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婷

（南京图书馆 江苏南京 210018）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站在历史关键节点上，如何谋篇布局、承上启下，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是公共图书馆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内图书馆界在系统总结“十三五”经验的基础上，对图书馆事业未来发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讨论，视野宏阔，富于创新，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针对公共图书馆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全民阅读是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战略设计，阅读推广是公共图书馆永恒的主题。研究者们从阅读主体、阅读方式、阅读活动设计、阅读空间规划等各方面探讨图书馆在阅读推广方面可以做出的努力。

许玮等人围绕亲子阅读对儿童阅读能力发展的重要影响研究指出，亲子阅读领域的阅读推广工作，既是个人阅读能力发展的基石，也是全民文化素质提升的关键。许玮等人以社会文化理论为视角，以英美国家亲子阅读推广经典策略为研究对象，探究亲子阅读共同体的实践向度构建。他们认为阶段性和延续性的统一规划、内容维度与动机维度的协同演进、程序规则的高效促进、降低亲子双方身份转化壁垒、避免儿童阅读能力中断是亲子阅读活动的主要特征[1]。张鸣雨针对数字化阅读研究认为，在“互联网+”背景下，数字化的阅读方式可以满足读者碎片化和及时性的阅读需求，成为未来阅读的发展方向。公共图书馆在数字阅读推广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困境，可以通过丰富数字馆藏资源和特色数据库、完善数字阅读推广设备和人员配备、拓宽数字阅读推广渠道、保障数字阅读的网络信息安全等，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数字化阅读服务[2]。吴斯曼通过对阅读推广人的研究指出，阅读推广人是创新和优化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前提基础和核心要素。阅读推广人应具备专业信息阅读与分析能力、活动策划与组织能力、推广调研与评价能力。公共图书馆要通过构建分众化的阅读推广培育体系、成立专业化阅读推广组织中心、提供多元化学习和成长途径等提升阅读推广人的综合素养，使其发挥在促进全民阅读方面的重要作用[3]。伍玉伟等人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空间类型定位鲜明且多元发展；
空间管理强调纳入第三方协同管理与营销；
空间设计注重场景与情境的构建；
空间服务内容不断细分和创新。在此基础上提出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空间建设策略：提供满足阅读推广需求的空间规划设计、打造图书馆阅读推广空间管理人才队伍、加强与阅读推广空间利益者的合作、探索图书馆阅读推广空间治理的模式与方法[4]。赵俊玲等人采用历史分析法，依据阅读推广课程与教材发展的特点，从学校教育和继续教育两个层面，深入探析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中阅读推广课程的发展脉络，认为我国阅读推广课程发展历程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起步期、上升期、波动期和复苏期，提出应该建立培养识书能力、读者研究能力和阅读服务能力的阅读推广课程体系[5]。张潇雨等人研究发现，我国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跨界合作内容主要集中在资源优化、空间建设和活动开展三方面，与公众现实需求存在差距；
合作对象多为公益性群体，与营利性机构合作较少；
跨界合作联盟主要包括特定型和综合型两类，管理机制较为松散。基于此，提出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跨界合作的提升策略：需求导向，深化合作内容；
主动出击，拓展合作对象；
建立机制，保障联盟高质量发展[6]。

近年来，随着5G网络、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都感受到智慧化转型的机遇与挑战，图书馆行业也围绕智慧图书馆建设开展深入研究。

