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丰安

（重庆社会科学院，重庆 400020 ）

近年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持续对乡村社会空间生产赋能，持续影响乡村建设发展，同时也着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为实现乡村振兴，须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战略导向，全方位发展农业数字经营，积极推动农产品数字化转型升级， 使数字化信息技术、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与传统农业产业深入融合，实现农耕生产经营全过程数字化、 产销交易电子化、服务业务多样化，以提高农耕生产质量与水平，进而推动新型农村经济发展。

我国目前还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快速转化的过渡发展阶段，在政策环境、基础设施、技术实力及人才质量等方面存在突破空间，数字资源分散，各种数据误差层出不穷。

要做到精准农业就需要推进农业机械化以及有机农产品智能化加工，加深有机农产品和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的紧密联系。

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已基本实现， 强调农业科技建设、重视农村互联网发展、推进服务数字化转型，应该成为当下研究的热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以思想的解放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科技手段引领乡村建设。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深入研究人工智能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现状，将有利于实现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1］

（一）人工智能助推乡村产业多样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构建乡村产业体系， 实现产业兴旺。［2］2013—2022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持续增加， 可支配收入由2013 年的9430 元增至2022 年的20133 元， 消费支出由2013 年的7485 元增至2022 年的16632 元。消费支出中，除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支出之外，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2020 年受疫情影响些许减少， 其余年份皆呈稳步上升趋势。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

产业兴旺应当以产业内容多样，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为基准。

人工智能助推乡村产业多样化，利用乡村资源，满足居民的不同需求。

同时结构优的产业与实际环境相适应，十八大以来，乡村在发展粮食产业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发挥独特优势，提高乡村产业关联度。［2］如水稻作为粮食作物可直接食用， 加工产生的糠可当作畜禽的饲料，秸秆可作为燃料，或与文化产业结合发展观光休闲农业。目前，我国已建成15.6 万座初加工设施、5.1 万多个产地冷藏保鲜设施， 农产品加工率达70.6%。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为农业总产值的2.5 倍，低于发达国家的3～4 倍，产业链条较短，效益较低。［3］

（二）人工智能发展受人才制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在回溯历史发展和应对现存人工智能风险的同时，以人工智能嵌入乡村建设为战略基点，在全新的人工智能发展浪潮中将重心从技术转移至农民本身。

人工智能助推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力量。

一方面，人才是实现乡村发展战略的任务和目标的源动力。

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是全体人民的乡村振兴，是为了实现人的更好发展。［4］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农村生产经营人员总人数31422 万人， 然而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以35 岁以上、 小学和初中学历的人群为主，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

2013—2021 年，我国农村就业人员数逐年减少，由2013 年的37774万人减少至2021 年的27879 万人；
城镇就业人员数逐年增加， 由2013 年的38527 万人增至2021年的46773 万人；
农民工人数逐年增加，由2013年的26894 万人增至2021 年的29251 万人，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离开乡村，外出务工，以至于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逐年下降， 由2013 年的31.24%降至2021 年的22.87%。

一是后备力量不足，二是人才流失严重，乡村面临空心化、老龄化问题，制约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乡村地区的发展。

（三）人工智能推动乡村文化发展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 全国96.5%的乡镇有幼儿园、托儿所，96.8%的乡镇有图书馆和文化站，11.9%的乡镇有剧场和影剧院，16.6%的乡镇有体育场馆，70.6%的乡镇有公园及休闲健身广场；

全国32.3%的村有幼儿园、 托儿所，59.2%的村有体育健身场所，41.3%的村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

总体来看，乡镇、村教育设施基本全覆盖，文化设施还存在较大改善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5］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升级为国家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6］，人工智能已成为乡村文化发展的全新推力。

首先，农户可以利用互联网学习现代资讯科技，互联网的普及增强了农户获取信息的能力，通过大数据等全新的模式和渠道进行培训，提升了乡村民众的文化和数字化素养，改变了生产与消费观念。

其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乡村，形成特色小镇、智慧旅游等新型的文化产业， 利用大数据技术展示乡村特色，提升乡村文化竞争力。

最后，人工智能以数据化形式深入到乡村建设之中，融入乡村治理。

如以大数据的方式记录地方戏曲、传统手工艺技能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解决了因无人传承和资金不足而消失的问题。

（四）人工智能与生态建设有机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支撑点。［7］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乡村生态全链条管理是现代农业的必然发展趋势， 与产业振兴联系紧密，可不损害生态环境，实现乡村生态环境、生态资源和生态产业数字化发展。

