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 衡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 20002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这关系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基本国策、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化认识资本问题的重大意义，推动对资本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研究和创新提供了根本依据，也指出了发展方向。本文拟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视角系统阐述资本的逻辑及其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发展逻辑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对于资本的属性、作用分析，尤其是对资本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及其背后反映的社会生产关系属性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做出了十分科学的分析；
在《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这些宏伟巨著中也都有深刻阐述，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逻辑批判及其超越等形成了十分系统、科学和完整的分析框架。值得指出的是，所谓“资本逻辑”这个概念术语并未在马克思著作中出现，但是马克思在《手稿》中针对当时的许多国民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等人在内)关于资本逻辑“合法性”进行批判开始，形成了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真正前提、实质内涵和内在规定性等一系列分析论断和基本框架。毫无疑问，马克思的这些论断和分析框架，对我们今天理解资本的逻辑仍然具有非常深刻的启示意义和价值。

究竟如何理解资本的作用？如亚当·斯密等国民经济学家认为，资本家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与劳动和人没有关系，主要是资本家节约资本，主要是来自自身价值增殖；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资本的利润完全决定于所使用的资本的价值”，认为是资本家通过竞争把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之上获得的利润。因此，资本获得价值增长是资本家自己的事，与劳动等完全没有关系。马克思则认为，资本增殖来源不是资本本身那么简单的事情，是与劳动创造价值尤其是活劳动创造价值有必然联系。正是从这里，马克思开始了对资本理论的深入和科学的分析。简要归纳一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方面内容：

1. “活劳动创造价值”与资本逻辑存在的合法性批判

马克思坚持劳动价值论，认定劳动创造价值，尤其是作为“人”的活劳动创造剩余价值；
因此，资本虽然在表面上是数量扩张和积累，但本质上则是资本雇佣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积累。因此，资本的逻辑存在本质是活劳动创造价值，而不是资本自身的价值创造。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逻辑存在的合法性需要被揭露和批判，这就是基于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资本积累的本质，劳动的双重性与雇佣劳动制度，使得资本获得了无限的价值增殖动力，结果一边是资本的无限积累，另一边则是劳动及其贫困化的积累。正如马克思说的“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终成为终点。”(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页。

2. 资本的逻辑与“劳动力成为商品”

马克思在分析商品逻辑、货币逻辑与资本逻辑发展过程时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变成资本三者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劳动者除了劳动力人身自由之外，其他一无所有；
劳动力可以自由交换和买卖，这是货币成为资本的前提条件；
一旦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也就不再是简单的商品交换媒介和工具，而成为资本，即成为雇佣劳动力、剥削剩余价值的工具；
而只要劳动力不断成为商品，雇佣劳动制度下的活劳动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为资本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而这正是资本逻辑的内在动力，即无限追求价值增殖。这恰恰是资本逻辑的内在动力，也即是所谓的逐利性本质。因此，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始终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出发，坚持劳动价值论，揭示资本逻辑的内在秘密。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合法性批判的实质所在。

3. “劳动异化理论”与资本逻辑批判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实际上就是劳动者本人成为某种受异己力量支配的过程；
具体表现为自己生产的产品与生产者之间的对立，劳动者作为人的本质与劳动给人类带来的痛苦，结果出现劳动本身的异化；
人的类生活与人的自然生存之间出现对立；
其最终结果表现为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关系，即劳动与资本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关系；
马克思还提出劳动异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互为因果关系，一方面劳动异化导致了私有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私有制也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因此，对资本逻辑的合法性批判，背后实际上揭示的是劳动异化的本质，进而从更本质意义上说明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运动逻辑及其对劳动的剩余价值的剥削，这也为如何超越资本的逻辑、推动劳动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4. 资本的“物质文明化”趋势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逻辑批判时，实际上也不是仅仅分析资本逻辑的单一方向和消极作用，而是坚持从劳动二重性出发，分析了资本逻辑的另一方面，这就是所谓的资本物质文明化趋势及其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进步作用。马克思指出：“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价值，创造价值的劳动，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
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马克思还指出，“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
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
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9～390页。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马克思对于资本的一个著名论断：“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从这些论述中，马克思也十分客观和科学地指出了资本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封建宗法制度的打破和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进步、促进劳动者技能的提高、世界市场的拓展和贸易发展等方面产生的积极和重大作用。这也就是马克思说的“资本的文明面”作用。同样，马克思也指出资本作为价值增殖的逻辑和本质，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进而对劳动力的无限剥削，导致在资本和物质财富无限积累的同时，也导致劳动者无限贫困积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爆发、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社会矛盾总爆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双重性分析，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资本及其属性具有深刻的启示和意义。

