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华， 钟清莲

(扬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9)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蕴含的关于未来社会共同富裕的重要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伟大事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列宁说：“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1]《宣言》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共同富裕”这一术语，也没有着重从共同富裕的视角展开论述，但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传统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深入无产阶级并为其谋求自身解放与发展，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对共同富裕的思想及其实现路径进行了深刻思考与考察。当下，深入研究《宣言》所蕴含的共同富裕思想，有助于我们从《宣言》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着手，结合我国发展实际和具体国情，寻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

伟大时代呼唤和孕育伟大理论，《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当时正在萌芽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支撑，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中阐发。《宣言》蕴含的共同富裕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工人阶级深受压迫和奴役的事实，结合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经验，解答无产阶级及劳动群众的解放道路和前景问题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说：“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2]414了解《宣言》的写作背景，是正确理解和科学把握《宣言》所蕴含的共同富裕思想的首要前提。

《宣言》诞生于资本主义早期大工业不断发展的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英、法、德相继开展工业革命，逐步从工厂手工业阶段过渡到机器大生产阶段，进而迈入“机器时代”。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关于资产阶级的表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它所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是建立在资本家对劳动者剥削基础上的产品生产和占有，少数资本家掌握社会大多数甚至全部的生产资料。这就造成了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冲突，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日益暴露出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无限扩大逐渐超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承载范围，导致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表现为产品过剩、工人失业、资本家破产等。经济危机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资产阶级为了寻找根治“社会瘟疫”的药方，“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2]406，不断加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与奴役，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将工人置于极其悲惨的人间地狱，利用阶级的政治地位和优势将工人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加之当时社会保障机制缺失，无产阶级在经济、政治、社会三个方面同时处于社会最底层。为摆脱被残酷的剥削、压迫与极度困窘的生存状况，所有无产者追求富裕生活的意识开始觉醒，逐渐联合起来，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英、法、德相继爆发的三大工人运动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当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缺乏科学世界观的指导和正确政治纲领的引领，工人运动均以失败告终。这表明，资本主义必然会随着内外矛盾斗争的激化和社会革命改造走向灭亡，而以争取无产阶级合理利益和人类解放为目的的工人运动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为其指明斗争方式和前途。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斗争的基础上，写成了《共产党宣言》，为实现全人类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工人运动提供了变革方案、指明了现实出路。

《宣言》以唯物辩证思维方法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同时用阶级分析法、人民立场观揭示了资产阶级富裕观的阶级局限性和狭隘性，进而阐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理想追求。

(一)资产阶级富裕观的历史作用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论，全面客观地论述了资产阶级富裕观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资产阶级利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因素，充分发挥其历史进步作用，推动社会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使人们在法律和形式上获得了独立和自由，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带有鲜明阶级特性的富裕观。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统治、推进工业技术革命发展、创造巨大生产力、加快世界市场建立、打破民族和地方闭关自守状态，以及推动“世界文学”形成等方面所起的“革命”作用。但马克思恩格斯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非革命”作用，指出资产阶级虽然揭露了封建社会用宗教和政治幻想掩盖剥削的本质，却“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2]403资本剥削取而代之，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为纯粹的利害关系、金钱关系，以贸易自由取代人身自由，在无形中剥夺了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将资产阶级对财富的追求概括为“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404。资产阶级富裕观是资产阶级创造巨大社会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及全部社会关系的产物，既具有摆脱封建禁锢的革命性，但同时带有阶级局限性和资本剥削性质，不再能够适应已经发展了的生产力，最终成为瓦解资产阶级自身的重要武器。

(二)资产阶级富裕观的阶级局限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400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时代，阶级对立并没有消失，而是日益简单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资产阶级“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2]401。针对资产阶级对财富的掠夺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其以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将最野蛮的民族带入到世界文明中来，却以野蛮的方式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使农村、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及“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2]405，为资产阶级创造财富，使当时的世界呈现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发展态势。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基于阶级分析视角，批判了各种社会思潮中错误的富裕观：封建主和小资产阶级或是责备资产阶级催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使得旧的社会制度被炸毁，或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所有制关系，以保护自身作为现代社会独立部分的地位，他们在本质上都是“反动的”；
资产阶级中的改良家厌弃一切“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2]429，主张通过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改良来实现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这实质上是“保守的”；
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忽视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和其解放的物质条件，不加区别地呼吁改善包括生活优裕成员在内的一切社会成员的生活状况，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可见，从本质上看，资产阶级所追求的富裕是一种阶级富裕，无法突破自身阶级的局限性，他们的思想理论在“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2]426，或是“卑鄙龌龊的、令人萎靡的文献”[2]429。

