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璐璐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1949年底，随着人民解放军以磅礴之势迅速控制了大西南城乡，少数民族就一直处于动荡与平静、革命与建设、改造与发展的替嬗和形塑之中，展示了新政权建立中国社会“非常”与“日常”之间的复杂性。所谓“非常”，是指在特殊的时段中，新政权意欲打破传统社会常规，建立新型社会秩序，从事的种种具有革命性的活动，通常表现为外来力量的介入和频繁的政治运动。所谓“日常”，则是社会生活秩序的常态，局内人习以为常，局外人寻常所见，一年四季，昼夜交替，具有较强的重复性。

具体到公共卫生领域，非常与日常之间的碰撞、融合与转化，更是一种普遍存在与认知，因为现代化公共卫生与城市生活的形成，同样来源于卫生革命的“非常”，近代中国公共卫生“转变的关键并非在于中国人本身，而是在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自十九世纪中叶所经历的公共卫生革命”(1)潘淑华：《民国时期广州的粪秽处理与城市生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台北)第59期，2008年。。在各级政权的推动下，民国政府成功地塑造了一套公共卫生及公共卫生文化的新准则，改变了民众对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的构想，形成了公共卫生秩序和理念的常态。不过，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发展，仅发生在为数不多的大城市。就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而言，公共卫生的显著改善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情，新政权公共卫生治理所涉及的人数、规模、力度，均非民国时期可比拟。

当前，关于新中国公共卫生治理的梳理、比较与评析，多集中于爱国卫生运动、城市清洁以及防疫体系等具体问题，此类考察一般强调国家政治动员能力的重要作用。(2)此类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如胡宜的《送医下乡：现代中国的疾病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肖爱树的《1949-1959年爱国卫生运动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胡克夫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和防疫体系的创立与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艾智科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清洁卫生运动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9期)，赵胜、苏智良的《新中国的“除四害”运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5期)，等等。另外，形象塑造(3)谭刚：《形象塑造与政权巩固——建国初期内蒙古牧区的性病防治工作》，《二十一世纪》2014年第1期。、秩序操练(4)阿拉坦：《捕鼠记——内蒙古防疫运动中的秩序操练与社会展演》，《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3期。、话语转换(5)刘怡：《从“麻雀”到“害人鸟”：五十年代中后期灭雀运动的话语逻辑》，《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期。等视角，也为卫生防疫医疗社会史学界所关注。以上研究为本文的讨论提供了基础。不过，已有成果对公共卫生治理中非常向日常转化的内在逻辑，公共卫生程序化与制度化趋势的发生机制等制度性探索，则缺乏系统性与整体性考察。有鉴于此，我们将以黔南民族地区为考察对象，借助于档案等文献材料，尝试讨论三个问题：其一，公共卫生治理是如何实现从单纯反“细菌战”的非常规防御策略，向空间范围广泛的腹地转变的。其二，在民族地区的公共卫生治理中，民众是如何或主动或被动参与其中的，其日常化色彩何以展示。其三，以运动式的治理来推进公共卫生，效果如何评判。

黔南位于云贵高原东南部边缘的斜坡地带、贵州省中南部。境内山陡沟深，峭壁环列，气候差异大，是一个拥有汉、布衣、苗、水等多民族的杂居区。不过，由于地处偏僻，近代黔南地区的现代卫生观念并未形成，公共卫生状况不容乐观。1951年，土改卫生工作队发现，丹寨县的杨武和金钟两乡，90%以上的少数民族是人畜杂居；
村寨里污水塘堆积的垃圾，长达数年之久；
水井多半不符合卫生条件；
村寨厕所过少，甚至没有，仅有之厕所也离厨房太近；
少数民族长年喝生水；
妇女头发用猪油擦而不洗。(6)贵州省土改卫生工作第五队六分队：《丹寨县土改卫生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0月5日)，黔南州档案馆：51-2-98。可以说，新政权建立之初，黔南民族地区公共卫生的窘状，迫切需要外部权力的介入来改变。(7)李飞龙：《卫生与政治：1950年代前期西南土改卫生工作队研究》，《现代哲学》2018年第2期。