王超基于智慧图书馆功能提升研究指出，智慧图书馆能够满足用户随时随地获取信息服务的需求，有效克服时空局限，实现更广范围的服务，在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服务理念基础上，为广大用户提供智慧服务。智慧图书馆知识服务生态系统的应用能够极大地提升图书馆纸质信息服务水平，构建起更加全面、完善、及时的知识信息服务网络，提高知识信息的传播效率和利用水平，更好地满足不同主体的服务需求[7]。张健则围绕智慧图书馆建设中的问题研究认为，针对当前信息技术固有缺陷、行业规范缺失和数据信息资源分配不均等原因造成的智慧图书馆伦理失范问题，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实施为契机，从强化政府监管、建立健全图书馆行业规范、提高图书馆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等层面推进智慧图书馆伦理规范建设，主动、积极、及时做好数据合规工作，规避信息伦理风险[8]。管红星等人则集中探讨智慧图书馆的本质、概念由来和建设策略，提出要辩证地看待智慧图书馆的概念，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智慧图书馆的“智慧”与其他行业的“智慧”的本质区别，提出智慧图书馆应该是一个宽泛的、包孕性的概念，在建设方面，要赋能与开慧并重、接轨社会发展与回归初心相结合，实事求是地探索适合馆情、发展需要的智慧路径[9]。

基于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防篡改、可追溯性、共识机制等特点，杨群等人提出了一种区块链技术驱动智慧增值服务模式及应用路径，实现用户在资源获取方式、学习交流平台以及时间空间上的转变，并有效解决智慧图书馆在信息资源收集、安全存储和共享传播等方面的问题，满足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智慧增值服务。智慧图书馆可利用区块链技术实施变革，进一步推进智慧增值服务模式上新台阶[10]。刘慧等人提出，社会记忆性是智慧图书馆的本质属性，智慧图书馆属性内涵有文献载体汇聚性、文献内容组织结构性、文献数据整合关联性。智慧图书馆职能要素有数据职能、组织职能、分析职能、服务职能、智库职能、智慧职能，分为基础职能、核心职能、目标职能三个层次，其内容彼此逻辑关联构成智慧图书馆职能体系[11]。吴建中提出，智慧图书馆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政策、规范、技术、服务以及人才等各个方面，不能成为数字图书馆的翻版，要改变以信息储存为主导的管理思维，通过智慧管理与智能技术将信息释放出来，让信息产生增值效益，并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服务。此外，智慧图书馆建设要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战略规划和行之有效的行动方案。智慧图书馆建设不能只看作是一个专业性项目，要成为公共图书馆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器，让公共图书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可获取、分享和创造的知识基础设施[12]。

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各公共图书馆也相继发布了“十四五”规划。研究者们从各个角度解析“十四五”时期影响图书馆发展的因素并提出各自的解决方案。

人口的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城乡和区域分布等因素对公共图书馆的事业发展有重要影响。张孝天等人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为基础，提出新的人口环境下，公共图书馆需要通过保障高品质和多元化的知识需求、积极应对老龄化战略、培育良好的未成年人知识服务环境、构建高效均衡的城乡和区域服务体系等，积极把握人口结构变化对“十四五”时期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影响[13]。严贝妮等人研究指出，省级公共图书馆应该将“十四五”规划作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繁荣公共图书馆事业的重要途径，在“十四五”战略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中，应该注意提升省级公共图书馆战略规划意识、制定省级公共图书馆战略规划专项计划、推进省级公共图书馆服务方式创新和强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在“十四五”时期的高质量发展[14]。屠淑敏则围绕公共图书馆新发展进程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研究指出，“十四五”时期虽是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也面临着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复杂发展环境，提出联合发展、社会化发展、技术引领、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发展等战略建议[15]。彭松林从全面围绕省级公共图书馆未来建设诸多维度研究指出，文化自信、全民阅读、公共服务、信息素养教育、智慧图书馆等背景是观测和指导省级公共图书馆在“十四五”期间发展的宏观视角。融入国家文化发展的大局意识，巩固文化阵地、守护精神家园的责任意识，找准定位、错位发展的实干意识是推进省级公共图书馆在“十四五”期间科学发展的思想前提。文化、教育、社会、行业四个维度的时代任务与使命价值决定了省级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定位与发展目标。省级公共图书馆在“十四五”期间应着力实现四个战略目标，即打造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转化和地方文化传承创新的新型文化空间、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实施公众科学素养教育及文化科技创新服务和牵引公共图书馆事业创新发展[16]。吴丹等人研究认为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可以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新技术应用与实践、数据治理与赋能、国家发展需求中寻找到新的生长点与发力点。多部战略蓝图文件的颁布也说明在新时代中，世界范围内都在认真谋划社会的新走向与新目标，而在这一特殊时期，我国图书情报学科也需保持既往敏锐的洞察力。在新时代到来之际，应明确定位，梳理发展趋势，用前瞻性的眼光分析社会需求，牢牢树立起学科话语权，保持学科的可持续发展[17]。“十四五”期间，中国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王世伟认为公共图书馆应当以创新思维、战略思维、总体思维、底线思维、辩证思维看待未来发展的新机遇新挑战，以深度一体化、深度均等化、深度智能化、深度绿色化、深度安全化来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催生新发展动能并形成发现新优势，书写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18]。