5. 资本的逻辑及其批判和超越

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条件的分析，对资本的逻辑及其超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客观上造成劳动力作为具有“身份自由”的唯一条件(其他一无所有)，只能在商品市场进行交换和买卖，劳动力成为商品；
而这也促使货币成为资本；
在雇佣劳动制下，资本的逻辑便表现为表面上的所谓资本积累和资本创造财富的“合法性”，实质上则是对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及其劳动异化，其结果一方面带来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进步，但另一方面也带来劳动阶级无限贫困积累和经济社会矛盾的激化，并由此出现“资本物质文明”的逻辑及其自身局限性的客观存在，显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双重属性以及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性所在。显然，克服并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推动劳动的解放，把劳动者从被资本吞噬人性中解放出来；
而这就必须进行重大的革命实践，颠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理想与终极目标。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马克思分析资本逻辑及其内在局限性时，始终坚持和运用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历史规律出发，深刻分析资本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中的二重性作用。马克思的历史方法和辩证法思维，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是我们深化对资本理论和实践分析研究的重要依据和基本方法论。

6. 资本逻辑的当代文明及其局限性

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马克思提出的资本物质文明逻辑及其局限性，是否在当代西方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和发展，这同样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尤其是二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显然又取得了重大发展和进步。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无论是经济增长总量、产业结构调整，还是推动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发展，以及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跨国公司全球流动、生产要素全球配置、促进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毫无疑问都取得了十分重大的成就；
这当中，资本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全球化发展、科技创新，以及国际贸易与金融发展、国际金融治理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十分清楚地看到，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同样也面临劳动-资本关系紧张、全球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等严重问题，“脱实向虚”导致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失业问题日趋严重，生态危机不断加深，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涌现，全球地缘政治危机此起彼伏。虽然二战以后，许多发达国家内部对其生产关系、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等做了相当程度的改革和完善，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并使之尽可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新技术革命的重要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或者缓解了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和发展的预判程度；
但是总体而言，整个西方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面临的社会基本矛盾、劳动-资本关系等基本问题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二战以来，西方经济体迄今仍然摆脱不了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干扰，包括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等事件的发生。

因此，我们从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中，同样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当年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性分析框架的客观存在和现实意义：即一方面在当今发达国家，资本对世界经济增长、国际贸易扩张、经济全球化发展以及科技创新和进步等带来的巨大的物质文明的促进作用；
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资本物质文明的局限性和作用，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无限自由扩张带来的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劳动-资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等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特别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以及大卫·李嘉图等人开始，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实际上沿着两个线路不断演进：一个就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框架，这个演进主要是来自马克思、恩格斯批评传统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过于狭窄，主张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应该把除经济活动之外的社会政治活动和关系都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范畴，从而聚焦研究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及其变化规律；
另一个则是以所谓“效用价值论”为基础，主张政治经济学仅仅限定研究经济活动规律和经济政策，不涉及政治和社会生产关系等，因此从19世纪末开始，“政治经济学”一词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逐渐被“经济学”代替；
甚至他们还提出这就是所谓现代经济学理论，目的主要是研究人类社会如何经济地利用自然和社会资源，以实现所谓效用最大化的目的。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这样一种变革，对资本理论的认识和研究自然就有了很大的分野和不同。因此，在前述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框架下资本的理论问题以后，这里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视野中的资本理论也做一些梳理和分析。

