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小兵

(南京晓庄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南京大学 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023)

近年来，中国在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科蓬勃发展，渐成体系。李宇明在《语言规划学的学科构想》(2015)一文中指出，“语言规划学作为一门学科已呼之欲出”。一个学科的成熟，离不开学术刊物的支持。学术期刊具有发表、评价和传播知识的功能，能够有效引领研究方向，建设学科规范。同时，学术期刊搭建起良好的科研交流平台，加强了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成为建设学术共同体的枢纽和学术同行的精神家园。

2015年，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专业委员会成立，并于第二年创立了自办的学术期刊《语言战略研究》。而早在2008年，《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就开设了“语言国情研究”栏目，支持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建设。该栏目向来关注语言规划研究的前沿问题，密切跟踪国内外学术发展，无论是话题和主持人遴选，还是论文编辑发表，或是组织学术对话，“语言国情研究”栏目都精心策划，既注重学理性，围绕热点话题组织名家稿件，做有特色的专题，又注重人文性，扶持优秀青年学者，扩展稿源和作者队伍，推动了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在国内，“语言国情研究”栏目的许多选题都是首次进行专题研究的，例如“跨境语言”(2009年第3期)、“语言安全”(2010年第2期)、“语言舆情”(2011年第1期)、“语言经济”(2011年第5期)、“全球华语社区”(2012年第2期)、“国家外语能力”(2014年第1期)、“言语社区规划”(2018年第6期)、“全球语言治理”(2021年第3期)、“国家话语能力”(2021年第4期)、“语言文明”(2021年第6期)，等等。经过多年培育，栏目质量已经得到高度认可。每年的《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语言生活蓝皮书)的“论点摘编”都有来自“语言国情研究”栏目的文章，如2021年的“海外华语资源的整理和保护意义重大”(郭熙等)、“语言韧力研究大有可为”(方小兵)，2020年的“语言影响国际政治的三个方面”(赵蓉晖等)、“语言政策的本质是引导和调控语言价值”(张治国)。

“语言国情研究”栏目与本学科其他刊物形成了良好互动。例如，《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1期开设了“语言与贫困”专题，该年第4期“语言国情研究”栏目主题就是“语言减贫”；
2019年第6期“语言国情研究”栏目的主题是“大湾区语言规划”专题，紧接着《语言战略研究》就在2020年第1期推出“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专题；
而在今年，两个刊物几乎同时推出“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专题。

15年来，“语言国情研究”栏目已经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对于今后的发展，我们在这里提几点建议。

第一，对标《国家语委“十四五”科研规划》，关切学科重大议题，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例如，以往关于语言能力的讨论大多聚焦于普通话水平测试，而此次《国家语委“十四五”科研规划》特别提及“汉字应用能力测试”，目前相关的理论方法研究还较为匮乏。“语言国情研究”在2021年创新开设了“语言文明”专栏，而《国家语委“十四五”科研规划》倡导“语言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关系”“语言文字与中华文明共生关系”等研究，建议继续围绕这个论题深入探讨。另外，“汉语方言的开发利用”“中国语言规划史”“传统地名蕴含的文化基因”“中文知识成果的国际表达和传播办法”“国际组织的中文使用状况调查”“中国术语国际传播与交流新模式”“中国语言规划理念的世界传播”(如《岳麓宣言》的国际影响研究)，等等，都是语委规划的未来5年的研究内容。它们能否成为研究前沿和热点话题，取决于编辑组的问题意识和前瞻眼光。