文旅融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国家对文化和旅游改革发展的制度性安排。针对文旅融合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发展问题，研究者们也进行了探讨。

马玲从文旅融合必要性角度研究指出，创建公共图书馆“文创+旅游”服务有助于各地发挥资源优势，激发图书馆文创、旅游业态产品的推陈出新，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公共图书馆可通过挖掘文化资源潜力、提升旅游产品文化附加值，构建“文创+旅游”信息联合平台，注重“文创+旅游”服务宣传推广等实现“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发展目标[19]。杨凡分析了文旅融合给公共图书馆带来的机遇，认为文旅融合发展是文旅产业的发展趋势，是传统文化焕发活力的必然途径。研学活动作为公共图书馆文创产业的一部分，具有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合一的特点，研学活动的不断推进能够补齐公共服务的短板，促使文旅融合实现由点及面、由静态到动态的深度融合[20]。张新勤通过系统调研和深入分析我国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研究的相关文献，指出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服务模式主要包括研学旅行、主题图书馆、“图书馆+”模式等，实践案例也很丰富。我国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发展还需进一步夯实理论研究、强化本土化研究、加强细节研究、注重多学科研究等[21]。

在“互联网+”以及文旅融合背景下，公共图书馆面临着挑战与发展机遇，开展跨界合作对于公共图书馆来说有其必要性。李健等人对我国公共图书馆跨界合作现状进行分析，剖析了六类主要的公共图书馆跨界合作的特征及其经验启示，总结了公共图书馆跨界合作取得的成绩，指出公共图书馆跨界合作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发展方向、合作路径、合作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22]。刘军等人以公共图书馆服务为核心，从文化旅游、乡村振兴、文化传播三个角度思考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发展策略，提出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完善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机制；
创新服务理念，助力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发展；
发挥政策优势，统筹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服务健康发展；
建设丰富的特色馆藏，为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多渠道积极探索，拓宽“公共图书馆+”服务模式，以期加快文旅深度融合，坚定文化自信[23]。

信息素养是信息时代公民的基本素养，是个体生存于信息社会的关键能力与必备素养。随着信息素养内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公民的各项能力也需不断地提高。

石庆功等人论证了信息素养的重要意义，指出信息素养是现代公民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教育机构，在公民信息素养教育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为推动公共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制度体系建设实践和落实，要重点加强信息素养教育专门制度的供给、完善公共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制度内容、广泛吸收国内外相关制度建设经验、健全公共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制度运行机制[24]。随着社会发展和信息环境的变化，公众需提升健康信息素养以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满足更高水平的健康需求。崔庆林调查了我国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现状，从公共图书馆自身条件、国家政策和公众需求三方面分析了公共图书馆开展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的必要性，并提出了构建全民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内容体系、创新教育形式、组建教育联队、广泛与社会各方合作的全民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创新路径[25]。于喜展指出，面对日益剧变的外部环境，仅靠公共图书馆远不能满足信息素质教育发展的需求，需要构建起以提升学生核心信息素养能力为目标，学科教师、图书馆员、教学中心职员及其他人员等多部门参与的信息素养教育生态系统。借助于生态学理论，提出了信息素养教育生态系统的内涵及“两层四群”结构模型[26]。张久珍认为，公共图书馆应响应“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国家战略需求，承担全社会数字素养教育责任，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27]。

