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正林，刘克勤

（1.丽水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丽水 323000；
2.丽水学院中国（丽水）两山学院，浙江 丽水 323000）

大学排名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国内外学者围绕大学排名进行了较深入讨论。近20年来，在中国知网学术资源数据库中可以查询到相关论文476篇，这些论文主要围绕“大学排名指标体系”“世界一流大学”“世界大学排名”“大学评价”以及“‘双一流’背景下的大学排名”[1]等领域展开研究。据相关学者统计，截至2015年，全球至少有86个不同类型的大学排行榜[2]。国内目前影响较大的民间大学排行榜有武书连榜、中评榜、校友会榜和软科榜四种，四榜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特征[3]。大学排名有利有弊，利的方面是便于学生、学生家长及社会了解“象牙塔”黑箱，明晰各大学所处位置，弊的方面是单纯依靠几个数据无法真正衡量一所大学的真实状况，误导大学办学过度重视可量化指标。大学排名在短期内不可能消失，但尽信榜则不如无榜[4]。

地方本科院校是指在原来专科或专科合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本科院校，升本时间一般为1999年以后，学校所在地多为地级市，管理体制为省市共建、以市为主，本科办学经验相对不足，处于事业上升发展期。地方本科院校在国内四大排行榜中一般位于200名以后。本文中的“追榜”是指地方本科院校在办学实践过程中，关注并利用大学排行榜有关指标及结果提升办学绩效的一种管理策略。

地方本科院校为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贡献了力量，吸纳着中间层次学生。由于其本科办学时间较短，一方面要规范完善本科教育体系，一方面要谋划学校跨越式升级战略，推动学校继续向前发展。在完善本科教育体系层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和审核评估等官方评估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推动学校转型升级方面，高教理论界、政府和部分地方本科院校进行了向应用型转型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潘懋元认为：“在全国700多所大学中，除少数大学是研究型大学外，绝大多数都应该办成应用型大学。”[5]顾永安认为，地方本科院校“立足‘地方性’的服务面向、‘应用型’的办学类型和‘特色化’的学科专业定位”[6]，实施应用型本科专业集群建设是实现转型发展的重要突破口。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首次提到“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2015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联合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推动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正式落地实施。2021年教育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2795号建议的答复中再次明确指出要通过“将应用型作为一个重要类型纳入院校设置工作当中”“推动新建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加大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专项资金支持”[7]等措施进一步推动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在实践探索经验总结方面，黄达人认为“推动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型的关键在于内涵建设，即在办学定位上充分体现‘地方性’、‘应用型’，把专业设置和调整作为体现应用型特征的重要抓手，把课程改革作为大学内涵建设的重要抓手，科学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关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强化专业的同时也要重视学科建设”[8]1-23。

综上所述，从地方本科院校发展现实来看，无论是理论引领、政策引导还是院校办学实践，彰显“地方性”“应用型”是地方本科院校发展的正确路向。在实际办学过程中，我国地方本科院校在坚守“地方性”“应用型”发展路向的同时，也存在办学定位模糊，特色趋同；
服务地方能力不强；
缺乏实践实训环境；
办学经费紧张；
大学生就业问题严重[9]等发展困境。地方本科院校与老本科院校相比，师资水平、科研能力相对较弱，跟高职院校相比，行业能力、行业背景太差[8]1。笔者曾在某地方本科院校多部门多岗位工作多年，从个体切身体会来看，制约地方本科院校发展的困境很多，诸如办学理念陈旧，管理效能低下，人才匮乏，办学资源不足，利益关系盘根错节等，在诸多困境中，笔者认为最大的困境是办学资源不足而领导层又缺乏有效获取资源的途径。困境是推动事物发展的直接动力。本质上来看，地方本科院校领导层的核心职责之一就是为学校发展争取各种资源，二级学院利用资源来培养学生、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办学实体在二级学院，二级学院的办学成绩又能更好助推学校领导层争取办学资源。从国内外大学资源拓展历史来看，学校口碑是办学的最大资源，办大学就是办口碑，学校口碑变好了，学校将更易获得各种外部办学资源。因此，地方本科院校在转型发展过程中要注意打造良好办学口碑。大学排行榜在政府和民间具有较大影响力，地方本科院校实施有效的追榜策略，在各类大学排行榜上取得较好的排名，或取得较大进步是学校打造“好口碑”的重要举措，有助于争取外部办学资源。故而，地方本科院校在转型发展过程中要兼顾追榜。

