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凯瑞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070）

教育具有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功能，是缓解贫困的治本之策。2020 年，我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目标，脱贫攻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全国有514万建档立卡的贫困学生已经通过精准扶贫接受了高等教育。经过国家的深入精准扶贫，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缓解相对贫困的“后扶贫时代”。为了防止规模返贫，必须重视教育的发展。教育投入与人力资本的积累息息相关，而人力资本对于经济收入有重要影响，要大力发挥教育促进乡村人力资源振兴的重要作用。运用教育经济学相关知识，研究后扶贫时代下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对响应国家政策和丰富现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河南省信阳市息县的几个典型脱贫村为研究对象，以家庭资本和家庭特征为关键因素，分析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中家庭资本、家庭特征和家庭教育支出的现状，并探究其中的影响因素，以期通过实证研究为政府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投入，提供建设性意见。

（一）家庭教育支出

家庭教育支出是指，家庭为子女获得教育资源及参加所有教育活动而付出的经济投入，包括子女在校内的常规性教育支出和校外的各种与学习相关的消费支出。随着社会文化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家庭教育支出的内涵也日益丰富，不仅包括基础性的书本费、学费、住宿费、交通费、校服费、伙食费、交通费等，还包括兴趣班费、补课费、学习用品及电子产品等其他教育支出项目。本文的实证调查研究将包含以上所有类型的教育支出，以保证所收集数据的客观性。

（二）家庭资本

家庭资本包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家庭经济资本指一个家庭所拥有的所有经济资源总和，即家庭能够确保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财富总量，本研究以家庭人均收入作为衡量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指标。家庭文化资本指家庭成员的技术、气质及文化背景等资源，本研究选择父母受教育程度来衡量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是指家庭成员建立在信任、制度、规范或责任等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网络，即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强度，主要来源于父母期望与父母卷入，本研究以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来衡量家庭文化资本。

文献表明，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都对家庭教育支出有明显影响。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父母的月收入水平与子女的教育支出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影响程度明显大于父母受教育程度、子女数量等其他因素。有众多学者都认为，家庭教育支出、家长对子女的时间投入、教育陪伴与教育期望呈正相关趋势；
通常，学历越高的家长越重视子女的教育，并愿意给子女提供更多的教育投入。

（三）家庭特征

一些学者认为，家长职业、家长年龄、家庭子女数量与性别等家庭特征变量，与家庭教育支出密切相关。本研究选取父母年龄、家庭人口规模和子女性别作为家庭特征变量，来研究其对教育支出的影响。

（一）数据来源

为了更好地了解后扶贫时代下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水平，本研究选取河南省信阳市息县米围孜村及周边的谢寨村和郑寨村作为主要调查地点，采用滚雪球抽样的调查方法，于2022 年1 月11 日至2022 年1 月31 日，对4 个村庄近80 个家中有子女上学的家庭收入状况与教育支出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样本后，共筛选出77份家庭样本，有效回收率为96.3%。

（二）关键变量

本文选取的主要变量有家庭教育支出、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及家庭特征。因变量为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即家庭教育总支出除以家庭受教育子女数量，并对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取对数。家庭经济资本通过家庭人均收入来测量，即家庭年总收入除以家庭总人数，对应调查问卷中“2021年家庭总收入”的题目。家庭文化资本通过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来测量，对应问卷中“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中职/中专，4＝大专/本科，5＝研究生及以上”。家庭社会资本通过教育期望来测量，即父母对子女教育获得的期望，其中“1＝初中毕业，2＝高中/中职/中专，3＝大专，4＝本科，5＝研究生及以上”。家庭特征则通过父母年龄、家庭人口规模（即家庭总人数）和子女性别（1＝男，2＝女）来测量。

（三）研究假设

根据文献梳理，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家庭教育支出水平与家庭经济资本显著相关。教育支出既是投资，也是消费，而收入是消费与投资的前提与基础。因本研究所调查家庭为相对贫困家庭，故假设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经济资本正相关。

