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李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面貌革新，世界文学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如何在多元融合的文学局面中打开中国文学的新天地，同时守住汉语文学的独特性，是每一位文学研究者都会思考的话题。朱寿桐先生自1970年代升入大学，便投身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他一方面对传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做出独特阐释，另一方面又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文化的教训和经验，为中国现代文学融入未来世界文学的建构做出了贡献。

在朱寿桐先生的文学研究过程中，淬炼出独到的眼光与见解是他一以贯之的学术追求。从最初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到中国现代文学学术格局的思考、“汉语新文学”学术概念的提出，再到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精神的总结研究，以及对澳门文化、文学的开拓，体现出他对汉语文化的本质思考和汉语美学实质的探索，都是他具有前瞻性学术成就的标志。

朱寿桐先生在《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论》中提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长期以来习惯于以作家为单位开展自己的研究，确立自己的研究领域。”“不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流派概念的把握总体上还是显得宽泛、模糊……许多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都常出现以流派研究取代社团的现象。”①在1980年代，朱寿桐先生的创造社研究引起了学界的注意，此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朱寿桐先生以超人的学术胆识和广阔的学术眼光，聚焦于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在朱寿桐先生创造社的系列研究之前，虽然已经有学者出版了关于文学社团的专书，但内容上基本是文学社团资料的整合，并没有对文学社团的内涵进行专门的学术论述，例如范伯群、曾华鹏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钱谷融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丛书，陈永志、陈青生等所著的《创造社历程》，这些关于文学社团的著作都偏向于文学资料、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并未对文学社团做深刻的理论性阐释。朱寿桐先生出版于1991年的《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一个文学社团的特性，在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朱寿桐先生随后于1993年出版的《殉情的罗曼司——创造社的文学倾向》、1999年与武继平联合主编的《创造社作家研究》，更是让人看到了文学社团研究的活力性和优越性。之后，他又陆续出版了关于新月派、学衡派、左联等社团的专著，将文学社团的研究提升到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应该具有的地位，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文学学科领域。

1932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了郭沫若的《创造十年》，在这本书中，郭沫若回忆了与友人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创办创造社的经历。1918年夏天，郭沫若同张资平谈到创办文学杂志的想法，张资平感叹：“我看中国现在缺乏的是一种浅近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学杂志啦。”②从一开始，创造社的创办者们就关注到中国缺少“纯粹的文学杂志”，反对功利性的文学观，关注到了表现自我情绪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在《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中，朱寿桐先生牢牢把握住了创造社创办者们的办社初衷，别出心裁地提出了“情绪说”，以情绪表达为视角，解释了创造社的文学创作现象。“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文学创作视为心灵感性的活动，而把文学批评视作理性逻辑的推演。殊不知，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实际发生过程中，理性和感性往往是互动的，文学批评从理性表现与情绪表现的视角切入可能更能契合创作实际。”③作者以充分的史料证明“情绪说”对解释创造社创作特性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创造社从张扬自我表现，到倡导革命文学，走的是一条情绪表现之路；
在这一短暂的文学发展之路上，创造社的文学观念不断有所转换，文学创作的题材不断有所变更，文学作品的主题不断有所深化，唯独人类“意识机能”意义上的情绪贯穿文学始终，成为创造社文学发展道路上唯一常青不衰的“标志之树”——“标志”着创造社的文学特征和文学个性。④

以整体的眼光把握一个文学社团的创作特征，并做出科学的评价是一件困难的事，尤其是对于创造社这样一个充满个性、复杂、丰富的文学社团，况且创造社前后期转变较大，更是为找到一个合适的概括视角增添了困难，这也是大部分文学研究者不敢轻易碰触创造社的原因。而在《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中，作者以“情绪说”贯穿创作社的前后期，将创造社的“情绪表现”作为创作社作品的灵魂，为创造社研究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