与此同时，随着抗美援朝的进行，东北及沿海一带的细菌战开始出现。据报道，从1952年1月下旬开始，美军不断在中国东北及青岛等地，大量投掷带有鼠疫、霍乱、脑膜炎、副伤寒、钩端螺旋体及回归热、斑疹伤寒等多种病原体。(8)《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科学通报》，1952年，特刊。2月18日，聂荣臻就朝鲜前方出现的大面积空投苍蝇、蜘蛛、跳蚤等一事，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作了汇报，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9)《对聂荣臻关于朝鲜前线敌大面积空投带菌昆虫等报告的批语》，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页。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政务院于3月14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郭沫若、聂荣臻为正副主任委员的中央防疫委员会，领导和应对细菌战。不过，无论是细菌战发生的地理方位，还是中央防疫委员会的快速应对，均表明细菌战仅是抗美援朝军事行为的组成部分，似乎与远在西南、地处偏远的黔南民族地区，并不存在天然的交集。

但是，20世纪50年代前期，随着爱国卫生运动的制度化推进，细菌战和黔南，这两个原本互不关联的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不断发酵与持续孵化，深刻影响了民族地区的公共卫生治理。1952年3月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各大行政区及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了反细菌战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都成立防疫委员会，并按照地理位置把全国划分为紧急防疫区、防疫监视区和防疫准备区。各地根据不同区域不同情况，发动群众订立防疫公约。(10)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防疫公约的订立，表明国家意欲在全国城市和乡村，广泛开展一场以消灭病媒虫兽为主要内容的防疫卫生运动，进而溢出了抗美援朝军事行为的边界。由于这个运动直接针对美国的细菌战，是保家卫国的一项政治任务，需要在炙热的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把这个运动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11)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1953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新华月报》1953年第2期。

从单纯反细菌战的非常规防御策略，向空间范围广泛的西南地区转变，一般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从中央到地方，逐级建立防疫机构，并与公共卫生治理衔接起来，由外力介入驱动日常性防疫组织的程序化与制度化，使得社会生活的政治渗透更加常规化。二是，广泛开展各种防疫运动，借助于蕴含政治含义的动员手段与方式，使非传染区的民众与紧急防疫区的民众一样，深度参与到防疫运动中，引导民众习惯于从卫生医疗的话语与实践中感受政治氛围。于是，在政府的号召下，从1952年起，全国各地掀起了以反对美军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1952年下半年，在贵州省第二次卫生工作会议后，中共独山地委(1953年改为中共都匀地委)要求各地：(1)结合以细菌战及增产抗旱中心工作进行爱国教育；
(2)组织学校师生及中西医举办卫生防疫训练班；
(3)运动先由城市再到农村；
(4)先在群众中发动一次彻底的清洁大扫除；
(5)捕灭五毒一害，进行摊位管理；
(6)巩固运动的成果。(12)都匀专区卫生科：《都匀专区卫生科1952年工作总结》，黔南州档案馆：51-2-285。此规定涉及内容广泛，包括思想教育、干部培训、卫生清洁、摊位管理等诸多事项，但却并未涉及细菌战的常规防疫。也就是说，在黔南民族地区的爱国卫生运动中，非常规的细菌战已经转化为日常性的公共卫生，细菌战仅为“名”，环境卫生才是“实”。如此，细菌战成为公共卫生治理宣传与动员的关键切入点，而是否各类流行病的源头与诱因，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如何使卫生防疫名副其实地成为一场波及社会各个角落的政治运动。

1952年下半年，中共独山地委很快建立起了一套自上而下层级性的卫生机构，截至1952年底，黔南已成立卫生防疫委员会20个、分会32个、支会89个、卫生小组512个。(13)都匀专区卫生科：《都匀专区卫生科1952年工作总结》，黔南州档案馆：51-2-285。即便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从江县，也设有1个分会、4个支会、23个小组。(14)《从江县人民政府卫生院1952年度卫生工作总结报告》(1953年1月25日)，黔南州档案馆：51-2-285。在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统筹和组织之下，1952年，黔南地区共清扫垃圾1244268担，扫除道路80572丈，改良水井621个，填平污水池602个，改良厕所3386个。(15)都匀专区卫生科：《都匀专区卫生科1952年工作总结》，黔南州档案馆：51-2-285。显然，无论是清除垃圾、铲除杂草，还是新建和改造水井、厕所，都可归入公共卫生治理的范畴，具体而言，应属于公共卫生中的环境卫生类别。爱国卫生运动的具体实践表明，20世纪50年代的公共卫生治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来完成的。

