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 萱

现代性建构了时间与空间的新秩序，推动空间整体知识场域的形成。工业文明的兴起、世界地图的空间绘制、现代城市的空间集聚以及商品与市场的全球扩张等表征出现代社会的空间生产景观。由此，空间不再是孤立静止的物质性存在和三维量化数据，而是建立在主体实践基础上的本体化存在，显现了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所认为的“空间”“社会”“实践”的多元辩证关联。如果说“时—空分离”与总体化空间形态的确立构成了现代性发展动力，那么同样也以内在的矛盾性、多元性凸显了深层“自反式”关系，塑造了空间知识话语的多元表达。地方、地方性、地方感等正是现代性的产物，并在与空间的对立镜像关系中得到凸显。吉登斯将全球化空间的整合视为现代性的后果，而现代性“脱域”制度将空间塑造为总体化知识概念与诸多地方元素嵌入的辩证存在。“航海图使得空间‘独立’于任何特定的地点和地区。”①[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年，第17 页。由此，空间与地方的张力关系成为现代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内蕴于现代空间转向、空间理论的知识谱系中，建构了多层次的知识景观与意义结构模式。

现代空间理论一方面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空间实践论的理论基础，形成了“空间—共时性”的话语形态；
另一方面，空间与地方的拮抗并没有伴随现代性的嵌入、同化进程而消失，而是成为一条深层结构线索不断推动空间理论的知识生产。由于现代性空间内部的分裂与自反，空间的诗性特质、符号空间的形式审美、主体精神空间的感性体验、文学艺术的空间表达等，逐步塑造了空间美学的话语形态。“既然时空压缩的状态是破坏性的，我们就可以期望转向美学，转向作为解释和在这种时刻尤其尖锐的积极斗争之‘轨迹’的各种文化力量。”①[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409—410 页。这也正是列斐伏尔所认为的“表征空间”三元辩证法，将主体感知的空间、想象的空间以及日常生活体验的空间都纳入其中，并延展到艺术表达领域。“这是一个‘混杂’的空间——天然的属性犹存，但已是被生产之物——首先是生活，随后是诗歌和艺术的空间。总之，这是表征的空间（the space of representations）。”②[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年，第299 页。空间美学从现代空间理论中获得知识资源，并作为总体化概念涵盖了以空间为核心的社会审美活动、主体空间意识、文本空间形式以及空间审美理论等，构建出包括知识结构与价值体系等多层次辩证综合的美学形态。“后现代空间转向并不是简单地意味着时间性和历史感的消解，而是使时间融入空间，地理场所和社会环境隐含着复杂多样人性的、历史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讲，空间美学是描述空间与时间、场所与心灵、现实与幻想等多重复杂关系的美学。”③高小康：《从文化美学到空间美学》，《文化研究》2016 年第4 期。与此同时，地方、地方性与地方感参与构建了空间美学的意义生产机制，其表现包括：一方面，地方与全球化空间之间的矛盾关系推动了空间理论的美学转型，塑造了主体的空间审美与感性伦理；
另一方面，地方作为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呈现出丰富具体、生动形象的景观面貌，与主体的视知觉空间感知产生更为密切的关联。地方感与地方审美进一步弥合了主体面对空间虚化的情感焦虑，并借助差异性话语和家园感认同推动“希望的空间”目标得以实现。

“地方”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范畴，有双重含义。首先，地方指涉特定的地理空间与区位，是自然界事物所占据的位置空间，作为“空间的一部分和某一区域”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第283 页。而出现。作为具体的空间表现形式，地方往往与具体的城市、乡村、自然、建筑等息息相关，并与总体化空间形态形成对立关系。其次，地方不仅包括客观空间的尺度，也以人文主义视野彰显了主体的实践、生活、身份、符号等文化意义。当特定空间能够被主体进行认知理解的时候，地方也就得以生成，如航海发现、城市聚集等，这些主体实践行为都将总体化空间转变成熟悉而清晰的地方。“当我们感到对空间完全熟悉时，它就变成了地方。如果空间较大，那么动觉经验、知觉经验和形成概念的能力对于空间的变化是必需的。”⑤[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60 页。地方是联系空间、主体和社会的纽带，内蕴特定的符号意义与文化象征，是主体进行空间实践的微观对象化成果。