把“情绪说”作为分析创造社的方法论，将文化背景作为参考，可以更全面地解释创造社作家们一些创造风格的形成原因，他们将情绪和自身的现实体验相互融合，又呼唤着理性的加入。可以说，这样的方法论为文学批评建立起了一个新的评价体系，拓宽了创作社的评价视野；
将一些远离学界眼光的作家重新拉回来，最大程度还原了文学的历史。朱寿桐先生后续出版的《殉情的罗曼司——创造社的文学倾向》《创造社作家研究》也都是从“情绪”把握创造社，以文艺心理学和文艺社会学作为理论依据，突破了传统“主义”式把握文学社团的理论模式，将文学社团研究推向更深广的文学研究天地。提出“情绪说”以后，朱寿桐先生注意到了文化论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在《淬炼在学术追寻的途中——朱寿桐教授访谈》中，朱寿桐先生提到：“从单纯的文学角度去把握一个作家的群体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一个文学团体的形成势必超越文学团体，哪怕是再纯粹不过的文学团体，它既然结合成了文学团体，并以文学团体的方式存在于文学史上，必然带有更多除了文学之外，包括文化的甚至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的因素。如此我觉得从文化视野来审视一个文学社团可能是比较合适的。”⑤朱寿桐先生并没有使自己成为某一专门文学流派的作家，他进一步打开了自己的文学格局，转向新月社的研究，但是现有的文学视角和文化视角并不能完全支撑起后续其他流派，例如新月社的研究。对于新月派这样人员组成更加复杂的文学社团，仅仅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是不够的，还需加入人文视角，朱寿桐先生在自己的《新月派的绅士风情》中明确表示：“新月派的实际情况是，他们偏偏没有划一的主义和统一的主张，所有的仅是同一的志趣和相近的精神，这种志趣和精神支配着新月派同人的文学趣味和政治、文化、生活观念，发挥着使他们在不断的变衍动荡中能长期聚合的深刻作用。”⑥因此，在文学的理性研究中投入人文的关怀是有必要的。

郑择魁的《试论“新月派”》侧重于介绍新月派形成的时代条件，他看到了左翼文学时期新月派中积极的一面，在论文最后，郑择魁仍然将新月派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王强的《关于“新月派”的形成和发展》主要论述了新月派的形成过程，基调基本上和上一篇论文一致，认为新月派“基本上还是一个自由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学团体”⑦。彭耀春的《“新月”三剧作家论》肯定了余上沅、丁西林、陈楚淮三位剧作家的创作成就，但在论文最后，彭耀春认为三人的戏剧作品受到了他们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在过去的新月社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依然将它视为资产阶级的文学阵地，而朱寿桐先生在《新月派的绅士风情》中，再一次结合了作家们的背景经验，在平民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加入了绅士文化，抛开了“主义论”“阶级论”，直接指向新月派这个文学社团的“文化学”背景，重新分类了文化学的构成理论，如此别出心裁的理论建构，超越了文学社团本身的研究，打破又重新建构了文学的研究方法。

文学研究的本源在于文学作品。在现代文学的浪潮中，往往是身处风口浪尖的作家作品，以及主流文学文体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对文学社团的特征概括，也大多是从这些作家的作品和文学文体中提炼风格关键词，忽视了因这些社团的影响而产生的其他文体。领袖作家自身的文学成就固然耀眼，但对于文学社团的研究，还应注意到整个社团的创作。新月社早期以戏剧活动为主，中期和后期以诗歌革新、创办杂志为主要活动内容，而学者们多从新月派的新诗格律和戏剧贡献方面进行研究，“主义”式的概括作为最常见的定义总结，虽有一定的道理，但缺少了对新月派整体文学创作文体的把握。在《新月派的绅士风情》的第四编“‘新月’绅士的文学世界”中，朱寿桐先生采用了一个整体的视角，分别从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四个方面论述，一方面回归了文学作品本身，另一方面提出了“绅士文化”这一新的文化分类领域，整体的文体分析也会增强这一定义的文学学术说服力。