针对图书馆学方面的思想理论研究应该说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构成内容。在2021年，学界同仁又继续开展了相关的讨论与研究。武洪兴等人从比较视野出发，指出中心化思想是传统图书馆的主导思想，已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公共图书馆迫切需要通过去中心化打破传统思想的局限与禁锢，以读者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大胆尝试、勇于创新，不断扩大去中心化在公共图书馆的应用范围，为读者谋求更多的效益、更优的体验，为图书馆谋求更高的效率、更健康的发展[28]。魏辅轶提出知识服务未能在图书馆落地的原因在于缺乏需求研究，以及过度的个人依赖导致缺乏可以复制的成功模式；
“图书馆2.0”运动是一场图书馆的去中心化运动，同时对图书馆人才产生了积极和消极影响；
以“资源为王”为标志的寻根思潮的出现和兴起有其历史原因，但在发展中可能会遇到成本困难和理论质疑。通过时间线索的展示，提出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过程可能陷入了一种“莫比乌斯陷阱”，这是由理论之间的张力导致的连续反馈运动形成的[29]。柯平通过“抽象—内核—价值”的思辨路线，揭示了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之本来面目，凝练出中国图书馆学的主要思想——要素思想、藏用思想、书文化思想、传播思想、分类思想、导读思想，并提出了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在文化、教育、科学中的价值[30]。

综上所述，“十四五”开局之年，公共图书馆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阅读推广、智慧图书馆、“十四五”规划、文旅融合、信息素养、图书馆学思想理论等六大方面。这些方面既有阅读推广、图书馆学思想理论、信息素养等传统图书馆学基本问题，也有充分彰显时代特征的选题方向，例如智慧图书馆建设、“十四五”规划、文旅融合等。可谓传统与现代交汇、当下与未来交织、理论与实践交响、客体与主体交互，从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十四五”开局之年公共图书馆学研究的范围和活跃程度，显示出公共图书馆学界对于行业建设与理论探讨的自觉与担当。特别是对于“十四五”规划编制，学者牢记自身使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诸多有益而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未来一段实践公共图书馆建设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引领。但是也应该看到，在研究取得成绩的背后，也有不少值得学界进一步思考与提升之处。

一方面是研究深度上，相关研究还有待深入开拓，以备进一步凝聚共识，推进建设进程。在中国知网上以“智慧图书馆”为关键词搜索显示，2021年度共有675篇论文，尽管如此，对于智慧图书馆仍是有许多问题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何谓智慧图书馆、智慧图书馆内涵以及建设途径之类，众说纷纭，至今都没有一个达成共识的答案。再如对于文旅融合这一热点议题，相关论文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但研究深度创新性有待进一步开拓。因此，“十四五”时期，学术界需要从关注相关议题的热度转向提高研究的深度和质量。

另一方面是研究广度上，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平衡现象，热点过于集中，公共图书馆工作和服务一线实践问题的关注略有不足。置身新科技语境以及“十四五”开局之年，加之文旅深度融合地提出，智慧图书馆、“十四五”规划、文旅融合理所当然地成为年度研究热点，但公共图书馆学研究除了应关注这类热点问题之外，还应该认真从服务实践中发现、提炼有关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热点问题。例如公共图书馆与读者双方正当权益保障上的法律支撑、制度保障建设，目前强调读者端有余而对公共图书馆自身权益关注不足，由此还可以带来对于《中华人共和国图书馆法》部分条目的进一步诠解与辨析；
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数字化存储与利用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面对修复量大、人手少、周期长等困难，如何全国一盘棋，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在强调使命感的同时充分激发和调动人员积极性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再如，随着《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管理办法》的下发，如何精准对接国有资产管理的科学化、严格化、规范化要求，进一步制定出台馆藏图书文献的科学处置细则，还有待全国业界加强研究，统一认识，抓紧落实，进而合理化解长期以来制约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涨库问题。诸如此类，都是与公共图书馆建设密切相关的高度实际的问题，希望这些问题早日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通过切磋交流，集思广益，为更好推进“十四五”时期公共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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