（一）主体审美体验基础与地方感的意义结构

地方感激发了主体的感性审美体验，借助熟悉的场景、符号的认同以及自然生态的融合重塑诗性话语。主体在特定的地方空间中成长与生活，形成了一系列感受、理想、信念与思维模式，这些往往附着在一系列地方符号之上，完成了从符号形式能指到所指意义彰显的进程。如主体沉浸在切实经历或似曾相识的地方空间之中，便会融合心理文化积淀并生成独特的领悟，通达“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审美境界。从“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的离愁别绪，到“夜雨翦春韭，新炊间黄粱”的相逢愉悦，主体的地方感知调动起回忆、想象、直觉、情感甚至是灵感等一系列心理审美机制，并达到了“本质力量对象化”审美愉悦的目的。山川河流、森林荒野、花草树木等自然景观以及城镇田园、家宅建筑、公园广场等社会空间景观都通过主体的体验观审而获得地方意义。《周易·系辞》曾以“阴阳交感”“万物化生”的视角论述主体与宇宙自然的呼应，地方位置则成为感物吟志的基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⑥《周易·系辞》，《周易译注》，周振甫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第257 页。主体的地方感不仅是原始先民认知自然的起点，更是以感性审美视野建构一整套象征系统，达到“观乎人文”的目的。《礼记·王制》有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①《礼记·王制》，《礼记译解》，王文锦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第176 页。这就强调了区域地理环境对个体生活实践的影响，将文化民俗与地方性进行关联。《文心雕龙·物色》进一步凸显了审美情感元素，以细腻的主体视听语言描绘地方感的韵外之致与气象境界。“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②（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第693 页。与此同时，地方感也体现在审美精神的共通感层面，个体与局部的感性意象可以通过文本转喻、隐喻等多种路径进行拓展，这也正是从个体的审美体验转向主体共同体的审美伦理进程。维柯的《新科学》以诗性思维为理论主线，阐发了不同民族地区拥有相似的感性逻辑。“把个别事例提升成共相，或把某些部分和形成总体的其他部分相结合在一起时，替换就发展成为隐喻（metaphor）。”③[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年，第202—203 页。可见，地方感作为主体空间意识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主体进行审美认知、构建符号意义和精神情感认同的关键策略。

（二）地方依恋与身体知觉沉浸

在现代性时空分离与空间虚化的语境中，主体对地方空间的体验模式产生变化：现象身体直接融入“空间场”之中，将传统具有认知论色彩的情感体验转向身体视知觉直接参与、定向与建构的“共生”体验模式。主体感性体验的行为对象首先是以身体为核心的空间场域，并将总体化的空间转化成为亲近而熟悉的地方感。地方空间不再仅仅是主体感性认知的审美对象，而是内化于身体视知觉经验中，成为与主体相融共生的独特存在。康德在论证审美趣味与美学合法性的进程之时，就认为空间是主体的先验直观形式，并参与构建了主体感性经验的合目的性原则。“空间被看作现象的可能性条件，而不是一个附属于现象的规定，而且它是一个先天的表象，必然成为外部现象的基础。”④[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28 页。延续康德空间观的主体“具身化”“经验化”思路，现代美学的非理性转型进一步凸显了主体身体与空间的现象学关联，通过身体的定向、位置与感知塑造更具主体存在意义的空间形态。梅洛-庞蒂的“身体图式”概括了身体与空间相互建构的特性。一方面，身体本身就是特定的空间存在，并能够根据视知觉感知行为融合到空间之中；
另一方面，空间也在身体的定向位置以及位移运动中得以塑形，呈现为综合主体知觉和体验的现象空间。身体图式与现象空间的建构过程本身也是地方感生成的阶段：身体所处的位置构成特定的地方性存在；
而意识、体验等知觉活动又以意向性投射的方式彰显意义。“身体图式不再是在体验过程中建立的联合的单纯结果，而是在感觉间的世界中对我的身体姿态的整体觉悟，是格式塔心理学意义上的一种完形。”⑤[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137 页。这正如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对静谧自然而又生生不息荒野景观的诗意描绘：

三角洲没有地名，我们必须给我们所到的地方起我们自己的名字。我们把一个泄湖叫做“瑞里托”，就在这儿，我们看见了空中的珍珠。当时我们正仰面躺在地上，沐浴着11 月的阳光，懒懒地凝视着翱翔在头顶的一只红头美洲鹫。……我们和它们，都在这遥远的、僻静的空间和时间里，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家。⑥[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138 页。

在这段书写中，荒野作为被边缘化的空间形态获得了存在论意义。主体对大地、阳光和鹫鸟的感知塑造了和谐温情的家园地方感；
而“遥远的空间”却又传达出主体的诗性联想，凝聚成真实与虚构相融合的地方处境。这不仅是主体对荒野的诗性体验，更是通过身体图式的沉浸彰显了后现代生态美学意蕴，具有文化反思的价值。

（三）地方认同与文化身份建构

地方感建构起主体与特定区域之间的依恋与认同话语，以此来对抗启蒙现代性的同质化理性霸权，以亲切经验（intimate experience）赋予空间人文意义。与现代性空间快速的流动状态不同，地方感在形成的瞬间，基本上营造出一个相对静止而稳定的世界，并内蕴了庇护、包容、认同、依恋等诸多情愫。由此，地方感呈现出根植与认同双重文化功能，分别强调了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话语。“根植性”指涉了主体面对现代多元空间的认知定位与情感向往，对特定的地方文化、风俗习惯、价值体系和知识传统产生浓厚的集体无意识情结。当主体长时间在某一地方进行劳动实践与居住生活，就会在这个空间的“点”生成意向性的、诸如梅洛-庞蒂提出的身体图式中心，对其萌发强烈的身体与精神依赖效应。此种情感依恋不会随空间的转移或者时间的流逝而淡化，而是会凝结成为一种含蓄深沉、魂牵梦绕的文化意识，并可以借助艺术审美的力量进行表达，如明月乡愁、家园风景、故园折柳与尺素寸心等都成为地方感的符号显现形式。地方认同则是在地方依恋基础上的身份意识与社会化进程，推动主体完成面向地方的镜像认知。当主体在情感依恋之地驻足停留的时候，其实也完成了与该区域相关的社会认知、主体交往和文化联结的进程。个体在特定的地方成长、生活、劳动等行为都构成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并与其他主体建立了种种道德伦理关系，将地方进一步塑造成为熟悉的环境和充满亲切经验的场所。情感的温暖、自然的虔诚、道德的力量与民俗的象征等诸多社会文化元素都拓展了地方感的话语范畴。“每一次亲切的交流都有一个场所，人们可能在这样的场所不期而遇。”①[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第114 页。此种认同能够在全球一体化和空间压缩的语境中重拾主体的地方经验，塑造文化身份意识。

