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林飞，康贺阳

关键字：社会凝结器，乌托邦，构成主义，莫伊塞·金兹堡

“社会凝结器”（The social condenser，俄文：социальный конденсатор）1）是1920年代苏俄建筑先锋派的首要、最广泛的建筑设计理论概念。1920年代后期，苏俄构成主义者的理论大师莫伊塞·金兹堡（Moisei Ginzburg）2）在著名的构成主义杂志《当代建筑》3）中首次提出了“社会凝结器”的构想，它被认为是响应1917年十月革命出现的最重要的建筑理念。在金兹堡的文章中，他指出“社会凝结器”是“塑造并结晶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建筑类型，是“我们时代的社会凝聚力量”。建筑师能够创造新型的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和建筑综合体的形式和发展方向，使建筑能够根据新的社会制度实现其基本目标，逐步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生活、生产的原始社会属性。

“凝结器”本身来源于“电力变压器”一词，是一种用于重新部署和强化电流的装置。正如俄罗斯文学学者卡特琳娜·克拉克（Katerina Clark）所解释的那样，在苏联的背景下，列宁的著名宣言曾指出“共产主义”等于苏联的力量加上整个国家的“电气化”，这样就是“共产主义”最好的体现[1]。从图1可以看出，“社会凝结器”的思想也充满了与电、辐射和磁性有关的生动内涵。

图1 古斯塔夫·克鲁蒂斯（Gustav Klutsis），海报设计，题为《整个国家的电气化》，1920，来源：http://www.rozswietlamykulture.pl/reflektor/2010/07/02/kino-sztandar-trzy-razy-orewolucji-wiertowa-i-godarda/

“社会凝结器”是关于一种建筑的建议，用以表达后革命时期的“新型”建筑将由什么组成，以及它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对于构成主义者来说，“社会凝结器”就是用一种革命性的政治力量来贯彻新的建筑类型。正如《当代建筑》中所写，这是“建设中的社会主义时代”，社会凝结器将是一种社会化的建筑装置，用来将人们的生活改变为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社会凝结器”鼓励集体意识，将为居民而进行的建筑设计提升到科学的思考，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主要建筑手段。这是一个高度理论化的畅想，是模糊的概念的变革现实，同时这也是一个充满了时代性的乌托邦幻想。

“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的人文主义文化急速退步，建筑领域充斥着对古典主义的复兴以及无原则的折衷主义。面对这样的社会情况，一小群先锋派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明确表达了他们在美学上的反叛，他们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解放大众，消除个人差别，解放人的思想并融入共同的自由。“社会凝结器”投射出对未来生活的渴望，这类建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集中应有的愿景——展示新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建筑汲取了时代的精神，使思想具体化，将思想转化为建筑的形式（图2）。

图2 建筑工人主张现代化住宅模式的游行，莫斯科，1931，来源：https://ic.pics.livejournal.com/mi3ch/983718/4970602/4970602_original.jpg

在社会改革的时间节点上，媒体对“新生活方式”的前景充满热情，提出了在适当条件下可能出现“新苏联人”的观念。苏俄媒体夸大集体生活、学校的全民教育和“新人民”的美德，可以说苏联的媒体是这些激进思想最普遍的传播媒介。在青年报刊的报道中写到，如果一个人以集体的方式生活，他们就会被教导像社会主义者一样思考。民众的日常生活被宣告为社会主义的战场，那时年轻的激进主义者全部拥护激进的社会主义关系。

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在1921年开始实行全苏电气化计划4），这对苏联的先锋派建筑师来说，意味着他们的建筑幻想成为可能实现的作品。城市规划者和建筑师在建筑设计领域进行了实验性的乌托邦建筑畅想，前卫的建筑师迫切向工业化迅速发展的西方寻求答案，特别是向经验丰富、技术优越的西方先锋建筑师学习。