假设二：家庭教育支出水平与家庭文化资本密切相关。父母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子女的教育理念乃至教育投入均不同。因此，本研究假设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文化资本正相关。

假设三：家庭教育支出水平与家庭社会资本密切相关。如果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受教育愿望很低，那么，即使有很高的收入也不会将其投入教育。因此，本研究假设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社会资本正相关。

假设四：教育支出水平显著受家庭基本特征（父母年龄、家庭人口规模和子女性别）影响。

假设五：家庭经济资本在所有影响因素中影响最大。

（一）家庭教育支出情况

不同消费理念的家庭会呈现不同的消费结构，本研究主要从六个方面考察样本家庭的日常支出情况，包括基本日常开销、子女教育花费、赡养老人费用、家庭医疗费用、旅游/娱乐费用、人情费及其他。统计结果发现，基本日常开销排在样本家庭日常支出的第一位，约占比总体支出的55%；
子女教育花费排在第二位，约占总体支出的25%。由此可见，衣食住行等日常消费仍然是人们最重要的家庭开销，虽然子女教育花费在家庭支出中所占的比重，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与日俱增，成为家庭日常支出中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但相比城市家庭或富裕地区而言，教育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仍然很低。

本研究将家庭教育总支出，主要划分为校内教育支出（书本费、学费、住宿费、校服费、伙食费、交通费）和校外教育支出（兴趣班费、补课费、学习类电子产品费、文具费）两类。其中，低收入家庭的年校内教育支出均值为2660 元，占家庭教育总支出的比例高达80.6%；
而最高收入家庭的校内教育支出均值为3568 元，占家庭教育总支出的比例仅为38.1%。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对于校内教育支出基本保持稳定，而对于校外教育支出则存在较大差距。不同收入等级的家庭校外教育支出占比介于25.8%到65.7%之间，中等及以上收入家庭的校外教育支出显著高于中等收入以下家庭。相比之下，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往往越注重课外拓展性教育，故校外教育支出随家庭经济收入的增加而提升。

（二）家庭经济资本情况

家庭经济收入高低，会直接影响一个家庭消费水平的高低，进而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决策。因此，以家庭为单位对息县四个村庄77户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进行了调查。在被调查的家庭中，2021 年家庭人均收入均值为18685 元，其中家庭人均收入最低的家庭为8900元，最高的家庭年人均收入为28890 元。另外，本研究根据数据回收情况将样本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划分为五个等级，分别为低收入家庭（小于13000 元）、中低收入家庭（13000—17000 元）、中等收入家庭（17000—21000 元）、中高收入家庭（21000—25000 元）、高收入家庭（大于25000 元）。综合来看，样本家庭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家庭，比例高达76.5%，而低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家庭占比较少。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家庭收入结构正走向“两头小中间大”的发展趋势，低收入水平的家庭比例日益缩小，中等收入家庭比例不断扩大。家庭具有更好的经济基础，从而逐渐提高其家庭教育支出。

（三）家庭文化资本情况

文化资本代表着一个家庭的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家庭教育理念，进而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支出。根据对文献的梳理和实地调研，家庭文化资本主要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方面来考量。数据统计结果显示，调查群体的整体受教育水平不高，父母的最高学历多为高中，占比高达95%，可见农村地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较低。深入分析发现，父亲的受教育程度高于母亲，这与以往的研究发现相符合，在以往经济发展未实现小康水平的农村地区，父母辈深受传统思想观念影响，男性拥有更多更丰富的教育资源，受教育水平较高。

（四）家庭社会资本情况

家庭社会资本是家庭中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人际网络，代表着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强度，对于父母的教育支出有重要影响。研究发现，父母期望是重要的家庭社会资本，父母对孩子有正确合理的教育期望，可以促进孩子的成长与发展，并提升孩子的学业成绩水平和教育获得。随着国家对知识教育重要性的普及，以及教育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绝大多数父母都希望子女能够受到大学本科及以上的教育，占比高达85%。受教育期望是初中、高中/高职/中专、大专的家庭所占比重较小，三者合计达到15%。数据显示，受教育期望为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的家庭教育支出均值更高，分别为9760 元和11670 元。方差同质性检验表明，各组间总体不具有相同的方差，P值为零，F为1346.8，低于1%的显著性水平。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家庭社会资本是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家庭特征情况

