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明

(1.黎明职业大学 外语与旅游学院；
2.海丝商贸与文化旅游研究中心，福建 泉州 362000)

木鱼歌《花笺记》大概创作于明末清初，作者不详，讲述的是书生梁亦沧与杨瑶仙、刘玉卿二女之间的爱情故事。该书是粤语说唱文学唱本的代表作之一，在海内外粤语群体当中十分流行，数百年来传唱不断，甚至被译成英文、俄文、德文、荷兰文、丹麦文、法文等，传播广泛。在《花笺记》的各种外文版本当中，以英译版本数量最多，影响最广。

台湾学者王尔敏在其编撰的《中国文献西译书目》中列举了《花笺记》的两种英译版本。第一种由“湛约翰(John Chalmers)”翻译，题曰“Hwa ts⊇en Kè, The History of the Flowery Billet”，载于“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I,II, 1867,1868.”；
第二种则由“John Bowring”翻译，书名为HwatsienKi,theFloweryScroll，由“Wm. II. Allen and Co.”于1868年在伦敦出版。同时，他还列举了“P. P. Thoms”翻译的“Chinese Courtship”，但他却将其误记为“Hwa Ts⊇en Kè荷兰文本”，又将其出版地点记为“London; Gustave Schlegel of Batavia”[1]。

赵毅衡在其《远游的诗神》一书中指出：“我们所能找到的最早的中国诗英文译本是英国人彼得·佩林(Peter Perring)所译《花瓣：中国求爱诗》(TheFlowerLeaf:ChineseCourtshipinverse)。此书是一个选本，一八二四年出版于伦敦，……”[2]赵毅衡认为，这个译本由彼得·佩林(Peter Perring)完成，其英文书名是TheFlowerLeaf:ChineseCourtshipinVerse，而他又将其回译为《花瓣：中国求爱诗》。显然，赵毅衡应当并未亲见这个译本，以至于他弄错了其译者姓名、英文书名与中文底本。

此后，虽然江岚等[3]对赵毅衡之误做了部分修正，指出赵毅衡提及的那个译本所据中文底本是“一个完整的广东粤剧的唱词文本，中文原题叫做《花笺记》”，译者全名则为“彼得·佩林·托姆士(Peter Perring Thoms)”，但仍未能准确录写其英文书名。

梁启昌[4]256正确录写了“英人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的英文译本ChineseCourtship,inVerse”，但他主要是从“信达雅”翻译观与汉学研究两种视角探讨该书的得失。

由上可见，学界对《花笺记》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历程了解得还不够充分、细致，需要进一步展开考察。鉴于此，本文将按时间顺序介绍《花笺记》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的具体历程，并对《花笺记》的各种英译版本进行探讨。

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通常写为P. P. Thoms)的《花笺记》英文译本由英国伦敦的帕布利&艾伦&金伯利公司(Parbury, Allen, and Kingsbury)于1824年正式出版，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印刷所(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在中国澳门印刷，书名为ChineseCourtship.InVerse.ToWhichisAddedanAppendix,TreatingoftheRevenueofChina，&c.&c.，并附中文书名《花笺》。这是《花笺记》的第一种外文及英文译本，它采取中文、英文对照的形式。其中，中文原文竖排，放在上半页。英文译文横排，放在下半页，而且与每四句中文原文对应的英文译文自成一段。脚注则放在最下端，并且用横线与英文译文分隔开来。

梁启昌已详细分析了汤姆斯译本的优劣得失，故而笔者在此仅分析汤姆斯为何要将《花笺记》译成英文，以及他在英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时遵循的翻译范式。