在1920年代初期，勒·柯布西耶与苏联的先锋建筑师们进行了多次的交流往来[2]。可以说勒·柯布西耶传播的纯粹主义和机器主义思想对苏俄建筑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来自苏俄的构成主义也印刻在他的思想中。勒·柯布西耶在1923年发表了《走向新建筑》一书，金兹堡在1924年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风格与时代》。从两本书的封面与书中大量关于机械美学以及建立为新社会服务的形式语言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金兹堡与勒·柯布西耶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共通性，同时因源于不同的政治体系而表现出的差异性（图3）。

图3 《风格与时代》（左）《走向新建筑》（右）封面对比，左图来源：Гинзбург М.Я.Стильи эпоха:Проблемысовеменнойархитекту ры[M].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4，右图来源：Le Corbusier. Vers une architecture[M]. Paris: Éditions Crès, 1923

“社会凝结器”一词用于评估与确定在社会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任何规模的建筑、城市结构，它也被称为构建或设计新的社会结构的工具。正如苏联建筑杂志《当代建筑》在1927年出版的十月革命10周年专刊曾提到的，“社会凝结器”本身就是一个概念，代表了苏联第一个动荡的10年（图4）。

图4 由莫伊塞·金兹堡编辑的俄罗斯主要的构成主义杂志《当代建筑》，1927，来源：https://www.architectural-review.com/essays/perestroika-of-life/10023681.article

金兹堡对“社会凝结器”的阐述与构成主义建筑的目标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社会凝结器”项目作为地区甚至整个城市的建筑、建筑群应具有三个目标：首先是发挥建筑的功能，满足建筑性和人性化的需求；
第二个是通过为未来的建筑和城镇规划埋下伏笔而使人们适应新的生活方式；
第三个就像第二个一样，与社会变革的目标有关。因此，“社会凝结器”不是具体的某一类建筑形式，而是带有理想主义的建筑构思，它包括建筑师对公共住宅、工人俱乐部以及对城市规划的尝试。社会凝结器既是对未来的想象，又是由它而来的一种模式。

“社会凝结器”提出将建筑作为一种打造全新社会类型的方式，是具有非凡影响力的建筑概念。它包括对现代城市主义的美好畅想：集体生活、共同生产、劳动智慧和创造热情的集约化。它主张为社会目的服务，通过鼓励人类互动、相互依存和集体意识的空间设计，来促进共产主义生活。建筑将作为一种帮助构建新型人类社区的工具，例如集体居住、工作和开展公共文化活动等。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社区是平等和充满同情心的，社区中将不再存在旧的阶级和性别等等级制度，资产阶级或农民生活的异化和私有化也将不再存在。

“社会凝结器”是一个高度理论化的畅想，针对其提出背景及其所畅想的社会生活，它没有明确的建筑原则，总体要求建筑具备功能多样化、空间社会化、活动集体化、设计未来化的特点。比如，在设计中提供空间尺度极大的公共活动空间、灵活多变的空间形式与功能、促发人们交往的宽敞走廊、极具特点的交通空间、更多的集体设施和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等，通过社交使民众与社会产生更为紧密的联系与互动，也使民众的生活更现代化，更具有共产主义的特点。

然而任何与社会的复杂网络结合起来的改革都不可能立竿见影。“社会凝结器”的理想出现多次，但是在具体进行建筑实践时还是遇到了许多现实的矛盾。由于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发展工业化，集体住房被要求成为有效率的和经济上的组织，作为生产性社会劳动力的一部分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力。“社会凝结器”初期的目标是建立密集居住的社区，以便于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然而政府官方测算建造这样的住宅建筑群成本比革命前的家庭式住房高出200%。由于建造时期财政的紧缩，公共住宅的建造并不尽人意。建筑师的幻想是美好的，但是他们在将人文主义的价值与社会的物质现实结合时，并没有意识到后者是对这些人文价值观的极大威胁。