（四）地方栖居与审美存在意义显现

地方感的身体图式、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营造了主体与特定空间之间的一元论融合关系，表征出主体在现代性社会中的栖居状态与艺术求真之思。所谓栖居，在存在论哲学的视域中意指“人在世界上存在”的问题，涉及空间大地对主体的保护、语言作为“存在之家”与本质存在的关联、艺术真理对大地的展现等一系列问题。空间、大地、语言、艺术等都可能确证主体的存在，而空间则构成融合主体身体与生活的重要维度，成为自然万物共生的家园。早期海德格尔理论吸收了康德的空间先验形式论，试图追寻“本真空间”的话语内涵。主体身体在空间“之中”②[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年，第63 页。生活、劳动、筑造等，并借助“去远”与“定向”等感知行为来确定空间的位置。房屋的构造结构、主体取暖采光的需要、劳动与使用工具的方位等，都安排了空间的秩序方位，形成了以身体为中心的“聚合”。后期海德格尔理论拓展了“此在空间”的概念体系，在其中加入了另一个重要元素：“位置”，并强调了“物的本性”对位置的建构作用。“物”参与并代表了身体的空间聚合，能够更好地显现空间之间的关系，成为主体与世界存在关联的中介。这就丰富了身体此在空间的内涵，并借助于“物”确立了诗性的“位置”与地方，而地方感的栖居意义也就由此产生。海德格尔曾用诗意的语言来描绘“物”与位置的意义聚合功能：

让我们想一想两百多年前由农民的栖居所筑造起来的黑森林里的一座农家院落。在那里，使天、地、神、人纯一地进入物中的迫切能力把房屋安置起来了。它把院落安排在朝南避风的山坡上，在牧场之间靠近泉水的地方。它给院落一个宽阔的伸展的木板屋顶，此屋顶以适当的倾斜度足以承荷积雪的重压，……筑造了这个农家院落的是一种手工艺，这种手工艺本身起源于栖居，依然需要用它的作为物的器械和框架。③[德]海德格尔：《筑·居·思》，《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年，第1203 页。

作为主体意识结构的组成部分，“院落”融合了身体空间意向与“物”的位置，将主体的器具使用与生活劳动、自然的运行节奏、大地的生命孕育等“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纳入其中。“物”的位置聚合实质上是给身体的“此在空间”提供了某种符号载体，给主体的栖居提供相对稳定的地方。地方感的人文关怀与生存意义指向也就得以彰显。与此同时，“物”的位置聚集也以符号形式呈现在艺术审美领域，生成了具有审美想象和虚拟色彩的地方感。如荷尔德林的诗歌、神庙的建筑艺术以及雕塑艺术等也是“一些位置的体现，这些位置在打开一个地带、并保存它时，将自己周围的一种自由空阔的东西聚集保持起来”①[德]海德格尔：《艺术与空间》，薛华译，《哲学分析》2011 年第1 期。。艺术真理的表达使存在者的栖居彻底显现与敞开，塑造了更具诗性的地方存在话语。“把审美生活作为域状的时间意识与艺术作品的空间性构成进行整体观照与陈述，舍此别无他途，因为审美生活作为原发性活动的呈现状态就是如此。”②刘彦顺：《艺术作品内容原发呈显的时态与时体》，《中国文学研究》2021 年第2 期。

如果说海德格尔以建构论的视角融合了主体身体、空间与位置的现象学关联；
那么以段义孚为代表的后现代人文地理观则更加凸显了个体的精神意识与生命意义，促使地方感借助物象符号而传达审美意蕴，实现在世界中“泰然任之”③[德]海德格尔：《泰然任之》，《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年，第1240 页。栖居的目的。主体关于家园的审美想象、文学艺术的符号表达、个体的空间回忆、哲学话语的诗性智慧等话语同样形成了深刻的地方审美意识，这也是地方依恋与认同话语进一步拓展的结果。余光中诗歌《乡愁》就表达了深沉的思乡情绪，诗人将对故乡的思念凝练为“邮票”“船票”“海峡”等意象，虚化了地方的物质自然属性，而以文学符号来反复吟咏浓厚的思乡之情。情感依恋的地方也从家庭的乡，升华为民族与国家之乡，表达了华夏儿女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祖国统一的深切企盼。段义孚描绘的地方感充满了和谐性、稳定性、安全感和幸福感，如家庭中的椅子、橱窗、餐桌、婴儿床等经历并内蕴了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这些物品和房屋空间是经人工设计建造的地方，表征出主体的诗性存在；
如果代表母爱的哺乳等行为是在某处静谧的山谷中，那么该事件同样可以引发母亲和孩子在山谷中的地方感。可见，地方感的存在意义重点并不仅仅是作为物质存在的地方，而在唤起地方情感体验的意识本身。“在一个温暖的五月天，阿帕拉契亚的一处山谷中有名孩子刚刚被哺乳过。……孩子的母亲极其突然地将孩子放到地上，温柔地抚摸着他，用她的光脚挪动着他。她严肃地对她的孩子说：这是你的土地，大概是时候让你开始知道此事了。”④[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第116 页。地方感通过一系列直观、体验、依恋、认同等话语结构，实现了主体纯粹意识的释放，凸显对“在世界中的人”⑤Yi-Fu Tuan.(1971).Geography，phenomenology and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Canadian Geographer,15(3),181-192.的人文关怀与存在论体察。地方栖居正是地方感主体意义结构的归纳，完成了精神与审美层面的定位仪式。