(一)翻译缘由

汤姆斯何以选择《花笺记》作为其翻译对象？目前所见，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汤姆斯于1814年被英国东印度公司出资雇用，来到中国澳门，协助马礼逊刊印其著名的《华英词典》一书。汤姆斯总共在中国澳门呆了12年，也就是说，他直到1825年才返回英国。众所周知，澳门地处粤语方言区，即便在被葡萄牙殖民者占据之后，澳门涌入了大量西方人，但粤语仍然是当地居民使用的日常语言。《花笺记》恰恰是使用粤语来说唱的文学唱本，在海内外粤语人群中广泛传唱，在澳门也相当流行。汤姆斯接触到《花笺记》，并对其有所了解。

二是汤姆斯发现，由于中国语言文字难学，西方人对中国诗歌关注较少。当时，只有少数中国诗歌片断或诗句被译成西文，而这类译文根本不足以让西方人真正认识中国诗歌。同时，汤姆斯将《花笺记》看成篇幅很长的诗歌作品，且认为其想象丰富、用喻大胆，很有特色。因此，汤姆斯决定将《花笺记》译成英文，以期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认识中国诗歌。

(二)翻译范式

早在1818年，汤姆斯就将《今古奇观》的第十四回“宋金郎团圆破毡笠”译成英文，取名为 “The Affectionate Pair，or the History of Sung-kin. A Chinese Tale” (回译成中文为《一对爱侣的故事，或宋金情史》)，于1820年由英国伦敦的布莱克-帕布利-艾伦-金伯利出版社推出单行本。汤姆斯为该译本撰写了“译序”(preface)，用以阐述其翻译动机[5]iii。同时，他也在正文里使用了不少脚注，用以解释原文的部分内容。

例1原文：刘有才不慌不忙说出这件东西。正是：……

译文：Lew-yew-tsae then, without hesitation, described the thing thus*:……

脚注：*This is termed the Tsze, or enigma of the story.[5]5

1820—1821年，汤姆斯又选译了《三国演义》第八、第九回，以“The Death of the Celebrated Minister Tung-cho”为题(中译为《著名丞相董卓之死》)连载在《亚洲杂志》(TheAsiaticJournal)的第1辑第10卷总第60期(1820年12月)、第1辑第11卷总第62期(1821年2月)与第1辑第11卷总第63期(1821年3月)。因为这篇译文发表在期刊上，汤姆斯不便在译文前加上译序或引言之类，但他为其英文标题添加了一个脚注，介绍了他对《三国演义》的认识，这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译序。此外，在译文的其他部分，汤姆斯也添加了脚注或尾注。

至于其《花笺记》英文译本，汤姆斯不仅撰写了“译序”(preface)，还在译文中添加了不少脚注，用以解释原文字词。

例2原文：小生宁愿做渔郎。

译文：If so, how desirable for him to become the fisherman Yu-leang.*

脚注：*Yu-leang, a person, in ancient story, said to have met with an immortal at the sacred streams Taou-yu.[5]16

在译文正文之后，汤姆斯还附上两种附录。一种是并未明确标明是“附录”(appendix)的“biography”(中译为《传略》)，其内容是32位中国古代妇女的小传，有的小传中还附有诗歌作品。另一种则明确标明为“附录”(appendix)，其标题为“On the Revenue of China” (中译为《论中国财政》)，但内容其实并不局限于此。

至此，汤姆斯已经逐渐构建起属于他自己的翻译范式，即：在译文正文之前附上“译序”，介绍自己的翻译动机；
在译文中添加脚注或尾注，向读者解释原文字词；
在译文正文之后加上“附录”。这正好与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的翻译范式(序言、正文、注释和附录)不言而合[6]。

湛约翰(John Chalmers,或写成J. Chalmers,1825—1899)是英国伦敦会来华传教士。他于1852年6月来到香港，开始其传教生涯，主要在香港、广州两地活动。1899年11月22日，他决定绕道朝鲜返英，可惜却在仁川病逝[7]271。