在1928年“沙赫特案件”审判5）之后，斯大林政府要求工厂工人以类“社会主义”的精神毫不置疑地服从他们的组织，并为强制集体化的成功而沾沾自喜时，现代建筑师联盟（OSA）组织公开强烈谴责斯大林主义：质疑专业精神、组织官僚化以及集体主义对个人的剥夺，他们的话语构成了对斯大林政府意识形态的挑战。

针对公共住宅的问题，建筑师们进行了反思，即如何使建筑设想与社会物质经济更好地结合起来。现代建筑师联盟于1928年发表的第一份关于城市规划的正式声明反映了他们的城市化观点。他们呼吁用功能主义的方法进行城市规划，避免“混乱、自发”的建设和盲目追随任何先入为主的方案。理想的“社会凝结器”在现实的矛盾中进一步演化、完善。

4.1 纳康芬住宅区

纳康芬（Narkomfin，俄文：Наркомфин）住宅区可以说是最著名的明确构思的“社会凝结器”。它是由莫伊塞·金兹堡、伊·米利尼斯与工程师谢·普罗霍罗夫在1928-1930年间于莫斯科完成的。这是苏联第一个实验性住房项目，它包含了集体生活的过渡性空间，例如餐厅、公共浴室、活动室等。纳康芬住宅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第一个“社会凝结器”定义的指导性项目，与此同时，它见证着革命后的社会阶层、错综复杂的斯大林时代，及所有的物质现实。它不仅经历了社会领域的变化，而且经历了建筑领域的变革[3]。

从建筑功能的角度，它的住房设计包含F型单元和K型单元。F型单元是为小型家庭或无子女夫妇设计的，而K型单元则由两层、3个房间组成。F型单元只有一个小厨房设置在凹室内，而K型单元的厨房大约4m2。为了鼓励人们集体生活，纳康芬住宅区为居民提供了许多集体设施，包括公用厨房、饭厅、洗衣房、清洁服务中心、幼儿园、体育馆、图书馆、工作间、屋顶上的夏季餐厅等。所有公共设施都位于另一栋建筑中，通过廊道与住宅建筑的首层相连，并在其第二层与有屋顶遮盖的画廊相连。纳康芬住宅区是构成主义者功能主义建筑的一个范例，是苏联“住宅公社”的重要代表作品。它通过建筑形式上的相似性，满足人类需求的方式，将构成主义与现代主义联系了起来（图5）。

图5 纳康芬住宅立面，莫·金兹堡，1928-1930，来源：https://diary.ru/～tevildo/p205510579.htm?oam

维·布赫利（Victor Buchli）6）在有关“现代性”的项目中提到，纳康芬住宅区曾被列为是苏联国家基础项目。然而，把旧的个人生活方式转变成一种集体化和人性化的生活方式，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社会生活，这与社会主义提出的自相矛盾的。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住宅公社曾是理想的革命世界的一个缩影，而公共公寓则是一个真实的苏联缩影，一个非理想化的苏联社会缩影。”[4]

4.2 工人俱乐部

1920年代，工人俱乐部和文化宫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新文化实现的象征，即通过辩证唯物主义所体现的科学原理来改造个人，并强调了最新创新技术——混凝土和玻璃结构的使用。俱乐部作为工人娱乐和教育的场所，也是工人们社会生活重要的一部分。苏联的十二次代表大会曾强调，“俱乐部必须成为工人阶级的大众宣传和创造力发展的中心。”

俱乐部作为两个最重要的社会改造元素之一，是新的社会结构的代表。他们与古典风格的教堂、老剧院等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它们必须依据一个新时代的建筑理念进行设计，有新的视野和适当的当代风格，以便与属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东西区隔开来。1920年代后莫斯科的工人俱乐部和文化宫大多都是由著名的构成主义建筑大师设计的，其中包括维斯宁兄弟、康·梅尔尼科夫。新建筑师联盟（ASNOVA）的创始人之一埃尔·里茨斯基（El Lissitzky）宣称这类建筑是“改造人类的工厂”。工人俱乐部的含义是让室内工作的所有人都在一天的工作之后得到休息，并在那里获得新的能量。儿童、青少年、成年人和老年人应该感到他们属于一个社区。