通过主体的审美体验与地方栖居，地方感建立了以主体为核心的感性救赎机制，实现了从地方物质属性话语到艺术精神话语的转型。但与此同时，地方感并非仅仅是现象学和存在论层面的空间位置显现，其超越了现代艺术自律的孤独诗性力量，被纳入现代性工程的宏大视野之中，成为社会空间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地方感就必须超越稳定、静态、单一和相对封闭的意义生成模式，面向复杂多元的社会交往景观。“在那个被称作家园的地方认同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地方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开放着；
并且被那些在其间延伸的各种运动、通信、社会关系建构着。”⑥[英]多琳·马西：《空间、地方与性别》，毛彩凤、袁久红、丁乙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221 页。在“边界消失”与“地方互联”的语境中，地方感的诗性栖居如何实现？地方审美经验如何走向公共空间并拓展审美伦理话语？这些问题需要纳入文化实践的语境中进行解答。

（一）认知图绘与空间审美现代性批判

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从主体空间实践出发，在社会、主体、空间的辩证关系中推进空间批判话语，并实现空间正义的目的。从社会存在的层面而言，空间实践带来了新一轮的社会地理重构，现代工业城市的兴起、劳动分工的地理迁徙、地方与地方性的形态显现、阶级关系的空间划界等，这些既产生了资产阶级的空间话语霸权，更蕴含了无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空间解放的力量。“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①[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36—37 页。从社会意识的层面而言，地方与地方感是在空间实践基础上多重知识话语场域建构的结果，呈现出信仰、想象、语言、欲望、再现、象征、文化等交织的景观。正如列斐伏尔“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的空间”三元辩证法所建构的意义体系，地方话语也经历了从物质实践到精神实践、从社会基础到符号想象的逻辑进程。如果说“空间实践”指涉具体的空间生产行为；
“空间表征”涵盖了语言、文本、知识与符号等对空间的话语呈现；
那么“表征的空间”则是“形形色色的象征体系”②[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第51 页。，是内蕴了艺术与想象、地方与全球、感觉与精神的开放存在。“空间作为生产资料，其被定位和识别本身亦是伴随着生产力、知识和技术的发展。”③徐璐、褚传弘：《制造亚丁：乡村振兴中的空间生产与想象》，《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5 期。地方作为空间的组成部分，同样是主体与社会实践综合建构的结果，“是一种社会构造”④[美]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337 页。；
而充满审美体验与情感认同的地方感则是“表征的空间”的话语承载，内蕴具有审美认知意义的文化实践功能。

认知图绘构成了后现代空间美学进行感性救赎的方法路径，成为“未完成的现代性”中的一条重要脉络。认知图绘本意源自制图学的心理映射机制，指涉特定的空间经验能够在主体的意识中生成特定的地图模型，从而引领主体在复杂的空间景观中找寻进行认知定位。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凸显了“意象元素”“整体感知”与“参照系统”等关键知识范畴，强调了主体如何在充满艺术诗性的意象符号中进行文化思索。现代城市充满了自由开放的广场、鳞次栉比的大厦和个性鲜明的林荫路，这些都是蕴含了丰富审美文化意义的意象序列。主体可以通过道路、边界、节点、标志物等形成整体感知，并且在差异的象征性中找到地方栖居的魅力。詹姆逊将认知图绘放置于审美与政治、地方感与全球化空间的社会结构领域，突出了图绘的实践性与批判性特质。地方感则构成认知图绘的定向式组成部分，是一个融合了真实与想象、身体与符号、场所与家园、认同与依恋的诗性栖居之地，显现出鲜明的文化批判内涵。此种具有政治美学色彩的地方感表征呈现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第三世界文学艺术文本中。现实主义小说以象征与转喻的手法，在资本主义市场发展初期再现了温情脉脉的地方乌托邦场景。巴尔扎克的作品《老姑娘》描绘了高尔芒家住所“善良纯真、贞洁朴素和布尔乔亚色彩”和“多么清幽，多么宁静”的地方景象，但在该静谧自然的地方符号中，却蕴藏着老姑娘科蒙小姐的真实欲望客体，突出了资产阶级市场关系与贵族传统的意识形态矛盾。⑤[法]巴尔扎克：《老姑娘》，《人间喜剧》（第8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年，第333 页。