乡村生态环境方面，依托大数据技术构建乡村生态系统和环境监测平台，监测生态环境要素的实时变化， 进行数据分析和综合预测判断，实现决策精准化。

同时，通过互联网监管和环境监测系统，根据监测数据进行评估分析，对污染源进行感知与捕捉，分析其原因，提高乡村生态环境整治水平。

乡村生态资源方面，可通过信息网络等数字技术对乡村建设进行设计，根据乡村实际情况进行资源开发。

如在中国农村物联网监控系统的管理下，通过无人机拍摄的实时图片与远程人造卫星获得的图片能够反映乡村生态资源情况，与传统观测模式结合，可以更早做出生态资源规划预测。

乡村生态产业方面，加强对生态环境的检测， 利用人工智能指导生态产品的生产，实现农业的智慧化管理。

运用物联网技术为养殖业助力，由生物传感器设备真实监测动物的生活特征与繁殖环境，以智能数据分析为依据进行精确灌溉、科学种植。

（五）人工智能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农村的事，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8］农村党组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骨”，是农村各个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

目前，全国128 万个农村基层党组织3500 万名农村党员分布在农村，构成严密的组织体系，具有强大的组织力。2013—2021 年，乡镇数量由20117 个波动下降至8309 个， 村民委员会的数量由588547 个逐步减少为489573 个，村规模进行优化调整，对于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今，人工智能技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精细化， 治理数字化已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形式，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村民自治数字化，人工智能技术可破解信息传播的阻碍，共享共用数据信息，缩小了信息差，开拓了村民参与治理的渠道，逐步增强了基层群众的自治意识，对乡村多元共治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是基层政府管理数字化，人工智能技术可实时高效收集分析数据，快速处理相关事务，简化了政府流程，可为基层群众提供便捷服务。

基层政府向乡村推广数字工具，给村民提供建言献策的线上渠道，可便捷高效地得到价值信息，为发挥村民主体作用提供了机遇。［9］

在农业应用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程度不断深化，但和其他应用领域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当前，人工智能在农业领域的深度融入与推广，无论是在农业自身还是在人力资源、设施、生态、基层自治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挑战。［10］

（一）农业数字化进展缓慢

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农业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一定的挑战。

由于土壤条件和天气条件的影响，智能规划方案存在潜在风险，所以智能技术的完善与创新格外迫切。

智能农业的基础是农业数字化，由于农耕领域中所包含的过量差异性要素，且实际状况错综复杂，无法通过简单的模型去满足各种农场的实际需要。

为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必须对各参数、要求等进行调整，其工作量大，工作难度高。

人工智能技术主要由大数据分析、 机器学习、 计算机视觉等高新技术的发展融合而成，大数据分析与机器学习技术是其基石，必须依靠海量数据对模型进行驯化，才能促进农产品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发展和创新。

而农作物生产周期较长，积累数据分析速度缓慢，在原料层面制约了农作物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同时，农作物数据信息常常散落于各个生产机构，产生的孤岛效应致使农作物数据信息的匮乏程度加深。

另外，电脑视觉技能由电脑作为人眼对目标进行跟踪和辨认，并对抓拍到的图像加以处理产生推理和决策，因粮食作物品种众多、个体差异明显，这对电脑识别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述这些原因，都对农业领域人工智能科技进展的束缚效果明显。［11］

（二）农村缺乏人力资本

农业人工智能是网络信息时代的产儿，其发展必须依靠现代农业技术和掌握计算机专业知识、传统农业技术、现代农产品经营管理和营销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随着户籍制度的放开和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大批的乡村青壮年流向城市打工，且回乡意愿明显降低，农村只留下了老幼病残人群，人才后备资源的缺失和大量人才的流失不利于乡村人工智能的发展。

近年来，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大，致使城乡二元结构出现。

一是公共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

目前中国高质量的教育教学资源主要聚集于城镇，使乡村中小学沦为中国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短板。

二是农村医疗资源落后。

由于分配制度的不平等，优秀医疗资源以倒金字塔状聚集于中国一级、二线、三四线大中城市，使得农村的医疗服务远远落后于城镇。

三是农村缺乏职业发展前景。乡村地区因为人才资源被抽空而产生了恶性循环，乡村的经济发展态势与人才吸引力呈现线性关系，新吸引的人才无法留下，最终导致经济发展滞后。

四是农村的人工智能人才培训困难重重。

主要体现在：农户人口基数大、现代农业基础理论缺乏、农民思维重视程度不够、人才培养制度不完善等，不利于中国农村人工智能的普及和发展。［12］

（三）网络覆盖缺失阻碍文化传播

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已基本实现了数字化设施的普及应用，而我国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仍存在诸多问题。

原因如下：一是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

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文化基础设施投入不断增加，但乡村数字文化建设起步较晚、资金投入存在不足，并未建成相应的信息服务平台。