莫斯科的祖耶夫工人俱乐部是一件杰出的建筑作品。它是新建筑师联盟建筑的典范，由伊利亚·戈洛索夫 （Ilya Golosov） 在1926年设计，1928年完工[5]。它为莫斯科工人提供教育、娱乐、各类公共设施，其空间符合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该建筑设计有一个可容纳850人的矩形礼堂，供戏剧表演和集会使用（图6）。

图6 祖耶夫工人俱乐部，伊利亚·戈洛索夫，1928，左图来源：http://retromap.ru/forum/viewtopic.php?f=56&t=965&p=2722，中、右图来源：https://rengabim.com/contest/konstruktivizm/

埃尔·里茨斯基说，俱乐部设计的空间不是被动的娱乐消费形式，而是让大众能够直接参与其中，用社交使民众与社会发生关系，其设计理念与现代建筑师联盟组织的理念是同宗同源的[6]。只不过现代建筑师联盟的建筑师在设计时考虑了建筑的功能，并通过建筑本身积极塑造社会互动，而新建筑师联盟则更注重设计产生的情感效果，尤其是建筑外立面带给观众的情感寄托。因此，祖耶夫俱乐部被用来间接地激发民众的情感，而像纳康芬住宅则直接充当了社会的凝聚者，塑造了居民和游客的生活和互动（图7、8）。

图7 祖耶夫工人俱乐部透视，这成为许多促进无产阶级文化的活动的场所，来源：https://www.architecturalreview.com/essays/perestroika-of-life/10023681.article

图8 亚·罗德琴科（Alexander Rodchenko）于1930年代苏联拍摄的照片，反映了公共活动的增长，来源：https://www.architectural-review.com/essays/perestroika-of-life/10023681.article

4.3 勒·柯布西耶在莫斯科设计的办公建筑“中央消费合作社总部大楼”

20世纪初构成主义在苏联迅速崛起，这场前卫的建筑思潮使得苏联主流审美观恰好与勒·柯布西耶追求的空间明示功能的建构性思想不谋而合。十月革命诞生的社会理想与苏联构成主义的兴起为勒·柯布西耶设计理念的表达提供了契机[7]。

1928年8月，莫斯科中央消费合作社总部大楼建筑竞赛的中标为勒·柯布西耶的建筑思想与实践在苏联的尝试提供了新起点。中央消费合作社总部大楼（Tsentrosoyuz building）的设计，重在运用动线引导人进入想要到达的空间，大尺度的螺旋斜坡成为快速疏散人潮的空间元素。其建筑体量由结构柱支撑，让车辆与行人可以自由在地面穿梭。办公空间的H形体量，可提供2500人同时办公，包括餐厅、会议室、剧场、俱乐部与文化设施等，可以说是将工作与娱乐结合在一起的现代化办公空间的典范。从建筑的形体构成上，也表现出纳康芬住宅区对其产生的直接影响[8]。

勒·柯布西耶对于该项目怀有伟大的构想，在其1930年出版的《勒·柯布西耶全集》中他宣称中央消费合作社总部大楼是基于现代科学建立的当代建筑的真正示范，是他在完整的表述“光辉城市”的思想前所进行的尝试。在该项目中勒·柯布西耶表达了他对“社会凝结器”思想的建筑理解，甚至“社会凝结器”的构想被认为是勒·柯布西耶推崇的“光辉城市”的理论基础（图9、10）。

9.10 “中央消费合作社总部大楼”，勒·柯布西耶，1928，来源：https://www.wikidata.org/wiki/Q2454624

虽然十月革命后的其他建筑概念在复杂性和意义上都无法与“社会凝结器”媲美，但“社会凝结器”从最初诞生到实践是短暂的，大概只存在了10年时间。即便1930年秋，苏联最具影响力的建筑组织——当代建筑师协会的城市理论家们，对斯大林时期的社会政策发起了正面反思。他们在《当代建筑》杂志上发表文章，改进其建筑理念：建筑师主张建立一个理想的城市规划，保证个体的全面发展，保证官方建筑模式施行的同时，给予民众自在的生活。