1. “经济人”与资源稀缺性假说

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资本等分析首先来自一开始提出的两个假定条件：一是理性人假说，经济主体在目标既定条件下的理性行为，包括生产、消费和交换等，如何实现最优决策或者最优状态；
二是所有经济资源或者生产要素都具有稀缺性，即资源或生产要素的生产、消费和交换等是稀缺的，具有约束性，因此必须思考如何实现稀缺的资源或者要素达到最优配置。因此，经济主体为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就必须进行成本-收益原则的比较，从而做出理性选择行为。这一点对于思考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要素有效配置理论的分析至关重要。

2. 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与资源配置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看来，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资本与劳动、土地以及企业家等都是非常重要且稀缺的资源。在生产函数中，经济主体经过理性选择，选择资本等生产要素进行投入产出，目的就是通过一系列的生产函数，形成投资最小化、产出最大化的函数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机制，则是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必须按照市场化配置机制，通过要素的价格机制、供给机制、需求机制以及竞争机制等实现资本要素收益最大化目标。因此，西方微观经济学强调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实现自由流动和最优化配置，强调均衡价格理论，本质就是实现现代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理论。这一点也是理解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在现代经济运行中的规律和作用的关键所在。

3. 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

西方宏观经济学认为，一国必须践行经济可持续增长，“什么决定长期增长率”的问题便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议题。围绕经济增长理论，资本与经济增长也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从上世纪4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哈罗德-多玛增长理论，以凯恩斯有效投资增长理论为基础，把静态的短期的凯恩斯的有效投资理论经过动态化、长期化改造，形成了所谓的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这就是以强调储蓄与资本形成决定经济增长的模式，这个模式强调长期的经济均衡增长必须依赖于实现充分就业的储蓄转化为资本投资；
显然，这个理论突出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即在假定资本-产出比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增长长期唯一地决定于储蓄率，也就是资本积累率。后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证明，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必须首先突破资本匮乏对经济增长的阻碍；
因此也就有了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等，同样也是强调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

随着实践的发展，经济增长理论先后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模式，如索罗-斯旺增长模式、新经济增长理论等等，虽然对于资本、劳动和技术等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侧重点或者决定性因素有所不同，但是资本在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和作用则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在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进入实证分析阶段以后，出现的研究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及其分解、余值贡献说、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等等，都可以看到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和重要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中，卡尔多模式则明确提出资本和工人的储蓄倾向对于均衡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个理论把资本和劳动的所得大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强调劳动与资本的收入分配关系会影响甚至决定长期经济均衡增长。这个分析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客观地验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的批判及其对资本-劳动关系的深刻分析。

4. 资本的利率与分配理论

在对资本要素分析中，除了价值论分析之外，西方经济学也对要素分配理论进行了分析。从效用价值论出发，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认为，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要素都参与生产，因此都创造效用和价值。既然三个要素是价值的来源，相应的三个要素的所有者就应该根据他们提供的生产性服务参与产品或价值的分配以获得收入。因此萨伊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收入是由各种生产要素提供的生产性服务创造的，没有剩余。需要指出的是，这与马克思强调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实行按劳分配制度不一样，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或者服务的使用价值的生产离不开三个要素的共同作用，但剩余价值则是由劳动创造的，与资本等其他要素没有关系。但是西方经济学长期从萨伊所谓的“三位一体”分配方式出发，形成了所谓劳动-工资、土地-地租、资本-利息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理论，实质也是要素报酬的分配理论。特别是强调资本的报酬所得即利息理论，这就完成了对资本要素的分配理论的创建和分析。

5. 储蓄-投资与资本及金融市场理论

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储蓄和投资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变量。从收入与支出关系来说，收入中扣除消费之外便是储蓄，储蓄一旦形成资本投资，就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
资本通过金融市场、银行等中介形成投资行为，成为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为和因素。因此，储蓄与资本投资也成为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变量和工具；
特别是通过利率这样的中介变量，形成利率、货币供给、货币需求等在内的货币市场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成为现代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宏观经济学发展形成的所谓总供求模式即AD-AS模型等，都可以清晰地说明资本以及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稳定运行之间的重要和密切关系。从这一点来说，资本及其资本市场包括宏观货币政策等，必然是政府宏观调控现代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6. 外部冲击与金融危机理论