不过，上述的卫生数据仅局限于环境卫生领域，故并不代表公关卫生治理已经迈向程序化和制度化，也不能直接反映农民的卫生观念。在黔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卫生传统观念、客观存在的地理和交通环境，甚至语言交流上的障碍，都成为代表国家意志的卫生观念下沉到基层社会的桎梏。(16)李飞龙：《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卫生防疫中的去污名化与权力扩张——以黔南疟疾防治为例》，《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8年，第25辑。譬如从江县，95%的民众是少数民族，民族杂居、语言复杂、互不相通，且大山环抱，村落分散，每自然村相距十至六七十里不等，“非相当时间不能一一到达”(17)《从江县人民政府卫生院1952年度卫生工作总结报告》(1953年1月25日)，黔南州档案馆：51-2-285。。刚完成土地改革的黔南地区，环境卫生整治仅可视为公共卫生治理的起步阶段。

进入1953年，爱国卫生运动开始迈向程序化和制度化，逐渐实现了从情感激励型的国家民族主义形式，切换到与日常生活节奏密切相关的常规性卫生运动。(18)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87页。1953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社论，其目的是落实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精神。该社论认为：“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决定在三项卫生工作原则之外，增加‘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一原则，是这次会议的一个最重要的收获。”“为了很好地达到为工农兵服务的目的，仅仅把工农兵作为工作对象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工农兵自己来进行卫生工作。”(19)社论：《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人民日报》1953年1月4日。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标志着新政权对卫生防疫与民众关系认知视角的转变，即指导思想从治疗为主到防疫为主的变革，工农兵大众不仅是治疗与防疫的对象，更是治疗与防疫的主体，“预防为主”方针贯彻的实践者。

1953年，环境卫生仍是爱国卫生运动的主要内容。如福泉县共进行卫生宣传32次，听众6206人；
清除垃圾1954650斤；
疏通阴阳沟15615市尺，运出污泥38000市斤；
修建阴阳沟249市尺；
填平污水坑301个；
捕鼠1831只，填塞鼠洞377个；
清理和消毒厕所958个，清除积粪1320挑，厕所加盖81个，取缔不合格厕所7个，新建厕所5个；
洗刷板壁家具303户；
灭虫衣被2956件；
2000人参加了秋季药物灭虫；
铲除杂草1184平方市尺(约333000市斤)；
灭蛇30万条；
清扫马厩畜圈410个。(20)《福泉县1953年卫生工作总结》(1953年11月10日)，黔南州档案馆：51-3-63。丹寨县火烧寨小组长何品华(女)，独自一人掏干净了场坝街的一口饮水井，进而带动本组农民清扫卫生。(21)《丹寨县1953年卫生工作总结报告》，黔南州档案馆：51-3-87。

当然，爱国卫生运动还会溢出现代公共卫生治理的界限，像少数民族喝生水、吃生牛肉的习惯，应该属于个人卫生领域。在少数民族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吃生冷食物的习惯，生鱼、生盐肉、生菜、生水等生冷食物，占据黔南少数民族日常饮食的很大比例，这也是寄生虫疾病频发的重要原因。为了改善饮食结构，从江县首先在4个乡试点，然后全县推广喝开水、吃熟食，采取的办法是卫生竞赛和互相参观的评比活动。(22)从江县人民政府卫生科：《为补充我县53年卫生工作年度总结鉴核由》，黔南州档案馆：51-3-87。截至1953年底，从江县少数民族吃生冷食物的比例大为降低，肠胃病、疟疾等发病率也降了50%。(23)从江县人民政府卫生科：《为补充我县53年卫生工作年度总结鉴核由》，黔南州档案馆：51-3-87。

可见，1952年底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和1953年初《人民日报》社论后，黔南地区的公共卫生实践，不仅扩大了爱国卫生运动的范畴，将环境卫生延伸至食品卫生、劳动卫生，还溢出了公共卫生的范畴，涉及到少数民族的个人卫生，无疑成为黔南民族地区公共卫生治理迈向程序化和制度化的关键步骤。