截至2022 年6 月，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58.8%，互联网覆盖仍有缺失。二是乡村数字素养主体缺乏。2021 年3 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差距达37.5%，农民数字素养得分显著低于其他职业类型群体。

电子产品对于留守乡村的居民来说仅仅是通讯和娱乐工具，无法成为学习知识和传播优秀乡村文化的工具。同时，本就不具备吸引人才优势的乡村对数字人才不重视，具备数字素养的居民不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三是文化传播内容无法满足居民需求。一方面，乡村数字基础建设的缺失会产生部分数字文化产品浮于浅层的连锁反应，文化资源挖掘过浅，无法满足居民深层次的文化需求；
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的普及，乡村网红拍摄乡村生活视频，表面上可增强乡村文化的影响，但有些拍摄过于片面，无法传达乡村全貌，致使乡村文化本色丢失。

（四）耕地碎片化困境延缓农业现代化步伐

目前， 我国建设美丽乡村取得巨大成就，乡村振兴取得巨大进展， 然而乡村还存在生态破坏、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定程度上促成农村土地碎片化经营格局的形成。

随着农村人口“空心化” 态势严峻， 农村土地碎片化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在传统农业地籍承包分配时，由于都是采用大小好坏、远近搭配的办法发包，原来集约的耕地出现了碎片化问题， 而这一问题也使得一般农民开展耕地种植业的生产成本上升、耕地种植业利润减少，大量耕地被闲置，进而限制了当前农村农业现代化改革进展。

耕地碎片化的经营方式， 既捆住了广大农户， 也限制了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使土地资源的规模化效用无法有效发挥， 广大农户也无法单纯依靠土地致富。［13］这是我国耕地的核心问题，耕地的碎片化经营方式增加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并出现供应短缺， 这直接影响了大型农机设施效率的有效发挥， 影响农机的推广使用。同时， 耕地碎片化经营需要农机的生产技术能级提升， 也使得智慧农机产品价格更加高昂，不利于智慧农机的应用与推广。［14］

（五）人工智能基础薄弱阻碍基层自治

当前乡村流动性极强，由于个别农户对基层政府缺少信任， 对相关事务参与积极性不高、参与渠道缺乏、参与能力不足等，基层自治难以落实。

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了乡村治理数字化，数字乡村牵涉部门较多，需要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相互协作。

由于各级政府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具体实施时， 各级基层党组织积极性和行动力存在差异，难以形成统一领导，易出现互相推脱行为，凝聚力不足，造成资源浪费、资源错位等问题，导致建设效能低下。

肖亚等（2020）认为人工智能在实际应用中面临着实地环境比较复杂的问题，农村网络设施建设薄弱，可能使研发的机器人普适性不高，现实生产中难以大范围投入使用。［15］当前中国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突出表现就是基础建设条件与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差异过大，尤其是在边远乡镇，乡村基础建设配套较弱的实际问题十分突出。

在遵循“工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要不忘农村基础设施“这块短板”，统筹做好基础配套工程建设。

偏远乡村存有较大“数字鸿沟”。

这些乡村由于普遍地处偏僻，工程建设费用成本相对比较高， 且施工难度相当大，使用者相对分散且消费能力较低。

人工智能技术在我国现代农业生产中应用期短。

但是近年来，国际农业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快速，突破自然环境、人口限制、技术难题以及完善基础设施，积极发展智慧农业、精细农业，进而提升农业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为我国农业的转化升级和提质增效带来巨大动能。

（一）推动农业数字化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变革农村生产方式、 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巨大动能，在各类农业场合得以应用。

如耕作、种植和收获管理等农业智能机器人，土地分类、种子分析、病虫害分类等农业智能技术体系，以及禽畜智能穿戴设备等。

这些应用的普遍使用将有效提高农作物产量和效益，同时降低杀虫剂和化肥的使用。

为了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一方面，要认真解决农业人工智能和农产品融合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新技术难题，并突破重大关键共性技术［16］；
另一方面，要注重提高土地生产力和农业劳动生产率。

建立以农作物生产、智能化动物繁育设备为核心的动植物周年连续生产智能体系，显著提升非耕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和生产质量。

2022 年初，农业农村部等十部门共同颁布了 《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明确提出“智慧农业创新发展行动”。

要求根据各地的发展优势，以因地制宜为抓手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现代农业科技的深度融合发展，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 进一步辐射影响全国的方法，初步普及农村人工智能技术，逐步提高人工智能的知名度和接受度， 深入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农村生产力的整体跃升。

（二）建设新型农业人才队伍

当下人工智能虽然能够缓解农业生产中主体严重短缺的现状，但是乡村人才大量缺失依然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挑战。

