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依芳，王 昶，何 琪

(中南大学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近年来，随着发达国家启动 “制造业回归”和 “再工业化”等战略，并通过一系列政策支持将新材料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竞争的重要基础，我国顶层政策对新材料产业的扶持也开始不断加深，新材料产业不仅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也构成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石。而发达国家的战略扼制和技术封锁促使我国关键新材料国产替代应用正成为未来新材料行业内主旋律，也成为产业发展的崭新阶段，它意味着大批新材料制造企业将通过政府和市场培育，从低端化国内供给转变为高端化全球供给。例如， 《中国锂离子电池隔膜行业白皮书 (2021年)》指出，星源材质作为干湿法隔膜的供应商，2020年占中国总体隔膜市场份额的20.7%，全球隔膜市场占有率12.77%。但我国多数下游制造企业依然对进口材料保持长期依赖关系，对关键新材料国产替代意愿不强，使得国产关键新材料依然存在品质跟不上、供给不充分和自主不可控的问题。因此，如何在大国战略封锁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提升下游企业关键新材料国产替代应用意愿成为我国新材料产业亟需破解的现实难题。

面对现实困境，现有文献还缺乏足够的理论解释。在已有理论中，组织创新采用理论在回答一般性企业采用意愿与行为背后的动机、行动、目标和方向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1]，这些理论主要关注组织采用作为一种选择决策及其背后单个选择阶段的驱动因素，忽视采用作为组织寻求相匹配解决方案的过程：在组织决定是否采用一种新产品或服务时，面临独特的多阶段、多人员、多部门和多目标的采用过程[2]。现实中，当企业决定将创新纳入其价值链活动以产生商业价值时，采用前意愿和采用后意愿至关重要，这涉及企业在创新采用的不同阶段对自身需求的适当调整、内部资源的有效分配和外部合作关系的合理建立，这种多阶段行为演化突破原有的模型和研究框架，对现有组织采用理论提出挑战。其实，已有研究开始关注这一研究缺口，并借助技术-组织-环境模型对影响组织不同阶段采用行为的因素进行理论解释某些因素 “何时”和 “为什么”在不同阶段影响组织采用意愿与行为[3]，为深化组织创新采用过程研究奠定基础，但依然未能系统解释不同阶段下的组织采用逻辑、阶段特征和关键影响因素，难以刻画组织创新采用意愿的演进过程。

基于现实问题与理论缺口，本文试图从组织采用理论视角，通过多案例程序性扎根方法，揭示关键新材料国产替代应用意愿的形成与演化过程，重点探讨国产关键新材料的替代逻辑及其影响机制。

1.1 关键新材料

关键新材料被视为国家经济增长的刺激主体和技术创新的推动者，在推动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消费电子、新能源、航空航天和汽车行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4]。随着关键新材料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关键新材料的市场应用问题也引起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关注。已有文献将新材料市场应用进一步细化为研究供应商的新材料商业化策略和需求方的新材料采用行为，供应商的新材料商业化策略是指供应商通过战略市场细分、客户访谈和市场选择对新材料进行可行性测试，实现市场推广[5]，强调从供应商视角去理解与潜在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商业化互动活动；
需求方的新材料采用行为是指下游企业通过制定全面和理性的测试周期来衡量新材料使用的价值与风险，从而做出采用决策[6]，强调从需求方视角去理解新材料如何被采用和接受使用，是检验新材料成功商业化的基本概念[7]。由此，根据对新材料市场应用研究的划分，学者主要从上游商业化策略和下游组织采用逻辑两个方面展开研究。

上游商业化策略方面，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被认为是最有效的两类新材料商业化策略。基于技术推动策略，学者们认为新材料商业化是由科学驱动且通过科学发现触发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最终以商业化形式进行传播或应用。基于需求拉动策略，Maine等[8]通过分析新材料企业案例提出价值链终端客户的需求拉动才是推动新材料商业化的助推器。他们发现大多数新材料商业化都是生产中间产品，其直接客户是零部件供应商和组装产品的原始设备制造商，这使得新材料在商业化过程中无法直接接触价值链的终端客户，缺乏被网络化的市场参与者接受和传播，从而导致价值链终端的抵制行为。