但是，迈向程序化和制度化之路的公共卫生治理，并未成为民众的日常与自觉：一方面，卫生突击月清扫活动还广泛存在。1953年，福泉县首先由县委宣传部、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召开贯彻爱国卫生运动的筹备会议，明确上级指示、规定和具体要求；
接着又在县干部大会、人代会上，由县领导作启发性发言；
最后基层干部亲自动手，以身作则，与民众一起参与清扫活动。(24)《福泉县1953年卫生工作总结》(1953年11月10日)，黔南州档案馆：51-3-63。卫生突击月清扫活动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属运动式治理，而非民众卫生观念的日常与自觉。另一方面，民众对爱国卫生运动并未全然接受。在麻江县，县联社不愿参加居民卫生小组，不愿意做具体工作，其他机关清扫垃圾后，他们也不愿意清理；
县法院叫犯人来清扫垃圾，自己不参加劳动；
杏山镇的工商业户，对爱国卫生运动抵触情绪很大。该县第一区长高广胜的意见颇为典型，当见到民众打扫卫生，他曾生气地说：“明天要生产，你们去睡吧，谁叫你们搞的。”(25)麻江县人民政府卫生科：《麻江县1953年卫生工作年终报告》(1953年)，黔南州档案馆：51-3-87。面对卫生劳动，有些机关选择逃避，有些人群无暇应对。人性中的趋利与选择，生产中的压力与应对，在爱国卫生运动中一览无遗。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有重点地试办高级农业社。同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也要求1956-1957年各地要试办高级社。实际上，截至1955年底，全国范围内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已基本建立。1956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颁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强调：“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26)《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由此拉开了全国性的“除四害”运动大幕。由“除四害”运动的源头看，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不仅是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内容，更是提升农作物产量、体现农业合作社优越性的关键举措。

具体到黔南，领导“除四害”的组织机构也快速建立起来，包括各级指挥部、突击连、行动小组等。1956年1月下旬，黔南各县先后成立“除四害”指挥部，设办公室，并有专人办公。据不完全统计，全专区共建立区级指挥部65个、突击连886个，一般机关也有类似指导小组的“除四害”组织。(27)都匀专区除四害指挥部：《除四害工作情况报告》(1956年3月9日)，黔南州档案馆：80-1-23。两个月内，各地已组织青少年突击队5069个，参加民众84348人；
打兽队为353个，参加民众24997人。(28)都匀专区除四害指挥部：《关于除四害运动情况汇报》(1956年3月21日)，黔南州档案馆：80-1-23。其中，都匀县第五区有青年突击队56个、少年突击队24个、打兽队5个；
该县第六区平浪乡组织青年突击队18个306人，少年突击队6个118人。(29)都匀县除四害指挥部办公室：《都匀县除四害指挥部关于对五、六区的除四害工作检查情况的报告》(1956年2月14日)，黔南州档案馆：80-1-23。黔南地区的“除四害”运动，已形成“家家动员，人人动手”的局面。

除组织机构外，黔南地区还着力以下三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其一，汇报制度。中共都匀专区指挥部成立时，即要求各县每周向专区作一次口头汇报，每月作一次书面总结报告，后又改成每周书面汇报一次。其二，简报制度。根据贵州省“除四害”委员会的通知，2月11日，都匀专区“除四害”指挥部通知各县加强联系制度建设，至3月初已经推出两次简报。在档案馆中保留的数量庞大的简报，亦可作为佐证。其三，激励制度。根据3月8日贵州省劳模大会及“除四害”委员会的通知，都匀专区选拔出“除四害”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前往贵阳参加大会，接受表彰。(30)都匀专区除四害指挥部：《除四害工作情况报告》(1956年3月9日)，黔南州档案馆：80-1-23。可见，与以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相比，无论是民众参与广度，还是制度建设层面，“除四害”运动无疑都有所提升。

