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黄卫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确保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可靠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还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今后必须加大工作力度。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都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列为经济工作重点加以部署，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我们要立足“两个大局”，深刻认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重要战略意义，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特别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深入推进金融领域改革，实施金融安全战略，持之以恒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不断提高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活，经济活；
金融稳，经济稳。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三方面重要战略意义。一是从经济体系看，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关乎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贯穿经济的方方面面，只有持之以恒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持金融体系健康、稳定和安全，才能促进科技、产业和金融的良性循环，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金融服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强有力的金融力量。二是从治国理政看，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关乎社会政治稳定。金融具有动员储蓄的功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直接关系最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近年来，一些面向大众的金融创新产品采用过于复杂的交易结构和产品设计掩盖并转移内在风险，一些违法金融活动和金融腐败案件直接侵害人民群众和国家利益，只有做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门必修课，守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钱袋子，才能切实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三是从大国竞争看，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一些国家妄图利用手中的货币霸权和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非对称性优势，对其他国家发展进行打压遏制。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已经提出实施金融安全战略，我们只有发扬斗争精神，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才能切实抵御住各类外部冲击，维护国家金融主权和发展利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

纵观全球近现代史，重大金融风险对国家兴衰的影响巨大。新中国成立初期，物价飞涨是我们党面临的重大经济金融风险，稳定物价就是稳定人心，也是保卫红色政权。据史料记载，在当时的上海，敌特分子和一些投机商人趁人民币尚未建立信誉之机，利用手中囤积的大量银元、外币等进行投机交易，疯狂打压人民币，在金融市场刮起黑色“龙卷风”。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党在短时间内调整策略，迅速打赢了“银元之战”和之后的“米棉之战”，成功抑制了投机、平抑了物价，保卫了红色政权，毛泽东评价其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然而，从全球看，未能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给国家发展带来巨大危害的案例则数不胜数。从20世纪80年代拉美主权债务危机，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历史已多次揭示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巨大破坏力。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因经济高速增长被称为亚洲四小虎，但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本币大幅贬值，银行坏账剧增，资本大量外逃，房地产和资产泡沫破裂，多年积累的国民财富顷刻间灰飞烟灭，经济停滞。有学者测算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使得泰国经济倒退了10年。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工作。2017年4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对金融安全的重要性、我国金融安全形势和维护金融安全的重点任务等进行了系统深入论述；
2017年7月，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将防控金融风险列为金融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
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三大攻坚战”，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作为重点任务进行部署；
2019年2月，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
2022年10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重要论述精神，为我们维护金融稳定与安全提供了根本指南。

一是服务实体经济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不管是管好货币信贷总闸门，还是金融机构、资本市场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都要锚定实体经济、紧扣实体经济和服务实体经济，绝不能“就货币谈货币、就金融谈金融”，否则就会导致金融秩序紊乱、物价和资产价格失控，产生各类“脱实向虚”金融风险。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均要以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目标，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强国等方面积极投放金融资源，积极参与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在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方面发挥好资本引领作用，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二是优化金融体系治理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推动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健全金融法治等优化金融体系治理举措，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抓住了“牛鼻子”。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是优化金融体系治理的首要任务，要坚持以强化公司治理为核心，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促进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建立有效的治理制衡机制，加强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履职行为监督，完善激励约束机制，落实金融机构及股东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的主体责任，全面细化和完善内控体系，强化外部监督和增强市场约束。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是优化金融体系治理的关键举措，要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把好金融机构准入关，优化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之间以及央地之间的金融监管权责配置，确保监管无死角，构建权责一致的风险处置机制。金融法治建设是优化金融体系治理的基础性工作，要紧跟金融业改革发展步伐，及时制修订相关金融法律，及时清理废止不符合法律法规政策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严格依法行政，优化执法工作机制，提升执法能力，提升金融司法服务保障水平，营造良好金融法治氛围，提升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三是落实“四早”要求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实践策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金融风险要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四早”要求是实施主动性金融安全战略的重要要求，也是我国防范化解各类重大风险的成功经验。按照“四早”要求，金融监管部门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强化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穿透性，加强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未雨绸缪、密切监测、准确预判、有效防范，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特别是，要明确金融风险处置的触发标准、程序机制、资金来源和法律责任，建立完整的金融风险处置体系。同时，要规避道德风险，从制度层面促进金融机构合规执业、稳慎发展，强化内控和合规体系建设，加强预警、主动作为，落实自救责任，制订并定期修订可行的恢复和处置计划，确保出现问题得到有序处理。