大学排名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需要，其发展大致经历了起步期（1987—1993年）、停滞期（1994—1998年）、发展期（1999—2009年）和成熟期（2010年以后）4个阶段。经时间淘洗后的国内四大排行榜是武书连榜、中评榜、校友会榜和软科榜，四大榜单的评价指标体系由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构成。总体来看，四大榜在评价指标方面存在相互借鉴、交叉融合现象。胡弼成等考察发现校友会榜与武书连榜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授权发明专利等指标方面存在3个交叉指标；
校友会榜与中评榜在国家级科研基地、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等方面存在14～15个交叉指标；
武书连榜与中评榜在博士毕业生人数、硕士毕业生人数、专利授权数等方面存在11～17个交叉指标。在排行榜特色方面，武书连榜侧重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对社会的贡献度，注重大学规模和体量；
中评榜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注重高校投入、产出及效益；
校友会榜以校友、质量和学校影响力为核心指标，定期根据国家战略导向调整对评价指标进行修订，永久公开评价指标及评价结果数据；
软科榜坚持市场导向，倾向采信社会、市场及同行的数据进行评价排名[10]。各榜并无高下优劣之分，而仅是按照自身逻辑及偏好对大学进行排名，排名结果仅供参考。对于地方本科院校来说，有必要理性追榜。

（一）追榜有利于规范办学

从国内上述四榜的一、二级、三级评价指标体系来看，它们基本涵盖了地方本科院校发展的关键领域。四榜基本都按照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高等教育基本职能设计指标体系及观测点，采信数据主要来自政府、权威媒体、重要数据库等，数据公开可查，避免了高校“自说自话”“自吹自擂”的自我标榜，评价结果相对客观、公正。这对于本科办学经验相对不足的地方本科院校来说，有利于其摒弃原有的专科（高职）办学思维，树立本科意识，自觉对标本科院校发展要求，规范自身办学行为，进而提升地方本科院校整体办学水平。

（二）追榜有利于纵横比较

地方本科院校一般是由原来的师专、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升格或者合并后升格而来，形式上办学层次上升，行政级别提高，师生自我感觉良好。从自我纵向比较来看，学校确实有了大发展大进步，横向来看却未必。翻阅四大榜中的任何一个排行榜，地方本科院校冲进全国百强院校的少之又少，自己发展的同时，国内其他同类院校也在发展，相互间竞争十分激烈。另外，排名也是每年都变化、波动的，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从浙江10所地方本科院校近10年在武书连榜上的排名变化情况以及丽水学院在四大榜中近6年排名情况可见一斑，具体见表1、表2。

表1 浙江10所地方本科院校近10年变化情况（武书连榜）

表2 丽水学院近6年在四大榜上的排名情况

（三）追榜有利于营造口碑

国内四大排行榜尽管是民间排行榜，但都注重宣传，各排行榜基本都有宣传渠道，面向高中毕业生发布高考志愿填报指南等。如武书连榜的《挑大学选专业：2022年高考志愿填报指南》（武书连）、中评榜的《大学排名与高考志愿指南（2022—2023）》（邱均平等）、校友会榜的《2022校友会中国大学排名高考志愿填报指南》（艾瑞深研究院）、软科榜的《2022软科中国大学排名一流高校报考指南》（软科高等教育评价研究院），有的还建立了独立网站（中评榜、软科榜）、微信公众号（软科榜、校友会榜）、微视频（武书连榜）等。地方本科院校如果能在各榜上取得较好名次，获得相关排行榜重点推介，学校民间“知名度”将会上升，更易引起学生家长重视并吸引优秀考生报考，营造良好办学口碑。

宏观来看，各排行榜都由一、二、三级指标体系以及指标权重构成，各榜每年都会根据国家政策导向、高等教育发展形势变化调整指标体系内容及权重，指标体系内容及权重调整必然会带来大学排名位序变化。从实际操作层面看，地方本科院校部分办学关键核心指标一般在短期内很难有较大突破，但通过比较不同排行榜的指标体系内容以及数据采集途径，可选择有利于自身的排行榜追榜。具体追榜过程中，地方本科院校可放弃不可能短期内突破的指标，积极争取较难突破指标，做优一般性可达成指标，改变可改变因素，在不违规的情况下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来提高排名。概括来说，可采取以下追榜策略。

（一）一榜为主，多榜为辅

不同地方本科院校所处位置、办学积淀、办学特色、学科专业布局各有不同，优势与短板也有差异。同一学校在不同排行榜中排名位次相差悬殊。以丽水学院近6年在武书连榜、中评榜、校友会榜和软科榜中的平均排名位次来看，武书连榜600名左右，中评榜637名左右，校友会榜407名左右，软科榜429名左右，该校在中评榜上的排名位次最差，在校友会榜上的排名位次最好，名次相差230名。这可能与丽水学院部分办学指标不符合中评榜评价指标偏好有关，但近6年该校在中评榜上始终在进步。其115年的悠久办学历史，培养出了众多杰出校友，所以该校在校友会榜上排名较好。从上述四榜来看，丽水学院在武书连榜上小范围波动，在中评榜上始终进步，在校友会榜上波动大但平均位次最好，在软科榜上进步明显。从追榜尽可能靠前原则来看，校友会榜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最符合丽水学院办学特色。地方本科院校在追榜时，建议以最符合自身特色的“一榜为主”，兼顾关注其他排行榜指标内容，加强学校内涵建设，力促学校在“一榜”上尽可能排名靠前，在其他各排行榜上均稳定进步。