尤为重要的是，由于“除四害”运动的源头就是配合农业生产，其中心自然转向广大农村。1956年1月至3月中旬，黔南地区共消灭麻雀356944只、老鼠126276只、老虎40只、豹11只、熊1只、其他害兽6135只、蛹1275斤、蛆133斤2两、蚊子12两、蛇354条。(31)贵州省都匀专区除四害指挥部：《关于除四害运动开展情况及通报》(都除行字第017号)，黔南州档案馆：80-1-23。1956年1月21日至2月9日，据都匀县第五区的不完全统计，共打害鸟1977只、老鼠903只，挖得蝇蛹105斤10两5钱，各种野兽(老虎、野猪、剑猪、山羊、夜猫等)98只。(32)都匀县除四害指挥部办公室：《都匀县除四害指挥部关于对五、六区的除四害工作检查情况的报告》(1956年2月14日)，黔南州档案馆：80-1-23。从“除四害”运动的战绩看，民众捕获的主要是妨碍农业生产的鸟兽，但却不限于农业生产的敌人(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有可能伤害人命的老虎、豹子、熊、野猪、蛇，将会危害公共卫生的蛹、蛆，都成为民众讨伐的对象。

与此同时，环境卫生治理仍在持续推进。1956年春节前，据福泉县、都匀城关镇、从江县第七区东朗乡三地的统计，共清除垃圾4475担又178000斤，填平污水坑32个，疏通污水沟34条又5294丈；
麻江和从江两县新挖厕所76个。(33)都匀专区除四害指挥部：《除四害工作情况报告》(1956年3月9日)，黔南州档案馆：80-1-23。需要提及的是，环境卫生治理不仅是黔南公共卫生改善的重要举措，与“除四害”功能相似，也是配合农业生产的关键步骤，清扫之垃圾可作为农业生产肥料。也就是说，每每发生在冬季的垃圾清除工作，往往与农业生产的冬季积肥融为一体。

不过，各地的“除四害”运动发展并不平衡。1956年1-3月，从江县人民法院捉得麻雀1只、老鼠1只；
从江县卫生院捉得麻雀4只；
福泉县农场捉得麻雀5只。有些单位对上级“除四害”指示关注度不高，黎平县和福泉县从春节后从未向专区提交任何报告。此外，以运动式治理来推进公共卫生，始终存在持续性不强的问题。1956年3月以后，由于上级对“除四害”运动缺乏持续性推力，很多地方也就不再安排具体任务，“除四害”运动陷入停滞状态。譬如，丹寨县仅少数干部仍从事爱国卫生运动，大部分因生产都停止了“除四害”。(34)贵州省都匀专区除四害指挥部：《关于除四害运动开展情况及通报》(都除行字第017号)，黔南州档案馆：80-1-23。实际上，这与1953年爱国卫生运动存在的困境类似：与农业生产、政治运动相比，公共卫生治理始终处于次要地位，在未形成民众普遍卫生自觉的年代，依靠民众动员来推进公共卫生治理，很难持久，极容易被另一个运动所取代。

民众广泛参与“除四害”运动，还容易引发安全事故。1956年2月14日，天柱县突击队上山捕杀猛兽，一天就被猛兽咬伤9人；
2月19日，桐梓县羊磴区沙台乡一社员持枪打鸟，因猎枪走火烧伤一目；
纳雍县因猎枪走火烧伤小孩4人。另外，多地发生因弹弓打瞎眼睛、打碎玻璃，因毒饵安放不妥引起人畜中毒，以及攀越高空捕鸟揭穴而严重跌伤等事故。(35)贵州除四害委员会：《目前我省除四害运动情况》(1956年2月29日)，黔南州档案馆：80-1-23。由于民众多为非专业狩猎人士，参与“除四害”运动时，受伤和火灾等事故自然难以避免。

由于区域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在“除四害”为主的公共卫生治理中，基层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冲突与矛盾。或是人性上的懒惰与趋利，比如机关工作人员不愿意多劳动；
或是经济利益与生存的考量，比如农民宁愿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生产上；
甚至是生态和文明方面的顾虑，比如过度的捕杀野兽，会引起生态失衡。都匀县在捕猎野兽时，不加区分地滥杀，严重地影响了野兽的自然繁殖，致使皮毛珍贵野兽的大量减少，甚至绝种。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上半年，都匀县共捕猎了1743只野兽。中共都匀地委不得不提出要对捕猎野兽的种类和季节进行区分。(36)都匀县除四害指挥部：《关于捕猎野兽应区分危害大小及捕猎季节，以培养毛皮货源的通知》(1956年7月18日)，黔南州档案馆：80-1-23。