西方经济学近年来也关注和研究金融危机理论。实际上，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特别是资本跨国流动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发展，金融国际化进程也不断加快。一方面，金融市场本身也存在信息不确定性和内部交易成本，加上金融有效监管不足，特别是内部发生的所谓金融深化及金融创新工具不断演变，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发展与金融国际化相互作用，一国发生的金融风险伴随国际化而不断传播，形成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的国际化传播机制。因此，如何应对不确定性因素和外部冲击与金融国际化带来的风险监管，不仅成为各国在国际金融领域面临的实践挑战，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难题。显然，西方宏观经济学原有的所谓短期需求管理的凯恩斯政策干预范式，实际上也难以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和冲击。这也是近几年人们对资本市场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值得我们从理论上思考资本的作用和特殊性。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对资本的分析，着重强调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对我们清醒认识资本的生产要素属性和特点具有现实和启发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对资本要素的这种分析，如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质一样，忽略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在生产关系意义上的社会属性，特别是基本经济制度属性的分析，这一点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关注。

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对于深化资本的认识以及如何克服传统的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

1. 从计划到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变革与资本发展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逻辑并对其所谓“合法性”的深刻批判，最大的理论意义就在于指出，要摆脱传统的资本逻辑困境，唯一的途径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共产主义社会，从而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劳动者的自由发展。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规律和人文主义价值观出发，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走出资本拜物教、劳动异化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目标和方向。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成立以后，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在经济体制上选择了计划经济方式。受苏联计划经济，尤其是斯大林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深刻影响，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后，同样也选择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说，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走出传统资本逻辑及其发展困境的唯一有效途径；
但如何高效地发挥资本在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方面则是一个需要实践不断探索的问题。其中，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调动各类资本的积极性，提高资本要素的生产效率，推动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从实践发展效果来看，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建立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但是长期发展效率较低，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因此，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进一步探索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大工厂”模式的有效实现形式。这就涉及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认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从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学术界“社会主义论战”中形成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等诸多争论，到后来发生的前苏联经济的改革完善尝试、前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改革”、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以及波兰的经济改革等等，实际上都表明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提高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运行效率。诸多讨论和实践探索表明，计划经济由于信息不对称性导致的信息成本和激励不足，导致缺乏效率；
同样的道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在公有制条件下可以摆脱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发展逻辑的内在困境，但作为生产要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仍然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而这一点，已经被苏联、东欧国家计划经济发展的实践以及后来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和实践所证明。

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和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使得人们认识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属性没有内在关系，正如邓小平明确强调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特征；
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和方式。这样的实践探索和认识突破，把市场经济从对社会制度和属性的认知中解放出来，进而从资源配置手段和方式来认识。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和创新发展。按照这样的认识逻辑，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看哪种配置方式更有效，就选择那种资源配置方式。既然历史和实践都表明，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比计划经济体制效率更高，那就自然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本等生产要素，为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创造了十分重要的资源配置条件。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资本与市场机制结合

从资源配置方式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为根本的问题在于解决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问题；
换句话说，只有通过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才可以解决传统公有制资本的市场化配置资源和效率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按照市场化机制来配置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使得各种形式的国有资本能够根据市场化运作规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甚至私营企业、外资企业都能按照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实现各类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
同时，也会按照市场经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原则，塑造各类独立的市场主体，确保生产主体能够按照市场价格信号以及供求关系配置资本等生产要素，切实促进配置效率的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国有资本、实现产权激励、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供了重要的体制条件。同时，通过实现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也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各类资本，包括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等共同参与市场经济，平等进行市场竞争，完善各类资本的激励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创新空间。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开放性：推动全球资本自由流动

市场经济本身具有开放性和国际化运行的特征，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是开放发展的经济，必然要推动各类资本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走进来的同时，也可以有效走出去。这就为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国际资本共同发展和相互促进，创造了重要条件。一方面，本土企业和资本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在对外开放中不断提升自身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也通过积极引进国外资本，发展各种形式的外资经济，解决我国发展初期的资本短缺和外汇短缺问题；
通过推动各类资本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提升中国产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各类资本的自由流动，甚至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化资源配置，大大提升了资本要素的发展空间，也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依赖性更强。中国更加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世界经济也更加离不开中国经济。