湛约翰既是一位传教士，也是一位出色的汉学家。他的重要成果包括论著《中国人的起源》(TheOriginoftheChinese，1865)，译本《哲学家老子》(TheSpeculationsoftheOldPhilosopher,LauTsz，1868)，词典《广州方言袖珍词典》(ThePocketDictionaryoftheCantoneseDialect,1872)与《简明康熙字典》(TheConciseKangHiDictionary，1877)，以及《汉字结构》(TheStructureofChineseCharacters,1882)等等。此外，湛约翰还译过不少中国古典典籍与文学作品，后者包括《诗经》及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歌作品[7]276。

1867—1868年，湛约翰继汤姆斯之后尝试将《花笺记》部分内容译成英文，题为《中国的诗体爱情小说》(ChinesePoeticalRomance(2)连载时或称“A Chinese Poetical Romance”，二者之间无根本区别。)，分两次连载于香港出版的英文期刊《中日释疑》(NotesandQueriesonChinaandJapan)第1卷第5期(1867年5月31日出版)与第2卷第1期(1868年1月出版)。

(一)翻译缘由

目前来看，湛约翰选译《花笺记》的缘由跟汤姆斯几乎相同。在他看来，中国诗人还没有写过任何可以跟西方史诗相提并论的长诗，但他们已经写过具有相当长度的诗体爱情小说，自有其价值所在。因此，他决定尝试着将《花笺记》五卷之第一卷的一半译成英文[8]。

(二)翻译范式

尽管汤姆斯将《花笺记》看作长诗，但在他的译本当中，跟每四句中文原文对应的英文译文自成一段，其形式不像是诗歌作品。与汤姆斯的做法不同，湛约翰却遵循英诗传统，与每两句中文原文对应的英文译文分为四行排列，自成一节，形似英诗。显然，这种范式更能直接突出《花笺记》的诗体特征。

(三)译文特色

1.讲究押韵

湛约翰的英文译文主要采用尾韵，形式为aaba。

例3Iriseandleanagainstarail

Tocatchtheeveningcool,

Theautumnbreezefromlotu-beds

Comeswiththeirfragrancefull.

Thecrescentmoon,thisseventheve,

Sportswithherliquidlight;

Andatthisseason,somebelieve,

E’enStarsinloveunite[8]

2.调整字句顺序

为译文行文方便，湛约翰有时会调整原文字句顺序。

例4原文：苏州府内吴江县，有一才人身姓梁, 父号印波为学士，母亲姚氏极贤良[9]。

译文：There lived a youth in Wu-kiang,

In the country of Su-chow.

His Family was named Liang;

His mother’s name was Yau.

Liang the elder, styled Yin-po,

Held high degree at court;

And Lady Yau, his worthy wife,

Kept house in noble sort.[8]

原文前两句，地点在先人物在后；
但到了译文当中，人物先出现而地名在后。原文当中，到第四句梁姓青年之母的姓氏“姚氏”才出现，但湛约翰却将其提前译出。

3.直译、意译相结合

在湛约翰的译文中，直译与意译相结合，二者密不可分，见例4。将“苏州府内吴江县，有一才人身姓梁”译成“There lived a youth in Wu-kiang, In the country of Su-chow. His Family was named Liang; …”明显属于直译，但将“学士”译为“high degree at court”则为意译。

4.对专有名词主要采用音译之法

对于原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湛约翰主要采用音译之法，见例4。湛约翰将地名“吴江”和“苏州”分别译成“Wu-kiang”与“Su-chow”，将姓氏“梁”和“姚”分别译成“Liang”与“Yau”，这都属于音译。

5.对文化专有项采用意译之法

原文中出现了一些具有丰富中国文化色彩的词汇，为西方读者所不熟悉。对此，湛约翰主要采用意译之法。

例5原文：只见一钩新月光如水，人话天孙今夜会牛郎[9]。

译文：The crescent moon, this seventh eve,

Sports with her liquid light;

And at this season, some believe,

E’en Stars in love unite.[8]