第二，通过继承创新助力知识生产的体系化，解决“元学科”层面的焦虑。我们倡导继承创新而不是凭空创新。只有依靠连续不断的继承性创新，通过概念优化提炼和对概念关系的精细化论证，构建清晰的概念体系，才能形成较完善的知识和理论体系，进而对国际学界产生影响力。任何学术话语的建构都离不开长时间的理论积淀，要避免和刻意另起炉灶进行所谓的“概念创新”。盲目围着“热点”转，会导致“用新闻方式思考学术问题”。近年来，国内学者提出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规划理论，但原生理论只有在不断继承创新中才能真正实现其自身价值。如果后续讨论呈现碎片化，那么即使发表论文的数量不少，缺乏学术论证的严密和系统，缺乏深层次、本源性的反思和讨论，不能有意识地揭示问题来补充完善理论框架，容易导致理论的空壳化，难以形成具有原创性的、逻辑自洽的学术体系。比如，虽然关于语言服务的讨论已蔚为大观，但语言服务基础理论的构建还不够扎实，包括语言服务的作用机制、价值评估、服务主体、服务类型，以及语言服务在全球化、城镇化、老龄化、信息化等维度呈现的特征等，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建议整合司法语言服务、应急语言服务、减贫语言服务、智慧城市语言服务等研究内容，尝试构建“精准语言服务”理论框架。

第三，推动学科交叉融合。高校学报大多是综合性学术刊物，可以发挥跨学科优势，通过议题设置架起学科间桥梁。建议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角度，深化和提高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从“策划引领”转向“价值建构”，推出有较大知识增量的学术产品。今后“语言国情研究”栏目可开展以下一些研究：边疆学与语言政策(进一步拓展跨境语言研究)、城市研究与语言规划(深化城市语言调查、智慧城市语言服务等方面的研究)、国际关系研究与语言政策(推动刚刚兴起的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等等。通过跨学科联动，一些学界研究的盲区和空白领域得以显现，相信这些都是极具发展潜力的研究领域，也大多是学科前沿。

第四，设立“术语探究”栏目，鼓励对既有概念进行反思。我们不能仅仅热衷于引进、阐释和验证西方理论，而从不进行概念反思，或提出批评意见，甚至是颠覆性的意见。事实上，西方许多概念的内涵或外延并不十分清晰，存在改进的空间。仅举几例：(1)语言权利。语言权利是一个集体概念还是个体概念？如果两者冲突，谁更优先？我们有放弃自己语言权利的权力吗？(2)语言意识形态。语言意识形态是语言政策的内在组成部分，还是外部驱动因素？斯波斯基的语言政策三分法是否存在逻辑漏洞？语言实践可以和语言意识形态并列为政策的组成部分吗？(3)微观语言政策。微观是指政策的层次、规模，还是影响面？微观语言政策都是自下而上的政策吗？(4)语言活力。语言活力概念是面向所有人类语言，还是仅仅针对弱势语言或濒危语言？语言活力指标评估的是语言的暂时状态，还是语言的长期发展趋势？语言活力能否解释流动群体，如移民、客居劳工群体、长期流浪民族对语言环境的抗压力？(5)语言生态。自然生态存在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食物链，语言生态是否有类似的机制？语言生态是否意味“劣等”语言在自然竞争中淘汰是正常现象？(6)隐性语言政策。隐性语言政策里有没有一些显性的操作？显性语言政策中是否存在隐性的成分？如何判定一个语言政策是隐性还是显性？依据政策意图，还是政策呈现方式？或是实施机制？

从事具体问题研究的学者可能有些瞧不起在术语概念问题上“斤斤计较”的人，甚至将理论工作者视作闭门造车、玩弄文字游戏之徒。然而，概念反思是学术进步的前提，概念批判是理论创新的“助产婆”。试想一下，如果布尔迪厄满足于看似完美的“社会空间”概念，还能创新提出“场域”概念，从而构建他的社会实践理论吗？中国学者如果满足于现成的西方语言规划理论，还能创新提出语言生活、语言安全、语言经济、语言扶贫、语言文明和语言交换等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语言规划理论吗？

我们倡导问题意识，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现实生活中的各类语言问题，也包括理论建构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强调思考和解决基础理论问题，因为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可以带来研究范式的转换，产生原创性标志性成果。而没有思想深度和学理厚度的基础研究作支撑，热点问题追踪看似热闹，实则低水平重复。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国内有一批学者致力于构建中国语言规划研究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的“语言生活”概念的阐释力比西方的“语言实践”概念更为强大，中国的语言经济和语言服务研究成果在全球领先，中国的语言安全理论内涵也远远超过西方的语言与国家安全研究。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有理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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