如果说地方感在现实主义文本中体现出静谧的怀旧与资本主义生产环境的社会镜像；
那么现代主义和第三世界文学文本则通过地方感建构主体新的时空经验，弥合资产阶级空间扩张带来的断裂感，并以乌托邦式的地方经验缝合进入工业社会体系。通过该策略，地方得以重新面向总体化空间，推动一种无地方的全球多元空间形态的确立。康拉德小说《吉姆爷》中的大海意象就构成了地方意象的代表，是充满审美符号的“遏制策略”⑥[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196 页。。一方面，大海是远离工业文明的相对自由之地，体现出主体逃逸空间异化处境的乌托邦诉求；
另一方面，大海也被纳入资本与商品交易的宏大空间，是工业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这就造成了地方感理想与空间规训一齐在场的景观，并成为认知测绘美学的定位之地。感性审美的对抗力量由此生成，在塑造主人公抗争精神的进程中“导入了一种新的历史经验，即符号本身和文化仿佛有一种流动的半自主性”⑦[美]詹明信（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年，第285 页。。与大海相关的帕图桑、孟买、仰光、加尔各答等作为融合乌托邦想象和探险历程的精神自由地方，伴随文本叙事而具有对抗欧洲文明圈的意味。此种综合了地方想象与空间扩张、地方栖居与生存困境的“陌生化”间离叙事，推动了现实地方的存在反思与空间正义实践。

（二）另类空间与审美意识形态反思

地方感不仅需要在文化语境中定位自身的美学政治使命，实现阿尔都塞倡导的“症候式”意义建构，更需要将单个主体及地方符号纳入到他者的多元共在关系之中进行考察，这也可以视为主体找寻差异性意义的过程。巴赫金就通过小说文本的复调对话与文化层面的狂欢节理论，强调了以对话交流为核心的“时空体”理论。广场、走廊、剧场、乡景、楼房、家宅等，都可以成为文本中的时空体形式。文本空间形式成为融合历史传统、审美意蕴与其他地点的关键，并可以“相互渗透，可以共处，可以交错，可以接续，可以相互比照，相互对立，或者处于更为复杂的相互关系之中”①[苏联]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巴赫金全集》（第3 卷），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454 页。。艾略特笔下的荒原景观、卡夫卡所向往的城堡存在、奥尼尔追寻的大海意象、萨特的禁闭场景等，不仅凸显了审美的感性话语与文本的形式革命，更是构建了一种意义，一种流动的诗性地方感知与资产阶级空间规训的差异性意义。

文本空间的差异性景观显示出文化实践领域的结构性差别，重构了城市与乡村、文明与荒野、艺术与工业以及主体与他者的流动性关联。审视城市现代化会的“震惊”体验，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展现了他对现代性的概括，“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②[法]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年，第485 页。，而热衷艺术的“浪荡子”是体现艺术差异性的集中代表。这在本雅明笔下塑造成为体验城市空间本身的“游逛者”形象。游逛者以审美态度来体验城市五光十色的街道、广场、商店和公园，在身体的游荡中重新绘制城市文本。其实，游逛者的诗意步伐、橱窗观看与艺术陶醉不仅塑造了对抗城市资本逻辑的差异性主体，也生成了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城市地方空间，显现成为身体意识的流动印象。“人群是一层面纱，熟悉的城市在它的遮掩下如同幻境一般向闲逛者招手，时而幻化成风景，时而幻化成房屋。”③[德]本雅明：《巴黎，19 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20 页。在游逛者所塑造的城市地方感中，拱廊街（Arcade）是另类空间的代表，也是诸多差异性元素汇集的地方。拱廊街作为带有玻璃穹顶、彩绘地板和透明橱窗的综合商业街区，营造出了古典与现代相交织、艺术与商业相融合、日常生活与诗意梦想共建构的地方场所，也给游荡者提供了安全庇护的特定空间。一方面，不同的拱廊街弥散在整体的巴黎城市空间内部，呈现出“隐蔽的地方”“热闹的市场”“集体的居所”等多重元素的汇集；
另一方面，拱廊街也聚合了风景、艺术、符号等审美话语，是凝聚社会历史发展梦想的建筑形式，引发年轻人惊人的共鸣，并能有效解构作为启蒙现代性成果的工业城市空间。