文学社团研究的方法论不同于演算公式，相同的推演方法可以解决多种问题，对于文学社团研究而言，需要在美学、文学、文化学、心理学等理论的基础上探索突破，结合文学社团的时代背景和当下的科学世界观以及审美需求，才能从宏观的审视中对文学史某一时期的文学现象、文学社团做出客观、合理、新颖的学术见解。朱寿桐先生的一系列文学社团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要求下由情绪表现理论开始，逐渐深入文化理论，再到“新人文主义”下的学衡派研究，表现出极富魅力的理性化文学学术命题。《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表面上是运用“新人文主义”研究学衡派，但是在这本书中，朱寿桐先生追溯了新人文主义的西方渊源，理清了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走向轨迹，还原了这一主义在中国文化场中的新的精神内核，拂开学衡派的负面评价，从“思想林壑理论”和意念理性的概念正视了这个文学社团对于新人文主义的信仰和坚守，“当朱寿桐先生站在历史价值性层面对他的研究对象进行判断时，他对同情就十分节制，并没有借此遮蔽研究对象在历史的帷幕下露出的羊脚”⑧。朱寿桐先生以广阔的学术视野给予历史人物评价，避免了褊狭意气之见。

至此，朱寿桐先生的文学社团研究还未结束。在创造社、新月社、学衡派等几个较为引人注目的社团整体性研究之后，朱寿桐先生在《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论》中尝试对因文学社团和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冲击效应而产生的其他文学社团进行了研究，例如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做出巨大贡献的南国社，注重个人经验和艺术感悟的湖畔诗社、弥洒社、浅草-沉钟社等，探索冲击效应下的文学社团，可以还原这些社团的历史贡献，是一种重新建立文学史评价体系的努力。“人们总说应该揭开历史的面纱看取历史的真实，浮现在时代潮流之表层的各种文学现象正是以其扑朔迷离、动荡不定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状态构成了这样一种历史的面纱，研究者要勇敢地揭开这层面纱，就必须沉下心来去考察那些被历史的烟尘暗昧了的种种文学现象，去研究那些掩身在时代潮流的后面，拒绝时尚的引诱，为现代文学的厚重积累默默奉献的文学主体。”⑨

进入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有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尤其是改革开放和新时期以来，外国的各种思想和方法论涌入中国，学科上的拨乱反正，使得这一学科内部更加活跃，学术上的拓展显著，成果涌现。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新的学术名词——中国当代文学被提出并运用，成为最为流行的学术热点，以“五四”为精神内核的中国现代文学再一次面临“边缘化”的危机。此时的朱寿桐先生并未跟随潮流追逐最新的学术方向，而是重新思考了中国现代文学所面临的困境：中国现代文学正在逐渐被“推出当代”“剥离于当代”，那么其内涵究竟是什么？边界又在哪里？

朱寿桐先生出版于2001年的《中国现代文学范畴论》，较为先锋地尝试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品格，将“现代”分别与“传统”“近代”“当代”区别开来；
又从文学史观与史识的角度厘清中国现代文学的范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朱寿桐先生以创造社和左联为例证，阐释了社团研究的基本方法，探究了文学社团的内部关系。在本书最后，朱寿桐先生就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论问题做出总结：“方法的讲求往往也是十分关键的，但是这种方法论和方法并不应该主要来自理论的空谈，而应是蕴含着相当的操作经验和具有丰富的实践基础的东西。”⑩接受全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固然是好的，但是就此抛弃在古典文学中占重要地位的考证和推论是一种失误。总体来说，《中国现代文学范畴论》是一部总结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字典”，它不仅界定了现代文学的学术规范，而且概括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比较研究，史学研究，社团、流派研究，品味、风格研究以及考证、推论研究等研究方法，为中国现代文学找回了学术自信与学术价值。

朱寿桐先生对于文学社团的研究是具有开拓性的，沿着文学社团的研究道路，他又注意到了以共同的文学目标而形成的文学流派。之后，朱寿桐先生的研究由文学社团扩大至文学流派。

在现实主义方面，朱寿桐先生出版了《孤绝的旗帜——论鲁迅传统及其资源意义》，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分析鲁迅先生的“孤绝”特质，融合了鲁迅先生在现实主义文学方面的特征与成就，从文学事业的三种本体脉络，即创作本体、学术本体和批评本体，来把握和分析新文学的重大现象。鲁迅先生这样极其丰富的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资源宝库，是“说不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在朱寿桐先生的书中，他从历史的逻辑出发，用更加宽大的胸怀接纳关于鲁迅的各种声音，对鲁迅杂文及其文学价值做了较为科学的学术认定。