但领导者们不会接受理想主义者的提议，先锋派的幻想于1930年彻底破灭。1930年，当局就这场争论阐明了官方的观点:“马上解决掉几个世纪以来的腐朽问题以及社会文化和经济落后的现实是不可能的”[9]。这种由国家出资建设集中化的居民服务设施，富有乌托邦思想的重建计划是不现实的。这种乌托邦和教条主义的方案草率实施，没有考虑苏联的物质资源及其局限性[10]。建筑师应该避免做自己空想的奴隶，因为一种适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出自了解群众的生活和当时社会政治条件的建筑师之手。

同年，政府发布法案，取消富有主见的学术组织现代建筑师联盟、新建筑师联盟、城市建筑师协会（ARU）等等，并把建筑师改组成一个专业性组织——全俄无产阶级建筑师联合会（Vopra）[11]。这个组织直接控制建筑师设计的形式和特征，并且推崇折衷主义的理念。它对于矫揉造作的作品毫不回避，并声称“人们有权选择柱式”。斯大林主义者喜欢矫揉造作的作品，他们欣赏伊·茹尔托夫斯基7）回归帕拉迪奥式的设计，例如现在的莫斯科国内旅游总部，也喜欢布洛夫的折衷主义作品和装饰主义的莫斯科地铁站[12]。随着斯大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想在苏联建筑中的巩固，折衷主义、历史主义和纪念性卷土重来。“社会凝结器”这个激进的新建筑类型被当局打压，该理论逐渐没落，不再被人提起。与此同时，1920年代的理念正在朝向政治领袖个人喜好的实用主义方向迈进，被社会、政治加以利用与改造。

赫鲁晓夫时代拒绝斯大林时代的“陈腐过剩的建筑思想”，住宅建设思想又回归到1920年代的众多建筑概念，例如多功能住宅、“微社区”等。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苏联接受现代主义建筑师勒·柯布西耶8）的设计思想来改变日常生活，其中最著名的是“微社区”中的住宅建筑模式。这是典型的社区设计，包括公共花园等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等。现代的便利设施和消费者服务使生活变得更加现代化而且共产主义意味十足，建筑再次具有实用性和功能性。每个住宿区都是建筑群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营造一种社区的亲切感。赫鲁晓夫时代，在大规模住房计划中，“微社区”已进入了家庭和社区的理想视野，成为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最大的建设成就（图11-13）。

图11 勒·柯布西耶的巴黎提议，来源：https://www.wikidata.org/wiki/Q2454624

图12 赫鲁晓夫在别利亚沃的莫斯科地区的住房成就，来源：https://www.architectural-review.com/essays/perestroika-of-life/10023681.article

图13 集体公社可为500多人提供私人住宅，并包括公用厨房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来源：
https://www.architectural-review.com/essays/perestroika-of-life/10023681.article

“微社区”从未与1920年代后期的“社会凝结器”公开地联系在一起，但它们在某些方面反映了许多相同的影响和社会理想。1960年代的技术进步似乎使“新生活方式”成为可能，这使对生活进行文化渗透的设计理念再一次成为乌托邦式的前景，革命性的想象力得到了恢复。随着赫鲁晓夫1960年代中期政治生涯的消亡，这种创造力的高峰再次终结。

“社会凝结器”的重生不仅发生在苏联，也发生在资本主义的法国。20世纪末东西方对构成主义重新探索的工作中，曾多次强调过这一术语的重要价值及其建筑理论和实践的中心地位[13]。这些研究者主要包括凯瑟琳·库克（Catherine Cooke）9）、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和阿纳托尔·科普（Anatole Kopp）10）。