因此，加强农业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培育新型农民经营主体是当务之急。

其一，必须完善农业人工智能人才培训规划，为农业新型人工智能发展输出足够的人力资源。

建议由各地政府相关部门牵头，先行在农业科技院校开展农业新型人工智能学科建设工作。

其二，革新农民培养方法以提高农民培养效益。

长期以来，国家对农民的培养大多采用的都是正规培养方式，即课堂培养。

由于培训人次很少、培养方式比较单调、培养内容针对性不够等问题， 造成了目前农民培养效益甚微现状。

所以，面向农村发展的农业培训方法革新迫在眉睫，着力提高农业培训过程中的趣味性和直观性。

其三，推动农村经济和服务行业的融合，着重培育适应新型农业发展需要的“新农人”。

“新农人”指的是有文化、懂科技、有营销技术的新农民。

培育“新农人”要坚持循序渐进原则，首先让传统农户在进行农业技术培养、懂得机械化生产方式和操作方面转型，然后使传统农民变成中国现代农业的经营主体。

（三）构建乡村文化传播体系

在数字乡村建设中，乡村文化振兴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乡村文化传播体系还未完全建立，还存在诸多缺口。

总体看，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数字素养主体缺乏、文化传播内容无法满足村民需求，应从乡村自身情况出发，了解乡村自身的文化特色，结合现代经济理念，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品牌。首先，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财政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要牵好头，给予充分的资金支持，整合多渠道资金下达，提高互联网和宽带覆盖率。

此外，构建农产品大数据全产业链，推动城乡信息资源建设，促进全国不同地域涉农数据的开放共享，打破条块分割城乡分离的农业信息系统格局。其次，出台相应扶持政策。政府应出台加强产业引导和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加大乡村发展的投入力度，做好人才激励工作， 优化人工智能助推文化振兴的人才环境。

同时，数字乡村建设需要多主体共同参与，要加强组织领导， 提高基层政府人员的数字素养，打造高水平的政务团队， 为建设数字乡村提供有力支撑。

最后，开展多形式的文化活动。

基层政府可举办相应的“智慧＋文化”活动，在乡村范围内可举办业余文化比赛，建立图书馆、文化站、影剧院和休闲健身广场等文化设施，丰富乡村文化生活。

（四）统筹规划乡村生态治理机制

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统筹乡村布局，多方主体合作治理是应然向度。

首先，建立物联感知网，进行生态环境数字化。

在乡村各角落布设智能路灯、智能垃圾桶和污水检测设备，可实时感应乡村生态环境的变化，实现生态环境精准监管。

其次，搭建以乡镇为中心的环境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应掌握乡村环境情况，针对出现的乡村生态问题在线远程指导，并督促其进行整改。

同时，及时在平台上发布生态破坏、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相关信息，使其公开透明化。

最后，乡村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村民的监督参与，政府部门应建立健全公众监督参与机制。

构建一体化服务体系，完善乡村信息服务体系，村民可了解乡村环境状况的监测信息，也可将个人建议发送至相关环境部门，以便得到相关问题反馈。

人工智能能够有力助推生态振兴，然而目前我国乡村形态治理面临碎片化问题，严重阻碍了人工智能的发展。

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加强对土地流转市场的干预，其是实现土地碎片化整合的保证。

旅游文化用地面积大、涉及主体广，政府应严格把关用地项目，淘汰较大风险项目，进而保障村民收益。

另一方面，建立农地中间管理机构，引导土地流转，开展多形式农业经营，避免大量土地纠纷事件的发生。

（五）优化农村产业基础建设

如今，“互联网+” 等新兴产业开始让村庄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一方面，推动“互联网+现代农业”建设，继续将建设重心放到发展农业、建设农村、服务农民上，重点推动农村公路、排水、供气、环境保护、供电、物流配送、信息技术、广播电视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另一方面，落实国家数字乡村战略，积极发展符合“三农”特色的信息、生产、生活应用产品与服务，积极促进农村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信息应用普及，逐步跨越城乡数字鸿沟。

受农村地理环境复杂、农业生产经营效益较差、农民科学技术水平较低等原因影响，农村农业网络基础设施工程投资虽然很大，但实际效益相对低微。

为此，地方政府将继续加强对农村互联网信息化基础建设的投资工程建设力量，以政策引导和市场投入等深度融合的方法，尽早实现农村互联网设施在全国广大农村农业区域的全面覆盖。

在具体实施时需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确保建立技术水平领先、功能齐全的“三农”信息网络设施。

其次，建立统一的软硬件技术标准、统计信息收集和通信技术标准、业务和经营技术标准等。

最后，政府应当尽量避免区域内重复投入现象，杜绝浪费社会的公共资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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