现实主义作为文学主流，长期占据着文学研究的主要位置，浪漫主义则被视为“从前的”文学，中国的浪漫主义也远远不及西方浪漫主义的成就，它所处的地位、所拥有的学术关注度、所获得的研究资源，都使得中国的浪漫主义长期处于被忽略的地位。对于中国浪漫主义独特的文学内涵，只能通过文学现象和浪漫主义的命运才能获得独特阐释与其他的可能性。

在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新文学时期，浪漫主义被定义为现实主义的对立面，浪漫主义在文学思潮以及流派的意义上自然没有得到文学家们的重视，只是被视为创作中的一种情绪的“方法”。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潜隐性》中，朱寿桐先生认为，在过去的浪漫主义研究中，学者们更倾向于将浪漫主义归于“过渡期”的文学情绪，但这样的看法容易使浪漫主义走向宽泛的定义，以至于更加难以琢磨。相比于西方浪漫主义中对狂欢自由的追求，中国“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显然是基于对人的现实处境的思考，“问题小说”中对严峻现实的揭示，阻碍了浪漫主义中理性的彻底放飞，浪漫主义难以远走，甚至是存活。在中国新文学中，浪漫主义一直处于潜隐的状态。对于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朱寿桐先生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论》一书中做出了更加详细的解释。不少学者将五四运动视为“文艺复兴”，这其中的浪漫主义成分是十分浓厚的，但是由于中国尚处于民族存亡的关头，民族情感沉重，绝不是轻松明快的浪漫感觉，但是浪漫主义又是文学史中无法被轻易消磨掉的思潮，“五四”时期、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改革开放后的伤感文学，都包含着浪漫主义的暗流，浪漫主义虽处于游离状态，但它并未缺席中国现代文学的运作过程。因为中国浪漫主义的特殊性，《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论》“对浪漫主义概念的把握上力求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当然是总结和综合西方文学史上相关现象和有关理论阐述而形成的），在现代文学作品和文学史料的解读与发掘方面尽可能体现出自己的努力……”⑪朱寿桐先生从资料、理论、学术的全面视角开展了对浪漫主义的研究，努力还原了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处境。

朱寿桐先生在1990年代主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并主编《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上下卷），其中主要参与者为吴义勤、赵凌河等杰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此书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最富成就且最有影响的专著之一。至此，能够对中国现代文学三大主体流派进行全面、综合、深入研究的，唯有朱寿桐一人。

“五四”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以现代化作为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切入点，在朱寿桐先生的《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一书之前，还未有过相关的研究，现代化视角可以成为新的、独特的、超越文学史甚至于文学本身的批判性文化动力，“中国新文学现代化研究远不能为现代意识、现代感知、开放姿态这三部分所涵盖，其他尚应有新文学现代化基本走向、基本理论和特殊形态等方面的内容……”⑫对于什么是“现代化”这一问题，朱寿桐先生认为，对比西方现代派艺术从多个纬度感受和表现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意识主要表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主体意识的觉醒，而不是西方大工业社会中主体的失落感与迷失感。当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定义确定后，结合“五四”精神，中国新文学的母题明晰可见，那就是“现代主体意识”，不论是政治上倡导的民主，还是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抑或是文学研究会的“问题小说”，甚至是乡土作家笔下的乡土小说，都体现了作家对于现代主体意识的呼唤。在现代化的追求之下，作家们的现代化创作或许会停滞，或许会转向，但现代化这条线索贯穿了整个中国新文学。相比于西方的现代化文学，中国新文学发展过于迅速，呈现出匆忙的、毛茸茸的生态感。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整体性的学术眼光显得尤为重要，文学学科内部的独立化不利于彰显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优势。王国维指出：“有境界则自成高格。”⑬对文学研究来说，不断接近真理，不断接近本质，如此的理想状态也是一种境界，文学研究的境界离不开文学内部各个学科的相互关联与相互关系。在中国文化的话语系统中，关系被称为“缘”——“衣纯也”⑭，也就是衣服的边饰，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边缘的对接开始。所以，学术的研究不在于个别问题之间的关系，而是对整个“关系网”的考察与解释，反映出本质。黑格尔也曾提出：“凡一切实存的事物都存在于关系中，而这种关系乃是每一实存的真实性质。因此实际存在着的东西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只是在一个它物之内的。唯因其在一个它物之内与它物相联系，它才是自身联系；
而关系就是自身联系与它物联系的统一。”⑮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内部，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等学科分庭抗礼，以时间和空间区分彼此；
从外部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强调了国别意识，降低了华文文学作家的国家认同感，将整个文学的内部关系割裂开来。“汉语新文学”的提出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它平衡了学科的内部关系，以“汉语”作为创作媒介，将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各个学科紧紧连在一起，又将华文文学囊括进来，从时间和空间上打破了各个学科之间的隔阂；
同时又重新申明了“新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割不断的文化勾连。虽然“汉语新文学”的提出受到了质疑与指责，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汉语新文学”显示的学科合理性以及蓬勃的生命力，都在证明这一概念的突破性和前瞻性。在由朱寿桐先生主编的《“汉语新文学”倡言》中，学者们从“倡言篇”“讨论篇”“评论篇”“综述篇”四个方面论证了“汉语新文学”在理论上的优势与实践上的价值。在继续深入探索这一概念的过程中，朱寿桐先生证实了“汉语新文学”的实用性价值，在“汉语新文学”的观照下，可以扩充金庸、白先勇、莫言等作家的相关研究理论，以面对世界文学以及外国语文学的整体性汉语文学的眼光，剖析这些作家对于汉语写作的凝合力量。随着“汉语新文学”的概念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南国学术》《澳门理工大学学报》《华文文学》等期刊开设“汉语新文学”专题；
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办“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之交的汉语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且出版《转折时代的汉语文学》论文集⑯，这些都表明“汉语新文学”越来越受学界重视。