(三)资产阶级富裕观的狭隘性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其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物质资料，同时也悄无声息地消除了财富的分散状态，“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2]405。他们揭示了资产阶级富裕观以资本家为中心，具有浓厚的利己性和狭隘性，以至于出现全体社会成员追求物质富裕，物质富裕却只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中的现象。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最鲜明的特性。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揭露了资产阶级通过压榨剥削工人阶级剩余价值以谋取私利的丑恶面孔，他们迫使工人变卖劳动以增殖资本，使工人被迫受资本家、机器、监工的奴役，成为“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2]407。可见，资产阶级的富裕生活是建立在剥夺无产阶级追求富裕生活权利基础之上的，是无产阶级创造的，却是资产阶级在享受富裕生活。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剩、性别歧视、城乡对立等不和谐因素的不断累积和叠加，使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断被激发，无产阶级成为掌握生产力武器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阶级，他们追求全人类共同的富裕生活，打破了资产阶级对富裕生活的美化和粉饰。马克思恩格斯还揭示了共产党人与无产阶级的亲密关系，即他们除了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411。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家为中心的狭隘的富裕观时，抛弃了资产阶级隐蔽的剥削性质，以完全公开的形式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富裕观。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批判了资产阶级将全部社会关系简单化为利害关系、金钱关系的富裕观，阐明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根基、物质基础、实现手段和最终目标。

(一)消灭私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根基

“共同富裕”概念从一开始就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它必然地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体系之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站稳唯物史观立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以物为本的本性，必然造成两极分化和人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无产阶级由于不掌握生产资料，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受雇于资本家，获得最低的、唯一必要的生活资料以维持基本生存。同时，随着现代工业的进步，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并没有改善，“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2]412。完全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使“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现象合理化，必然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能性。社会主义社会则不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2]414在这里，共产党人要消灭的是资产阶级私有制，消灭保护和保障生产资料私有化的一切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佣劳动使工人受资本的奴役，不仅没能给无产者带来财富，反而在这一过程中使无产者的财富被资本家剥削。从这一层面看，只有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改变财产的社会性质，“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2]415，才能使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具有稳固的所有制根基。

(二)生产力高度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摧毁封建统治之后，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伴随着工业、商业、交通业不断扩展，世界范围内的物质生活资料得到了极大丰富。现代资产阶级“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2]402，资本主义社会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财富不断涌现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宣言》还指出，虽然资产阶级同样追求不断创造和增加社会财富，但是资本的惰性决定了其只为资本家谋取私利，不能为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条件。因此，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之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废除资产阶级的占有方式，仅仅夺取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421。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必然会将无产阶级革命不断地推向胜利，推动人类社会更加趋近于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物质文明是一切文明发展的基础，有了一定程度的物质基础，人们才有可能在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可见，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首要的是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长足发展，为满足人们更高层次、更多方面的需求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劳动是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现实的人”是人类历史的出发点，人的劳动作为一般性活动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人类正是通过生产劳动创造物质财富，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人劳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在劳动异化的条件下，工人的劳动不会导致自我实现，仅仅是谋生手段，使劳动者沦为机器。资本家往往通过直接或间接延长工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方式，使已经积累的资本不断增殖，却只付给他们最低限度的工资。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将无产者的劳动变为商品，向资本家提供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带有隐蔽的剥削性质。这种劳动无法让全体社会成员过上富裕的生活，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致富”背道而驰。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2]415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相比，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具有正义性：一是劳动产品占有方式是正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剥夺任何人占有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在内的社会产品的权利；
二是劳资交换是正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以任何方式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
三是劳动财富分配是正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到那时实行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换言之，共同富裕的实现依赖于每个人自由自觉的劳动，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是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

(四)每个人自由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真正的自由发展才成为可能。到那时，随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科学技术的极大发展，人们将从逐渐减少的必要劳动时间中解放出来，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人的个性和独立性必然得到更加全面充分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束缚，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少数人富裕与劳苦大众多数人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社会逐渐分化成两个极端，一极是资本家积累财富，另一极是工人劳动者“苟且偷生”。他们还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2]415，社会不公平现象随处可见。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来社会视角阐明了无产阶级所追求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22在这个联合体中，人不再受任何人或事物的压迫与剥削，富裕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生活状态，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宣言》系统论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包括人类劳动实现自由、人在自然界中重获自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创造自由三个方面[4]。