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解放和发展资本要素生产力

在改革的实践发展中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结构框架，从若干方面的内在规定性上，极大解放和促进了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以产权明晰和法人制度等作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它确保各类资本和产权形式的企业能够独立自主发展，公平竞争；
甚至通过股份制资本结构、混合所有制资本结构等，共同促进生产力发展；
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为特征的现代市场体系，也是推动各类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效率的重要基础；
以规划、战略、金融、财政以及社会政策等相互配合与相互合作为主要手段的现代宏观调控体系，是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稳定和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以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宏观调控等为主要支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促进微观活力、提升资本等要素市场效率、实现宏观稳定等提供了重要的体制支撑和重要保障，极大地解放和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力。

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基本经济制度：克服传统资本逻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同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纳入，从而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所有制结构上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就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通过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直接结合，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克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局限性，使资本真正为劳动者服务而不是相反；
同时，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和产权激励，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内在动力和活力，极大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社会主义处级阶段，无论是公有制经济及其资本，还是非公有制经济及其资本，只要有利于促进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都是不断发展和壮大的客观依据。这样的制度规定，既有利于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逻辑悖论，又能最大化实现所谓“资本文明面”。

其次，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从分配制度上确立并实现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原则。建立按劳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消灭剥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价值的重要体现。实行按劳分配为主，既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决定的结果，又是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共同富裕的基本保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就可以有效地防止资本主义单一的按资本分配，以及由此出现的收入分配两极化和劳资矛盾对立和冲突，真正实现劳动与资本要素的合作共赢和双赢。同时，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又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来源多元化与合理化，真正促进收入快速增长，实现共同富裕。确立多元化收入分配结构，也有利于激励和调动各类资本最大程度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共同为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内在地规定并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和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优势，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各类生产要素，包括资本等重要要素和资源配置，都是由各类市场机制来决定；
这就要求不断加快建设更高标准的要素市场体系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标准和规则统一、市场体系开放有效的国内外大市场，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最大程度地促进资本、劳动、土地、人才、技术和数据等生产要素充分自由流动，提高资本等各类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程度和配置效率；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要求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特别是发挥政府在战略规划引导、产业政策引领、市场体系建设、市场秩序保护、营商环境建设、法治体系保障、产权激励机制、创新环境营造、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外部环境建设上更好地体现有为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双重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的盲目扩张和无序竞争等，同时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实现资本等生产要素公平竞争和有序发展，有利于资本摆脱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身发展逻辑困境，推动资本朝着物质文明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有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也有新的发展目标和发展任务，同样也有新的发展实践和经验，这就要求不断从理论上进行提炼，形成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方位，聚焦新的发展主题，遵循新的发展逻辑，这也对资本发展提出了新目标、新任务和新要求，也需要我们从新时代新要求出发，进一步深化对资本理论的认识，推动资本更加高质量发展。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资本发展的新要求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也是中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新特征、出现新矛盾、形成新战略、完成新任务等。从新的发展阶段来看，新时代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新阶段。任何事物发展都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再到新的量变和质变的不断前进和发展的过程。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外深刻复杂的新形势，开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开辟新的历史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既与以往发展历程一脉相承，又体现了很多与时俱进的新特征，是对过去发展阶段的历史延续和继承发展，更是在新的条件和形势下，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而不是什么别的新时代。”(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58页。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然决定了新时代资本发展的新逻辑。新时代也孕育和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毫无疑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新时代资本发展的逻辑提出了新目标和新要求。特别要指出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是要求资本如何在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如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担当新使命，展现新作为。这也是新时代资本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时代任务。

2. 新时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与资本发展的内在规定性

理论一定要和实践发展相结合。只有来自实践发展和鲜活经验，理论本身才具有生命力和内在活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从来都是伴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伴随现实经济社会关系不断变革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和经验，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提供了生动的来源和基础。从马克思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来看，资本理论和实践总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资本的形态、功能以及内在属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来看，至少在如下四个方面内在地决定了新时代资本实践和理论发展的本质特点和发展方向：