四是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最大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党的领导是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本要求，也是做好金融工作、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最大政治优势所在。要进一步强化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健全金融稳定和发展统筹协调机制，中央各相关部门和省级党委政府都要自觉服从、主动作为，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确保国家金融安全。我国绝大多数金融机构都是地方法人，必须进一步强化地方党委对金融机构党组织的领导，建立健全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重大风险处置机制。中央金融管理部门要依照法定职责承担监管主体责任，派出机构要自觉服从地方党委政府领导，积极发挥专业优势和履行行业管理职责，共同推动建立科学高效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取得了重大成就，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效。总体看，当前我国金融风险趋于收敛、整体可控，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但是，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经济金融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金融体系内部风险隐患可能“水落石出”，金融发展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亟待解决，外部冲击风险明显增多，要求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一是把握好稳增长、稳杠杆和防风险的动态平衡。在前期打赢“三大攻坚战”的总体部署下，我国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防范风险工作取得积极成效，随着去杠杆工作告一段落，政策已经转向稳杠杆。但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稳增长政策之下债务增长加速，经济增长放缓，我国宏观杠杆率出现提升势头。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2021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达到272.5%，全部报告国家的杠杆率平均水平是264.4%，我国宏观杠杆率已经持续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分部门看，2021年我国住户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分别高达72.2%、153.7%和46.6%，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主要国家中处于最高水平。目前，市场对高杠杆率可能引发金融体系脆弱性具有较大共识，认为高杠杆可能带来一系列经济风险并最终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为此，必须稳妥把握好稳增长、稳杠杆和防风险之间的动态平衡，既要保持宏观杠杆率的总体稳定，为经济增长和市场活力创造条件，也要避免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要区分不同部门做好稳杠杆工作，对于住户部门要继续满足消费信贷和个人经营性贷款需求，合理引导住房类贷款；
对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则要将重点从规模转向效率，将更多的信贷资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企业及创新驱动行业，支持培育经济新动能；
对于政府部门则要继续清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等投融资行为。

二是科学应对储蓄率的最新变化趋势。金融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将储蓄转变为投资。在过去金融抑制的情况下，高储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价格低廉的资金，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支撑，形成了“高储蓄、高投资”特征。从数据看，2008年我国宏观储蓄率达到52.7%的历史高点，之后缓慢下降至2019年的43.8%，目前总体储蓄率仍然较高。很多专家判断，随着我国经济、产业、人口等发生结构性转变，未来我国宏观储蓄率还将进一步下降。据中国银行研究院测算，2025年我国宏观储蓄率将降至40.1%～42.1%之间，而此时我国的最优储蓄率在42%～46%之间，预期储蓄率将低于最优储蓄率。储蓄率的这种趋势性下降将对经济金融运行带来重要的结构性影响，直接影响资金供给，推高资金价格，制约资本形成增长。与此同时，受疫情等因素冲击，目前我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大幅提高，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22年我国居民存款增加17.8万亿，比上年多增近8万亿，创历史新高。为此，要加强对宏观储蓄率的动态监测，深入研判、科学应对，既要避免储蓄率过快下降，也要避免出现“超额储蓄”。

三是在发展中进一步化解金融机构风险。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具有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规模的金融机构体系，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等。从资本充足率看，2022年三季度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7.6%，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3.5%、12.9%、12%，其中农商行近年来的资本充足率总体处于下降态势。从资产素质看，2022年三季度大型银行和股份行的不良率持续改善，城商行和农商行不良率依然较高，其中城商行是三季度唯一不良率上升的银行类别。基于这些关键指标，总体上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的基础较为坚实，个别中小银行、农商行、信托公司等较为脆弱。下一步，要统筹处理好维护金融机构市场主体地位和承担重大战略性任务之间的关系，统筹处理好金融行业创新发展和维护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继续以积极的导向推动金融机构健康发展，让市场机制在强化金融机构审慎经营意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完善政策，有效隔离产业资本和金融风险，继续探索深化城商行、农商行体制机制改革，引导金融机构找准定位，专注主业，加强公司治理，不断夯实金融健康发展的微观基础。

四是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在我国金融业态、风险诱因和形态、传导路径更加复杂，金融安全边界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必须完善党管金融的体制机制，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纳入监管，持续强化金融风险防控能力。要加快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货币政策体系，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要健全以“风险为本”的审慎监管框架，优化监管技术、方法和流程，充实政策工具箱，防范风险跨机构跨市场和跨国境传染。要加强功能监管和综合监管，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进行穿透式监管，加快金融监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增强风险监测的前瞻性、穿透性和全面性。要营造打击金融犯罪的法治环境，织密金融法网，补齐制度短板，切实解决“牛栏关猫”问题，提高违法成本。要切实维护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监管协调和政策协同，依法合规压实不同监管责任方的风险处置责任，优化地方金融监管职权配置，引导各级政府切实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处理好促进地方金融发展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

五是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外部冲击。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经济形势存在巨大不确定性。IMF预测认为，目前全球经济放缓程度比预期更为严重，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仅为2.7%，全球至少三分之一的国家将陷入经济衰退。特别是，美联储加息将持续产生“溢出效应”，迫使部分新兴经济体不得不跟随加息，导致资本外流、进口成本上升、本国货币贬值等破坏性影响，推升高负债新兴经济体出现大规模债务违约的可能性。除了上述宏观风险，随着中美大国博弈加剧，美国利用手中的美元霸权对我进行打压遏制的风险也在增大，如限制我国使用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和服务，损害我国海外权益和资产安全，限制国际投资者参与我国发展等。鉴此，一方面，必须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决维护国内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实施主动性的金融安全战略，切实维护人民币货币安全和国内金融体系稳定。另一方面，要统筹用好经济、外交等方面力量，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吸引外商、外资和外国优秀人才参与我国发展，共享中国发展红利，在开放发展中强化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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