原文这两句讲的是牛郎织女七夕团聚的神话故事，但普通的西方读者对此一无所知。如果将原文直译成英文，读者根本无法了解原文内涵。为此，湛约翰首先将“只见一钩新月光如水”所含的时间“七夕”译出(this seventh eve)。然后，因为“天孙”(织女)与“牛郎”原本是两颗星星的名字，所以他又将其意译为“Stars”。

约翰·包令(John Bowring, 1792—1872；
或称“宝灵”“宝宁”等)是英国政治家、外交家，曾任英国国会议员、英国驻广州领事、香港总督、驻华公使等要职。同时他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和语言学家，能操粤语，对中国语言与文化有所了解。

在汤姆斯与湛约翰之后，包令也将《花笺记》译成英文，1868年由伦敦的WM. H. Allen & CO.出版，书名定为HwaTsienKi.TheFloweryScroll.AChineseNovel.TranslatedandIllustratedwithNotes。这个译本似乎也少为人知，目前所见，只有梁启昌[4]267对其译文进行了简要的评析。

(一)翻译缘由

跟汤姆斯、湛约翰一样，包令长期在粤语方言区活动，所以才会对《花笺记》有所了解，这也是他选择翻译《花笺记》的前提所在。在其“译序”(preface)中，包令提到了汤姆斯翻译的ChineseCourtship一书。他认为汤姆斯采用的中英对照的排版方式对想要学习汉语的西方人很有帮助，但汤姆斯译得不够自由、不够流畅，其译本对读者的吸引力不是很大。包令指出，一个好的《花笺记》译本应当通过各种注释，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人的生活习俗与国民性格，这样才能更具吸引力[10]v。

包令还指出，施莱格尔(Mr. Schlegel)在翻译“Geschiedenis van het gebloemde Brief Papier”时不采用原文的诗体形式，因为那会导致译文形式僵硬，故而他采用了普通的叙事形式[10]v，这也正是包令的所思所想。他更注重《花笺记》的故事性，而非其唱词所体现出来的诗歌艺术。也正因为如此，他将《花笺记》的唱词形式改译为小说形式，力图弥补汤姆斯译本之不足，方便读者阅读并理解《花笺记》中的爱情故事。

(二)译本特征

包令采用的翻译范式与前人相差无几，其译本亦由“译序”(preface)、“导言”(the flowery scroll)、“译文正文”、“注释”组成。其中，“译序”(preface)阐述了他翻译《花笺记》的缘由所在，“导言”介绍《花笺记》的基本特征，“注释”则对原文字词加以阐释。

《花笺记》是一个唱本，里面包含了许多唱词，而且具有显著的诗体特征。这恰恰是《花笺记》的最大特色所在。但包令认为，原书的诗体特征妨碍了译文表达的流畅性，所以他将其改为小说的形式。因此，包令译本显然是一种翻译变体，属于改译。

包令在很多时候采取了直译的方式，比如，他将“起凭危栏纳晚凉”一句译成“I stood leaning upon a balustrade that I might enjoy the freshness of the evening breeze”[10]5。但他并未拘泥于原文每两句对应的形式与文字表达，而是根据需要进行分拆组合，各有增删。比如，在“起凭危栏纳晚凉，秋风吹送白莲香。只见一钩新月光如水，人话天孙今夜会牛郎”中，“秋风吹送白莲香”与“只见一钩新月光如水”并非对应的两句，但包令在译文中却将其并为一句：“The autumnal wind wafted towards me the fragrance of the white lotus flowers, and shining like water I saw the horns of the new moon.”[10]5

对于《花笺记》中的典故熟语，包令先加以意译，再附以注释文字。比如“人话天孙今夜会牛郎”一句，包令译为：“It was the very night, when, as the tale is told, there is the blending of the constellations.”[10]5他又在注释中指出，“the constellations”即为“Niu Lang (the herdsman)”与“Chi Niu (the Webster)”，并用相当长的篇幅来向读者介绍牛郎织女的传说。