其一，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等方面规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各类资本都是在党的领导这个前提下更好发挥作用和功能，这就决定了各类资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基本方向和发展目标。其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资本发展有机结合。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确保了各类资本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内在地规定了各类资本是促进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手段；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可以最大程度发挥资本的物质文明面作用，最大程度克服资本逻辑的内在困境问题；
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资源配置方式又可以充分发挥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实现市场化配置资源，又可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可以最大程度上调动各类资本的积极性、创造性，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其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原则，内在地决定了各类资本的发展与促进和保护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相结合，更好引导和保护资本要素为人民利益而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发展的人民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品质，也是有效摆脱资本无限增殖的传统发展逻辑及其困境的现实选择，科学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其四，坚持共同富裕也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资本与劳动双赢、防止出现劳动-资本两极分化规定了明确的价值导向和实践导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坚持发展的公平正义原则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坚持共同富裕，内在地规定了资本与劳动的收入分配导向，有助于防止收入分配极化效应；
共同富裕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科学体现了劳动价值论和超越资本的逻辑困境的内在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非常丰富，至少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从理论逻辑上内在地规定了新的时代条件和环境下资本发展的实践逻辑和价值导向，也对规定和发挥资本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微观经济活动信用基础、实现企业财务活动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有序扩大再生产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3. “三新一高”实践逻辑与资本发展的现实要求

面向未来发展，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发展”即“三新一高”的发展大逻辑，决定了我们必须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积极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首先，新发展阶段必然要求资本发挥重大作用。新发展阶段要求必须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这就要求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切实发挥各类资本要素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推动科技创新、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集聚科技人才资源等方面的重要引领作用。其次，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资本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也要求各类资本主体更加多元，各类资本要素市场竞争更加平等，资本市场体系更加开放并充满活力和秩序，资本与劳动等要素实现共赢发展；
五大发展理念也要求各类资本聚焦创新发展、科技进步和绿色发展，助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第三，构建新发展格局也必然要求资本要素发挥枢纽功能和中心节点作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需要发挥各类资本在促进国内大循环、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中的要素集聚及其中心节点和枢纽功能作用，推动国内外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畅通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资本要素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发挥资本要素在高质量引进来、高水平走出去中的关键作用。第四，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选择也要求资本要素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来看，要通过深化资本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完善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快资本市场的质量、效率与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我国资本市场和金融发展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无论是内在要求还是现实需要，都强调要继续发挥资本在集聚和配置各类生产要素中的枢纽地位和重要作用，也更要求各类资本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生产力进步、加快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发展等方面继续做出更大的积极贡献。

4. 高水平改革开放新要求与建设高标准资本市场

从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来看，我们仍应加快建设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推动高水平改革开放。首先，从新时代加快建设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目标来看，我们仍然面临诸如高标准的要素市场体系不够健全、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与共同发展的制度环境还不够完善等问题；
尤其是作为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要素市场体系不健全，资本市场如何更好创造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紧密结合、激励与约束机制合理对称、成本与收益原则积极引导、供给与需求机制充分作用等功能完善、信号明确、机制畅通的体制机制条件，进而用好用足资本市场的制度激励机制和预期管理机制，是一项重大课题。因此，必须加快建设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质量的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高质量资本市场激发市场主体内在活力的作用，推动中国经济更高质量发展，彰显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和资本市场的效能。(4)权衡：《以制度稳定营造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学习时报》2022年4月13日。其次，新时代要加快推动高水平开放，统筹开放与安全，推动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作为日益走近舞台中央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如何发挥大国的积极作用、如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如何为人类发展做出中国贡献，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中国必须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推动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
同样，资本市场开放发展必然要顺应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内在要求，既要与国际最高标准与最好水平的投资贸易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积极对标和有效链接，又要高度关注高水平开放发展带来的安全和风险挑战，重视资本市场开放发展带来的风险压力测试，为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做好先行先试和经验探索。因此，新时代高水平改革开放和加快建设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要求加快建设高标准资本市场，推动资本市场更高质量发展。