如果说本雅明笔下的拱廊街宛如电影蒙太奇的光影流动，在审视碎片化空间的同时整合成充满梦幻的地方景观，显现出艺术光晕在城市空间中的流光溢彩与静谧自然；
那么福柯与索亚则更为激进地审视了地方感的意识形态功能。另类空间不仅是某个特定的地方，也完成了自我与他者相互交流的过程，共同形成一个敞开的异托邦。“世界更多地是能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连接一些点和使它的线束交织在一起的网，而非像一个经过时间成长起来的伟大生命。”④[法]福柯：《另类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 年第6 期。如作为镜子的异托邦通过光线反射而使“我”确立了所处的地方，感受到现实自我的重构；
但是，镜子中的形象毕竟是虚拟的，又呈现出不真实的可见性，成为真实与虚拟相结合的地方。剧场、影院和花园正是这类地方的代表，展现了异托邦的想象式聚集。由此，地方感内蕴的审美与想象元素就可以重新恢复主体对空间的占有，将那些隐蔽、断裂、碎片、边缘的空间纳入中心场域。作为社会空间网络结构的一个“点”，地方是在与他者空间的关系中来拓展审美文化意义，并为无产阶级的空间正义运动、民族文艺传统的现代性拓展以及自然生态空间的“生生与共”提供“重构中心”的意义支点。异托邦存在和地方想象话语在索亚的激进地理学批判中，呈现出更为明显的意识形态效应。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酝酿出的“后大都市”虽然产生“非中心化”的多元景观，但是却镶嵌了更为严重的空间失衡、生态危机以及阶级差异等问题。新的意义碎片与“私化”空间带来普通民众话语权的消解，这也正如鲍曼对后现代主体“新囚徒困境”①[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52 页。的担忧。“第三空间”作为融合了真实与想象、重复与差异、历史与符号的综合体，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又保持开放性的地方。第三空间不仅内蕴诸如阿姆斯特丹城市所包含的宽阔静谧的街道、古老自然的水坝、氤氲艺术气质的白色咖啡馆以及凝聚历史文化的修道院等地方景观，更是以审美认同的方式重构主体的交往行为与公共话语。“‘地方力量’再次并清晰地表达了他们试图影响‘真实和想象的都市场景’的愿望，……激发了人们去思考如何有意识保留城市的历史性和空间性这样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②[美]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244 页。“城市联盟”“环境正义运动”等显现了普通民众对抗资本主义都市空间霸权的努力，这正是地方感从内在的精神栖居到社会实践领域的审美意识形态释放过程。

现代地方感不仅融合了现象学与存在论资源，建构出以地方体验为核心的美学意义结构；
更是成为马克思空间实践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地方想象、符号与审美凸显了文化反思的意识形态属性。这正是地方感的审美话语从向内的诗性超越到向外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意义结构拓展进程。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空间联系与后现代文化场景中，空间形态呈现出碎片化、个体化、生活化与交往性、流动性、传媒化相互融合而又矛盾共生的状况。信息革命的浪潮推动了全球的网络互联，大数据运算、数字媒介技术的进化、人—机互动的后人类结构生成以及跨媒介艺术的审美革命等一方面凸显了数字虚拟赛博空间的建构，形成了和现实世界相共生的网络数字社会；
另一方面将主体的日常生活纳入宏大的数字景观中，形成了新的社会生产模式与网络交往关系。此种超越现实并实现主体数字化生存的虚拟世界被称为“元宇宙”（Metaverse）。后现代地方感的话语意义不仅要放置在地方性与全球化的二元张力关系中，还要以真实与虚拟、想象与拟真、流动与定位等多重元素为视角重新审视数字虚拟空间中的审美景观。

（一）数字化生存与“再地方化”的空间重构

如果说传统地方感建立在主体身体与真实景观的视知觉交融基础之上，“地方具备某种物质和视觉上的形式，也就是景观”③[加]爱德华·雷尔夫：《地方与无地方》，刘苏、相欣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年，第48 页。，真实的地方经验构成地方感意义框架的逻辑起点；
那么数字虚拟空间则进一步带来主体地方体验的碎微化转型，生成了以身体视知觉体验为核心的空间场，凸显了真实地方与虚拟地方的分离。真实地方已经弱化了触发主体意识、激活符号形式、彰显审美同情等功能，取而代之的是不在场的虚拟影像序列以及主体参与其中的远程交互式体验，这也正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④（东晋）王羲之：《三月三日兰亭诗序》，《魏晋南北朝文论选》，郁沅、张明高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年，第194 页。的自由审美境界。由此，虚拟景观所营造的真实感被鲍德里亚概括为“超现实”与“仿像”。如数字影像的表达再造了梦幻般的宇宙太空、沙漠荒原、乡村田园以及异域景观，呈现出高度拟真的虚拟场景。齐泽克则希望借助赛博空间重新反思主体的日常生活，建构超越审美感性的多元化、主体间性的空间形态，实现“赛博共产主义”（Cyber-communism）的目标。而赛博空间中的地方感营造则具有积极的审美解放意义，实现“再地方化”的空间重构与“新地方感”的话语拓展。

