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振轩 温进浪

（深圳大学 传播学院，深圳 518060）

电视剧《老闺蜜》于2020年开播以后受到广泛关注，2022年又在央视八套播出。该剧主要讲述5位背景各异的老年人因一场健康讲座而结成老闺蜜，继而决定开启“老年乌托邦”的新生活，共同面对老年社会问题的经历。尽管电视剧的主角是5位老闺蜜，但她们并没有与家庭关系中的年轻一代构成代际对立，她们5个人各自不同的背景、性格、生活方式等形象符号，比较贴切地将其作为社会个体的特殊生命阶段投射在荧屏上，正视了老年群体积极的社会介入过程。与以往的老年题材电视剧不同，《老闺蜜》扎根现实主义题材，全景聚焦老年人的新晚景图。团体格局视角下老闺蜜们所形成的老年圈子文化，不仅指涉了电视剧中老年人的新生活空间，还是现实社会中老年群体的场域重构的影射，更为老龄化社会指征下老年群体的养老焦虑与代际和解带来思考。

焦虑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不仅是社会文化、历史脉络的产物，也与社会交往和生活紧密关联。考察特定文化语境下的情绪范畴可以洞见其与社会行为及社会关系的联系，［1］厘清社会养老焦虑的文化渊源和深层因由。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观念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代际之间均衡取予的反映，经历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沉淀，演化成为当下家庭普遍的养老经验。“百善孝为先”更是反映了“我养你小、你养我老”的代际之间的生存关系与“互哺”共存的基本态度。费孝通先生将这种社会现象定义为社会家庭“反馈模式”，［2］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以家庭为单位的责任共同体，即以实现个体在不同生命阶段延续生存为目的的物质利益交换与精神慰藉互补。现代社会中，中国传统的“反哺养老”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接力养老”产生了思想交锋，然而孝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扎根在代际的责任与义务关系中，进而形成了一种社会意识，使得这种“反哺”在中国具有普适意义。

代际关系基于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因而必然存在代际差异，代际差异也成为代际冲突的重要诱因。从家庭伦理题材电视剧的一般性而言，情节多以伦理共识为基础，以人物关系为框架，以家庭矛盾为叙事动力。［3］电视剧《老闺蜜》在向观众展示5位风格迥异的老闺蜜的同时，也呈现了5组典型的代际关系图谱，将代际冲突表征为物质性的关系疏离与非物质性的意识鸿沟。

其中，梅姨（王馥荔饰）和艾琳（潘虹饰）的代际关系主要表现为现实空间中家庭代际角色缺位带来的代际断裂。梅姨的儿子大海在支教过程中英年早逝，留下一个咖啡馆，成为了梅姨对代际关系想象的精神性空间。艾琳的儿子远在美国，留下艾琳独自生活，儿子甚至不希望母亲参加自己的婚礼，这种代际冲突由物质空间割裂催化的伦理空间反思也是社会养老焦虑的现实反映。刘大夫（许娣饰）和红姐（吴冕饰）的代际关系主要表现为家庭空间作为本体生存空间的观念和意识的矛盾。在她们的生活实践中，在家庭、婚姻、生活方式等重要议题上都存在明显的分歧，而这些分歧共同指涉了群体差异背景下的代际角色主体的显性与隐性。相比之下，宋丽娜（宋晓英饰）关于家庭关系的笔墨重在其与丈夫包玉刚（冯千饰）之间，但不可忽略的是，代际冲突是他们老年婚姻关系危机中不易自觉的重要因素。具有独立女性形象的包蓓蕾（孔雁饰）作为宋丽娜与包玉刚的女儿，在与父母的代际关系处理上往往选择性地忽视了老年人的生活和情感需求，缺乏代际黏性。这也真实呈现了当代家庭的伦理困境。不难想见，代际冲突的表征虽然复杂，但其已经跃升为社会养老焦虑的精神危机中心。电视剧《老闺蜜》基于深度老龄化的重要社会现实，提供了社会养老焦虑的类型化文本。

“在一些较早的文化中，转向老年这个年龄等级往往标志着地位所能达到的顶峰，但是，在发达的社会中，退休也许带来相反的结果。”［4］“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老年人在家里和更广泛的社会共同体中易于缺乏权威。”［4］“随着技术和社会的高速变迁，老年人无所适从，这意味着，他们甚至可能成为‘最终的陌生人’。”［4］然而，当下老年人的社会圈层并不拘泥于传统的家庭空间或是被建构的伦理空间，他们作为城市再融入的主体，正通过空间生产经验的积累书写新的场域话语。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场域内充满着不同力量关系的对抗。［5］老年群体从家庭空间中挣脱、融入到城市新空间的过程，经历着自我力量与社会刻板印象阻碍的对抗。通过对自我形象的重新塑造，老年群体重新寻找自我形象的实践路径，并通过凝聚共同体意识，形成适应新的城市主体发展的社会化圈层。在某种程度上，老年群体通过再社会化重塑了价值观与行为模式，形成了具有协同性的老年圈子。