下游采用逻辑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基于制度逻辑探讨下游关键新材料的采购行为，认为组织行为受更深层次社会结构或制度影响，是组织中市场体系参与者所共有的实践、理解和规则[9]。而企业扩大规模和实现可持续性增长都离不开优势资源获取，因此下游企业会在社会既定制度框架下采用关键新材料以获得合法性，如采用可再生能源来缓和环境破坏与能源浪费，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10]、采用低碳材料来降低碳排放，实现回收再生产[11]。也有研究提出市场逻辑是影响组织采用的关键，企业的行为活动是以达成交易为导向，获取利润和实现相关者利益为目标[12]。

1.2 国产替代应用的组织创新采用视角

发达经济体对发展中国家制造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打压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初级商品出口和制成品进口的角色，如中国制造已陷入全球价值链 “低端锁定”境地[13]，基于此，学者提出有关国产替代的研究议题。现有替代研究主要关注进口替代，认为发展中国家在长期处于 “低端锁定”的制造劣势下可通过强制性政策来干预制成品进口，以促进国内产业发展并减少外贸依赖[14]，重点考虑宏观层的政府决策和中观层的产业发展，但忽视工业化后期微观层面的企业自主国产替代行为。与工业化前期进口替代造成的长期非完全竞争市场、企业技术能力下降和出口产业发展滞后不同[15]，国产替代应用既是上游企业通过对产品进行全面技术提升并形成差异化优势后，影响下游企业产生国产采用行为的过程，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保证企业供应链可控性和安全性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实现低端突破的市场手段[16]。

国产替代应用作为一种组织创新采用行为，可被视为包含多种组织活动的阶段式行为过程，替代与否受到不同阶段组织所处状态的影响。在组织创新采用研究中，部分学者认为组织创新采用是计划、行为或决策结果，被看作组织从开始到做出决定的决策过程，强调潜在采用者在接受一个新产品、服务或想法之前要经历的一系列阶段。关于组织创新采用作为行为过程，有学者探讨 “意识-选择-采用-实施-常规”五阶段下的采用问题，提出高管感知、供应商网络、合作伙伴网络、组织基本特征和市场压力对阶段采用的影响。此外也有研究探讨 “意愿-采用-常规”三阶段下的采用前因，发现技术特征中的相对优势和复杂性，技术能力，高管支持和规范压力影响意愿阶段；
技术能力，强制压力，规范压力影响采用阶段；
高管支持，规范压力影响常规阶段[17]。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3个方面需要完善：①现有关键新材料下游采用逻辑主要从宏观视角提出制度逻辑和市场逻辑，在大国战略封锁情境下，采用逻辑有待进一步拓展，尤其是不同阶段下微观层面企业采用逻辑的探索。②如何提升企业的自主国产替代应用意愿，现有研究探究得极其有限，更多将国产替代看做一种企业战略举措[18]，未能将其视为一种阶段式的企业行为。国产替代应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企业决策，只有针对其不同的行为阶段特征，才能厘清企业国产替代的一般规律。③虽有个别研究开始探讨企业国产替代的驱动因素[19],发现组织、环境和技术层因素对行为的影响，但并未深入挖掘企业国产替代行为背后的微观作用机制。因此，在不同采用逻辑下，制造企业如何产生关键新材料国产替代应用意愿，这种意愿又是如何阶段性演变，是亟需探究的问题。

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多案例扎根分析方法主要基于两点考虑：①研究对象特殊性。关键新材料国产替代具有情景化特征，且研究角度较为新颖而现有文献较少涉及，需要通过对典型案例扎根分析，从企业实践中去提炼影响关键新材料国产替代的关键因素并建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②研究内容复杂性。本文需要剖析不同阶段下关键新材料国产替代的过程，具有动态性，基于案例数据的程序化扎根分析能够深入剖析管理实践活动的过程及背后的机制[20]。