总的来说，合作化运动时期，“除四害”可视为公共卫生治理(尤其是农村)最重要内容，而公共卫生治理又是围绕农业生产这一中心任务展开，颇有些“差序格局”的味道。不过，将“除四害”和环境卫生作为公共卫生治理的全部，并不符合中国城乡社会的发展。对此，1957年10月25日，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修正和扩大了卫生治理的外延。中共中央提出，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天花、鼠疫、疟疾、黑热病、钩虫病、血丝虫病、新生儿破伤风和性病等，并且提出要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经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养成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好习惯。(37)《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957年10月25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51页。《纲要(修正草案)》的出台表明，公共卫生治理由“除四害”为主向卫生治理的均衡发展转变。这也是合作化发展进程中，改善农村卫生状况，保护集体劳动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必然之举。

合作化运动时期，都匀县城关镇的垃圾处理与卫生清洁，可作为运动型治理背景下公共卫生常态化的典型案例详加讨论，具体涉及垃圾存放、垃圾运输、垃圾处理等城镇公共卫生治理急需解决的诸多问题。

第一，垃圾存放问题。根据都匀县城关镇人口、街道长短，以及户数多少，都匀县城关镇卫生所决定在各街道购置垃圾箱，并在城镇五街中段建立一个临时垃圾站。1955年底，城关镇购置25个垃圾箱。一年以后，由于风吹日晒，这些垃圾箱的油漆均已掉落，需要修理后使用。1956年，城关镇卫生所又增加了10个垃圾箱(黑色无底)，规定禁止放入粪便、石头、瓦砾等。此外，城关镇卫生所还修补和增设了55个油绿色有底的果皮箱，规定只能放置果皮纸屑等垃圾，非果皮类及大小便不能投放。(38)都匀县城关镇卫生所：《1956年都匀县城关镇卫生所关于垃圾处理意见》(1956年2月4日)，黔南州档案馆：80-1-11。垃圾箱和果皮箱的增设和分类投放，可视为都匀县城关镇垃圾处理精细化的开端。

第二，垃圾处理问题。经过城关镇卫生所调查，在新建的火药厂处有一凹地，面积约30×30公尺，深约20公尺，容量能装300吨垃圾。填平此凹处对城关镇而言，不仅有处理垃圾的功效，还可以平整路面，改善环境。因为填平凹处，就可以修一条公路，直通工厂门前；
没有此凹处，雨水就不会流入厂内，更不会污染水源。基于此，都匀县城关镇卫生所决定把临时垃圾站的垃圾转运到大坑里，填平凹处。(39)都匀县城关镇卫生所：《1956年都匀县城关镇卫生所关于垃圾处理意见》(1956年2月4日)，黔南州档案馆：80-1-11。20世纪50年代前期，掩埋是垃圾处理的主要方法，此种方法虽说并不科学，腐烂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对当时的垃圾处理技术而言，此举既能清洁卫生，又可平整路面，不失为一举两得之道。

第三，垃圾运输问题。1956年，都匀县城关镇共有清道夫(环卫人员)6人。不过，此规模环卫人员，实在无力解决整个城关镇的公共卫生，即便因爱国卫生运动，机关和居民分片包干解决了部分地区的清洁卫生，这6人仍要负责将垃圾箱内的垃圾送运至临时垃圾站，装垃圾上车，养马(运输垃圾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果皮垃圾箱的清洁等工作。为了缓解困境，都匀县城关镇卫生所采取了四个方面的措施：其一，调整垃圾费的收取额度。由于城镇建设费仅3500元，除购买必需品外，还需一部分经费购置相关器材，经费有限。于是都匀县城关镇卫生所要求每户每月缴纳垃圾费0.2元，机关团体每月1元，作为垃圾处理费用不足的补充。其二，购买相应的器材，增加了清道夫使用的设备和器材。其三，增加清道夫人数，为1-2人。其四，由于马车运力有限，这段路程长约1-3公里，故卫生所和汽车公司协商，每两日由汽车送1次垃圾到火药厂的凹处，汽车所用之木炭费由都匀县城关镇卫生所付给。(40)都匀县城关镇卫生所：《1956年都匀县城关镇卫生所关于垃圾处理意见》(1956年2月4日)，黔南州档案馆：80-1-11。经费的缓解、设备的补足、人力的增加、运力的提升，是黔南民族地区城镇卫生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表征，也是民众生活水平有所改善的具体展示。

