。关于生态价值增值模式的政策实施建议如下：一是保持一致性和连贯性。一致性是指各项政策均为生态价值增值目的而增设。连贯性是指各项政策出台需考虑过往制定的生态价值增值政策，从而避免政策制定过程中出现损害生态产品厂商合理效益的情形。二是明晰各方利益。生态价值增值政策的出台不能拍桌子决定，需进行实地调研，以明晰生态产品厂商、消费者等各方利益诉求，从而实现最优决策。三是保持动态创新。创新是社会经济进步的不竭动力，进行合理的政策动态创新可以保证生态产品增值的相关政策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以上均为生态价值增值政策制定的一般规律，具体细节还需进一步分析。以生态标签认证为例，如中国生态标签认证存在认证等级复杂，欺诈行为复杂的现象（徐文成等，2017）。删繁就简，合理规划不同生态标签认证机构，保证消费者消费信心，是政府需采取的政策。

生态价值实现机制具有系统性，探讨生态价值实现机制如何助力国内其他经济政策领域发展目标，完善生态价值实现机制和现有其他经济政策领域交互应用研究，展望生态价值实现机制的未来发展方向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1.乡村振兴方面

中国乡村拥有最丰富的生态资源，生态转化模式的主要研究和应用领域在乡村。生态价值转化模式分为三类：基础产业发展模式、多产业融合模式、产权市场交易。两类产业发展可以推动乡村的生态资源实现经济转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一是补充乡村产业。部分乡村产业的缺失导致部分村镇人员选择外出打工，以期获得足够的养家收入。由此带来的乡村空心化，致使乡村振兴困难重重，本文研究可以部分解决此类问题。二是破解乡村产业同质化现象。乡村产业的同质化导致乡村产业出现相互竞争的现象，使得乡村产业振兴只能在部分村落实现。本文中的基础产业发展模式和多产业融合模式都是对生态资源的直接利用，可以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更多模式选择。此外，产权市场交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直接带动乡村振兴，如碳排放交易。

2.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方面

生态价值实现机制在两个方面可以推动双循环格局的实现：一方面，生态价值实现机制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优质生态产品，这一点主要集中于农林牧渔等行业。目前，我国农林牧渔市场产品良莠不齐，利润偏低。因此，合理的生态标签认证有助于推出一系列优质生态产品参与市场竞争，打响中国生态品牌，提高厂商利润。另一方面，生态价值实现机制可以通过推动区域产业协调发展，形成地区产业生态，有利于国内大循环的实现。目前，我国区域产业发展并不均衡，而地区一个或多个产业的过度繁荣，在拉动其上下游产业的同时，可能会发生破坏地区发展潜力和经济韧性的情况。如房地产行业的过度繁荣带来的高房价影响地区引进发展所需人才，且房地产形成泡沫也是对地区经济韧性的一种破坏。生态价值实现机制可以提供多种产业模式选择，推动地区产业协调发展，提高地区经济韧性，缩小地区发展差异。

3.国家安全方面

生态价值实现机制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应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三个方面。经济安全强调维持生活标准，生态安全强调保护生态系统，而资源安全则侧重中介职能，强调如何从生态系统中获得可持续的合理资源。以本文研究而言，生态价值实现机制首先通过核算生态资源，为资源的开发、保护提供基础；
其次通过生态价值转化模式，即通过各种产业发展模式及产权交易市场，为资源的开发、保护提供路径；
最后通过生态价值增值模式与制度设计为资源的开发、保护及合理利用提供服务。生态资源核算以及生态价值增值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经济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提供了保障。但是，如果要真正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还需在生态价值转化模式的产业发展方面继续研究如何搭配地方产业，节制地方产业发展，以实现资源可持续合理利用，从而带来长时期的生态安全和经济安全。

生态价值实现机制在乡村振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国家安全等领域都有广泛应用。但本文生态价值实现机制主要以不同地区的生态价值实现为目的，以生态资源的直接利用为研究范围，并未考虑资源的重复利用。而近年来，生态资源的重复利用已成为未来的研究方向，如循环经济等。因此，未来关于生态价值的研究可能一部分集中于循环经济领域，研究如何实现生态资源的可持续使用及其带来的经济影响，以完善现有的生态价值实现机制；
另一部分集中于通过生态价值实现机制搭配其他政府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和金融制度），达到地区经济的就业、生产、消费动态平衡，进而实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猜你喜欢 核算价值生态 2020年河北省国民经济核算河北金融年鉴(2021年0期)2021-08-25“生态养生”娱晚年保健医苑(2021年7期)2021-08-132019年河北省国民经济核算河北金融年鉴(2020年0期)2021-01-21住进呆萌生态房学生天地(2020年36期)2020-06-09生态之旅小学科学(学生版)(2020年5期)2020-05-25一粒米的价值文理导航·科普童话(2016年7期)2017-02-04“给”的价值小天使·四年级语数英综合(2016年11期)2016-11-292014年GDP首破60万亿当代贵州(2015年5期)2015-12-07生态领导文萃(2015年4期)2015-02-28对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的几点思考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9期)2014-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