（二）可达成导向，合理定标

学校办学成绩的取得需要长期积淀。地方本科院校在设定追榜预期时不宜盲目追求短期内快速进步。某地方本科院校曾被动接受某行政官员指令，要求该校每年在国内某排行榜上进步50～100名，实际上不可能做到。不可否认，政府短期的强力支持与刺激能够使地方本科院校在排行榜单上显著提升名次。例如，台州市委市政府2018年出台《关于大力支持台州学院创建台州大学建设一流应用型大学的若干意见》后，在短期内给予台州学院特殊政策及大量资金支持，2020、2021年该校在校友会榜、软科榜上的排名迅速提升，见表3。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浙江省委省政府实施高教强省战略的大背景，也有台州市委市政府对台州学院发展的高度重视。笔者认为，地方本科院校在短期内获得大投入的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这种短期内快速跃升现象是一种非正常现象，因此台州学院并未因在短期内获得政策强刺激而在武书连榜和中评榜出现较大排名提升。相反，2021年该校在四榜中的三榜上均出现了名次下滑现象。地方本科院校排名跃升到一定阶段后，每前进一位均需要相应配套资源支撑。一般来说，资源不足是地方本科院校的共性。因此，地方本科院校采取“可达成导向，合理定标”的追榜策略比较符合学校发展实际。

（三）加强沟通，更新数据

大学排名位次取决于数据有效性。四大榜基本都形成了较为科学稳定的数据来源，均自建了数据库。如中评榜数据主要来源于5个方面，一是政府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资料（包括汇编、年鉴、报表等）；
二是国内外有关数据库；
三是有关政府部门、高校的网站信息；
四是有关刊物、书籍、报纸、内部资料等；
五是中评榜研究团队自建的“基础数据库”[11]。校友会榜数据来源于艾瑞深研究院自主研发的中国高等学校发展指数数据库（CHDID），原始数据来自国务院、教育部、科技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等对外公开数据、全国高校对外公布并主动提交反馈的经过复核的统计数据、国内外第三方权威机构对外公布数据、国内外新闻媒体公开报道和企事业单位对外公开的资料等[12]。值得注意的是，各榜除采信政府机构、国内外权威数据库数据外，都比较关注各校公开的新闻报道数据。因此，各地方本科院校可在深入研究各排行榜的主要指标体系内涵的基础上，在宣传报道时突出关键字眼，或者直接向各榜单制作单位提供真实的办学最新数据，获得采信的话，有可能改变院校排名位次。

表3 台州学院近5年在四大榜上的排名情况

大学排名利弊兼有，地方本科院校追榜时要注意规避追榜风险。袁振国等在《大学排名的风险》一书中指出大学排名具有导向不可取、学校不可比、标准不一致、指标不匹配、数据不可靠、方法不科学和明显的文化偏见等七大缺陷，这七大缺陷不仅无益于大学发展，而且具有很大的风险[13]。任增元等进一步认为“大学排名的过程是简化生产‘偏见’的过程，它提供的不是科学知识，而是‘偏见’与‘谣言’”[14]。从各排行榜的指标设计及权重安排来看，大学排行榜的确存在“偏见”与较多问题，若干年前教育部曾明确表示未曾发布大学排名，也不支持大学排名，坚决反对各排名机构以提高被排名单位排名位次为名向其索要赞助费的行为，但政府并未采取严格措施限制大学排名存在。如果政府没有出台严格措施取缔大学排行榜，无论地方本科院校是否愿意，均会被纳入被排名对象。如若某地方本科院校某年申请在某榜上不被排名，社会甚至认为该校未曾进入该榜XX强，可能引起更大的误会。因此，地方本科院校与其抵制排行榜不如科学、理性认识并利用排行榜，但在追榜时要注意妥善处理以下几个风险关系。

（一）妥善处理应用型转型与追榜之间的关系

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型是基于理论与现实的慎重考虑，是其未来发展路向之一。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型不是办学层次降格，也不是政府引导其向职业技术院校方向发展，而是在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地方本科院校所处的“生态位”不同。换言之，地方本科院校不仅处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宏观生态环境中，还处在大学与大学这种高等教育群落的中观生态环境中，同时还囊括了内部的微观生态要素[15]。居于中层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往上可以发展为应用型专业硕士、专业博士授予单位，也可以搞研究，搞“双一流”建设。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型是学校发展战略的整体转向，是深层次的内在变革和内涵建设，大学排行榜是一种外部评价，外在导向，某种程度上说，大学排名是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可重视但不可以之为发展鹄的。当然，抓内涵建设是学校发展之本分，搞好内涵建设，地方本科院校在排行榜中也将会获得公正评价。在处理应用型转型与追榜矛盾时，应以内涵建设、转型发展为主，追榜为辅。