都匀县城关镇的垃圾处理，展示了运动式治理下黔南公共卫生日常的一面。有了垃圾箱、果皮箱以后，日常生活的垃圾就不用随意丢弃。为了弥补费用之不足，单位和居民要开启缴纳垃圾费的生活。即便是火药厂处大坑的填平，也是环卫工人日复一日的杰作，民众的生活垃圾，客观上为交通建设出了力。公共卫生下的日常，琐碎、微观，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但却与政府主导密不可分。实际上，也就是此起彼伏的一系列运动中，经由外界介入的国家理念，逐渐内化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与传统社会的生存习惯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乡村社会生活经验的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公共卫生治理的效果是显著的。公共卫生的意义，或许并不仅在于生存条件和身体健康本身，其更大作用可能是，以改善环境为契机，动员群众，稳固政治基础，获得执政的合法性。因为黔南地区都市面貌的改善、卫生设施的更新、传染病概率的降低、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以及少数民族形象的提升，均极大提升了新政权在民族地区的认同度。由此看，公共卫生治理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20世纪50年代前期，民族地区的公共卫生治理，经历一个由非常到日常的艰难转换。有论者在谈及中共革命根据地的日常生活时，认为“中共根据地最大的特点，就是政治力量的观念、意识形态，随着组织的落地生根，逐渐弥散到根据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使原本远离政治的生活日常，也具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呈现中共治理区域通常可以看到的严整景象”(41)黄道炫：《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日常生活》，《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实际上，1949年以后民族地区的公共卫生治理，也反映了相似的特征。抗美援朝前后，伴随着东北和沿海地区细菌战的宣传，黔南地区最初的公共卫生治理带有明显的应急性和临时性特征。抗美援朝背景下的细菌战，属于战争状态下的非常，但却导致远离前线的西南民族地区同样开展了以细菌战为核心的公共卫生治理，助力民族地区的公共卫生治理由非常走向日常。经过自上而下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引导，民众的参与度有了大幅提升，国家也致力于公共卫生治理的日常化和程序化建设，但以家庭为生产和分配单位的乡村社会，仍无法承载公共卫生治理的彻底动员，并一直延续至合作社的创建。从合作化运动开始，尤其是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加快以后，无论是“除四害”还是环境卫生，都与农业生产紧密联系起来，农业生产参与的彻底性和时间的重复性，决定了合作社管理之下公共卫生治理的彻底动员性和日常延续性。这既是新政权扎根黔南民族地区的具体展示，也是集体化组织的必然结果。当然，这种日常性还体现在琐碎、微观的城镇垃圾处理上。可以说，伴随着国家权力的下移，带有现代性色彩从外界介入的公共卫生理念，已经逐渐内化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与传统社会的生存习惯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乡村社会生活经验的来源。

不过，这种以运动嵌入日常生活的治理方式，往往导致恒与变、内与外、实与虚等诸要素复杂交缠，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少数民族公共卫生意识的自觉性。即便是进入21世纪，少数民族的公共卫生仍不容乐观，群众的卫生意识不强，防病意识弱。譬如，金平县大塘子村的苗族民众，仍不修建厕所。猪、牛等家畜，大多无像样的厩，房前屋后，畜粪随意堆放，乱倒垃圾和污水的情况普遍存在。傣族传统上就视人粪为污物，仍不用人粪对农作物施肥。边疆少数民族大多居住的是杆栏式结构的房屋，楼上住人，楼下关家畜，人畜居住较近，卫生条件差。(42)张晓辉主编：《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傣族》，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同时，考虑到公共卫生与生产在劳动力、资金上的争夺，在“以生产为中心”的乡村社会，公共卫生治理常常处于边缘状态。因此，不论现代化的卫生意识，还是农村社会的中心工作，均导致20世纪50年代前期公共卫生治理的效果大打折扣。公共卫生治理的突飞猛进，还需要等待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有了迅猛发展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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