5. 监管体制改革与资本治理能力完善

进入新时代，要进一步强化资本监管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形成高效、统一、完备的资本市场监管体系和现代化治理体系。首先，要改革、完善和强化资本市场监管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新时代科技革命和技术创新日益突飞猛进，尤其是资本要素与大数据、平台经济等新模式及新业态相结合，尽管客观上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力进步，但是数据、算法和算力等可叠加资本扩张力度，容易产生如互联网金融P2P等无序扩张、脱实向虚等行为，更要防止抽逃注册资本、权力介入资本、股权过度抵押等野蛮扩张和生长。因此，从监管来说，须运用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等手段，提高监管的精准性和科学性。其次，要推动资本领域的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确保资本要素市场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防止出现市场不正当竞争和资本垄断。资本要素的市场流动性是其本质特点，一旦出现无序扩张就会极易出现不正当竞争，资本市场也极容易因为技术专利或市场扩张等某些因素，从不正当竞争、不规范竞争发展到资本垄断，进而引发社会经济问题。因此，要坚决打击和破除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尤其要防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技术支配地位、滥用信息不对称等形成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及其局限性的分析，十分科学地指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二重性”，即资本既存在“物质文明面”和极大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大和积极作用，也存在无限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局限。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和按劳分配理论出发，对资本逻辑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提出超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逻辑，唯一的选择就是解放劳动者，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显然，马克思这样的分析体现了人本主义思想和价值，对资本理论的分析更具理论的彻底性和真理性，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也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和方向。同时，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始终坚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原理，为我们认识和思考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特性以及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分析，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为存在前提下进行的分析。从生产力发展规律和资本发挥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方面来说，无疑具有正确和积极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体现了资本在市场化、全球化发展等方面具有的资源高效配置、市场分工深化、技术创新发展、跨国公司创新等特征与规律。尤其是二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取得的长足发展和进步，客观上说离不开资本的重大和积极作用。但是，这种分析是以19世纪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效用价值论和要素贡献论为基础的，忽略了资本要素在特定生产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下的运行规律和历史局限性，因而也就无法科学和全面地认识资本的规律和属性，也无法有效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资本关系冲突不断、世界经济供需矛盾加剧、各种形式的危机和社会矛盾多发、逆全球化思潮汹涌，甚至部分发达国家内部经济社会结构撕裂、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等现象。从根本上说，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的运行规律和属性，仍然没有摆脱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分析的框架，因而资本发展也必然面临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效地防止“资本逻辑困境”的出现；
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注重发挥资本在推动市场化、国际化、开放性、创新性等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积极作用，实现资本在推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和历史进步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我们深刻认识资本的积极作用、有效克服资本的消极作用、防止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逻辑困境，提供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新空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原理，有效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和发展，为丰富和深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来源和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构建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和实践课题。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来源，也为深化认识资本理论、积极发挥资本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原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等等，从政党领导、人民主体性、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资源配置、共同富裕目标等出发，内在性地规定了新时代资本的发展方向和目的，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各类资本健康发展、避免“资本逻辑”及其困境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以及“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题，为各类资本在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做出重大贡献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也为各类资本实现合作共赢创造了巨大潜力和机会。面对新时代全球化发展新态势、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科技革命带来的资本扩张、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相互作用，既为资本发展带来新机遇，也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脱实向虚、劳动-资本收入差距扩大等带来新挑战，这些新机遇、新挑战都要求新时代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资本等各类生产要素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注重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发挥制度优势，完善治理能力，提高治理效能，加强对新时代资本的积极引导，也是有助于实现资本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推动创新驱动发展、顺应国际分工趋势等的必要和重要条件。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马克思科学地分析和提出了资本逻辑及其批判性理论，并极具创造性地指出了超越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逻辑的手段和目标，也由此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共产主义思想和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由于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矛盾运动的规律性，人类社会发展同样会在历史的曲折中前进。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为超越传统的资本逻辑奠定了社会制度基础和物质条件。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更是为克服资本逻辑困境，推动资本物质文明化趋势提供了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制度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民族复兴重任和百年大变局，面对全球化新竞争新态势，面对科技革命，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平台经济等发展所带来的新挑战和新机遇，为如何更好引导资本发展、彻底超越资本逻辑困境、发挥资本重要作用、实现各类资本合作共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和制度保障。

从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来看，必须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规律出发，不断改革传统落后的生产关系，使之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对立和统一中发展，从而不断摆脱旧的资本逻辑，克服其局限性，极大地促进资本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这正是资本发展的属性、特点和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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