出生于俄国的法国共产主义建筑师阿纳托尔·科普对“社会凝结器”进行了广泛、详尽的调查研究。阿纳托尔·科普的《城镇与革命》于1967年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日出版，它把“社会凝结器”作为构成主义建筑的指导理念。1968年法国的准革命性事件的发生，时值西欧建筑思潮动荡的前夕。正如历史学家奥·阿库申科（Olga Yakushenko）11）所指出的那样，阿纳托尔·科普的意图是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以建筑实践为出发点，重新解构构成主义，以“解决1960年代法国建筑社会的危机”[14]。正如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时代”所想象的那样，“社会凝结器”的生命力是一个时间的产物，它为调和人们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进行了斗争。尽管他们的许多尝试在事后看来可能是幼稚和天真的，但社会凝结器背后所富有的内涵却启发了无数的革命者。

阿纳托尔·科普的著作引导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2）与凯瑟琳·库克重新思考并提出这个概念，解释空间结构和社会观念是如何相交最终又如何有助于引发空间需求的转变，从而改变了许多建筑师的研究方式。

建筑师、建筑理论家雷姆·库哈斯也对其进行了重新思考，并试图将此理论用于自己的作品中。今天，“社会凝结器”这个概念在西方的许多项目和论文中被大量引用，其中大多数建筑学本科生或研究生似乎更相信是雷姆·库哈斯本人首先提出了“社会凝结器”的想法。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与阿纳托利·科普在1968年5月将“社会凝结器”翻译成西方的知识和政治话语权的宣传有关。

雷姆·库哈斯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首次通过阿纳托尔·科普或亨利·列斐伏尔了解到“社会凝结器”这个概念。在他设计的巴黎拉维莱特公园（1976年和1982年）竞标方案中运用到了这个理念，其拉维莱特公园与莫伊塞·金兹堡1930年莫斯科文化休闲中央公园（后来被命名为高尔基公园）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图14-15）。但在雷姆·库哈斯的语言体系里，“社会凝结器”是一种在空置地形上进行规划分层，以鼓励动态共存的建筑方式，人的活动可以通过空间的界面产生丰富的事件。

图14 高尔基公园，莫·金兹堡，1930，来源：https://www.rent.com.au/blog/reinventing-density-co-living-second-domesticrevolution

图15 拉维莱特公园竞赛方案，1982

这是“社会凝结器”在社会中最多被引用的概念和定义，许多没有研究过这段历史的人误以为这一理论是雷姆·库哈斯提出的。这一定义最初发表于雷姆·库哈斯在2004年出版的《容纳》（Content）一书，他声称“社会凝结器”是他自己的知识产权（图16）。雷姆·库哈斯从金兹堡那里挪用了这个理念，通过专利将“社会凝结器”私有化，这显然与“社会凝结器”这一理想的、社会化的理念的初衷大相径庭。

图16 雷姆·库哈斯发表的“社会凝结器”专利声明，来源：https://arc701.files.wordpress.com/2013/09/koolhaas_content_patent_oヰce.pdf

在《癫狂的纽约》（Delirious New York）中，雷姆·库哈斯还提到了曼哈顿中心体育俱乐部，该俱乐部于1931年作为一座摩天大楼开放，是典型的构成主义“社会凝结器”的案例，产生和强化人类交往理想形式的机器。在雷姆·库哈斯的评论中，体育俱乐部是一个精英化、带有女性歧视的、私人的、按社会阶层分布活动的摩天大楼。根据雷姆·库哈斯的说法，体育俱乐部成功的秘诀在于它拥抱拥挤、随机和不可预测的都市生活特征。这种建筑本身就是“规划”生命的一种典型形式，这是颂扬生命完全屈服于大都市生活的阴谋。雷姆·库哈斯未能正确理解阿纳托尔·科普或亨利·列斐伏尔的翻译，使得“社会凝结器”成为 “艺术批判”现象的代表案例。