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中国现代文学需要我们对它的历史做出合理、全面的考察与系统阐释，以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传统。历史是绵延不断的，而阶段性的历史始终有一个确切的轴心传统，支撑着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特征。对于这一轴心传统的把握，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中的重要课题。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起讫时间的界定，学界已经有了基本的定论，1960年，吴圣昔先生就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时间问题做出讨论，发表文章《谈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提出要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生发展阶段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分期，参照的是政治对文学的影响；
1986年，王瑶从历史渊源和现实意义上对现代文学的历史进行把握，以“承上启下”“通古至今”的眼光看待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它广泛地接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对传统文学运用新的观点做出了新的评价，不仅在语言和民主、科学的思想内容上带有鲜明的现代特点，而且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建立了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散文诗、杂文等新的文学体裁，在叙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写手段和结构等方面，都有新的创造，具有现代化的特点；
从而与世界文学潮流取得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⑰。呼吁要重视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摆脱现有的通史框架。随着时间的推进，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界定已经在学界有了统一的认定，历史的时间问题解决后，要想让这一学科真正在世界文学行列中站稳，还需要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做出界定，学者们越来越希望文学可以站在政治、社会等因素之外，具有独属于自己的历史传统，而对文学传统的归纳总结往往需要更阔达的胸怀与情感。

朱寿桐先生发表于2002年的《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传统》，从“道、法、体、系”四个角度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文学传统比文学史更加深入文学内部，它与文学史相联系，又融合了传统文学的学术观点。中国现代文学因为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其文学传统表面上呈现出多变性和浅薄性，它和旧文学划分界线的态度是坚定的。“‘传统’虽然是‘变化’着的，但无论怎样千变万化总离不开其基本‘轴心’，即从一开始就以鲜明的姿态宣示着与旧传统相区别的那种基本资质。”⑱从“道统”方面来看，新文学家们否定“文以载道”的旧传统，倡导“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新传统，以人格和个性的健康发展作为关键命题；
在“法统”方面，中国新文学力求打破旧文学的束缚，以反抗、反叛的姿态走向全新的创作道路，凸显出有别于旧文学“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白话文传统的形成作为新文学最深刻、最直接的反抗表象，是新文学“体统”的表现，在此以后，白话文逐渐规范化，正宗、规范的白话文体建立；
最后在“系统”方面，现实主义成了新文学传统的根基，是每一阶段的文学家都认可、高举的主脉流派，对于浪漫主义，创造社的作家们并没有将其融入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的意识，现代主义则被视为未来的或理想的艺术形式。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传统的“道、法、体、系”无法显性运作，出现了各部的继承、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需要沉潜至价值结构内部才可以理解文学传统。“道统”所追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受到了政治影响，在政治要求的“大我”面前，“小我”必须加入“集团”之中，偏离了起初现代文学传统的“道统”期盼；
“法统”的反抗对象更加清晰，但都削弱甚至是忽略了个人主义，逐渐偏于传统的“法统”反抗；
但对于以白话体系为主的“体统”来说，文学表述和生活表述都一直沿袭了“五四”白话文时期的语言规范，白话逐渐成熟，白话文“体统”走向世纪性胜利；
现实主义的“系统”根据时代主题要求产生了许多“变体”，例如人生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等。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传统》最后，朱寿桐先生点明：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在“道、法、体、系”各个方面的发展和流变相当不平衡，但所揭示的传统化运作规律却是相通的，那便是：真正的传统化运作应该深入历史的无意识之中，至少须体现出历史的潜隐化运作的特征，浮动在时代层面的显性运作往往会偏离文学传统的价值基线，导致文学传统内涵的削弱。⑲