主体关于现实地方的审美体验、认同、栖居、认知和文化批判等行为可以置入网络虚拟地方，从而建构起赛博空间与现实空间的“镜像式”关联。虽然主体无法实际沉浸到河流山川、田园牧场、城市乡镇等现实地方空间，但是却能够在数字空间中实现替代性补偿。审美主体与客体不再是“看”与“被看”的关系，而是视知觉沉浸、侵越和融入虚拟空间内部，并形成了以身体为核心、综合现实与虚拟体验的特定空间场域。“从自足的客体感知占支配地位的模式向具体的情感体验为核心的模式转变，新媒体从一定程度上使我们的内部机能运动起来。”①[美]罗伯特·威廉姆斯：《艺术理论：从荷马到鲍德里亚》，徐春阳、汪瑞、王晓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264 页。与之相似，唐·伊德的身体虚拟空间“镜像论”、保罗·维利里奥的视觉智能化理论等都强调了数字技术对视知觉空间的建构性。“知觉的后勤学开启了一种我们的目光所不熟悉的移情，创造出一种远和近的混淆。”②[法]保罗·维利里奥：《视觉机器》，张新木、魏舒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11 页。主体的视知觉就得以侵越进虚拟景观中，并与特定形象、地点、场景、社区等形成沉浸式体验，形成了一系列诸如依恋、认同和栖居的情感，建构出数字地方感的话语体系。“在自我想象中体验作者的拍摄经历，释读作者拍摄时的空间感受，甚至沉浸于滤镜‘升格’后的光影色调和色彩暗示。”③刘汉波：《滤镜修辞下的“乡土发现”：从视觉预设、互动界面到空间收编》，《云南社会科学》2022 年第5 期。如纪录片《航拍中国》云南篇就以立体化的诗意影像展现了“彩云之南”的自然生态景观与历史文化意蕴，其中有段描绘哈尼梯田的文案：“耕田种地将哀牢山变成一种线条与色彩的艺术，1300 年来，哈尼族人持续创作，将山雕琢成无数阶梯，山、水、林、田和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线条绘就，只待四季轮转，为它填充颜色。”④参见CCTV 节目官网：https://tv.cctv.com/2020/05/25/VIDE3JWBNMchRN5x8IBwxTAU200525.shtml.该影像段落使用多种镜头语言，在宛转悠扬的旋律中展现哈尼梯田的自然生态之美，以视听融合的方式带来主体诗意栖居的地方审美感知。而作为2021 年“十大年度国家IP”之一的节目《唐宫夜宴》则充分运用了数字虚拟现实技术与虚拟增强技术，将舞台表演、历史叙事与数字景观进行结合，以瑰丽震撼的视听语言再现了“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的洛阳夜宴场景，促使主体沉浸到中原文化的艺术魅力中。

主体身体的视知觉活动面向数字虚拟影像的意向性空间融合，这其实也是主体的身体感知、空间定位与精神意识共同形成的身体图式过程。数字虚拟的在线景观也正是经过主体的摄取、提炼、凝聚和体验，才完成了虚拟地方的划界。如移动短视频定位与主体地方依恋的召唤结构、网络电子游戏地方叙事与身体的沉浸体验、社交软件的地方风景呈现与意识的审美认同等，这些都体现出虚拟的主体、真实的知觉以及数字镜像的表达三者营造出的再地方化状态。由此，数字拟像与仿真就不再仅仅是平面化的符号能指序列，而是在主体地方感的营造中，获得了认同或栖居等深层美学意义。“人们可以经由媒介提供的认同方式，形成新的地方体验。”⑤邵培仁、杨丽萍：《媒介地理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105 页。在虚拟影像与主体知觉进行融合的进程中，实质上体现出了特定的时空聚合性，并在总体化的“千高原”赛博空间中开辟出了一处相对稳定独立、具有审美形式界限的身体意向空间。时间和空间仿佛凝缩为网络虚拟地方的一个“点”，这个特定地方将主体从影像“内爆”的能指狂欢中“间离”出来，从而进行深层次的审美体验与精神栖居。“德勒兹用拓扑学术语提出，虚拟和实在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对平面的一种折叠，这种折叠能使平面变得复杂。”⑥[加]罗伯·希尔兹：《空间问题：文化拓扑学和社会空间化》，谢文娟、张顺生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7 年，第44 页。从影视记录中的田野劳作，到历史艺术的虚拟呈现；
从虚拟社区的主题表达到网络游戏中的异域战斗，都凸显了虚拟地方感的差异性话语与深度审美结构，形成了诸如德勒兹笔下的“褶子”理论，在多元话语的相互联系中展现“单子”、个体与地点的丰富意义。

（二）流动地方感与后现代审美景观拓展

流动性构成了后现代社会和数字网络景观的显著特征，并塑造了新的社会实践模式与主体交往方式。约斯·德·穆尔从赛博格和主体身体体验视角来审视数字空间的流动问题，强调了“多元中心体验”可以在流动空间内部释放感官潜能；
而卡斯特则系统阐发了流动空间的意义内涵，并将其放置在地方空间的比较研究框架。流动性构成了网络社会的本质内涵，符号、信息、技术、象征以及主体的身份认同、知觉体验、社会关系等，都处在不断建构的流动过程中。作为“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的流动空间包含了通讯网络设施、节点（node）与核心（hub）形成的流动性网络机制以及信息精英群体的空间组织等三个维度。虽然流动空间把地方节点纳入网络体系内部，但是地方性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民众的生活和经验则根植于地方，根植于他们的文化和历史之中。”①[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510 页。地方作为“形式、功能与意义都自我包容于物理临近性之界线内的地域（locale）”②[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第518 页。，不仅包容了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更是工人阶级力量联合的“人民城市”形态。地方性如同纳入网络高速公路的内部超文本，其意义正是在符号的漂移、流动与互文的景观中展开。