父母年龄、家庭人口规模和子女性别作为家庭特征变量，也会不同程度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支出。在样本家庭中，36 岁及以上被调查者共65 人，在总样本中占据最大比重，而35 岁及以下的被调查者占总体样本的28.6%。在家庭人口规模方面，家中有一个或两个孩子的家庭居多，占到总被调查家庭的86%，有10 个家庭的子女数量在4 个及以上。样本家庭中的子女性别比例较为均衡，男生占比51%，女生占比49%。

为了更准确地调查各个影响因素变量与家庭教育支出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多元回归模型的方法具体分析各影响因素的显著性水平。

（一）相关性分析

为了考察不同影响因素是否与因变量家庭教育支出具有相关关系，本研究采用Pearson 相关、斯皮尔曼等级相关和肯德尔和谐系数三种相关系数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相关系数表

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本次调查中，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人口规模，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P＜0.05 或P＜0.01），而与父母的年龄和子女的性别结构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其中，家庭经济资本与教育支出显著正相关，相对于其他变量而言，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最强，假设一和假设五均成立。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与家庭教育支出显著正相关，即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大，其愿意投入的教育支出也就更多，反之亦然，假设二和假设三成立。家庭人口规模则与家庭教育支出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一个家庭中有更多的接受教育的子女，那么平均分配到每个子女身上的教育支出就更少。父母年龄和子女性别与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假设四不成立。

（二）多元回归分析

由相关性分析可知，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人口规模与家庭教育支出密切相关，故剔除父母年龄和子女性别这两个不相关变量，在避免各因素多重共线性的基础上，选取四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以家庭教育支出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回归结果分析表

模型1中只引入了“家庭经济资本”变量，统计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对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0.389，p＜0.01）。模型2 仅引入了“家庭文化资本”变量，该模型结果显示，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0.067，p＜0.01）。模型3 只引入了“家庭社会资本”变量，结果显示，父母教育期望对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0.089，p＜0.01）。模型4 只引入了“家庭总人数”变量对样本家庭人均教育支出的影响，结果显示，家庭总人数对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0.018，p＜0.01）。模型5则综合考虑了所有变量，模型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收入（0.287）和父母教育期望（0.071）对家庭人均教育支出的影响最大。模型6 是对模型5 进行标准化处理之后得到的，该模型进一步验证了家庭经济资本（0.298）是家庭人均教育支出的最大影响因素，其次是家庭社会资本（0.092）。以上研究验证了假设一、假设二、假设三和假设五的成立。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容忍度值均在0到1的范围内，VIF均小于10，说明模型中的各变量之间是独立的，上述回归模型也是有效的。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在后扶贫时代下，所调查村庄的家庭教育支出水平总体较低，但呈现不断向好的态势。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均对家庭教育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其中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最大；
家庭人口规模与家庭教育支出呈负相关关系，而父母年龄和子女性别结构的相关性并不显著。检验以上调研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缩小农村家庭经济收入差距，从物质基础上减少教育支出差异。为了保障农村居民家庭子女的受教育水平，通过提高居民经济收入来拉动教育支出，政府一方面应鼓励多样化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的家庭经济收入。另一方面，政府应继续扶持相对贫困的农村地区，对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孩子加大补助力度，确保农村家庭子女拥有平等的入学机会。

要转变教育理念，强化农村居民受教育意识，提升农村父母的教育期望。扶贫要扶智，扶贫更要扶志。政府一方面要提供出台各项扶持政策，增加教育财政补贴，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对农村居民的志气帮扶，即通过多样化渠道鼓励、引导人们转变固有落后思想，增强其教育期望，在扶贫、扶智的基础上阻隔贫困的代际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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