2.2 理论抽样与案例选择

根据案例研究的典型性和理论抽样原则，对案例进行以下筛选。①典型性。本文研究目的是为剖析不同阶段的关键新材料国产替代，有必要选取典型国产关键新材料供应商及采用商，以便从双方视角探究影响替代的关键因素与机制；
②多样性。为了能全方位洞察组织创新采用的阶段差异，需考虑案例间的异质性和同质性，如企业规模、企业类型、企业成立时间等；
③准入性。确保足够的访谈时间和访谈人数，并可在调研后续阶段通过微信、邮箱和电话等方式持续跟进相关数据。通过以上3个标准，最终选定6家案例企业，具体案例见表1。

表1 案例样本信息

2.3 调研过程与访谈对象

本文收集的案例企业资料情况见表2。由表2可以看出：①半结构化访谈F1，主要集中在2019年10月至2021年7月，包括前期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年会 (昆山)和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大会 (长沙)等全国性会议上访谈，以及后期在深圳、长沙等地对相关企业进行深入的实地走访。我们对6家案例企业总共进行8次正式访谈，访谈全程进行现场录音和实时记录，访谈后再根据录音对记录内容进行文字整理；
②企业内部文件F2，印刷版的内部资料和对外宣传电子资料；
③参与式观察F3，在案例企业走访期间，针对上游材料供应商和下游材料应用商进行企业展厅、制造车间和研发实验室的参观和考察；
④新闻报道S1，企业重大事件报道和新闻采访，如 “比亚迪国产碳化硅材料的首次尝试”；
⑤行业研究报告S2。发布在新材料在线、高工锂电、新材料产业和新材料智库等公众号和行业调研报告；
⑥公开资料S3。案例企业管理者的公开讲话、企业网站公开资料、上市公司年报等；
⑦其他数据O1：包括案例企业研究型论文和出版书籍。

本文选用以Strauss为代表的程序化扎根理论，根据贾旭东等[20]总结的程序化编码流程对收集到的案例数据进行 “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三步骤分析，如图1所示。为了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本文的归纳和编码过程严格遵循程序化扎根理论的模型构建步骤，采用人工为主、Nvivo软件为辅的方式，对原始数据进行概念化与范畴化提炼，并在范畴化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主范畴。

表2 案例企业资料收集情况

图1 程序化编码流程

3.1 开放性编码

开放式编码。以访谈原始语句为分析基础，将语句贴标签并进行概念化总结，得到61个概念，之后将概念化后的数据进行合并汇总，形成范畴化概念，最终得到53个初始范畴，见表3。如果在概念化和范畴化过程中存在争议，则进行小组内部的讨论与修订，避免编码参与者的主观意识对案例数据的影响。

表3 开放性编码示例

3.2 主轴编码

为了搭建起初始范畴之间的各种内在关系和逻辑，按照正规的程序化主轴编码步骤，基于开放式编码进一步将具有内在关系的初始范畴进行聚类和重新命名，并实现主范畴的挖掘，最终53个初始范畴被归类为27个副范畴，归属为12个主范畴，见表4。

3.3 选择性编码

在主轴编码之后，通过反复对原始数据、概念、范畴以及主范畴之间进行比较，形成选择性编码，即 “核心范畴”。围绕核心范畴，关键新材料国产替代过程便有一个清醒的逻辑故事线：组织创新采用行为的特殊性使得国产关键新材料的采用意愿形成过程需要经历 “有材试用” “有材复用”和 “有材常用”3个阶段，不同阶段的组织关注点 (组织感知-组织满意-组织信任)导致组织在采用意愿的形成过程中面临不同的影响因素，见表5。

表4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表5 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示例

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根据程序化扎根理论编码流程，随机抽取装备企业和材料企业 (星邦智能装备、泰嘉新材)的案例数据检验理论饱和度。经过逐步编码和分析，获得21个初始范畴，经过整合与提炼后形成的5个副范畴 (可靠性、相对优势、政府支持、供应商声誉、材料满意)都与已得到的副范畴概念相吻合，未发现新的范畴和关系，表明模型的各个范畴达到饱和，模型具有较好的理论饱和度。