网络社会与赛博空间的流动性建构了更为自由的地方感，并从主体认知与地方景观双重维度拓展了虚拟地方感的审美文化意义。其一，赛博格主体身体实现了认知与体验的自由。不同于真实世界中建构地方感的稳定意义主体，虚拟地方感的主体呈现出身份的多元性、意识的分裂性以及重构地方感的具身化体验等特质。传统地方感源自主体身体面向特定空间的直接体验与认同；
而虚拟地方感则在身体知觉与数字景观之间添加了屏幕、键盘以及智能眼镜、智能头盔等技术中介，融合改造了身体的结构模式，形成人机互动与人机交互的后人类形态。此种赛博格身体不仅可以沉浸到虚拟影像中建构地方感，也实现了主体身份、性别、兴趣以及潜意识领域的转换与流动。“对于互动而言，相关的界线更多是由在某种技术——生物一体化的线路中连接身体和模拟的反馈回路而不是由皮肤来决定的。”③[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36 页。由此，虚拟主体的想象性自我意识在虚拟地方中得以实现，如网络游戏场景的选择、战争的结盟以及另类身份的叙事，都可以视为潜意识领域的欲望投射，实现了现实“隐性”地方感的数字化彰显。而主体对某处自然景观的诗意留恋、对历史传统的集体无意识情结以及对艺术等特定兴趣爱好群体的呼应，都可能借助大量的视频与交往平台进行身份重塑，在诸多的角色丛中建构在场的存在。赛博社区、兴趣小组、文化部落、艺术沙龙、旅游直播等，都得以成为主体在现实身份之外的地方认同话语。与此同时，虚拟地方感中的自我塑造也不可能脱离现实主体的规约，而是形成了诸如拉康所认为的主体结构论话语，显现主体自身的认同意义。虚拟地方感本身成为现实主体潜意识的镜像存在与语言文本结构，推动主体从想象界进入象征界，完成身份建构的“二次同化”过程，展现了主体的深层心理结构与审美认知。这种深层结构可能涉及爱国情怀、民族情感、伦理道德、生态意识等问题，从而赋予了虚拟地方感审美救赎的文化意义。

其二，流动地方感拓展了后现代审美文化景观。流动性不仅体现在主体面对虚拟影像的镜像结构话语，也建构并拓展了崭新的地方景观，形成相互联系与交往的后现代空间形态。赛博格主体借助虚拟地方实现潜意识与感性审美体验的自由，这就给“制造地方”、地方交往与新地方感的建构提供了契机。德勒兹空间哲学中“欲望机器”与“解辖域化”的进程描绘了地方空间的流动形态。“欲望机器”指涉主体身体在后现代空间与艺术场景中的感性释放，以纯粹的审美意识冲破资产阶级的有机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文本的再现秩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空间体制的“解辖域化”目标。各种以身体为核心的虚拟地方感在“千高原”的平滑空间中自由驰骋，推动以一种游牧艺术的话语自由。“它还能够重新给出平滑空间，解放光线，调制颜色，恢复一种轻盈的接触性空间——此种空间构成了平面之间相互作用的未限定的场所。”④[法]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卷2），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年，第716 页。正如树根状的块茎形态，赛博空间将异质性的地方感进行连接、绘图与创设，从而营造新的地方景观并推动公共空间的形成。如建立在全景虚拟技术层面的电子地图，就以景观的审美期待与他乡的认同共鸣而获得了外向的地方感。“另一个”地方似曾相识的火车站、咖啡馆、生态公园、文化广场、海港河流等，都可能因为契合了主体的“先见视野”与心理期待，生成了熟悉的地方感，进而通过虚拟的符号景观生成恋恋不舍而又咀嚼不尽的审美意识，歌词“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正是传达了微妙伤感的地方情怀。电子地图的网络定位与全景显现、多媒体视频软件的风景表达与文案抒写、新媒体艺术的身体沉浸与异域地方交往等，都以拓扑学连接的方式营造了众多的地方，依靠地理位置和景观符号激发主体外向度的、新的地方感，推动多琳·马西所强调的“全球地方感”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诸多的社交媒体与网络赛博社区也能够呈现古老城市的风景意蕴、传统园林的古典梦回、村落田园的自然生态与河山壮阔的爱国情怀，在虚拟地方的空间共同体建构中凸显公共意识，进一步拓展审美现代性的文化反思意义，凸显虚拟空间美学的意识形态话语。

从“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地方情感追忆，到“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地方意蕴感怀；
从“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哀婉感叹，到“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开阔磅礴，地方感成为主体诗性思维和审美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一系列符号形象传达了充满情感依恋的家园感、场所感与认同感，凸显了心灵自由。现代性工程进一步激发了主体的地方感体验，并在全球化空间建构和空间压缩的语境中塑造了地方感的差异性意义，推动主体实现审美精神的自由栖居与文化批判的目标。地方感延续了审美现代性的感性救赎话语，给总体化的空间美学形态赋予了人文关怀、认知图绘与文化反思的意义结构。审视未来，地方感作为主体先验认知元素，将介入到云计算、人机互动、后人类社会、虚拟现实、跨媒介艺术等数字景观中，为后现代的主体生存抹上一道“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的靓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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