（二）兼顾可量化指标与不可量化指标的关系

排行榜是以有限的可量化指标评价各参评大学，实际上，有限的外在指标无法真实评价大学办学实际。以对丽水学院排名最有利的校友会榜为例：该榜一级指标包括思政教育、杰出校友、教学质量、高层次人才、优势学科专业、科研成果、科研基地、科研项目、社会服务、办学层次、社会声誉、国际影响力等12个。思政教育指标占总权重的8%，指标下分先进学生典型、先进模范教师、思政教育项目、思政教育奖励、思政教育荣誉、思政教育基地等5个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进一步具体化为教育部、共青团中央、中央文明办、中宣部、中组部、国务院、科技部、全国哲社办、中央文明委、国家表彰奖励办公室、民政部等国家部委2000年以来的具体获表彰者、获奖励成果以及基地、项目等。对于地方本科院校来说，能够在此榜三级指标中获得可量化指标难之又难。地方本科院校获得此类量化指标认可非常有必要，但就地方本科院校思政教育初衷及本质来说，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国家级奖，而是立德树人，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需要教师个体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对学生进行关爱，谈心谈话，学业及就业指导等，思政教育领域更重要的过程性指标无法量化，这些未被排行榜采信的不可量化指标才是地方本科院校思政教育的实然状态。因此，要冷静看待排行榜的有效性问题。

（三）不可因追榜而弱化办学特色、抛弃初心

地方本科院校在排行榜上取得较好排名极易使学生及学生家长、地方政府甚至学校内部共同体成员产生极大自豪感，因此各地方大学十分关注大学排名。大学排行榜以第三方评价自居，看似公正、客观，实则存在文化偏见，抹杀各校特色。

通过分析比较各排行榜的指标内涵设置及权重分配，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以下5方面的价值导向偏见：一是“数字化”崇拜偏见，即过度重视可量化指标；
二是“大块头”导向偏见，即过度重视办学规模；
三是“单一化”指标偏见，即过度重视已有单一指标，具体操作过程中无替代性指标方案；
四是“同一化”评价偏见，即未将研究型大学与应用型本科院校评价指标进行区分；
五是“重理轻文”偏见，即具有较强理科优势的地方本科院校具有较明显排名优势。每所大学都是时代、历史、区位以及学共体成员共同作用的产物，每所学校都有自身特色也应当办出自身特色，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因高校多样方可良性循环。如果一味以追榜为办学努力方向，忽略学校本身之特色，为了提升学校在某榜上之排名，不惜抛弃坚持多年的办学特色，甚至“变相缴纳赞助费”或者“数据造假”等，这将是教育之悲、教师之悲、学生之悲，办学也将失去立根之基、铸魂之本、赋能之术。因此，地方本科院校在追榜时切不可“不择手段”，为榜而榜，丢失育人及办学初心。

我国著名高校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曾理直气壮地宣布退出世界大学排名，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本科院校是否拥有这样的底气与实力，值得商榷。地方本科院校如果不能摆脱“被排名”的困扰，不如主动认识排行榜，拥抱排行榜，应用排行榜，追榜而不迷榜。实际上，经过时间检验的武书连榜、中评榜、校友会榜、软科榜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追榜也并非一无是处。追榜并参与大学排名至少有利于凝聚人心，规范地方本科院校的办学行为，进一步明晰办学的主责主业；
有利于地方本科院校纵横比较，发现自身与其他同类院校间的差距；
有利于地方本科院校营造良好口碑，吸引更多社会群体关注高等教育。许多地方本科院校在战略规划制定、内部改革方案草拟、人才招聘及办学成绩认定时都直接或间接参考了各大学排行榜的相关指标或结果。大学排名还有助于地方本科院校良好公共关系构建。当然，地方本科院校在追榜时不宜“朝秦暮楚，四面出击”，不宜“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不宜“为了排名，不择手段”，办教育讲究情怀，办学需要理性，在追榜时可以选择“一榜为主，多榜为辅”“可达成导向，合理定标”“加强沟通，更新数据”的追榜策略。追榜过程中地方本科院校要妥善处理应用型转型与追榜的关系，二者发生冲突时，以转型为主，追榜为辅；
深刻认识排行榜弊端，正确看待可量化指标与不可量化指标的关系；
切不可迷信、迷恋排行榜，唯榜是瞻，为榜而榜，因追榜而弱化办学特色，遗忘办学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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