4.1 有材试用阶段：效益导向的替代逻辑

有材试用阶段是指下游企业对国产关键新材料从不替代到替代的时期，以企业感知国产关键新材料特征后的采用意愿来衡量，是企业全面了解国产关键新材料的关键阶段，可理解为首次替代意愿。此时，企业首次替代意愿主要以提升经济效益为决策依据和评价标准，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产生国产关键新材料的替代意愿，刺激因素主要来源于两类：第一类是国产关键新材料的特征，如增加工作量 (W)、降低制造成本 (B)和增加产品竞争力 (Z)等。现有组织采用研究表明，组织行为决策受创新特征的影响[22]，尤其是对特征带来风险和效益的判断。第二类是企业在面临首次国产替代决策时所处外部环境，制度理论认为组织行为会受其所处制度环境的影响，如国产材料使用率反弹 (X)、龙头企业示范压力 (Z)和政府财税政策补贴 (S)等。首先，一般企业会考虑模仿标杆或龙头企业的替代决策来应对国产替代带来的不确定性，确保替代可行性；
其次，我国为推动新材料采用陆续颁布的 《新材料标准领航行动计划》 《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和 《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等政策文件，不仅加强企业遵循规范和获得合法性的压力，也加快企业间国产关键新材料首次替代意愿同质化过程。

当企业首次替代认知与材料特征和企业所处外部环境相互作用时，企业意识到替代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个影响源于组织感知到的收益和损失。收益主要来源于企业感知到材料是否有用和易用，在研究案例中，感知经济效应增加 (B)和感知制造效率提升 (W)被企业经常提及。已有研究表明，感知有用和感知易用决定组织采用一种技术的意愿和行为[23]，即国产关键新材料的可用性和易用性决定首次替代的可能性。损失主要来源于国产关键新材料首次替代时可能存在的风险，包括性能风险 (B)、资金风险 (BX)、安全风险 (Z)等。事实上，企业对替代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不良后果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实际替代过程中需要承担的潜在利益损失、成本损失，以及与性能恢复和损失控制等额外费用。

由于企业感知到的收益和损失的存在，关键新材料首次国产替代意愿才得以形成。案例中发现，企业对首次采用国产关键新材料非常重视，在采用之前会通过长期的项目测试来确保材料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满足企业基本需求。这是因为首次国产替代意味着下游企业需要突破 “有材不敢用”的现实瓶颈，在产品制造环节摆脱对进口关键新材料的资源依赖且替代后获得一定的经济效应。

4.2 有材复用阶段：价值导向的替代逻辑

有材复用阶段是指下游企业对国产关键新材料从首次替代到持续替代的时期，以企业的满意度和在首次采用阶段后继续采用国产关键新材料的意愿来衡量，是企业与国产关键新材料建立长期关系的过渡阶段，可理解为持续替代意愿。此时，企业持续替代意愿主要以创造整体发展价值为出发点，在首次采用期间发现国产关键新材料特殊价值的情况下产生的采用意愿，刺激因素主要来源于两类：第一类是企业在首次替代过程中发现的国产关键新材料供给与企业实际需求的匹配程度，如材料达到企业产品功能要求 (Z)、材料达到企业技术指标要求 (X)等，这对企业能否顺利将国产关键新材料融入产品制造起着重要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当技术被采用并与企业任务相匹配时，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企业持续采用的积极性更强[24]；
第二类是企业在替代前和替代后对国产关键新材料的期望确认，期望理论认为企业在采用某项技术前会产生采用期望，此后在采用过程中评估其具体表现，并将表现与最初的期望进行对比来衡量达成期望的程度[25]，如果企业之前有过替代经验，那么他们的期望往往会更现实，如外观期望 (W)、安全性期望 (S)和绩效期望 (BX)等；
而如果企业缺乏对国产关键新材料的替代经验，那么其期望可能来自同行业的反馈，媒体报道和政府推广等渠道。

当企业的持续替代认知与国产关键新材料供需适配度和企业期望确认相互作用时，企业意识到持续替代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个影响源于组织对材料的满意，包括对材料本身的满意和材料用于制造的满意。材料满意主要来源于企业对国产关键新材料的性能满意 (X)和质量满意 (Z)，与首次替代企业仅能感知材料特征不同，在持续替代阶段企业可以基于采用后的具体材料表现来形成进一步的认知变化，这也证实大多数材料的价值主张仅仅是在市场需求上对性能和质量的改进。制造满意主要来源于国产关键新材料使用后的绩效满意 (B)和产能满意 (W)，这表明国产关键新材料在实际使用中可以提供更好的绩效产出或生产能力，使下游企业具备更强的竞争优势。