在苏俄前卫艺术运动中，构成主义具有非凡的领导意义。前卫的构成主义实践者们并无永久不变的法则，他们依着其时的环境将各个新课题加以解决，这便是其魅力所在。最初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是对早期资本主义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的抵抗，然而在物质现实的重重矛盾中，这场乌托邦的建筑实践最后悄然落幕。无论是出于政治宣传需求的满足、对平等社会乌托邦的追寻、还是对于工业化新兴艺术的应答，苏俄的建筑师们终究是成功打破了旧有的艺术，产生了新的建筑形式，把先锋派探索出的艺术成果普及开来。乌托邦式建筑具有非凡的创造力，其带给历史的财富与影响是不可小觑的。

现在的我们难以想象，在一个混沌不堪的世界中与乌托邦建立对话是多么的艰辛与困难，往往批判总是比创造容易。构成主义“社会凝结器”的力量在于激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将日常生活视为关注的中心。与二战后的现代主义建筑的追求一样，“社会凝结器”的提出塑造了现代主义者的信念，即重塑世界并朝着完美生活努力的可能性。现代乌托邦思想已受到了检验，通过撕裂过去并重新审视其内涵，从历史中吸取养分。为了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政治家、知识分子、建筑师以及所有人都必须记住这座人类建筑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感谢中国科学院大学张路峰教授提供的部分研究观点对本文的贡献。）

注释

1） 社会凝结器（The social condenser，俄文：социальный конденсатор），不是具体的某一类建筑形式，而是带有理想主义的建筑构思，它包含建筑师对公共住宅、工人俱乐部、规划的尝试。社会凝结器既是对未来的想象，又是由它而来的一种模式。

2） 莫伊塞·金兹堡（Moisei Ginzburg；
俄文：Моисей Яковлевич Гинзбург，1892-1946），构成主义理论奠基人，构成主义的精神领袖。现代建筑师协会创始人之一、首席理论家。

3） 《当代建筑》（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简称CA，俄文：Об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осприятия пространтсвенных величин и обьектов）主编是莫伊塞·金兹堡。在1926－1930年间，它是苏联唯 一的一本建筑专业刊物。该杂志的文章阐述了构成 主义运动者们的观点以及在建筑和城市规划领域中 的设计与实践中应采取的方向的思想与研究。

4） 全苏电气化计划，一开始就明确扩大工厂生产，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工业化过程，在这样的计划下，必须解决城市与乡村之间联系不足的问题。此外，还对各地的工业选址作了规划，尤其在库兹巴斯和乌拉尔矿区，还确定了它们与莫斯科之间的运输线路，作为新工业点的基础设施。

5） 沙赫特案件，苏联肃反运动（Great Purge，也称大清洗，俄文：Большая чистка）之一，指1934年在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执政下，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1937-1938年被称为苏联“大恐怖”时期，在此期间，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同时也使苏联的党、政、军、科学文化界失去了一大批优秀骨干，使社会主义失去了一次自我完善的机会。

6） 维·布赫利（Victor Buchli），英国社会主义学者，研究当代历史，著有《建筑人类学》。

7） 伊·茹尔托夫斯基，苏俄古典主义建筑师。

8） 这是由于勒·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建筑作品像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普罗米修斯一样完美，被现代主义研究学者称为“The Promethean Architect”。

9） 凯瑟琳·库克（1942-2004），是英国建筑师和俄罗斯国际知名学者。她曾在剑桥大学的建筑系任教。

10） 阿纳托利·科普是法国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1915-1990），他参与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城市规划运动，并于1970年与亨利·列斐伏尔共同创办了《空间与社会》杂志。

11） 奥·阿库申科（Olga Yakushenko），苏联建筑史学家。

12） 亨利·列斐伏尔（1901-1991），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开创性的对日常生活的批判而闻名，他提出了著名的城市权力和社会空间生产的概念， 对斯大林主义的辩证法、异化和批判的研究非常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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