再社会化既是一种建构方式，又是一个建构过程。电视剧《老闺蜜》中5位老闺蜜的相遇场所——老年“健康讲座”会场，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空间。在其中，她们以共有的原生价值尺度与行为模式初构了具有同质性的圈子模型。事实上，不论在圈子内部还是圈子外部，老年群体都同样需要调整自身的角色定位，寻求社会对其的重新接纳。就其内部而言，5位老闺蜜的圈子形成过程就是她们相互接纳的过程，新的社会圈层归属为其提供了情感归属的场域，把在家庭空间中所缺失的被重视、被倾听、被需要等情感在圈子中复刻出来。就其外部而言，5位老闺蜜积极通过身份修正再融入社会，以完成对自我身份与价值认可实现的满足，增强社会归属感与自我认同感。在这其中，归属感属于身份认可，它是老年群体在都市身份认同中对自我定位的范围。而社会认同感是在城市生活中对自我价值判断和行为规范的认可程度，属于价值认可。［6］

在剧中，刘大夫以三甲医院退休主任医师的职业经验应聘家庭育儿师，艾琳以专业技能与个人气质担任老年舞蹈队的教师，梅姨继承儿子大海经营的一家咖啡馆，红姐和老伴唱着喜欢的曲子《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宋老师陶醉在各种生活的小乐趣中。她们通过积极的社会融入和相互接纳，延续着自我的价值，维系着再社会化的老年群体圈层。同时，她们在再社会化的圈层中进行自我呈现，能够唤起更多老年群体的情感共鸣，帮助更多老年人展现自我形象，从而扩大社会圈层的场域。电视剧选取5位不同社会角色、不同社会阶层的老年女性来展示都市老年群像，她们的行为代表了当代老年群体再社会化的个体经验，具有比较典型的现实价值。在既往的影视剧作品中，老年群体的形象往往被矮化，其健康状况、心理状态、家庭角色、社会参与等方面都被有意识地进行消极化的呈现。［7］《老闺蜜》一改老年群体的依附性角色特征，通过对老年个体自主再社会化的影像叙事建构起老年群体社会圈层归属的新场域。

从艺术形态的角度考察，时间和空间为影视剧的人物形象塑造创设了特定的时间指向和场域空间。细观近年来国产老年题材影视剧，不难发现家庭空间始终是老年群体归属与认同的核心场域，其从社会化到回归化的空间流向深刻地烙印在老年群体的形象变迁中。单从影视剧的名称就能洞见老年群体在家庭空间、代际关系角色中的附属属性，不论是《当婆婆遇上妈》，还是《婆婆来了》《丈母娘来了》等，老年群体，特别是老年女性群体的行为与情感，深陷于代际关系的起伏之中，往往表现为家庭空间内部关系的斗争者形象。在这些老年题材影视剧的叙事模式中，老年群体的话语空间局限在家庭空间内部，其社会身份在单一空间中逐渐迷失，精神空间的社会性滋养存在很大的缺失。诚然，在传统的叙事模式中，创作者仍然有意识地观照了老年群体在家庭空间中作为独立个体的情感主张，一般在完成家庭空间任务或使命之后，寥寥几笔带过其对夕阳红的憧憬。不难想见，老年群体的情感需求在创作者的视角中处于比较重要的位置，其社会属性则远不及此。

随着人们精神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老年题材影视剧也在反思现实社会中老年群体的精神需求，并逐渐在叙事上突破以家庭作为单一叙事空间的模式和结构，实现空间重叠。电视剧《老闺蜜》比较集中地建构了相对独立的空间与乌托邦式的老年圈子。5位老闺蜜从家庭空间中抽离出来，自主创设并积极融入带有自身社会属性和情感关系的新空间。这体现在她们先后搬入艾琳家的别墅，以生活空间取代了家庭空间作为其老年生活的空间想象，并以各自的社会属性与情感逻辑作为空间基底。然而即便如此，身份的融入也尚未完成，家庭空间与生活空间表现出明显的重叠性。十字绣《清明上河图》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老闺蜜跨空间交流的媒介符号。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圈子形成，必然有圈子文化根植于其中，不能忽视圈子文化的封闭性与松散性。5位老闺蜜的老年圈子是自发形成的非正式组织，其中必然有属于圈子内部的话语系统和规则，一旦发生规则冲突，则必然影响圈子内部的关系结构。艾琳作为老闺蜜生活空间的主导者，顺势成为圈子的核心，宋老师、刘大夫、红姐与艾琳的频频冲突一方面指向圈子文化的封闭属性，另一方面也表征了身份融入过程中的文化拼接与话语博弈。我们常把身份融入标记为一种状态，认可它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的社会实践认知和思考结果，［8］而个体往往在这种状态中不断形成身份认可，进而产生归属感。

由此可见，作为老年圈子的乌托邦生活空间，广场舞等满足了老年群体当下的空间生产需要，其中不仅建构了情感逻辑，还裹挟着颇浓的社会性意味。与一般圈子不同的是，老年圈子文化中的情感逻辑是特殊的，再社会化的行为动机影响了其圈子文化的价值排序，因而圈子文化的松散性特征在老年圈子中被淡化。《老闺蜜》中的艾琳最终留在遥远的香格里拉，看似脱离了老年圈子的物理空间，但圈子文化的精神滋养催化了空间的重叠性，圈子中的个体携带着群体文化因子又进入到不同的空间中，实现其他空间的再生产。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普遍现象。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龄化速度快，高龄化、空巢化问题日益突出。近年来，老年题材影视剧在发展中不断与时代结合、与社会结合、与文化结合，在类型影视剧中实现了质量的跃升，日益成为推动文化养老、实现老年人物质与精神双富裕的重要媒介。在老龄化时代，影视剧创作聚焦老年群体反映了文艺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对老年群体的关怀。我们也期待着老年题材影视剧在文化语境、审美意蕴上更鲜明的时代建构，丰富我国影视艺术生态结构的多元化与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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