随着企业对国产关键新材料的满意度不断提升，其持续国产替代意愿得以形成。从研究案例看，企业首次国产替代行为是后续持续国产替代行为的前提，但国产关键新材料的持续稳定发展取决于国产替代的持续性，当企业获得替代经验后，其替代熟悉度越高，面对的市场和技术不确定性越低，国产替代意愿变得更稳定和非临时性。

4.3 有材常用阶段：安全导向的替代逻辑

有材常用阶段是指下游企业对国产关键新材料从持续替代到常规替代的时期，以企业的信任和持续采用后的常规替代意愿来衡量，是将国产关键新材料供应商视为长期合作伙伴的阶段。此时，企业常规替代意愿主要以保障供应链安全稳定和自主可控的情况下产生的长期采用意愿，其刺激因素主要来源于两类：第一类是可以支撑企业间长期合作的国产关键新材料供应商资质，包括供应商能力和供应商声誉，其中供应商能力如智能生产能力 (B)、设备性能改造能力 (Z)和材料性能改善能力 (X)等；
供应商声誉如大客户背书 (BX)和行业赞誉 (S)等，而已有研究表明根据供应商资质来选择长期合作对象对于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保持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26]。第二类是企业与国产关键新材料供应商的关系，包括供应商配合和供应商满意度，其中供应商配合如企业内部实验配合 (B)、样品再研发 (X)和时间配合 (Z)等；
供应商满意度如门当户对 (W)和良好关系 (B)，而良好的相互关系意味着供需之间的高度相互依赖，在关系营销研究中，企业一般会与供应商建立长期关系来管理增值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并降低交易成本[27]。

当企业的常规替代认知与国产关键新材料供应商的资质和关系相互作用时，企业意识与国产关键新材料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个影响源于企业对供应商的信任，在供需关系研究中，信任被认为比投资和承诺更重要[28]，包括认知上的信任与情感上的信任。认知信任主要来源于企业对供应商产品和技术能力方面的认可，如具备长期稳定供货能力 (B)、协助开发能力 (W),这在选择与高度不确定性相关的国产关键新材料供应商时尤其重要，例如与材料技术相关的不确定性是企业无法完全预测的供应商技术创新和生产关键新材料的未来状态。情感信任主要来源于企业对供应商直觉和关系方面的信任，如态度坦诚 (W)、兄弟关系 (X)、互利互惠 (S)，这类信任代表企业的一种状态，是对国产关键新材料供应商的持久依赖或支持感。根据案例反馈，在企业与国产关键新材料供应商早期关系中，情感信任因素的影响相对更重要，而在关系成熟阶段，情感信任的重要性下降，而认知因素，尤其是能力信任的重要性上升。

由于企业对供应商认知信任与情感信任的出现，关键新材料常规国产替代意愿才得以形成。案例分析发现，当下我国制造业产业正处于供应链补链和强链的关键时期，建立长期关键新材料供需关系的前提是企业选择可信赖的国产关键新材料供应商，并对其进行全方位评估和合作后变成命运共同体，这其中包括与供应商共同开发新产品，如比亚迪与星源材质共同研发刀片电池的隔膜材料；
要求供应商派遣技术人员在企业研发中心工作，共同改进现有产品设计等。这些举措都是为保障双方长期合作下的关系稳定性和常规替代的持久性，是实现企业供应链安全的基础。

4.4 理论模型

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关键新材料国产替代的组织创新采用过程的演化分析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关键新材料国产替代应用的过程演化模型

5.1 主要结论

(1)国产关键新材料国产替代应用主要分为3个阶段，即有材试用阶段、有材复用阶段和有材常用阶段。不同替代逻辑促使组织在国产关键新材料替代意愿产生的不同阶段的关键驱动与障碍因素不断变化，形成组织对国产关键新材料的感知、满意和信任，激发组织的采用意愿。