不过，包令常用西方固有之名词来表达中国固有的名词，如用西方独有的“nymph”(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来形容中国美女，用“Venus”(美神维纳斯)来译“月神”等，这与译文整体的中国特色格格不入[10]269。

虽然包令译本完全遗漏了《花笺记》里的唱词部分，但它还是比较完整地翻译了原书描述的爱情故事，而且其译文比较通俗易懂，是质量上乘的改译版本。

1928年，纽约的贺拉斯·利弗莱特出版社(Horace Liveright)推出了美国作家约瑟夫·刘易斯·弗林奇(Joseph Lewis French)编选的《莲与菊：中日诗歌选集》(LotusandChrysanthemum.AnAnthologyofChineseandJapanesePoetry)，其中便收录了弗林奇根据汤姆斯《花笺记》英文译本而改译的一首诗歌，题为“Portrait of a Young Noble”，同时还注明是“译自明代《花笺记》”[“From theHwa-Tseen(Ming Dynasty)”][11]。

弗林奇改译的这组诗歌出自《花笺记》的“花笺大意”，乃是描述书中主角梁亦沧的身世背景。下面是汤姆斯的译文与弗林奇的改译。

例6中文原文：苏州府内吴江县，有一才人身姓梁, 父号印波为学士，母亲姚氏极贤良[9]。

汤姆斯译文：
It appears that at the district Woo-keang, in the province Soo-chew-foo,Dwelt a youth of talent, whose family name was Leang;His father, a person of letters, was usually called Jin-po,And his mother, a woman of strict virtue, was of the family Heaou[5]3

弗林奇改译：He is the first of youths;He is a person of talent also.Indeed so fine a youth, as yet, you have never seen his like,’Tis unnecessary to state that his father fills an important office,That he is on intimate terms of friendship with the Sovereign.The family being wealthy, values amber beads and corals, as dust,While pearls and gems are esteemed but as pebbles[11].

虽然偶有错误(如将“苏州府”译成“the province Soo-chew-foo”等)，但汤姆斯严格按照《花笺记》原文进行翻译，毫不逾矩。弗林奇则以汤姆斯的译文为基础，对其进行了大幅度修改。他用“the first of youths”与“a person of talent”来表明梁亦沧的才情之高，用“an important office”与“on intimate terms of friendship with the Sovereign”来强调梁父位高权重，又不惜笔墨在其改译文中添加了原文所无的许多词汇来突显梁家的富有。事实上，如果不是弗林奇在其改译文题名中直接说明是“译自明代《花笺记》”，又在诗末标明“Peter Perring Thoms(1824)”[11]，读者极可能会以为那是他自己创作的作品。

但不管怎么说，弗林奇的《花笺记》英文改译应当算作《花笺记》的第四种英译版本，值得关注。在弗林奇之后，直到现在，再未见有其他译者推出过新的《花笺记》英文译文或者英译单行本。《花笺记》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进程就此止步。

自1824年至今，仅有汤姆斯、湛约翰、包令和弗林奇尝试将《花笺记》译成英文。这四位译者中，除了弗林奇是美国人外，其余都是英国人。他们出身不同，身份各异，却多才多艺，阅历丰富。汤姆斯与包令所译作品均由英国本土出版社推出单行本，湛约翰所译刊载在香港出版的英文杂志《中日释疑》，而弗林奇的改译版本则被收入他本人编选的《中日古典诗歌英译选集》。这四种英译版本在形式上明显不同，汤姆斯的翻译为英文全译，湛约翰为诗体节译，包令为小说体改译，弗林奇则为诗体改译。弗林奇的诗体改译将原文内容修改得面目全非，包令的小说体改译不能反映原书的韵体特征，湛约翰的诗体节译篇幅太短、分量不足，汤姆斯的英文全译质量不是很高。目前，尚缺少一部能够将《花笺记》原书形式与内容完美传达出来的英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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