朱寿桐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提出与界定，使“五四”以来的文学有了自己的新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这传统又超越了文学和文化本身，是新的历史自信。

朱寿桐先生在新传统的基础上，做出了进一步关于文化发展意义层面的思考，在《论中国新文化运作中的文学文化》中，朱寿桐先生认为：“中国新文化意义上的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以文学的名目公然进行的文化革命。对于旧文学的批判从来就是在疏离文学自身的文化层面逐次展开的。批判旧文学承载旧思想和旧道德，乃是在思想文化和道德文化层面反思旧文学。”⑳将文学改革放置于文化革命的高度，促进了新文学的成熟与经典。中国新文学既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又向外吸纳接收了外来文化，但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总结专著较多，缺少对中国新文化的梳理和总结，而这百年又是极富生命力的、属于世界文化财富的重要部分，需要对中国新文化做出分类与注解。

2015年是纪念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各地涌起了对新文化运动的热烈讨论。澳门大学中文系与澳门大学南国人文研究中心主办“中国新文化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会议发表了重要成果《新文化的重释与新倡》，形成了“理性民主、科学发展、文明进步、多元和谐”的“澳门共识”，“澳门共识”是对新文化运动的理性探究，从多个维度上体现出了对历史、对现实负责任的文化精神。2017年，由朱寿桐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文化百年通史》，为新文化的历史划分阶段，并对每一阶段做出恰当的时代主题概括。

在朱寿桐先生看来，中国新文化的历史阶段一共可以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民主与科学、革命与自由、民族与民主、理想与斗争、改革与开放、多元与和谐。对于这六个方面的具体内涵，朱寿桐先生又从三个方面分析具体阶段的文化，这三个方面分别为：思想学术的创造文化类、艺术文学的创作文化类，以及设计、传媒等创意文化类。以纵横交错的方法深入新文学内部，是朱寿桐先生对新文化成果的本质考量。

在《中国新文化百年通史》的绪论中，朱寿桐先生提出：“合理地开发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建构新的文化品牌。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现代、当代历史积累了优秀的文化资源，这种资源在不同时期的开发利用，体现着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重要规律。对这一规律的把握和描述，足以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出版品牌。”㉑对新文化的研究、总结，可以提升新文化的地位。从文学的关注到文化的关注，朱寿桐先生将新文化学术化，以更加开阔的学术性眼光概括总结历经百年的中国新文化特点，考虑到了政法、美术、戏剧、传媒、教育、设计、宗教、音乐等与文化息息相关的因素，如果说个人记忆是使历史回归真切性的亲身体验，那么文化记忆则是带着整个民族烙印的历史印象，它可以更加客观、有效地接受政治性表述与学术性探究的影响，不断丰富，不断完善，在文学艺术的辅助下，文化记忆可以接收到更加鲜活、本真、生动的学术材料，因此，《中国新文化百年通史》在偏重文学艺术的基础上，走出了正统的历史记忆所必然包括的逻辑性和范式性，以较大的精神、思想穿透力和深刻性弥补历史记忆会出现的偏颇与误解。在此，朱寿桐先生超越了文学，同时又回归文学，注意到了新文化的重要性与影响力，将中国的新文化推出，力图形成品牌效应，使中国新文学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站在同一高度，扩充了中国的文化宝库，符合当下以及未来所要求的文化自信、历史自信，使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更加闪耀。