(2)国产关键新材料国产替代应用的不同阶段遵循差异化替代逻辑：有材试用阶段的替代逻辑遵循效益导向的短期合作，即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情况下产生国产关键新材料的短期采用意愿，例如，为获取国家新材料首批次采用补贴和保险补偿而产生的采用意愿;有材复用阶段的替代逻辑遵循价值导向的中期合作，即在采用期间发现国产关键新材料特殊价值情况下产生中期采用意愿，例如质量、性能和绩效上的提升等；
有材常用阶段的替代逻辑遵循安全导向的长期合作，即在保障供应链安全稳定和自主可控的情况下产生国产关键新材料的长期替代意愿，例如与国产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抵抗大国竞争和新冠疫情导致的外部不确定性。

(3)有材试用阶段的刺激因素包括国产新材料的特征及外部环境的模仿压力和政府支持；
有材复用阶段的刺激因素包括国产新材料的供需适配和材料采用组织的期望确认；
有材常用阶段的刺激因素包括材料供应商资质和供应商关系。

5.2 理论贡献

(1)对关键新材料下游采用逻辑研究的贡献。现有研究虽从宏观层面提出制度和市场逻辑对组织采用新材料的影响，但对动荡环境下企业采用逻辑变化的探讨极其有限。本文突破现有研究仅从产业和市场两个维度探究企业新材料采用逻辑的局限，尝试从企业微观行为层面分析影响企业国产关键新材料的采用逻辑。一方面，通过采用逻辑的动态演化分析不同采用阶段下企业替代逻辑的转变，打破原有静态逻辑对采用的影响；
另一方面，本文拓展并深化关键新材料采用逻辑研究，为未来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见解和证据。

(2)对国产替代应用研究的贡献。已有研究开始探讨国产替代的路径和机制，也有学者针对影响因素，提出高管支持、技术能力、资源冗余、政府支持等内外部因素对企业国产替代决策的驱动作用。然而，现有研究仅将国产替代作为企业决策，没有考虑到企业做替代决策时的行为特征，未能考虑不同决策阶段的关键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本文针对关键新材料和企业行为决策特征，通过组织创新采用理论视角，探讨不同采用阶段的国产替代驱动因素和微观作用机制，为研究企业国产替代应用提供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

(3)对组织创新采用的贡献。国产替代应用本质上是一个组织采用的过程，已有组织创新采用研究主要将创新采用作为 “行为过程”或 “决策结果”，而在行为过程研究中虽有部分研究分析不同采用阶段的影响因素[26]，但鲜有研究分析每阶段的差异性因素。本文构建关键新材料国产替代应用的过程演化模型，弥补现有组织创新采用相关研究中仅通过静态分析探讨企业采用意愿的不足。

5.3 实践价值

(1)国产新材料供应商主体应重点围绕材料特征在合作初期对客户进行采购公关。突出国产关键新材料可能带来的效益，降低采购企业的替代顾虑；
政府和产业协会应联合推进产业龙头企业参与国产替代行动，通过 “领头羊”产生示范效应，并大力推动首批次替代补助的政策推广和实施.

(2)国产新材料供应商应详细解客户项目需求，在持续合作中满足客户对国产技术的期望，凸显国产关键新材料带来的独特价值，并进一步制定降低下游转换成本的策略，提升替代满意度。

(3)国产关键新材料供应商一方面需要在市场上获得大客户背书，形成与进口材料相抗衡的技术能力；
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客户产品研发，与其建立紧密的创新研发网络并着力保障供应安全和自主可靠，增强客户对国产关键新材料供应商的信任度，实现国产替代的常态化。

猜你喜欢意愿关键供应商健全机制增强农产品合格证开证意愿今日农业(2022年2期)2022-11-16硝酸甘油，用对是关键中老年保健(2022年1期)2022-08-17高考考好是关键中学生数理化(高中版.高考理化)(2021年6期)2021-07-28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支持基层创新创造农村财务会计(2017年2期)2017-02-22供应商汇总中国洗涤用品工业(2015年8期)2015-02-28供应商汇总中国洗涤用品工业(2015年6期)2015-02-28供应商汇总中国洗涤用品工业(2015年2期)2015-02-28An Analysis on Deep—structure Language Problems in Chinese教育界·下旬(2014年5期)2014-06-30生意无大小，关键是怎么做？中国商人(2013年1期)2013-12-04生意无大小，关键是怎么做？中国商人(2013年1期)2013-12-04