《宣言》所蕴含的共同富裕思想以其科学理性的光芒指引我们在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对当代中国共同富裕理论的发展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共同富裕是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政治主张

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的追求从未停止，其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共同富裕的理论阐述为逻辑起点，在时代之变中与时俱进，在传承和创新中走向现实。就“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而言，既继承了《宣言》中关于生产力总量不断增加、劳动财富社会占有、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又在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得以丰富和发展。列宁是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付诸实践的共产党人。他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5]。他还以“大家都过好日子”为口号，积极开展制度设计和经济体制变革，努力消除贫富差距。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极大地启发了中国共产党人，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进行不懈的理论开拓与实践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展学习苏联但又富有中国特色的争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斗争实践，并将共同富裕作为国家富强发展目标的重要因子。邓小平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基础上，制定了通过改革开放来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的基本方针和行动策略，创造性地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的致富理念。江泽民面对国际社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未来的质疑，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角度强调必须坚持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明确了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一致性。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化了共同富裕的主体内涵，同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更加重视在社会公平中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在理论上更为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实现怎样的共同富裕以及怎样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6]142。

(二)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宣言》强调，共产党人代表的是共同的、不分民族的、整个运动的利益，代表的是全人类的根本利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同历史上出现的任何政党相比，其先进性就在于，“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
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413。共产党人在实践上有敢为人先的勇气、勇于斗争的决心和不畏艰难的精神，在理论上有明确的方向、正确的方针和科学的政策，具备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能力和实力。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思想，中国建立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始终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在实现共同富裕这项艰巨任务中，“不管是科学的政策的制定、还是团结与凝聚人心、还是科学规划与宏观调控，都需要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7]。需要注意的是，共同富裕中的“共同”强调人民主体性。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民主体性的阐述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每个个体的主体性都得到充分满足；
二是联合体的集体主体性得到充分保障。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尽管党的具体方针政策会随着国家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进行适时调整，但始终恪守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价值准则，则始终未曾改变。站在新的历史发展方位，中国共产党人要清醒地认识到：“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6]171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只有时刻保持先进性和人民性，才能保证领导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一方面，要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以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定全党的理想信念；
另一方面，对于我国共同富裕事业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党要勇于发挥自我革命精神，牢记党的根基与血脉在于人民，坚持贯彻“人民中心思想”，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三)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通过生产工具的不断变革将人们从封建社会等级专制、人身依附和种族特权中解放出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却使无产阶级变成赤贫者，贫困人数的增长远远超于财富的增长。因此，《宣言》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应通过世界范围的“联合行动”武装起来，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使生产资料摆脱资本属性，变为归全体人民所有的公共财产，以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为未来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根本制度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将其创造性地概括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8]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和经济体制，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一方面，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属性的公有制经济能够从根本上有效遏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扩张和两极分化的极端倾向；
作为重要补充的非公有制经济能够充分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在促进生产力发展、解决劳动就业等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另一方面，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形成的初次分配和以生产要素对国民收入贡献大小为依据的分配制度，具有优化资源配置、激励创新、提高发展质量的优势；
以政府调控为主导的再分配通过社会福利、公共服务、转移支付等方式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能够有效发挥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
以慈善事业机制形式呈现的三次分配是基于道德信念的新型分配机制，对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具有补充增进功能，有利于激发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责任感。因此，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四)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整体推进

《宣言》中的“共同富裕”，不仅仅指物质财产的富裕，同时还包括政治生活民主、精神生活富足、社会生活和谐和生态环境可持续等多层内涵。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必须整体推进，坚持经济建设与多领域建设并举，坚持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一方面，中国式的共同富裕首先指向物质文明更加丰富，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数量上“做大蛋糕”。这有赖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全面和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式的共同富裕对其他领域共同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一体推进、共同提升，从质量上“做强蛋糕”。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有效保证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良好的政治条件；
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为实现共同富裕营造优良的文化氛围；
在社会文明建设方面，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在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下功夫，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要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推进，为实现共同富裕指明可持续发展方向。只有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真正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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