朱寿桐先生的学术探索远不止于此，在澳门大学任教后，朱寿桐先生潜身于澳门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致力于当地文化的发展。由朱寿桐先生主编，于2019年出版的《澳门文学编年史》，不仅充实了澳门的文学、文化，更为中国文学扩展了版图。另外，以编年体的体例为澳门文学做史，可以关注到沉淀于澳门文化深处的作家作品，填补了澳门文学历史的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澳门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部分，对这部分文学的考察概括也逐渐上升到学术需求的层面，处于“跨文化场”的澳门，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传统，曾经被质疑是否存在“澳门文学”。很长一段时间，澳门文学都处于边缘地位，因政治原因前来澳门的文人政客在此留下文学作品，但是这些作家、作品始终与澳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过客文学”以观光式、民族主义式的眼光注视着澳门这片土地；
此外，移居澳门的移民们虽也在澳门留下不少作品，移民文学的焦点多集中在新身份的困扰上，因生存生活危机而产生的身份认同危机也是澳门文学处于边缘地带的重要原因。㉒但实际上，澳门东西混合的文化形态，不仅没有浇灭澳门文学家们的创作热情，反而使澳门具备了独一无二的文学景致。

在《汉语新文学与澳门文学》中，朱寿桐先生提到：“澳门文学，无论是创作队伍的构成还是创作心态的形成，无论是历史概貌的呈现还是创作题材的开辟，都体现出鲜明强烈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征，这样的个性不仅不同于香港文学，而且在整个汉语文学世界也占有突出的地位。”㉓朱寿桐先生一直对澳门文学抱以期待的态度。他认为，在较为成熟的汉语文学世界中，澳门文学显示出了旺盛的生长力。特殊的社会制度与经济结构，使澳门特区政府鼓励当地文学创作，为作家们的作品出版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在此种环境下，澳门的文学呈现出茂盛的、绿草如茵的生态特征，这是澳门文学独具的魅力；
另一方面，由于澳门缺乏具有异常卓越成就的作家，那些尚处于成长阶段的作家可以毫无压力地进行创作，在原始的写作生态环境下自在创作、出版。如此宽松的环境下，澳门文学正在逐渐走向成熟。

朱寿桐先生在汉语新文学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出版了26部个人专著，主编的学术著作超过30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外国文学评论》《哲学研究》《学术月刊》《学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0多篇，还有英文著作《汉语新文学：中国与世界》以及英文论文多篇，这些优异的学术成果表明，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广阔的学术胸怀，使他可以敏锐地发掘到学术的空白点与创新点，无论是社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格局探索、文学史的规律和精神捕捉，还是对澳门文学文化的开拓、发展，都显示出朱寿桐先生对于中国文学的期盼与热爱，他独辟蹊径，从自己的天地驶向更广阔的宇宙。

①④⑨朱寿桐：《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第9页，第12页，第166页。

②郭沫若著，郭平英编：《创造十年》，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③季进：《评〈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

⑤朱寿桐、刘茉琳：《淬炼在学术追寻的途中——朱寿桐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3年第3期。

⑥朱寿桐：《新月派的绅士风情》，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⑦王强：《关于“新月派”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

⑧徐仲佳：《探幽发微 条分缕析——评朱寿桐先生新著〈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⑩朱寿桐：《中国现代文学范畴论》，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页。

⑪朱寿桐：《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3页。

⑫朱寿桐：《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⑬彭玉平：《人间词话疏证》，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81页。

⑭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台湾）艺文印书馆1994年版，第661页。

⑮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21页。

⑯赵稀方、霍艳主编：《转折时代的汉语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⑰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⑱⑲朱寿桐：《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传统》，《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⑳朱寿桐：《论中国新文化运作中的文学文化》，《学术研究》2014年第8期。

㉑朱寿桐：《中国新文化百年通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

㉒饶芃子：《从澳门文化看澳门文学》，《学术研究》2001年第7期。

㉓朱寿桐：《汉语新文学与澳门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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